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央的重大戰略部署，橫貫國家3個五年發展計劃，涉及13個省、市、區，占同期全國基本建設總投資的39.01%[2]，有幾百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上萬次民工參加，對我國工業體系的形成和發展、西部地區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三線建設，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未提及，原因是在三線建設的評價問題上爭議較多而未能形成共識。中央實施的三線建設項目大多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區，而四川、重慶又是西南三線建設項目的重點地區，三線建設初期在四川、重慶實施的重點項目有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成昆鐵路、以成都為中心的航空工業基地、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重慶至萬縣的造船工業基地、以重慶為中心的汽車、機械制造、特殊冶金工業，以后又增加了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等。三線建設項目在四川、重慶的實施，盡管存在一些問題，但實實在在地加快了西南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由此也成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因素。鑒此，2011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國情調研組對三線建設項目較多的四川省、重慶市的部分三線建設項目進行了調研。調研組實地考察了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成昆鐵路、廣安市三線建設工業遺產陳列館、重慶市南川區三線建設項目遺址，先后在攀枝花市、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涼山彝族自治州、重慶市社科院與當地黨政有關部門、三線建設親歷者、研究三線建設的專家學者進行座談，訪問三線建設項目區周邊群眾，查閱相關檔案文獻。本文基于調研，從歷史與現實結合的視角，對長期爭論未果的三線建設評價進行探討。

　　一、對三線建設項目的評價不能一刀切

　　作為中央的重大戰略而實施的三線建設已成為歷史范疇的概念，但三線建設企業及基礎設施項目的歷史尚未斷裂而得以延續，至今依然存在和不同程度地發揮著作用。鑒此，為便于對三線建設做出公允評價，本文首先對實地考察及座談中涉及的三線建設項目的歷史與現狀做客觀陳述。這些三線建設項目大體可分為以下4類。

　　(一)發展壯大型

　　攀枝花鋼鐵、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北碚儀器儀表研發生產、重慶嘉陵機器廠等三線建設項目，建于20世紀60-70年代，經歷改革，呈現出發展壯大態勢。其中，實地調研的攀枝花鋼鐵項目是其中的佼佼者。攀枝花鋼鐵項目自1965年起實施，1970年出鐵，1971年出鋼，1974年出鋼材;1986年啟動二期工程并于1997年建成投產;2001年啟動三期工程。2008年，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成為四川省首家營業收入突破500億元的企業(完成營業收入522.6億元)。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在科技創新上實現多項突破，形成了一些世界領先的核心技術和特色產品，實現由“鋼坯公司”向跨地區、跨行業的現代鋼鐵企業的跨越，所生產的重軌、板材、管材、棒線材、特鋼等產品暢銷國內并出口歐美、東南亞等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攀枝花釩鈦產業園區成為國內最大的釩鈦原料基地和釩鈦鋼生產基地。

　　(二)搬遷、轉產型

　　三線建設的一些企業，在20世紀80-90年代實施了搬遷。調研組所到的四川省廣安市和重慶市南川區的三線建設企業都實施了整體搬遷。

　　1965年至1972年，國家先后在便于隱蔽和防御、以大巴山山麓的華鎣山為屏障的廣安市境內，建成了明光、紅光、華光、永光、金光、興光、江華、長城、燎原、西南玻璃廠等10家軍工企業(其中從祿市到溪口一帶的山溝里就有8家企業)，主要生產為炮配套的光學瞄準儀器等。其中，有8家為中央企業(分別隸屬于第五機械工業部和建材部)，只有國營長城機械廠、國營燎原機械廠為省屬企業(先后隸屬四川省國防科技辦公室、第五機械工業部重慶五機局、四川省機械廳等)。廣安市境內的三線企業門類相對單一，以生產要求空氣明凈、精密的光學儀器為主，引進了大批先進的生產設備，科技含量較高，其中有許多是當時的特種工藝設備產品，華江、華鎣、華西、珠江、明佳、佳美等多個品牌的軍用、民用光學儀器，如照相機、望遠鏡等質量上乘。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些軍工企業開始大批量轉為生產以放映、攝影器材為主的民用產品，銷路較好。此外，農用車、運動氣槍彈等民用產品的市場反應良好。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這些企業包括原有生產設備遷往成都、重慶、南充等地，并煥發出生機。如現在的重慶嘉陵華光光電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由原設在廣安市境內的重慶華光儀器廠改制而成的，傳承了原重慶華光儀器廠的光學優勢，其中球面透鏡、平面棱鏡的品種、產量和精度居國內同行業前茅。調研組在廣安市只能從三線工業遺產陳列館看到往日三線企業的艱辛創業和為國防建設做出貢獻的輝煌歷史。

