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以1894年7月25日豐島海戰的爆發為開端，清日之間打了將近9個月的海陸大戰，史稱甲午中日戰爭。李鴻章傾注心血的北洋艦隊，在總噸位、火炮數量與日方差距不大的情況下，因戶部不同意購買速射炮而導致的火力上的懸殊落差，最終在9月17日一場5個多小時的黃海海戰中大敗虧輪，影響整個戰場至頹靡不可收拾。

　　時下，圍繞甲午海戰的各種戰役、戰略或體制分析汗牛充棟，本文試圖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呈現這場戰爭的來龍去脈和主旨。

　　清日改革殊途

　　1860年代，在東海兩岸，大清國的“同光(同治、光緒)中興”和日本的“明治維新”先后啟動。

　　就大清國而言，從道光年的鴉片戰爭到咸豐年的英法聯軍入侵，200多年滿族王朝的華麗墻皮一次次被無情剝落，露出帝國早已斑駁朽蝕的墻體。八里橋一役中滿蒙鐵騎在聯軍槍林彈雨中雖前仆后繼，卻有如蜻蜓撼柱，終不免全軍潰敗的慘景，及隨后的火燒圓明園之恥，令朝廷再無法以天朝上國自我麻醉;更何況剪除心腹大患太平天國也急需洋槍洋炮，因此洋務運動成為“復興夢”所寄。

　　1861年，以恭親櫟上呈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為宣言，洋務運動正式開始。經過30年的建設，清朝小有所成，不僅建立了近代意義的工礦企業，軍事近代化的首要目標也實現得不錯，尤其是擁有了一支號稱世界第八、亞洲第一的海軍，一掃道、咸年積頹之氣，呈現出中興之勢。

　　明治維新比之洋務運動，晚了7年。因有大清國閉關自守的教訓在前，日本西南四強藩早早展開以強化軍力為目標的改革，最終以內戰方式推翻幕府，將大權旁落數百年的天皇推到前臺，建立了統一的新國家。

　　明治天皇繼位后，很快推出綱領性的《五條御誓書》，開啟了轟轟烈烈的明治維新。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口號，即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分別針對軍事、經濟和文化領域進行改革，這些改革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遠超同期的大清國，成果也異常顯著。以最具指標意義的工業生產為例，日本的年增長率在1866~1873年為平均32.2%，在1874~1890年為12.2%，堪稱飛速。

　　就變革的起點而言，大清國并不輸于日本。美國“黑船叩關”時，日本人視魏源為師;搞維新，伊藤博文奉李鴻章為偶像。事實上，經過牡丹社事件(日本因臺灣生番殺害琉球船難者而出兵臺灣南部)上的初步較量，一直到1886年長崎事件發生時，日本都不敢說有可能戰勝清國。但也就是發生在長崎的這場鬧劇，既刺激了日本的危機感，又讓日本看到了清朝的腐朽。當時，因喝花酒產生糾紛，奉命“友好訪問”的北洋艦隊水兵在岸上與日本警民發生兩次沖突，最后清軍倚仗堅船利炮迫使日本服軟。翌年，天皇帶頭捐內帑，甚至節食，帶動起獻金支援海軍建設的全民運動。日本海軍的硬件在六七年后便反超清國海軍。

　　洋務運動起步早，但因缺乏整體系統的規劃，其成果也不成系統，不過是泥足巨人身上零星的點綴，并不能以點帶面，而明治維新卻堪稱國家體系近代化的范本。以兩國戰爭機器為例，清日的差距不僅體現在槍炮、戰術領域，在情報搜集、后勤支援、衛生醫療、媒體公關等方面也很明顯。當日本國內擁有數千公里的近代化鐵路時，大清國卻在鐵軌上奔馳著獨創的“鐵路馬車”;開戰前日本即破譯了清國駐日公使館收發的全部密電，清國卻一直蒙在鼓里，李鴻章堅信駐日公使汪鳳藻的說辭，不相信日本決心開戰，致使運兵船“高升號”在朝鮮牙山灣口豐島海域被日方擊沉，甚至在他次年赴日求和時，仍在沿用已泄露的密碼本。

