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進行的三線建設，雖已過去幾十年了，但對它的評價依然存在頗多爭議。對三線建設作出分析評價，確非易事，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其特殊性。有鑒于此，有必要提出三線建設二重性這一命題，即它既是旨在應對戰爭危險的特殊政治行為，又是謀求改善生產力布局的一般經濟行為。由于戰爭沒有絕對確實性，只有相對確實性，因此政府的經濟行為并不總是取決于經濟學原則，還要考慮社會政治的要求。與此同時，評價三線建設得失時，還要面對其經濟分析的特殊因素和難以避免的模糊性。總之，三線建設得失相比，得是長期起作用的因素，是國家戰略利益所系；失是得的必要代價，從根本上說是外部敵對勢力強加給中國人的，也是暫時的，終歸會得到補償。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政府投入1000多億元資金，在大陸腹心地區展開的被稱為三線建設的大會戰，在中國近現代史乃至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應該都稱得上是浩大工程。幾十年過去了，回過頭看，對它的評價依然多有爭議。此前，我在《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有關章節曾有論列，積近年思考補充如下。

    有必要提出三線建設二重性這一命題

    對三線建設分析評價，確非易事，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它的特殊性。就其本真意義，是毛澤東決策的備戰舉措，顯系國防戰略范疇。不僅如他所說是原子彈時期的作戰需要，而且與他本人的軍事思想有著直接關系。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軍事戰略，從根本上說是防御性的。但毛澤東反對消極防御，更不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他堅持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誘敵深入，“關起門來打狗”。這就需要有戰略性的后方工業基地。從這一要求出發，三線建設就不完全局限于國防需求，它明顯具有了開發落后地區的意義。可不可以說，從備戰視角觀察，三線建設不失為一項創造，它體現著國防戰備與經濟建設的一定結合。這是在戰略層面上的平戰結合與軍民結合。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提出三線建設二重性這一命題，即它既是旨在應對嚴重戰爭危險的特殊政治行為（軍事不過是政治的繼續），又是謀求改善生產力布局的一般經濟行為。前者居于主導地位，后者則是它的基礎和載體。沒有后者便沒有前者；反之，前者又使后者一般經濟行為的屬性被淡化而不易受到重視。二者相輔相成，構成矛盾對立的統一體。
    提出三線建設二重性的命題，有著事實根據。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曾就劃分三線的原則解釋說，劃分一、二、三線，主要考慮國防與國防建設的需要，同時也考慮經濟建設的需要。劃歸三線的范圍不能太小，以利工業的合理布局。一、二、三線也不能按行政區劃去劃分，是著眼于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考慮大山、大河、天險等等地形特點以及鐵路交通、工業分布與國防力量的現狀這些因素。
    三線建設二重性的區分不是絕對的，卻是必要的，它對于我們的研究有著方法論的意義。下面，將首先從政府一般經濟行為討論起。
    從這一層面觀察三線建設，其實就是資源配置向中西部的傾斜。這個過程，早在“一五”時期就開始了。中國歷史遺留的東部（一般為漢民族居住區）經濟發展水平高，西部（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區）經濟發展水平低的落差，到近代以降愈發嚴重。新中國建立前，僅有的現代工業主要集中在東北和東部沿海少數大城市，內地極為稀疏，廣袤的西部地區幾乎是空白。截止到1965年，全國工業總產值63％仍集中在東部沿海11個省、市、區（不包括臺灣省，下同），三線11個省、區只占18％。工業生產與原燃料產地和消費地脫節，遠距離運輸，相向運輸；資源相對富集的中西部得不到很好開發。根本改變這種既不合理又不經濟的狀況，當然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做到，而如果沒有大的決心，任其長期存在，對經濟發展未必有利，更遑論國家長治久安。
    問題是向三線地區高強度投資，國民經濟如牛負重，這就需要從特殊政治行為的層面去尋找原因。
