當代中國城鎮化代表了傳統中國走向現代中國的歷程

　　在1850～1950年的百年間，一些新動力在古老的傳統中國逐漸形成，除了現代工業社會的科學、技術和組織外，還有一些是基于西方18世紀以來發展成熟的新政治模式和新價值觀。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王朝體制、自給自足的以傳統小農為代表的經濟以及儒家經典所代表的價值觀失去了應對中國問題的主流地位，而且其持續價值亦受到質疑。城鎮作為文明與經濟的載體，開始脫離傳統中國城鎮以行政和支農為主的規律。

　　自1949年后，當代中國繼承了以往100年的兩大發展趨勢：一是空間分布上的沿海沿江發展模式;二是在指導思想上接納了西方的技術與民主思潮，強調工業化和現代化。為了扭轉受列強欺侮的歷史，新中國領導人對上述發展趨勢進行了重大調整，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背離了沿海傾斜的模式，而是選擇了新的以工業化為基礎、空間均衡發展以及自給自足的經濟策略，在指導思想上揚棄了西方資本主義，而采用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

　　1979～2009年，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中國領導人提出了結合國情、融和傳統的改革開放新方向，打造了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期間，中國城鎮與城鎮化有了新的發展，城鎮化率不斷提高，使中國重新成為世界大國。同時，一個新的城鎮化概念亦逐漸形成，對未來世界經濟與世界城鎮化具有深遠影響。本文只討論新中國首個30年的經驗及其特征。

　　1949～1979年中國城鎮化的價值觀及策略

　　新中國成立時繼承了破碎的經濟和較低的城鎮化率(10.6%)，全部城鎮人口只有5765萬人。[1]出于對傳統城鎮的失望及外國強加的西方主導的新城市理念，特別是對外國及外企享有特權的“條約港”和“租界”的反感，中國的治國理念轉向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對新中國的經濟及城鎮發展歷程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主要觀點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及斯大林，其中被新中國采納而且對城鎮化有指導意義的是：(1)認為社會主義階段前的城市是丑惡的，是資本主義的堡壘，其表面的繁華是建基于對城市下層及農民的剝削;為了要壓制大城市問題，工業布局要鄰近原料和農業地區;城市本身要被改造，成為平等的社會主義居所。(2)認為現代工業是社會主義的基礎，而城市是社會主義工業最有效率的平臺，因此工業化必定推動城市化。中國因應自己的歷史、社會、地理和地緣政治狀況，又增加了三個考慮：(1)國家安全;(2)中國是個低水平發展中國家;(3)要快速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過，這些考慮因情況變化而有不同的實施辦法。自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后，由于與蘇聯關系惡化、“大躍進”及三年嚴重經濟困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點由“超英趕美”的重工業改為“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經濟發展的產業先后序列由“重、輕、農”改為“農、重、輕”。

　　具體發展情況

　　這一時期的發展規律是：在工業分布上改變過去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狀況，將新工業投資重點放在內陸新建及擴建城鎮上，使城鎮及工業區域均衡分布，鄰近主要原料和能源產地。其后，出于國防考慮，采取“山、散、洞”式在中、西部分散布點。由于不少技術、設備和人員都來自沿海大城巿，導致沿海地區人口內遷，因此沿海地區出現“逆城鎮化”。筆者曾在《中國的大都市》一書中以回歸法分析1958～1981年中國城鎮化與工業化有密切聯系。[2]這一時期的城鎮化空間過程有合理性，雖然全國的城鎮變動不大，但內陸城鎮數量有顯著提升，而沿海地區卻停滯，體現了國家由沿海向內陸分散政策的成功。此外，在原有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100萬人口以上)和大城市(50萬～100萬人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削減了城市的第三產業(消費功能)，加速其向工業城市轉變，將“消費城市”改造為“生產性城市”。在城市生活設施（包括住房、交通、娛樂、康體服務等）方面，在“先生產，后生活”的大前提下強調低標準的平均主義。在城鄉關系及政治改造上，通過干部下放、青年學生上山下鄉，以穩定農村的發展以及達到在物質與精神上向共產主義發展的目的。