　　重慶市南川區是加工制造槍炮等常規武器的機械工業基地。1992年，經國家計劃委員會批準，南川區境內5家三線企業列入國家三線調整遷建計劃。令調研組遺憾的是，在原址看不到往日的景象，企業已遷移，廠區建筑設施被閑置或廢棄。位于南川區水江鎮的臨江機械廠已實施遷移，調研組看到原址較大規模的廠房仍保留，但長期空置，已顯破舊，周圍雜草叢生，部分辦公用房被改為監獄，宿舍樓轉為當地居民使用。位于鶴公巖山麓的青巖機械廠，曾生產坦克底盤構件，停產后高大的廠房保留完整，被當地民營企業租用，用于生產工藝簡單的產品。其他廠房被農民當倉庫堆放飼料，框架較好的宿舍樓也閑置。南川區境內的一些三線企業在搬遷后實現了新的發展。1997年，國營紅泉、紅山、慶巖三廠整體遷往重慶市巴南區漁洞鎮(川南區的10個兵工廠均遷建于此)，在巴南區形成了漁洞汽車及重型機械加工工業區。1999年至2000年，國營寧江機械廠、天興儀表廠遷至成都市龍泉驛區，與其他幾家調遷到這里的大型軍工企業形成了高科技的精密機械和電子工業園區。目前，天興廠已發展成為規模大和實力強的車用儀表開發和生產基地、中國車用儀表行業“排頭兵”、中國車用儀表行業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國營寧江廠發展成為國內車用減震器生產能力最大的企業。

　　(三)廢棄型

　　三線建設項目也有被廢棄的，但數目不多。其中，較大的項目是位于重慶市涪陵區的核原料工業基地——816軍工洞體。該項目從1966年9月開始建設，歷時17年完成。整個洞體總建筑面積10.4萬平方米，洞內有大小洞室18個。1984年2月，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民經濟戰略的調整，根據中央軍委的要求，816工程全面停工。由于潮濕和沒有采光，20世紀80年代被廢棄，工廠遷移到外面，816工廠原職工隊伍通過軍轉民，改建化肥廠，1993年更名為重慶建峰化工總廠。2010年4月816軍工洞作為旅游項目向社會開放。

　　調研組看到，無論是搬遷或轉產項目，還是廢棄項目，所留資源當前仍然發揮著作用。一方面，這些寶貴的資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建設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如廣安市對搬遷企業的實物進行征集與遺址保護，從征集到的1000多件三線遺產實物中精選出15臺老生產設備、60件老產品和150張老照片，建成了全國首個三線工業遺產陳列館——四川廣安三線工業遺產陳列館。作為三線工業遺產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陳列館生動再現了三線建設的歷史，展示了三線工業發展成果，宣傳了三線建設精神，發揮了三線工業遺產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三線企業遺址資源發展旅游業。調研組在南川區看到，原設在南川區的三線企業多布局在環境優美的山區，利用這些三線工業遺產資源已開發成金佛山旅游區等。

　　(四)交通設施型

　　根據三線建設的總體布局，當時還舉辦了大量交通設施項目。僅鐵路建設方面，新建和擴建了成昆、川黔、貴昆、湘黔和襄渝等5條鐵路大動脈。其中，建成的成昆鐵路沿線輻射范圍13.6萬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個地、市和所屬50個縣、市。同時，還建設了通往三線建設項目區的公路等。

　　從上述三線建設項目的歷史與現狀可見，三線企業有的發展壯大，有的經歷搬遷、轉產后獲得新的發展，也有少數被廢棄，因而對所有三線建設項目的評價不能一刀切，或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