    三線建設這一屬性存在的前提是，認為中國正面臨外敵入侵或遭受核打擊的現實危險，必須搶時間建立國家的戰略縱深，打造戰時可依恃的后方工業基地。舉全國之力，組織會戰，勢在必行。由此，不妨把政府特殊政治行為大致概括為：（1）超強的投資力度。1965－1978年三線地區基本建設投資占同期全國基建投資總額的40.7％，比“一五”、“二五”時期分別高出12.1和4.4個百分點。（2）超常的國防工業和重工業占比。1965－1975年三線地區特別是其中8個重點省，該占比在工業基建投資中高達95％左右。（3）選址布點的特殊要求：靠山、分散、隱蔽。上述幾點，都不是一般經濟行為所能解釋，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注定它的投資效益不會良好，機會成本必然較高。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一直有一個頗為糾結的問題，即從事后并沒有出現當時擔心的局面，反證對戰爭危險的估計過分，反應過度。

    戰爭沒有絕對確實性，只有相對確實性

    應該承認，包括軍事科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遠不如自然科學縝密，更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在試驗室里模擬需要的條件，收集必要數據，檢驗最后的結果。人們說歷史不能假設，也正是這個意思，亦即通常所說的社會科學的不可復制性。拿對戰爭危險說，除非戰爭確實來臨，否則是很難驗證的。
    戰爭這個怪物，具有很大的或然性或日蓋然性。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就指出過這一點，但被他過分夸大，陷入了神秘主義。毛澤東說，“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他又說，“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毛澤東認為，“戰爭沒有絕對的確實性，但不是沒有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我之一方是比較地確實的。敵之一方很不確實，但也有征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這就構成了所謂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有了客觀基礎。”20世紀進入60年代，美國政府僵化的反共意識形態，推動它再一次同中國走向對抗。解密檔案證明，1964年前后美國確實制定了入侵中國甚至不惜實施核打擊的計劃，并進行實戰演練。在此前后，它一面支持臺灣當局竄犯東南沿海地區，妄圖建立進犯大陸的“游擊走廊”；一面又把戰火點燃到中國南大門，宣稱在越南戰爭中將不再有朝鮮戰爭那樣的“庇護所”，對中國進行露骨的戰爭威脅。60年代的中蘇關系也發生極大變化，赫魯曉夫意欲從軍事、外交人手控制中國受挫后，接連施加政治經濟壓力，加緊針對中國的部署，圖謀聯美制華、反華。之后的蘇聯新領導，在反華道路上越走越遠，沿中蘇中蒙邊界陳兵百萬，導彈發射架瞄準中國，一再武裝挑釁，秘密策劃啟動核按鈕。蘇聯宣揚“有限主權論”，并以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實踐這一侵略理論。毛澤東從這些可尋的征兆、可察的端倪、可供思索的大量現象中引出中國面臨嚴峻形勢的估計，部署三線建設，及至（1969年）號召準備打仗，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戰爭的辯證法有時好像有意捉弄人似的，你準備了，敵人有可能不來；你不準備，敵人又有可能來。這兩種情況在戰爭史上都不乏先例。前者如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傅作義集團企圖偷襲石家莊，當得知中共已有準備，遂無功而返。后者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發動的閃電戰。不能說斯大林對戰爭毫無警覺，但他疏于準備又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毛澤東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斯大林一不準備工事，二不準備敵人進攻，三不準備搬家，吃了大虧，在蘇德戰爭爆發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很被動。這看似矛盾的現象，可能同他的戰爭理念不無聯系。他太過相信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作用，而這也是希特勒用來麻痹蘇聯的一種手段。