　　從政權基礎看，日本通過廢藩置縣、版籍奉還和官制改革，實現從分封體制向中央集權國家的過渡，加上又是準單一民族國家，國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空前強化。而清國雖是大一統帝國，但晚清民族矛盾突出，即便是做了25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也不被滿族統治者充分信任，其所能支配的財力、武力都很有限。日本通過戰時大本營體制將整個國家納入了戰爭軌道，清國卻似乎只有李鴻章的淮軍和北洋艦隊在戰斗。

　　日本野心何來

　　甲午戰爭因何而起?不妨看看清日兩國當時的宣戰書。清廷的宣戰詔書稱自己出于宗主國保護藩屬國的義務，在朝鮮發生內亂時出兵援助，而日本無故派兵進入漢城，且迫令朝鮮改革國政;勸令日本退兵，非但不肯，還繼續增兵，為維持均勢，清朝也只能增兵，運兵途中遭到日本海軍不宣而戰。

　　日本的宣戰詔書則認為，是日本首先說服朝鮮成為與世界各國平等交往的獨立國家，而清朝總是以宗主國身份干涉朝鮮內政。朝鮮發生內亂，日本出兵以防不測，并要求清政府協同，遭拒絕。日本只得勸說朝鮮進行內政改革，以夯實國基，清國卻全力阻撓。日方推測清廷阻撓的目的在于讓朝鮮永遠做附庸，這就意味著日朝之間簽署的各種條約就有作廢之虞，所以才被迫開戰。

　　宣戰書都是把自己置于道義制高點上，日方的狡言強辯尤其如此。但可以明確的是，中日甲午戰爭因朝鮮而起。

　　朝鮮，自崇儒的李氏王朝建立起，歷明清兩代，一直是中國的藩屬;而與日本，因高麗時代作為蒙元仆從軍兩次入侵過日本，加之16世紀末又因壬辰倭亂與日本結下世仇，雖經德川幕府百般努力，兩國間也僅維持著最低限度的官方關系。然而，當歷史的車輪滾到19世紀中葉的當口，清朝對朝鮮的心態或許沒有多少改變，但日本顯然越來越按捺不住了。

　　日本對朝鮮的野心，有以下幾方面考慮：首先，明治維新將武士階層作為建立近代國家的絆腳石轉化掉，但無法為其提供充分的就業保障，武人不滿情緒持續郁積，為避免內戰的發生，在日本國內興起了“征韓論”，認為與其讓內戰摧殘國家，不如到朝鮮給士族們制造用武之地。這與當年豐臣秀吉為鞏固統治而發動壬辰倭亂的考量如出一轍。

　　其次，日本面臨險惡的國際處境：美國侵占小笠原群島，英國垂涎琉球，最可怕的還是俄羅斯的步步東進。早在國門開放前，日本就與俄羅斯在北方島嶼問題上摩擦不斷。從俄羅斯趁火打劫鯨吞黑龍江領土所表現的趨勢來看，南下侵占清國東北全境乃至朝鮮半島只是時間問題，之后就會威脅到日本。為自身安全計，日本認為很有必要將侵略難度系數最小的朝鮮納入囊中。

　　第三，從工業經濟發展史來看，通過損農補工實現原始積累是必由之路。日本作為一個物產貧瘠的農業國，靠出口廉價的生絲來購回工業設備，貿易逆差很大。被損害的日本農業如何彌補損失?日本的目光投向了朝鮮。

　　1875年，日艦“云揚號”侵入朝鮮首都漢城西側的江華島水域，挑起事端，并攻占炮臺;翌年，日本通過《日朝修好條約》取得通商口岸、水文測繪權和治外法權。朝鮮國門開放后，糧食和黃金源源不斷輸入日本。日本國內米價得以平抑，反倒是朝鮮，不堪糧食市場被擾亂，于1889年頒布《防谷令》，禁止日本囤積套運糧食。而日本對朝鮮的出口主要是棉布、棉紗，在1885年后面臨著清國同類商品的競爭，有被擠出朝鮮的危險。糧食基地和工業品傾銷市場，日本都不容有失，所以寧愿干涉朝鮮內政、舉全國之力對清國開戰。

　　刀尖上的朝鮮

　　至少在“云揚號”出現在江華島之前，當中日在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而焦慮、奔忙的時候，朝鮮王室雖不平靜，仍顯慵懶。