　　二、對三線建設的評價不可回避若干重大歷史與現實問題

　　在三線建設的評價上，學術界分歧明顯，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傾向肯定者多著眼于宏觀因素如保障國家安全、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等。傾向否定者多著眼于微觀因素如企業經濟效益低等。40多年過去后，在實地考察三線建設項目歷史與現狀的基礎上，根據實地感受、訪談、座談、查閱檔案，我們認為對三線建設的評價需要重新討論，尤其是在評價三線建設時不應回避戰略構想動因與實現性、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預期外績效、當期效率低的緣由及企業的搬遷、轉產、廢棄等歷史與現實問題。

　　(一)從戰略觀探討對三線建設的評價

　　三線建設是從戰略層面提出的。無論是軍事上的備戰，還是生產力的區域布局，乃至具體項目實施地的選擇，首先是從戰略層面進行構想的。在生產力的區域布局上，針對內地工業薄弱的問題，毛澤東早在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系》中，就從處理好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關系的戰略考慮，明確提出要加強內地建設。1964年5月，針對當時國際形勢，中央從備戰的戰略考慮，正式啟動了三線建設。具體到每一個項目，也都體現了戰略思維。例如，在攀枝花鋼鐵項目建設上，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時指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四川是三線建設的一個重點地區，應該首先把攀枝花鋼鐵基地和相應的交通、煤、鐵、電搞起來。”[3]6月6日，他再次對中央領導人說：“三線建設的開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以及相聯系的交通、煤、電建設起來。建設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4]即便是在項目實施進度上，也是從戰略層面考慮的。如1969年3月中蘇邊境發生珍寶島武裝流血沖突后，面對蘇聯的軍事威脅，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辦的四川學習班上指出：要以大局為重，以三線建設為重，要政治掛帥，全力以赴，保證1970年7月1日以前渡口(攀枝花鋼鐵基地)出鐵，成昆鐵路全線通車[5]。鑒此，對于三線建設的評價，首先要對這一戰略構想予以評判。就戰略觀而言，需要從當時的世界局勢、“兩點一線”的構想、資源配置來探討三線建設的評價問題。

　　1.從當時世界局勢看，對三線建設予以否定有失偏頗。1964年中央作出三線建設的決策，主要原因是國際形勢嚴峻，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形成了包圍圈，向三線地區布局生產力，是一種審時度勢的選擇。毛澤東對中央領導人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么時候要打仗。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6]40多年過去了，戰爭未曾爆發，但這不等于建設戰略后方是錯的，也不能排除這種努力是抑制戰爭爆發的因素之一，進而在實際上實現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意圖。

　　2.從“兩點一線”的構想看，在四川、重慶實施三線建設項目的戰略意義重大。“兩點一線”的生產力布局是一個戰略構想。毛澤東自三線建設戰略啟動起，便把川西作為重點。我們調研所到之處，親歷者們提及較多的一句話，就是1964年毛澤東說要騎著毛驢下西昌，去抓三線建設。1965年，鄧小平視察川西地區，確定了“兩點一線”的西南三線建設布局，即以攀枝花為中心，通過成昆鐵路線，向重慶和六盤水兩點做鐘擺式輻射。六盤水工業基地的煤炭運到攀枝花，攀枝花的鋼鐵運到重慶，重慶的機器運到攀枝花和六盤水工業基地。40多年過去了，調研組體驗到當年“兩點一線”的構想是具有戰略眼光的。我們的調研以“兩點”中的攀枝花為起點，經成昆“一線”，沿途考察了四川省的西昌、成都、廣安和重慶市及其南川等地的三線企業。建成的成昆鐵路和青藏鐵路(西格段)是中國鐵路“三橫五縱”格局中最西的兩條。調研組看到，現今的“兩點一線”區域，鐵路和高速公路四通八達，企業和科研機構星羅棋布，崛起了重慶、成都、西昌、綿陽、雅安、樂山等工業城市。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延伸到涼山彝族自治州、成都市、綿陽市及重慶市、廣西北海市等地建廠。當年的點線分布，已經擴展為生機勃勃的新經濟區。三線建設時開始興建的內(江)昆(明)鐵路，以及2010年開通的“渝—新—歐”國際鐵路，成為連接東南亞經濟圈的重要國際通道，這凸顯了當年實施“兩點一線”戰略構想的重大意義。