歷史上發動戰爭的一方，總是竭力偽裝自己，借以迷惑對方，以便收到一旦進攻時的戰果最大化。希特勒巧妙地施展了這一手段。有研究者披露，1940年12月蘇軍情報局獲悉希特勒決定東進蘇聯，斯大林表示質疑。他要情報部門切實弄清，希特勒是真的在做進攻蘇聯的準備，抑或不過是虛張聲勢。軍情局研究認為，有兩個關鍵性征兆可供判斷，即德軍是否著手準備大量羊皮軍服，是否以臨界點更低的燃油料更換現用的燃油料。原因是冬季在蘇聯作戰，無此準備是不可想象的。與此同時，斯大林又接到德軍在靠近蘇聯一側集結的情報，隨寫信給希特勒。希特勒辯稱，德軍東調是為避開英國對德國中西部的轟炸。軍情局后來跟蹤了解，德軍并無上述準備的跡象。1941年6月21日軍情局局長據此向蘇共中央匯報，德國入侵的準備工作目前尚未開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翌日清晨希特勒就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占了很大便宜。他的如意算盤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戰，在入冬前3個月內征服蘇聯，自然也就無需做過冬的準備。
    這個歷史教訓至少提供兩點警示。其一，如毛澤東所言敵之一方確乎“很不確實”，要像了解自己那樣完全了解敵人以為決策根據，是危險的。其二，準備的損失和不準備的損失相比，后者要比前者大得多。毛澤東的理念是：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他什么時候要打仗。我們的工作要放在“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基點上。應該說，這是洞穿底里、立于不敗之地的箴言。

    政府經濟行為并不總是取決于經濟學原則

    三線建設經濟評價的一個尖銳問題，是它的機會成本。按照經濟學原則，將資源首先配置在投資回報高的東部地區，有助于獲得較高的經濟增長率。投資較為落后的中西部，等于損失這部分機會收益，支付較高的機會成本。這并非虛言，何況三線投資占比40％左右也不能認為是最佳值，寧可說它多少帶有無奈的成分。這不是妄斷，有如下佐證：毛澤東當年說三線建設他講遲了，早講幾年就好了，現在后悔莫及。不妨設想，如果他早講幾年，未必需要那樣高的占比，三線建設也許會安排得從容些，國民經濟方方面面也可能會有較好的協調。畢竟是“后悔莫及”，加大投資力度也許是可能的選擇，此其一。
    其二，機會成本說的應用，也還有值得討論之處。發展經濟學認為，在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棘手問題，是如何處理較為發達地區和其他欠發達地區的關系問題。前者往往具有區位優勢，經濟發展條件較好。后者多為內陸地區，發展條件諸多不利。兩相比較，在投資環境上，前者顯見比后者優勝。所以，在區域政策選擇上，有些發展經濟學家從效率優先的目標出發，主張采取非平衡發展戰略，將資源首先配置在較為發達地區，待這里發展到一定程度，投資環境將會變得相對不利（成本上升導致投資回報下降），那時，投資必然回流落后地區，區域發展差異隨之逐漸縮小以致消失。然而，事實同這種理論假說非但不一致，相反，區域發展落差甚至越來越大，危及社會安定，影響經濟發展。如土耳其、印度、委內瑞拉、加拿大、阿爾及利亞、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歷史上都曾出現過由區域不平等引起的沖突，某些國家由于缺乏成功處理這類沖突的能力，險些走向崩潰的邊緣。
    中國前30年區域政策總的取向是，向經濟比較落后的中西部適度傾斜，走逐步縮小歷史遺留的區域發展差異的路徑，而不是相反。“一五”計劃被認為是編制比較好、執行也比較好的中長期計劃，作為計劃核心部分的蘇聯援建項目，并沒有按有人主張的都放在東部沿海，而是較為均衡地配置在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隨著“一五”計劃的實施，工業布局初步展開，大大促進了內地經濟的發展。1952年內地投資占全國投資總額39.3％，沿海地區占43.4%；到1957年內地上升為49.7％，沿海地區下降為41.6%。內地投資比重的提高，一些新建項目建成投產，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也有所上升，1952年占29.2％，1957年上升到32.1％。中國在面對區域發展差異很大的情況下，不僅避免了前述國家曾經的社會動蕩，而且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還形成合力推進國家工業化。
