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歷來看重六十一輪回的甲子之年。

　　1894-2014，就是兩個甲子之年!

　　發生在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道慘痛的傷痕。然而，歲月的皺紋常常默默無情地淹沒歷史的刀痕。

　　“甲午戰爭”，對今天不少國人來說，也許是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

　　歷史是不能遺忘的，它總是以自己的邏輯給未來以深邃的啟迪。透過黃海海面彌漫的歷史硝煙，矢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中國人，能從這場攸關民族命脈的戰爭中，生發幾多感慨，獲得幾多啟悟、幾多憂思、幾多警示……

　　民族痛與中國夢——甲午戰爭對中國歷史命運的影響有多大

　　“歷史上每次大的海戰，都將決定兩個國家的命運”。

　　公元1588年英國與西班牙大海戰，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打敗海上霸主的“無敵艦隊”，一躍成為強大的“日不落帝國”，而西班牙從此一蹶不振。薩拉米斯海戰之于波斯和希臘，阿克興海戰之于羅馬和埃及，對交戰國的前途命運都曾產生決定性影響。

　　1894年7月25日，日軍以偷襲大清帝國運兵艦隊為發端，不宣而戰，挑起了一場蓄謀已久的大規模侵華戰爭。

　　從豐島海戰到鴨綠江潰敗，從大連陷落到旅順屠城，從大東溝決戰到威海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再到《馬關條約》的簽訂，最后以割讓臺灣及其附屬島嶼、賠償2.3億兩白銀而告終。這筆巨大的賠款，相當于清朝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財政收入的4.5倍!

　　民之痛，國之殤。中國近代的反侵略戰爭中，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是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的一場戰爭。

　　甲午戰爭，成為兩國歷史命運的分水嶺。戰爭的結局置換了日本和中國在亞洲的地位，日本靠強索中國的巨額賠償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進而脫亞入歐，躋身列強，走向了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之路，為其后更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埋下了伏筆。

　　甲午戰爭，可謂一個龐大帝國崩潰的臨界點。正如一貫譴責列強侵華的恩格斯1894年11月深刻指出的：“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給了古老的帝國以致命的打擊。”

　　甲午戰爭加深了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進程?！恶R關條約》簽訂之后，中國徹底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從而引起外國殖民者新一輪瓜分中國的高潮。

　　甲午戰爭中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戰爭的失敗，無情地證明了此前“洋務運動”的圖強求富，不過是暫時延緩了大清帝國的壽命。好比一艘破爛不堪在海上飄搖的艦船，中華民族的命運開始跌入歷史的谷底。

　　甲午戰爭，也是中華民族覺醒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遭此奇恥大辱，國人開始重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

　　梁啟超對此曾有過入木三分的評論：“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始。”

　　“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甲午戰爭徹底打碎了“天朝上國”的迷夢，也進一步喚醒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哭泣、悲歌、吶喊和抗爭中，孫中山喊出了振聾發聵的口號：“振興中華!”從此，“振興中華”成了一代代愛國者夢寐以求的宏偉理想。

　　一次次的失敗和痛苦，急切呼喚新的“主義”、新的政黨登上歷史舞臺。中國近代以來的發展實踐雄辯地證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才能贏得民族的解放、獨立和尊嚴;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厥准孜纾@場戰爭不僅改變了兩個國家的歷史走向，而且深刻地改變了亞洲政治格局和世界發展的進程，直到今天仍有著揮之不去的影響。

　　170多年災難深重的近代遭遇，為我們提供了沉重的歷史警示。習主席提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反映了幾代中國人百年夙愿和共同心聲，展現出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時我們要看到，兩個甲子之后的世界復雜多變，我國周邊仍不安寧，東海、南海依舊風云詭譎、波疊浪涌，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竊取的釣魚島成為中日之間屢起爭端的外交問題。今天怎樣防止甲午戰爭的悲劇重演?中國夢、強軍夢的愿景能不能實現?面對這一沉甸甸的考問，我們理應交出一份無愧于歷史與民族的答卷!

　　憂患與擔當——有備才能無患，能戰方能止戈

　　1886年12月，英國埃爾斯威克造船廠為北洋水師打造的新型巡洋艦“靖遠號”下水，按慣例新艦下水需演奏國歌，而當時的中國沒有國歌，英國人信手拈來了一首古老的民謠——“媽媽好糊涂”，不幸竟一語成讖!