　　3.從資源開發利用看，資源型三線企業實現了就地開發利用資源的戰略構想。在三線建設中，實施了一些就地開發利用資源類項目，促進了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的轉變。例如，攀枝花鋼鐵項目決策出臺后，圍繞攀枝花鋼鐵廠選址問題發生了較大分歧，主要有樂山太平場、攀枝花弄弄坪兩個方案之爭。當時毛澤東分析指出：“樂山地址雖寬，但無鐵無煤，如何搞鋼鐵?攀枝花有鐵有煤，為什么不在那里建廠?釘子就釘在攀枝花!”[7]攀枝花擁有世界罕見的超大型復雜多金屬伴生釩鈦磁鐵礦礦床，被譽為“富甲天下的聚寶盆”。在攀枝花建設鋼鐵項目，用1965年11月鄧小平視察攀枝花時所說的，就是“這里得天獨厚”。長期以來，中央始終堅持在攀枝花就地開發利用釩鈦資源的戰略。1991年4月江澤民視察攀枝花市時題詞：努力把攀鋼建設成為現代化的鋼鐵釩鈦基地。攀枝花鋼鐵項目的成功實施，與就地開發利用資源的戰略選擇無不相關。

　　如上所述，無論從當時的世界局勢，還是從“兩點一線”的戰略構想，或是從資源的就地開發利用戰略看，都應當對三線建設的戰略予以基本肯定。

　　(二)從區域協調發展探討對三線建設的評價

　　當年中央作出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雖然沒有包含促進西部大開發的設想，但我們今天評價三線建設，區域協調發展大局是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1.三線建設實現了生產力向西部地區的布局。三線建設的實施，使內地的一些省市發展成為各具特點的新的工業基地，改變了工業布局，1978年內地和邊疆地區工業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份額達到36.7%，比1952年的29.2%提高了7.5個百分點。[8]1965年至1978年，四川省工業生產總值(按當年價格計算)由12.25億元增加到59.4億元，按可比價計算增加了3.9倍(高于全國的3.4倍);占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由2.24%增加到3.7%，即增加了1.46個百分點[9]。三線建設所形成的一大批優秀企業，成為西部大開發的生力軍。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不再贅述。調研中我們獲悉，從1964年到70年代末期，國家在重慶市投資建設的重點項目共計118個，總投資達42億元。其中，中國最大的摩托車生產企業——嘉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集團)，就是由三線建設項目重慶嘉陵機器廠發展起來的。即便是廣安市、南川區境內實施搬遷的三線企業，前往地還是在四川、重慶兩地，即仍在西部，仍是西部大開發的重要力量。三線建設項目的建成投產，使重慶市形成了以國防工業、民用機械工業、冶金工業、化學工業為骨干，輕紡工業相應發展的工業結構體系，奠定了重慶市工業發展的堅實基礎。

　　2.三線建設為西部地區發展奠定了交通設施基礎。三線建設中交通設施項目的建成，使貴昆、川黔、成渝鐵路相連，構成了西南環狀路網，并有寶成、湘黔、黔桂3條通往西北、中南、華南的通道，改變了整個西南地區的交通狀況，為西部地區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在座談中，涼山彝族自治州的同志一致認為，成昆鐵路的建成通車，開啟了這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紀元。

　　3.三線建設為西部地區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國家從各地選派了大量人才支援三線建設，以保障項目的實施。當時的提法是“精兵強將上三線”，“好人好馬上三線”。例如，在攀枝花鋼鐵項目建設早期，全國各地選送幾十萬工人、干部，其中知識分子有10萬;從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抽調約5O萬優秀的熟練工人、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員支持重慶市的三線建設。這些人才向三線建設項目集聚，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保障了三線建設的實施，也成為西部大開發的骨干力量。