    歷史和現實的例證說明，機會成本說可以作為經濟決策的工具和觀測指標，但絕不應成為不可逾越的原則。同理，它也不應作為判斷經濟決策是與非的根本依據。理由很簡單：它的特性使它傾向于擴大、而不是縮小區際差異；即使發達地區投資回報降低到足以需要向欠發達地區回流的程度，它也總是盡量轉移那些已無利可圖或者即將無利可圖的相對落后的技術和產品。它需要的是維護區域發展落差的垂直分工，而不是各具特色的水平分工。它收獲的經濟增長率，往往伴隨著（或遲或早）政治經濟的巨大代價。政府行為即使是經濟決策那樣的經濟行為，歸根到底也都是政治行為的范疇。它不但需要考慮經濟規律的要求，也必須考慮社會政治的要求；既要顧及當前，亦須關照長遠，統籌兼顧。舍此，難免事與愿違。

    三線建設經濟分析的特殊因素和難以避免的模糊性

    三線建設作為基本建設投資行為，經濟分析是很必要的。而要做起來，問題不少。其原因主要在于分析對象的二重屬性以及當時的復雜因素難以計量和排除。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建設投資分配亦即財政資金的使用，無不體現國家的政策導向。就是說，不同的政策取向決定不同的資源配置。例如主要依據戰爭原則和主要依據經濟原則安排基本建設，資源配置的方向、重點、傾斜的力度以及布點選址原則，是有很大區別的；從經濟效益視角考察，差異肯定不會很小。同樣是一般經濟建設，產業政策或區域政策側重點不同，投資效益也往往相差懸殊。就三線建設而言，在備戰指向下，必然加大國防需求與重化工業需求的投資比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正常狀態下應予考慮的比例關系，與此相關的投資額也必將增加。盡管政府力求加以調節，也不可能泯滅上述矛盾的存在。可以說，三線建設投資行為這種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了一般經濟原則。局限于通常的經濟分析方法，就不完全具有解釋力。
    陳東林研究員在論述三線企業調整問題時，就觸及這個問題。在他看來，三線企業身上集中了歷史與現實的尖銳矛盾，當年作為國家行為的“靠山、分散、隱蔽”使許多企業先天遠離市場，生產與市場不接軌的軍用產品。而在企業調整中，國家行為的日趨弱化，使企業承擔起了償還當年國家行為后果的責任。與民營企業、三資企業及東部新興國有企業相比，國家優惠政策遠不能改變它的劣勢，負債過多，難以形成擴大再生產的良性循環。
    實際上舉凡以戰備為導向的資源配置，一旦情況變化，大都會遇到這類問題；戰時經濟轉入和平時期，會更突出。20世紀冷戰結束后，出現世界性的經濟蕭條，就是這種陣痛的反映。癥結在于，我們對于自己的分析對象－－三線建設投資行為，缺乏符合客體實際的認識和區分。解開這個癥結，仍然在于三線建設的二重性。這是分析和界定它們的屬性的基本依據，也應該是制定有關經濟政策的重要根據。
    從三線建設二重性這一見地出發，它已不完全是通常意義上的基本建設投資行為，它首先是為維護國家安全而采取的防務性舉措，因而這一部分投資是屬于國防戰備費的范疇；其次才是一般經濟建設投資，屬于基本建設撥款。前者屬于公共消費支出，如同其他軍政費用一樣，應計入社會總成本（如上所說因備戰方略改變而產生的企業調整轉產的追加投資，也應該計入社會總成本），由社會公眾負擔，即由全國各個企業和全國人民分攤。后一部分方構成該項投資企業的分擔部分，計入該企業的生產成本。考察經濟效益主要應是后一重意義上的投資行為。這并不是說前一重意義上的投資不必計較投資效果，從軍事經濟學的角度看，以最少花費獲取最大收益的經濟學原則應該也是適用的，只不過分析評價方法有所區別。
    在財政支出明細上，國防戰備費和基建撥款涇渭分明。從經濟學角度看，前者是社會勞動的一種扣除，不再進入社會再生產過程。在基本建設投資中，屬于這一范疇的投資占比，同投資效益和經濟發展實績呈負相關關系。這是考察三線建設經濟效益特別是百元投資提供的國民收入額和國民收入增加額以及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時，不能不考慮的重要因素。屬于后者的投資，雖然也在或長或短的時間里退出再生產過程，但都是暫時的，除非投資失誤導致損失，它們遲早會以全新面貌加入到再生產中去。所以，從根本上說后者是社會再生產的組成部分，而且是擴大再生產的一部分，在性質上與前者完全不同。
    如前所述，從政府特殊政治層面觀察三線建設特殊性，我們曾大致概括為三點：（1）超強的投資力度；（2）超常的國防工業和重工業占比；（3）選址布點的特殊要求。這是以往幾個時期都不曾有或不完全具有的特點。三線建設時期國家投入三線地區的基本建設資金，從1965－1978年累計1701億元，占同期全國基建投資總額的40.7％；在全國工業基本建設投資中，1965－1975年的11年47.7％投在三線地區，為歷史僅見。其中國防工業投資額高達280億元，占全部投資額的16.5％，在工業基建投資中占36.5％。此外，民用工業投資中直接為國防工業服務的部分，據財政部資料，”三五“時期約占1／4。按此估算，兩項合計當在470億元上下，約占全部基建投資的27.6％左右，在工業基建投資中約占61.5％左右。在四川等8個重點省的工業基建投資中，1965－1975年國防工業和一般重工業投資占比高達95％左右。這種投資結構決定的經濟結構，說它具有準戰時性質也許不為過分，加上“靠山、分散、隱蔽”的選址布點和生產流程安排，除非發生戰爭或在臨戰狀態下，既缺乏廣大的市場基礎，同地區經濟又不易融合，與東部地區經濟相比，明顯處于不利地位。國際環境一旦變化，必要的調整不可避免。