　　甲午戰爭爆發之前，大清帝國正處于史稱“同光中興”的“太平盛世”。“洋務運動”造成的繁榮表象，使清廷當局沉浸在感覺良好的“糊涂”狀態。

　　其實，“盛世”“中興”的背后，潛伏著種種殺機。戰爭的勝敗，實際上是在戰前決定的。

　　19世紀中葉，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為中央集權的近代天皇制國家，并毫不掩飾要發動一場“征討清國”“揚威海外”的侵華戰爭。

　　一場注定要爆發的大戰已經危在旦夕，而沉醉在“海宇升平”榮光中的清廷大員卻熟視無睹，“不以倭人為意”。

　　《盛世危言》《上大清皇帝書》之類的吶喊，遠不如洋務傭金、賣官鬻爵、萬壽慶典那樣實惠誘人。直至日軍攻陷大連、旅順，北京城仍鼓樂連天，弦歌悠揚。慈禧太后甚至揚言：“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令彼終身不歡。”掌持軍務和外交大權的李鴻章，則始終抱著醉心于求和的態度，“初冀俄國脅和，繼謀英國勸和”，后到“馬關乞和”……

　　殊不知，和平是乞求不來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一中國的千年古訓，與古羅馬諺語“要想得到和平，那就準備戰爭吧”說的是同一道理。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從“文景之治”到“七國之亂”，從“貞觀之治”“開元之治”到“安史之亂”，直至這次從“同光中興”到大清衰亡，古今中外歷史的發展一再證明，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太平盛世，并非意味著永享太平;戰爭的潛力，不等于戰爭的能力;和平的愿望，更不等于和平的現實。有無強烈的憂患意識，往往決定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有備才能無患，能戰方能止戈。承平日久，一個民族最難維系的是憂患意識，一支軍隊最難做到的是居安思危。敗戰、亡國，常常并非因為對手有多強大，而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麻痹、懈怠，自己打敗了自己。在前進的道路上，挑戰和困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陶醉，因為這種麻木可以消磨人的斗志,使人墮入危險的境地而不自知。惟有發揚居安思危、憂患在先的精神，時刻做好應對戰爭的準備，方能“弭戰患于未萌”“保和平之長久”。

　　政治上的昏庸，必然導致軍事上糊里糊涂吃敗仗;思想上的憂患，源于對國家和民族的使命擔當。沒有責任感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沒有使命感的軍隊是不能打勝仗的。盡管今天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但鑄劍為犁的時代遠沒有到來。我們熱愛和平，向往和平，但準備戰爭、進行戰爭、贏得戰爭，始終是軍隊的根本職能。歷史沒有后悔藥，勝利沒有替代品。戰場打不贏，一切等于零。實現偉大的中國夢、強軍夢，需要強化使命和擔當意識。“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當代中國軍人必須徹底摒棄和平麻痹思想，在心里刻上“定遠”的鐵錨，以民族和國家大業為重，以國防和軍隊建設為念，千萬不可用不打仗的心態做打仗的準備。

　　只有我們擁有了任何人都不敢覬覦的意志和力量，戰爭才會真正遠離我們。

　　器物與觀念——思想觀念落后也要挨打

　　人們常說“落后就要挨打”，但就甲午戰爭而言，僅作此分析還嫌不夠。

　　實際上，當時清政府的經濟、軍事實力并不比日本差。從經濟上看，中國的GDP是日本的9倍;從軍力比較，中國艦隊總體上略占優勢，“定遠”“鎮遠”堪稱當時世界領先、遠東一流的鐵甲利器，雖然日艦的船速較快，但優勢并不像一些人形容的那樣大，絕無鴉片戰爭時大刀長矛對堅船利炮般懸殊。

　　應當說，思想觀念的落后、軍事理念的陳舊，才是導致“天朝上國”一敗涂地的一個“致命傷”。

　　甲午戰爭，是“人類歷史第一次以蒸汽為動力的鐵甲艦隊所進行的一場大海戰”。

　　十九世紀堪稱一個海洋的世紀，制海權成為造就現代大國興衰的重要杠桿。美國人馬漢提出的海權概念震動了世界，英國依靠強大的海軍而稱霸全球，日本則把爭奪制海權作為掌握對中國作戰的主動權。而中國只是視海洋為單純防御的屏障，把海軍消極地看成是運輸船隊、運兵船的護航力量和陸地防守的一種輔助。尤其是甲午戰爭的最后也是關鍵階段，北洋水師“株守軍港”不敢出海，這無異于擱淺的鯨魚坐以待斃，至多也是將一群活艦當作死炮臺作了有限的抵抗。

　　美國知名軍事歷史學家馬克斯·布特考察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海戰，發現中俄兩國的新型戰艦都比日本多，但都將其與舊式戰艦混編在了一起，使得新型戰艦根本無法發揮威力，結果都敗于貌似相對弱小的日本海軍。

　　英國海戰史學家評價：“大東溝海戰的結果是對海戰理論無知的產物……假如北洋艦隊多了解一下海戰理論，又怎么可能在擁有大艦巨炮的情況下仍然以懸殊比分慘敗呢?”