　　4.三線建設為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攀枝花本是窮山惡水之地，當年的生產方式極其落后，而現在不僅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發展壯大，還通過鋼鐵建設項目的實施而生長起一座新型的工業城市——攀枝花市(2010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達到523.99億元、城鎮化率達61%)，并帶動了周邊幾百公里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重慶市經歷三線建設，已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城市的集聚和擴散作用日益明顯。

　　如上所述，三線建設項目的實施，在西部地區建起一大批骨干企業，無論是發展壯大型、基礎設施型，還是搬遷、轉產型，乃至廢棄型，至今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西部大開發和區域協調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從效率低下問題探討對三線建設的評價

　　三線建設項目實施條件差、投資大、周期長而導致當期效率低是不爭的事實。1966-1978年，三線地區每1元基本建設投資提供的國民收入為4.98元，比全國的6.87元低27.6%，比一線地區的9.34元低46.7%;三線地區每1元基本建設投資提供的國民收入增加額為0.309元，比全國的0.406元低23.9%，比一線地區的0.655元低29%。單以1978年重工業企業經濟效益比較，三線地區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總產值只相當全國的68.7%、一線地區的49%，每百元全部資金實現利稅只相當于全國的53.7%、一線地區的38.4%，每百元總產值實現利稅只相當于全國的77.8%、一線地區的76.7%。[10]從調研看，三線建設項目當期效率低，既有三線建設自身的因素，也有與非三線建設項目相同的共性因素。

　　就自身而言，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因素影響經濟效率。第一，三線建設項目在不發達地區的窮鄉僻壤，按照“靠山，分散，進洞”方針選擇三線企業落戶地址。正因為如此，攀枝花市、廣安市、南川區等地被選為三線企業落戶地。例如，南川區三面環山，一面靠江，三線建設時期交通十分不便，距離重慶市區雖然只有150多公里，但有一部分是山路，在當時的交通狀況下，汽車運輸需要1天多時間。這樣的閉塞條件，有利于戰備隱蔽，卻導致了企業原材料、產品運輸困難且成本高，這對企業的發展不利。[11]第二，三線建設項目多為事關國防和產業安全的重大項目，具有設計規格高、規模大的特點，這使得項目建設周期長，投資回報慢，而且一些軍事項目更是不講求當期的經濟效益。

　　就共性而言，主要有3個方面的因素影響經濟效率：(1)三線建設受當時大的社會秩序影響。在三線建設項目選址上，本是20世紀60年代針對核工業等提出的“靠山，分散，進洞”方針，在片面強調戰備要求和“文革”極左思潮影響下，被當作三線企業的普遍選址要求。同時，三線建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在“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出現了缺乏科學論證、攤子鋪得過大、進度要求過快、盲目突出政治、不講經濟效益的現象，造成了較大浪費，部分企業產生了難以繼續生存發展的問題。(2)政企不分。對于三線企業而言，政企不分所導致的不僅是企業沒有自主權的問題，更是導致負擔沉重的問題。如攀枝花鋼鐵項目，不僅要支撐自身發展的問題，還要支撐攀枝花市各項事業的發展。(3)三線企業興辦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但由于地處窮鄉僻壤，因而成本高。據初步統計，廣安市境內的10家軍工企業占地3660畝，建筑面積980000平方米，服務配套設施52個，不僅有職工醫院、子弟學校，還有城市企業不需要舉辦的招待所、職工俱樂部或電影院、百貨店、儲蓄所、郵電局等。

　　從發展看，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北碚儀表等不少三線企業，盡管改革前的經濟效益低，但經過改革，加上交通條件的改善，經濟效益明顯提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了較好的發展。

　　如上所述，對于三線建設項目當期效率低的問題，不完全是三線建設自身因素所致，而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四)從搬遷、轉產、廢棄探討對三線建設的評價