    按原來設想，三線建設大部分項目應在“三五”時期開工并完成，包括續建和配套工程以及中蘇珍寶島武裝沖突前后旨在應對不測的追加項目，“四五”時期大體收尾應該是有條件的，但實際卻延至“五五”時期，投資額還不斷追加。很明顯，這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影響有很大關系，尤其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最為嚴重的1967、1968年兩年和1969年珍寶島事件前后林彪集團插手三線建設的干擾，建設規模在“四五”初期一度失控，建筑造價大幅度攀升，投資效益急劇下降。以建設一座120萬噸大型煤礦礦井為例，“二五”期間平均工期42個月，單位能力投資28.4元／噸；“四五”時期平均工期則需要77個月，單位能力投資增加到51.8元／噸。剔除這些額外因素造成的損失和引起的被動投資，可能較為接近三線建設的真實規模。問題是尚無可行的方法，姑且稱為三線建設經濟分析難以完全避免的、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

    三線建設的得失觀

    三線建設評價的要害，是得失的比較。三線建設的“得”，主要是把內陸腹心地區建成擁有相當規模，具有包括常規武器和導彈核武器制造能力，以軍工為主體門類比較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和相應交通網絡的戰略性后方基地，與“兩彈一星”的成功研制共同構筑起應對國際復雜局勢與突發事變的有力保障。我們不敢說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的外部環境開始向有利方向轉換，戰爭危機緩解是得虧三線建設，但是，中國高調備戰與無懼任何戰爭威脅的意志，恐非無足輕重。即使現在，亦如原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1991年1月所說，三線建設總的部署、布局和原則是正確的，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措施。從當前來看，特別是從海灣戰爭爆發后來看，都證明我們過去建設三線是對的，不能后悔。這是既有豐富實戰指揮經驗和深厚軍事理論素養，又熟諳世界軍事發展趨勢特別是軍事科學技術發展趨勢的資深將軍，基于現代戰爭最新觀察的鄭重判斷。
    三線建設同時又是中國落后地區的大開發，大跨度地將國家生產力布局進一步向廣袤的中西部展開。截止到1980年，三線地區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1145億元，工業固定資產原值由1964年的286.81億元增加到1980年的1435.98億元，占全國比例由29.12％提高到38.5％。如以1964年為基數，1980年三線地區工業產值增長493.7％（按當年價格計算，下同），平均每年增長30.86％，比同期全國工業增速高4.6個百分點。經濟結構發生積極變化。11個省、區社會總產值中工業比重分別提升7.4個－19.6個百分點不等，普遍接近或超過50％，顯示向工業化目標邁進一大步。數十個重大產品生產、科研基地和幾十個各具特色的新興工業城市拔地而起，給昔日荒漠地區注入勃勃生機。現代交通運輸的發展，在時空上縮短了同東部發達地區的距離，也縮小了同它們的差距。三線建設對于中西部日后的進一步開發，對于鞏固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都將具有長期價值。
    事物總是成雙成對、有得必有失的。三線建設的“失”，主要是在較長時間里過于集中地將資源配置在見效慢、效益低（例如重化工業）以及不易見效（鐵路交通部門）甚至不可能見效（軍工部門，這里撇開就國防意義上軍品也具有效用的情況）的行業和企業，從而拖累東部老工業區和整個國民經濟，進而影響人民生活的改善。三線建設持續多年的高投入，擠占了正常年份國家對沿海工業和既有企業的必要投入，而它們卻是即期生產和維系經濟增長的主力軍。1965 － 1971年東部基本建設投資在全國基建投資總額中的比重，由“一五”時期開始長期占35％以上降到30%以下，1966年只有26％；主要用于老企業的更新改造資金和其他固定資產投資，“三五”時期年均增加速度也由“二五”時期33％下降到7.5％。