　　一個對海洋陌生的國家和民族，可以買來世界上優良的戰艦，卻買不來海洋意識和海戰理論。清軍雖然裝備了現代化海軍裝備，但依然固守“弓馬平天下”的傳統觀念和祖上傳下來的“作戰成法”，未能形成足以與列強抗衡的新質戰斗力，充其量不過是拿著一些洋武器的舊式軍隊，最終不得不吞下令人銘心刻骨的戰敗苦果，使一個誕生過《孫子兵法》的國度千載蒙羞。

　　由此可見，落后就要挨打，是一個高度概括的集合命題和判斷。即使經濟、軍事實力不落后，思想觀念、軍事理念落后也照樣挨打。

　　甲午海戰，從反面演繹了“器”與“道”的古老哲學命題。人，永遠是戰斗力中最活躍最基本的因素。武器本身并不是戰斗力，任何武器的效用都要通過人去實現。在信息化、網絡化席卷全球的今天，軍隊的武器裝備不斷更新換代，戰斗力生成模式深刻嬗變，新型作戰力量不斷涌現，這對人的思想觀念更新、軍事理念和戰略戰術創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當技術浪潮在四周洶涌澎湃的時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頭腦”。

　　作風與戰斗力——鍛造永不卷刃的“精神刀鋒”

　　在人類歷史上，任何戰爭既是武器和戰術的對抗，也是作風和精神的較量。

　　曾有文章考證，一度相傳的清軍艦炮晾曬衣物，并無事實根據。但多種資料表明，北洋水師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受沒落王朝腐朽頹廢之風浸淫，確實軍風敗壞，弊端叢生。士兵“腰間皆斜插煙槍一支”，“平居煙酒淫賭，沉溺往返”，甚至管帶也側身其間，大敵當前而“逐聲妓未歸”。演習訓練則虛應故事，欺上瞞下。“平日操練炮靶、雷靶，惟船動而靶不動”;每次演習，總是“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駛，碼數已知，放固易中”“徒求演放整齊，空給觀者以威力強大的假象”。

　　弄虛作假可以欺騙自己，欺騙許多人，卻無法欺騙自己的敵人。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日艦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艦隊9倍以上。更令人震驚的是，在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發射的炮彈有的彈藥“實有土沙、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

　　盡管北洋海軍中鄧世昌、林永生等官兵浴血奮戰，實踐了“與軍艦共存亡”的諾言，但總體上這支新式軍隊，與文恬武嬉的八旗綠營腐敗軍風相差無幾，無法經受實戰的檢驗。

　　“作風就是戰斗力”，徐向前元帥的這句名言，其實是古往今來的一條鐵律。戰爭實踐反復證明，優良作風才能塑造英雄部隊，作風松散可以搞垮常勝之師。在斧鉞捉對、血雨腥風的戰場上，對軍隊來說，優良作風就是銳不可當的氣勢，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氣概。一支精神委靡、作風渙散的軍隊是不可能有戰斗力、不可能打勝仗的。

　　戰爭最終檢驗、證明一支軍隊。在長期的軍事實踐中，我軍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這是人民軍隊的鮮明特色和政治優勢。80多年來，我軍之所以能夠戰勝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從勝利走向勝利，作風優良是重要法寶和根本保證。無論時代如何發展、社會環境如何變化，我軍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永遠不能丟。

　　強軍必須強作風，興軍必須興作風。人民軍隊在強軍興軍征程中，把作風建設作為“生命工程”來對待，作為“勝利之源”來維護，鍛造克敵制勝的“精神刀鋒”，弘揚革命戰爭時期那種戰斗精神和戰斗作風，這是歷史的昭示，更是時代的呼喚!

　　變革與現代化——在突破體制機制痼疾和利益固化藩籬中前行

　　甲午戰爭提供了一塊再好不過的切片，讓我們探尋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革的玄機。

　　龍躍在淵，革故鼎新。“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工業化、現代化運動，也可以說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和軍事變革。

　　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清政府為了“自強”，先后創建江南制造局，設立兵工廠，建立軍事學堂，編設防軍和練軍，發展新式海軍，編練新式陸軍，這場變革“仿效西法”雖取得一時成就，但“徒襲人之皮毛，而未顧己之命脈”，“自強”的目的并沒有達到。