　　對于三線建設的肯定或否定，還在于如何看待三線企業的搬遷、轉產、廢棄，這也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調研組所見所聞，除個別三線建設項目沒有運行外，大多數都有良好運行的歷史。例如，廣安市境內的10個三線企業，不僅成功建成，而且創造了輝煌的歷史。例如，三五四廠于1978年被第五機械工業部授予大慶式企業稱號;1984年第23屆洛杉磯奧運會上，許海峰奪得自選手槍慢射金牌所使用的即是國營燎原機械廠生產的環球牌4.5毫米運動氣槍彈;國營明光儀器廠生產的明佳S-207照相機在1989年全國照相機質量評比中榮獲單鏡頭反光類相機類一等獎。然而，這些企業都實施了搬遷、轉產等。對于三線建設的搬遷、轉產、廢棄等，不完全是三線企業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條件變化所致。具體而言，有以下因素：

　　體制變化導致搬遷。三線企業的搬遷，大多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是導致三線企業搬遷的主要因素。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根據國家計劃進行配置，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則主要由市場進行配置。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條件下，企業發展面臨的物流不便、交通成本高、職工生活條件差等問題日益顯化，加之中央有關部門為甩包袱而讓企業自尋出路，這些都影響著三線企業的發展。鑒此，中央有計劃地實施搬遷計劃。調研中得知，南川區境內的三線企業，要求當地政府給一塊地，用于該區三線企業建設較集中的職工生活區，以便生活條件的改善，但未獲準許。據當地人分析，如果此方案得以實施，有的企業有可能就不實施搬遷了。

　　需求變化導致轉產廢棄。實施三線建設的主要目的是備戰，1965年至1975年，三線地區投資比例中，包括軍事工業、機械工業、冶金工業的重工業占90%以上[12]，因而三線企業生產的軍工產品較多。改革以來，世界局勢發生了變化，和平的力量日益增大。在這種情況下，三線企業提供的軍工產品供大于求，一些三線企業根據這一變化而做出調整，由生產軍用產品改為民用產品。換言之，三線企業實行轉產是適應市場需求的選擇。

　　如上所述，對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不能因為企業的搬遷、轉產、廢棄而予以否定。

　　綜上所述，從生產力區域布局的戰略構想、促進西部大開發和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實際績效看，對三線建設不能予以否定，不但如此，還應當予以積極肯定。至于三線建設項目當期效率低下和搬遷、轉產乃至廢棄的問題，既有三線建設自身的問題，也有大的經濟社會背景及制度變化的問題，否則就難以解釋以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為代表的三線企業發展壯大的現象。

　　三、對三線建設的評價不能遺忘彌足珍貴的經驗

　　三線建設改寫了四川、重慶工業化的進程，也改寫了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所留下的寶貴經驗，在評價三線建設時不應當將其遺忘。

　　(一)發揮政府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調研組聽到經歷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體制的三線建設者們說的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三線建設項目只有在計劃經濟體制才能成功實施，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是難以實施的。三線建設者們深刻體驗所說出的樸素話語，道出了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的地理二元結構理論。繆爾達爾在《經濟理論和不發達地區》中指出，由于經濟發展帶來商品、資本、人員、技術等要素的自由流動，會使先進的地區更先進，落后的地區更落后。為了避免“循環累計因果關系”的影響，防止地區發展中出現兩極分化，不能消極等待市場力量發生作用，必須由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刺激和幫助落后地區加快發展。[13]三線建設項目不僅是在經濟發展落后的西部地區，而且是在這些地區的窮困山區，地形艱險，交通不便，原材料運輸和吃穿用物資供給都很困難，如果僅僅用市場經濟的辦法，這些項目是難以實施的，東西部地區差距必然會比現實更大。三線建設項目的實施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在生產力的區域布局上，全國一盤棋，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通過政府對資源的動員和配置，改善生產力的區域布局，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為保障三線建設項目的實施，中央領導親自抓三線建設工作，還形成了有力保障三線建設項目實施的體制機制。例如，在建設攀枝花鋼鐵項目上，將渡口設為特區，以保障項目的實施;在人才保障上，全國各地的人才向攀枝花調集，在工地上的人口音各異，僅1970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畢業生集中分配及相繼調到攀枝花市的就有56人[14]。再如，在廣安市境內的三線建設中，為協調國家三線建設，行政建制上設立了華云工農區(現華鎣市);為保障供給，組建了工礦貿易公司、華鎣山礦務局，以及華鎣建筑隊、各企業附近的蔬菜隊等配套服務單位。從三線建設為西部大開發奠定基礎，并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歷史功績分析，應對政府推動三線建設給予積極評價。即使是在今天的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三線建設時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資源配置政策取向依然具有借鑒意義。這就是政府應當發揮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在投入上對西部地區給予傾斜，提供所需的公共品，改善基礎設施，為西部地區發展和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創造條件。這也是我們在西部地區調研三線建設時聽到的呼聲。