　　17世紀，東北亞諸國先后進入對洋夷“閉關鎖國”的時代，只是中日兩國都在沉重的鐵幕中間留下了細細一條縫隙，帶著好奇而戒備的心理窺視著國門外的各色洋夷和奇怪的船舶。唯獨朝鮮，將幕布蒙得死死的，偶有不長眼的傳教士闖入，會被毫不留情地肉體毀滅。進入19世紀，朝鮮的國家和社會秩序呈現龜裂狀態，人心渙散思變，而“洋擾”也日益頻繁。但朝鮮仍陶醉在曾讓不熟悉地形的法國人和美國人的炮艦都吃了敗仗的盲目優越感中，以至于“云揚號”事發時，當局竟搞不清楚是誰干的，直到翌年黑田清隆來才確知是日本所為。

　　1863年，新君高宗大王繼位，因為年幼，由其生父李罡應攝政，稱“大院君”。大院君主政10年，成功踢走外戚，重塑王室權威，任內擊退法、美入侵更讓其聲望達到頂峰。然而，其改革更多是強化祖制，并不能從根本上遏止禮崩樂壞的失序。當高宗年歲漸長，戀權的大院君成了國王親政的絆腳石。

　　1873年，高宗親政，王后閔慈英干政。這對夫妻檔年紀輕，易于接受新事物，他們認識到列強環伺、宗主國大清垂垂老矣的嚴峻現實，知道大院君能擋住列強一時，擋不住一世，繼而在外交上采取了更為開放的姿態。閔妃集團主張“開化自強”，以洋務運動為師，設統領機務衙門，總管外交。在統治階層“兩班貴族”內部，也出現了類似清國的開化、守舊兩派對立的局面。

　　朝鮮開化派多為非主流的青年兩班貴族，血氣方剛，行事較激進。他們或公派或自費東渡考察過日本，受明治維新鼓舞，認為應當聯合日本，促進自強，繼而踢開清國。朝鮮歷史上遭受過來自滿清的兩次災難性入侵，對這個宗主國呈現較復雜的情感，即政治上依靠、經貿上依賴、文化上鄙夷。兩次鴉片戰爭又極大打擊了清國的權威，為開化派的聯日排清主張提供了思想土壤。

　　開化派雖受閔妃集團支持，但可作為之處并不多，僅練兵一項得到落實。1881年，朝鮮組建“別技軍”，聘日本軍官訓練，由閔妃侄子閔泳翊掌管。由于閔妃集團掌權后迅速腐化，以克扣盤剝舊式軍隊提高新軍待遇，惹得民怨沸騰。1882年舊式軍隊因糧餉問題發起兵變，并將蟄居的大院君推出。閔妃集團要員多死于兵亂，閔妃本人外逃到地方，史稱“壬午兵變”。

　　壬午兵變打亂了朝鮮政局，也給清日兩國提供了控制朝鮮的契機。清國作為宗主國，有義務過問;日本有軍人、外交人員死于兵變，同樣有責任干預。閔妃為重新掌權，向北京求援，而日駐朝公使花房義質也向東京求救。朝鮮半島繼壬辰倭亂后，再度出現中日兩軍同時駐扎的景況。

　　清軍率先開進漢城，將煽動兵變的大院君逮捕回清國軟禁，以杜絕日方口實，并在可控狀態下推動朝鮮改革。為此，清國與朝鮮締約，獲得領事裁判權、海關監管權和租界權。日本則迫使朝鮮簽訂了《濟物浦條約》，允許日本為保護外交人員和僑民在朝鮮駐軍。

　　清國的再造之恩，讓閔妃迅速從開化自強重返事大主義的常態，這導致激進的開化派人越來越傾向于鋌而走險。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開化派以為清國必敗，于是發動“甲申兵變”，短暫取得政權，宣布朝鮮獨立自主，要求清國“放大院君歸國，廢止朝貢”。由于開化派急于事功，下手狠辣，閔妃、高宗轉向反對，袁世凱率駐朝清軍趁亂鎮壓了開化派，朝鮮的近代化之路被打斷。