　　“洋務運動”為何以失敗而告終?當年李鴻章有一段為人們所熟知的話：“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于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變革思想主導下，“洋務運動”雖然引進了不少西方的近代武器裝備，但由于固守腐朽沒落的“朝制”，試圖通過小修小補解決問題，使得社會和軍隊組織體制機制的改進甚微，即使是新建的海軍，官制也完全按舊軍制，而且具有濃厚的私屬性和嚴重的派系，甚至海軍建設本身最后也成了利益分贓。晚清社會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皆以自己固有的狹隘利益為出發點，而忘記了變革圖強之大義，實際上都成了埋葬北洋艦隊乃至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甲午戰敗之后激起的一場新的“戊戌變法”運動，也在舊政治利益享有者的極力反對、抵制、絞殺下，前后僅百余日便告破產。

　　當時清政府雇傭的一個英國雇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打過一個形象的比喻：“恐怕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比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們以為它醒了，但過了一陣，卻看它又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燃起煙袋，打個哈欠，又朦朧地睡著了。”

　　正如百川東去，歷史總是在變革中迸發前行的力量。而變革與現代化如影隨形，相互激蕩。

　　綿延35年的“洋務運動”，已經化為歷史的煙云。國運滄桑，甲子輪回。今天，歷經35載的改革開放，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時代節點上。

　　回眸歷史可以發現，任何改革創新，都不可避免地沖擊既定規則，觸及既得利益。而體制機制的障礙，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約，往往會成為變革中難以解開的死結。在近代社會、軍事變革中，中國錯失了一次次良機，釀成了一次次歷史悲劇。

　　“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獨行，才彌足珍貴”。今天的改革，無論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還是體制機制的轉型，都是硬骨頭，都要涉險灘。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調整，人們利益越來越多樣化，任何一項改革都很難滿足各個群體的利益訴求。利益固化的藩籬不打破，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不克服，全面深化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頭也得啃，再深的險灘也得蹚。只有以“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超常的膽識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才能開辟一片新的天地，寫下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歷史新篇章。

　　逝者已往矣，來者猶可追!

　　作者后記

　　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什么甲午……”不少國人對國恥已經麻木了。新拍攝的故事片《甲午大海戰》，在某大城市放映，整個放映廳只有區區5個觀眾。

　　能簡單地驚呼“可悲、可嘆”嗎?從1840年6月28日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近代以來國人經受的苦難和失敗太多了，堪稱“國恥日”的日子一個接著一個，到底以哪一天做這個沉重的紀念日，其實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真正從心底喚起國民強烈的恥辱意識。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反思歷史，就是反思自己。由民族恥辱帶來的國民性的反思，應當首先從知恥開始。

　　人們喜歡紀念勝利和成功，這無疑給人以信心和勇氣，但我們更需要銘記失敗和恥辱。從某種意義上說，后者比前者更有價值。

　　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恥辱感是人類捍衛自尊的基礎、追求自強的動力，也是人類最珍貴的情感和認知能力。

　　作為一種自審意識，人的恥辱感與對國家、民族應負的責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到齊師孫臏的雪恥敗魏;從耶路撒冷猶太人的“哭墻”，到俄羅斯的無名烈士墓，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表明，一個自強的民族，必然善于從恥辱中獲得啟迪和激勵，從失敗中汲取制勝之道。日本民族是一個恥文化發達的民族，日本人對軍國主義的侵略史已經淡忘，但對自己的戰敗史、屈辱史卻記憶猶新。而健忘、茍且、沒有恥辱感的國民性，恰是不少國人一條致命的疤痕。在現實生活中，歷史被遺忘，屈辱被戲說，英雄被解構，并不是什么驚奇的事情。

　　“知恥近乎勇”。不對“恥”進行艱難、深沉的思索，不從心底喚起國人的恥辱感，就不能期望“勇”來得多么飚烈、持久。正如馬克思曾深刻指出的;“如果一個國家真正感到了恥辱，那它就會像一只蜷伏下來的獅子，準備向前撲去……”

　　一個健忘、茍且、沒有恥辱感的民族，是沒有遠大未來的。只要中華民族還在延續，只要我們要圓中國夢、強軍夢，就不能也不應忘記還有甲午這場改變國家歷史走向的戰爭。而阻止對歷史的遺忘，只向大海英靈撒幾片花瓣是遠遠不夠的。

　　當年，魯迅先生為了紀念“左聯”五烈士，曾悲憤地寫下《為了忘卻的紀念》，作者的深意其實是為了“不忘卻”，并以此來警醒國民麻木的心靈。

　　當歷史的車輪碾出120道年輪之后，今天追憶甲午戰爭，能不能強化一下民族恥辱感的國家記憶?能不能保持我們曾經獲得的民族覺醒和自尊?能不能永遠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這難道不值得深思嗎?(本報理論部　劉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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