與此同時，一部分資質優良的現役生產能力又搬遷內地，沿海工業一度受到影響。中國老工業區和既有企業一般補償不足，在國家減少投入的情況下，又承擔著支援三線建設和維持市場的任務，加速了它的老化過程，20世紀70年代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工業增長率一向位居前列的沿海11省、市、區“四五”時期反低于全國0.72個百分點。兩筆賬疊加，拖累了全部工業生產。“三五”時期積累率比調整時期提高3.6個百分點，超過“一五”時期2.1個百分點，而在“四五”時期工業增長率反而比“三五”時期降低2.6個百分點，投資最多的重工業降低4.5個百分點。“四五”期間積累率提高到33％的創紀錄水平，“五五”計劃頭3年工業增長率僅比“四五”期間提高0.4個百分點，其中重工業反降低0.3個百分點。工業如此，又影響到整個經濟。以“一五”時期為基期，反映國民經濟全貌的社會總產值指標“三五”時期降低2個百分點，“四五”時期降低4個百分點，“五五”前3年有所回升，但仍低于“一五”時期。所以，計算三線建設付出的全部代價即全部成本，應當包括這部分損失。
    經濟增速下滑，意味著可供國家建設和安排人民生活的國民收入增長乏力，國民收入增加額減少。“一五”時期國民收入年均增長8.9％，“三五”時期為8.3％，“四五”時期下降至5.5％。更重要的是，國民收入使用額中積累比重被不斷推高，形成對消費的擠壓。“一五”時期積累率為24.2％，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一比重也應有所提高。事實是提高的速度和幅度過快也過大了。“三五”時期積累率提高2.1個百分點，“四五”時期又提高6.7個百分點，1978年更達到36.5％的高位。在新增國民收入使用額中用于積累的比重，“一五”時期為31.4％，“三五”時期高達47.8％，“四五”時期下降為36.9％，1978年又升至63.4％。國民收入使用額中消費占比不足，新增國民收入中過多用于積累，人民生活的改善勢必受到壓抑。據統計，全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年均提高幅度“一五”時期為4.2％，“三五”和“四五”時期分別為2.1％和2.2％。此外，國民經濟許多部門積累的問題，也都需要后續期償還欠賬。三線建設人民做出了巨大貢獻，也付出了一定犧牲。
    需要說明，“文化大革命”對上述兩方面的負面影響是很嚴重的。這一時期中國經濟沒有達到更高的增長速度，人民沒能得到應有的實惠，“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和三線建設的拖累是兩大制約因素。困難的是，在方法論上我們無法加以區分，更難以計量各占多大權重。顯而易見的是，三線建設的巨額投入，對于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國壓力是很大的。70年代初毛澤東、周恩來打開中美關系后，1972年就著手調整建設方針，壓縮三線地區投資。可見中國的發展依賴于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其中亦有發展經濟的內在需要。     三線建設得失相比，得是長期起作用的因素，是國家戰略利益所系；失是得的必要代價，從根本上說是外部敵對勢力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也是暫時的，終歸會得到補償。這并非掩蓋是非。三線建設的“失”，包含有工作中的問題，例如計劃本身的某些失當，“三五”計劃三線投資占比甚至超出毛澤東的要求，加工工業占比也過高，山、散、隱的選址要求泛化為一般原則且強調過分等等。如同其他工作一樣，缺點和錯誤一般說總是難以完全避免。在這個意義上，“不妨把一定歷史背景下的‘三線’建設帶來的因資源配置不經濟而產生的效率與效益損失，計入工業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必要社會成本之中。這部分成本屬于國家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支出的成本，猶如人類為預防災害損失而需要額外支付一部分經濟資源，用于興建公共工程或設施一樣。它雖然是社會勞動的扣除，卻是一種必要的扣除；何況從經濟發展的后續期看，落后地區的開發一旦進入收獲期，原來的投入將會在或長或短的時期里得到補償。在這一點上，‘三線’建設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損失是暫時性的，與純粹為預防災害而墊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純粹的軍費開支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