　　日本甲申受挫，卻奇跡般在外交上扳回一局：通過談判，與清廷簽訂了《天津條約》，約定同時撤兵，如朝鮮再生變亂需要派兵，必須照會對方。這等于將清日在朝鮮置于對等地位，清國事實上喪失了宗主國地位。

　　1894年春，朝鮮南部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王室向北京告急。清廷出兵，按《天津條約》告知日本。日本也跟著大舉出兵。亂事平定后，清廷主張同時撤兵，卻被日本拒絕。不僅如此，日軍在豐島海戰前兩天攻占朝鮮王宮，囚禁高宗，裹挾大院君攝政，令其“委托”日軍驅逐駐朝清軍。“引狼入朝”的李鴻章不得不吞咽下苦果，倉促應戰;清軍陣亡3萬多人，仍不免在《馬關條約》中割讓遼東半島和臺灣給日本。

　　殖民時代的更替

　　甲午戰爭的爆發，背后是一個世界性殖民時代的到來。

　　鴉片戰爭前后，歐洲列強軍事投送能力不足，對遠東的侵略采取炮艦外交，通過恐嚇對方開放口岸，再徐徐滲透。這之后，列強的主要精力仍放在近東，希圖瓜分衰落的奧斯曼帝國。列強之間，也陷入競爭和對峙，維持著恐怖的“武裝和平”。由此，同光中興和明治維新均迎來戰略機遇期。

　　然而，隨著二次工業革命興起，西方列強對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的胃口變大，新的交通和通信條件則讓世界變小，1878年《柏林條約》的簽訂也給歐陸爭霸暫時畫上了休止符，列強加速東進。法國從越南西貢一路向北，終于威脅到了中國西南，導致戰爭爆發;中國整體大敗，局部小勝，洋務運動的效果第一次受到質疑，導致奕下臺。之后，騰出手腳的列強紛至沓來。清廷沮喪地發現，原來值得炫耀的眾多藩屬已成包袱，欲保乏力;甩包袱勢必形成多米諾效應，引發體系崩盤。當日本欲圖染指朝鮮，清國廟堂不乏放手一戰、既保朝鮮又振國威的如意算盤;結果甲午戰敗，朝鮮易手，清國徹底成為光桿。

　　面對帝國主義全球擴張的殖民時代，初步實現近代化的日本顯然更適應。一方面背負著諸多不平等條約的包袱，一方面卻善于將學會的殖民伎倆嫻熟地運用在對亞洲鄰國的外交中。1875年的“云揚號”事件就堪稱教科書式的表現，日本在對清國的交涉中，或恐嚇或搬弄國際法，表現不亞于歐洲老師。最重要的是，日本極其敏銳地把握了西方列強對清國的野心，以甘為西方列強馬前卒的暫時隱忍提升自身的利用價值，爭取到列強對日清戰爭的縱容和默許。

　　甲午戰爭昭示著傳統的中華朝貢體系的完全崩潰，預示著新興的強權殖民秩序在東北亞的確立。龐大中華帝國不堪東瀛小國一擊、被迫割地賠款的前例，鼓勵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霸占朝鮮的狂潮。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前因是“三國干涉還遼”讓日本臥薪9年來雪恥，近因則是俄國拒絕日方“滿韓交換”提議，且拒絕履約從中國東三省第二期撤兵。這場戰爭以日本偷襲駐朝鮮仁川的俄國艦隊為開端，以翌年對馬海戰俄方慘敗、美國勸和而結束。之后朝鮮淪為日本保護國，更在1910年被日本正式吞并。

　　1894~1895年日本完勝清國，深刻影響了兩國的國運。日本一鳴驚人后，與海上霸主英國結盟，又打敗人口數倍于己的老大帝國俄羅斯，得以稱雄西太平洋。清國則病急亂投醫—戊戌變法、義和團、清末新政、預備立憲，最后迎來了辛亥革命。

　　進入21世紀，中日兩國同時處于轉型關鍵期，政治互信缺乏，各種摩擦不斷，“必有一戰”之說也時有耳聞。但新時代早已不再流行叢林法則，區域政治的走向不僅在中日的腳下，與全球政治-經濟生態亦息息相關。處理中日關系，也須放在更為宏觀開放的語境下進行，而不能刻舟求劍地征諸歷史經驗。

　　悲劇早已上演過，但愿不會再有鬧劇發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