　　(二)科學規劃和創新是實現發展的前提

　　成功的三線建設項目都是因為實施了科學規劃和設計。例如，攀枝花鋼鐵項目不僅選址是經歷了爭論后確定的，而且還經過科學設計而建成了“象牙微雕”鋼城。在東西長只有約2.5公里、南北寬不到1公里、總面積2.5平方公里、前臨大江、左右后三面環山、自然地形坡度大、有5條大沖溝和2條斷裂帶橫截場地的弄弄坪，如何建設攀鋼廠區成為了難題。如果照搬蘇聯模式，在如此小的地盤上建設大型鋼鐵企業只能是一個“傳說”。為解決這個難題，冶金部、鐵道部的800余名專業設計人員深入現場，反復勘測，先后提出50多個方案，經過多次篩選、修改，最終形成了切合實際和經濟合理的，被譽為“象牙微雕”的方案。它與當時國內同規模的鋼鐵廠相比，工廠用地減少一半，廠區鐵路少建約90公里，土石方工程約少2/3。這個成功設計成為奇跡，探索出山區建設大工業的新路。在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國家、企業實施了一系列科技攻關而創新了技術，在制度上也實施了創新，如在項目啟動時實施了特區制度，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及時建立攀枝花市并實行政企分開，在改革開放以來率先實施了利潤分成制度等改革。攀枝花鋼鐵項目建設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獲得成功，在市場經濟下獲得發展的實踐告訴我們，科技和制度創新是發展的動力。

　　毋庸諱言，受條件所限及“文革”的干擾，一些三線建設項目的計劃或規劃有所欠缺，甚至是“邊規劃、邊施工、邊投產”，造成嚴重浪費和重大損失。這些教訓也應當汲取。

　　(三)嵌入式發展要實現向融合與內生轉變

　　三線建設項目實施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嵌入式發展，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根據國家發展戰略的要求，以中央投資為主，在窮困的山區建設工業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項目實施所需原材料的供給與所生產產品的分配都由國家計劃配置，企業還獨立辦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這種各自獨立運行，使中央與地方、三線企業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脫節。

　　在實施嵌入式發展上，由于以軍工項目為主，產品是國家的重要戰略物資，除對攀枝花市實行黨、政、企協調體制外，嵌入的三線企業與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沒有太緊密的關系。加之嵌入的三線企業均為當時的高端技術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可能形成產業集聚和企業集群。不僅如此，即便是與嵌入的三線企業配套的生產企業也難以發育壯大。這是廣安市、南川區境內三線企業逐步搬遷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是被廢棄的三線企業廠房設施等，也有不少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其原因，主要是受產權約束。當年中央實施的三線建設項目由中央直接投資，產權屬于各部委特別是國防工業部門，地方無權使用。由此可以看出，當年三線企業難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除生產生活條件差外，還由于缺少與地方經濟的融合。即使在三線企業調整改造過程中，這個問題也沒有得到很好解決。我們調研中看到，三線企業搬遷后的廠房等設施至今尚有不少沒有利用起來而仍然荒廢。這是在評價三線建設時很少被人提及的一個方面，也是如何利用三線企業發展西部經濟的一個重要問題。

　　與廣安市、南川區境內三線企業搬遷不同的是，一些三線企業逐步與當地經濟融合，向內生發展轉變。例如，國家在實施攀枝花鋼鐵項目的同時，將其與攀枝花市建設同時實施，特別是近年來與地方經濟融合，發揮中央企業輻射、拉動地方經濟的作用，實現了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與攀枝花市的共同發展。再如，在重慶市北碚區集中發展儀器儀表企業，以及與之配套的科研機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逐步向內生式轉變，使該區科研及門類齊全的儀器儀表產業實現集聚和形成企業集群。相反，同樣是儀表企業，南川區境內的天興儀表廠，除了生活條件艱辛外，還由于在市場經濟下沒有實現向內生型轉變而導致遷移。