　　上述這些加上國家指令在1958年前奉行蘇聯式工業化及城鎮化而遷入城鎮的大約2000萬人遷回農村，使這一時期多次出現中國特色的“逆城鎮化”現象，同時，總體城鎮化率停滯不前，1949～1979年，中國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一直很低，都在20%以下。

　　為了配合這時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在經濟投資及城鎮規劃上提高城鎮的“基本人口”(即所謂骨肉關系中的骨，或生產性就業)比率，在城鎮建設和發展上實行“先生產、后生活”，致使住房短缺，公共交通和日用品不足。在城鎮結構及功能的分布上，社會主義的平均分配及對生產企業和行政部門的偏重，使員工居住地點與工作地點按單位安排，形成片狀的“獨立王國”或自給自足的單位大院。資本主義的商務中心和傳統的行政中心逐漸消失，代之以蘇聯式的中央廣場，成為新城鎮文化的代表及社會主義的象征。

　　出于地區經濟自給自足的要求及方便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結合，主要城市的行政管理區域被擴大至周邊的鎮及農村腹地，成為新的“城市區域”，使城市和農村結合為一個經濟和生態體系，成為這一時期城鎮化的又一特色。

　　對這一時期城鎮化的分析與評價存在很多不同的觀點。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采取了“非城市化”政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利用城鎮化來促進工業化，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政府利用農工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把農業剩余價值撥作工業投資，嚴格控制戶口和必需品的配給，促使城鄉隔離。這些觀點和分析是較為片面的。事實上，在這一時期，雖然城市居民在“后生活”的政策下衣食住行有所欠缺，相對于他們在經濟上的貢獻有很大落差，但全國各地不分城鄉都在為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而努力。

　　近年亦有一些國內學者對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與城鎮化的關系作出研究。他們著重對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相關彈性進行量化分析，認為由于國家干預和市場發育不足，導致中國工業化帶動的城市化彈性遠小于合理比例。他們建基于一個似是而非的假設：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之間的合理比率是1.4～2.5，而中國的比率一直在0.4～0.62，遠低于這個“普世標準”。其實，這不只是對世界上不同國家城鎮化的本土性的嚴重忽視，也是對城鎮化概念的不理解。

　　從全球范圍看，1950～1980年，第三世界國家的平均人口年增長率約為2%，城鎮人口年增長率為4%，其首都或最大城市年均增長率在7%以上，而這些國家的GDP年均增長率在3%以下，沒有經濟及工業化帶動的高速城鎮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城鎮普遍出現大量的寮屋區及嚴重的失業，教育、醫療、衛生、飲水和交通不足。因此，一些學者稱之為“假城鎮化”或“糊口城鎮化”，而這些城鎮又被歸納為“寄生型城市”，以別于可促使國家發展和現代化的“促進型城市”。在同一時期，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亦出現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城鎮化——社會主義城鎮化。它比西方傳統城鎮化理論更偏向城鎮化，并且是由工業化帶動的案例。不過，這類城鎮化是由政府而不是市場主導，而且市民生活供給水平較西方低，但卻較為平等。因此，雖然東歐和蘇聯的城鎮化率很高，與工業化相關明顯，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比較，其性質和社會效果迥異。

　　1952～1978年，中國年均GDP人均增長率(2.33%)接近全球平均值(2.62%)，高于人口和經濟水平與中國接近的印度(1.66%)。除了經濟長期增長明顯外，中國亦避免了第三世界的“假城市化”及其帶來的問題。1949～1981年，中國城鎮化年均增長率為2.78%，城鎮人口增長的82%來自自然增長。

　　總而言之，中國在這一時期沒有出現第三世界的“城鎮暴潮”，避免了過度或過快的城鎮化對經濟和管理的負累，但它也不是真正的“非城鎮化”，因為在中西部地區新建和擴建了上百個城鎮，使工業化和城鎮化空間分布較為合理，并且建立了門類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同時，由于三年經濟困難后對農業的重視及兩次上千萬人的城市知識青年和干部遷入農村，將知識、技術和管理向農村大量輸送，促使農業穩產和農村穩定發展。因此，1949～1979年的城鎮化和工業化是相關的。它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下經歷了多次調整，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為1979年以后第二階段的經濟發展和進一步城鎮化提供了有利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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