　　嵌入式發展還導致嵌入的工業與當地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發展形成巨大差距。當地人民對三線建設給予巨大支援乃至付出了犧牲，沒有得到應有的反哺回報，有的甚至還給當地帶來污染和環境破壞等負面影響。這是一個不得不令人反思的問題。

　　(四)三線精神是項目成功實施的動力源泉

　　神圣的事業造就了三線精神。三線建設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創業奮斗史。在三線建設中，建設者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了為國家、為黨、為社會主義建設勇于付出乃至犧牲，艱苦奮斗、無私奉獻、開拓進取、團結協作的崇高精神。在物質匱乏的年代，三線建設精神為項目的順利實施提供了精神動力。以攀枝花鋼鐵項目的實施為例，如果沒有開拓進取精神，在弄弄坪這樣一個偏僻而通途又很險峻的地方是無法建成鋼鐵廠的;在沒有火車的條件下，如果沒有團結協作精神，沒有5省市1500輛汽車支持項目建設，一期工程也是不可能建好的。調研組無論從發展壯大的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還是實施三線企業搬遷轉產的廣安市、南川區，看到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跡。調研組在廣安三線工業陳列館看到“備戰備荒為人民”的主題標語。在參觀攀枝花鋼鐵項目建設的圖片中，看到了很多當年的話語，如：“讓理想放飛”;“不想爹不想媽不出鐵不回家”;“同帝修反搶時間”;“試看天下誰能敵”。在南川區三線企業的遺址上，我們看到了“樹雄心立斗志向科學技術進軍”。更讓我們感受深刻的是，調研組在與三線建設者的交流中，他們不因為從經濟相對發達、生產生活條件相對舒適的地方到人煙稀少的深山艱辛創業而怨恨、后悔，反而對奉獻終身表現出坦然和欣慰，這是三線精神的創造者、踐行者對三線建設精神最樸實的詮釋。

　　三線精神是留給后人的財富。1993年4月9日江澤民對三線建設做了這樣的題詞：“讓三線建設者的歷史功績和艱苦創業精神在新時期發揚光大。”三線建設精神不僅在歷史上發揮了作用，還將激勵后人。廣安市繼2010年建起三線工業遺產陳列館后，現又籌劃建一個規模更大、更能反映廣安三線建設的博物館。攀枝花市委、政府籌劃中的三線建設博物館，力求建成三線建設者的精神家園，以激勵后人。

　　本文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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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國情調研組于2011年9月赴四川、重慶三線建設調研的主報告。本所武力副所長和鄭有貴、陳東林、李正華、陳于武、王瑞芳、鐘瑛、冷兆松、葉明勇、段娟、王蕾、付強、張金霞，經濟研究所的董志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宋毅軍等參加調研和討論。

　　[2] 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頁。

　　[3] 國務院三線辦公室《三線建設》編寫組：《三線建設》，第9頁。

　　[4] 孫東升：《我國經濟建設戰略布局的大轉變》，《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

　　[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頁。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1200頁。

　　[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4頁。

　　[8]李悅：《正確處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人民日報》1981年12月15日。

　　[9] 根據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所編《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年版)第9、12、847、849頁數據整理。

　　[10] 根據馬泉山的《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86頁數據整理。

　　[11] 隨著經濟的發展，三線建設項目區的交通狀況有了顯著的改善。比如，原來南川區前往重慶市區需要1天時間，而現在高速路通車后只需要1個小時。正因為交通設施的改善，現在一些大型企業又重新進入三線建設項目區。調研組看到，中國鋁業重慶分公司就在臨江機械廠遺址旁邊落戶。

　　[12] 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433頁。

　　[13]繆爾達爾：《經濟理論與不發達國區》，杰拉爾德·達克沃思公司，1957年。

　　[14] 劉慶華：《最后的貴族》，臺海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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