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疆獨”的起源和早期活動

　　1.新疆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的一部分

　　新疆，最原始的稱呼是柱州，漢稱西域，意思是中國西部的疆域，這一名稱自漢代出現于我國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統一新疆，之后改稱新疆。新疆位居東西交通孔道，歷史上十分頻繁的民族遷徙和交往，導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錯綜復雜的種系族屬和民族關系。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的一部分。早在先秦時期，《穆天子傳》等典籍里就記載了新疆的一些情況。先秦時期開始，古代中國人就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東海指今日東黃渤海，北海指貝加爾湖，西海就是指里海(有人認為西海指青海湖，這是不合適的，先秦時期對青海湖以西的新疆地區了解顯然勝過貝加爾湖地區)。這“四海”之內，包括新疆地區各民族在內的所有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前101年，漢朝在西域的輪臺、渠犁等地駐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開始了對西域的管轄。公元前60年，駐扎西域的日逐王賢撣降漢，天山南北諸地均歸漢朝中央政府統屬。西域都護府的建立，標志著西域諸地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版圖。

　　西域都護府斷斷續續的存在了近百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23年，公元74年至公元75年，公元91年至公元107年)。公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長史，此后，西域長史府作為中央政府管轄西域的行政機構持續到魏晉時期，樓蘭城則是西域長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設立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管理新疆地區，自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起，到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護府共存在約170年。此后，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長期中斷。北宋時期，西域存在著高昌回鶻王國、于闐王國、喀喇汗王朝三個并立的地方政權。到了南宋時期，于闐王國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現了西遼王朝。蒙元時期西域大部分地區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臺的封地。明代，西域在東察合臺汗國統治之下。明朝中葉，東察合臺汗國演變為葉爾羌汗國。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中央政府沒有管轄西域的時期，新疆地區各族人民也一直視自己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從未視自己為外族。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國請復置都護，甚至要求以送兒子到洛陽學習當人質。632 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為咄陸可汗。泥孰被推舉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內附。在北宋時期，962 年、965 年以及981 年和983 年，高昌回鶻皆遣使獻方物于宋。981 年其王向宋太宗上書時，自稱“西州外生(甥)”。這一切充分表明，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的中斷并不能否認新疆是我國領土的一部分。

　　總之，新疆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的一部分，新疆地區各族人民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無論古代中國的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時期還是新疆地區存在地方政權時期，這一事實從未改變。

　　2.“疆獨”的起源

　　“疆獨”起源于舊中國主要是清朝和中華民國時期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

　　18世紀中葉，清朝先后平定了準噶爾貴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亂，統一了新疆，恢復了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后，改稱西域為“新疆”或“西域新疆”，清政府開始在新疆各地置官立府，行使中央政府對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轄治理權。新疆與內地的軍政體制基本一致，國家的統一局面得到進一步加強。1884年，清政府發布新疆建省上諭，實行以軍府制為主體的多元性行政管理體制到單一郡縣制的轉換，使新疆行政建置與內地趨于一致。

　　但是也正是清朝，殘酷的民族壓迫種下了“疆獨”的種子。在不知道大家是否看過梁羽生的小說(不是被改得亂七八糟的電視劇)《七劍下天山》，這部小說反映了新疆地區人民對清朝壓迫的反抗。眾所周知，清朝的統治是建立在殘酷的民族壓迫基礎上的，大力推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分化政策，而穆斯林受到的壓迫尤為嚴重。清朝的法律明確規定“回民犯罪，加等科罪”，“回傷漢民，一以十抵;漢傷回民，十以一抵”。這使得新疆地區人民特別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人民極為不滿，不斷進行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爭往往被民族上層和宗教首領利用，加上外國侵略者的挑唆，最終蛻變成了分裂活動。例如，1864 年庫車的維、回、漢等民族農民在回族馬隆、馬三保等領導下，以庫車為中心，掀起了武裝起義的浪潮。但是，這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很快就被當地的民族上層和宗教首領篡奪了領導權，形成若干封建的地方割據政權。1865年，阿古柏在當地的民族上層和宗教首領勾結和英國支持下入侵新疆，盤踞新疆十多年，給新疆地區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

　　中華民國時期，新疆地區在軍閥統治之下，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較清朝有增無減。先是楊增新統治新疆17年。擔任新疆都督后，實行專制獨裁統治，制造民族不合。為了使新疆各族人民長期處于“渾噩”的愚昧狀態，實行閉關自守政策。設在星星峽的關卡，不但阻止外省人員進入，就連內地寄來的書報信件也要嚴加檢查，使新疆和內地幾乎隔絕。1928年，愚昧不堪的金樹仁繼新疆都督，上臺以后頑固地推行“親鄉”政策，起用河州同鄉，排除異己勢力，從而引起哈密農民的反抗，1930年爆發了大規模的起義。1933年末，金樹仁被迫出逃。陰險狡詐的封建軍閥盛世才接任都督，開始他長達10年之久的反動統治。在盛世才反動統治之下，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惡化，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銳，孕育了三區革命風暴。哈密農民起義和三區革命風暴都一度被分裂勢力利用(后文還要詳細介紹)。

　　可以看出，“疆獨”的出現是由于舊中國主要是清朝和中華民國時期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引發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爭往往被民族上層和宗教首領利用，加上外國侵略者的挑唆，最終蛻變成了分裂活動。只有消除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才能根本上消除“疆獨”的土壤。

　　3.“疆獨”的早期活動

　　突厥原是公元5世紀前后，生活在阿爾泰山地區的游牧民族的名稱。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國，其鼎盛時期疆域非常遼闊。后分裂為東、西兩個突厥汗國，隨著東西突厥汗國的相繼滅亡，其后裔逐漸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紀以后“突厥”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對突厥語系諸民族的統稱。 “東突厥斯坦”是19世紀末期西方別有用心的殖民主義者提出的，他們把俄羅斯中亞地區稱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國的新疆稱為“東突厥斯坦”，并編造出新疆是“東突厥”人家園的謬論。因此“東突厥斯坦”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殖民主義者為肢解中國而捏造的一個政治概念。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簡稱“雙泛主義”)從20世紀初開始傳入新疆。泛伊斯蘭主義是19世紀中期阿富汗人馬丁魯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聯合所有伊斯蘭國家，建立統一的伊斯蘭政治實體。泛突厥主義運動則源于沙俄統治時代受壓迫的韃靼人，其宗旨是要聯合從小亞細亞到中亞的所有突厥語系民族，建立一個統一的突厥帝國。在新疆地區存在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情況下，“雙泛主義”迅速傳播，為“疆獨”打下了思想基礎。

　　1930年，金樹仁借口“清理舊制”、“改土歸流”，把原來哈密王的土地劃分給河州難民，從而引起哈密農民的反抗，爆發了大規模的起義。哈密農民起義逐漸被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所利用。麥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雙泛主義”者又陸續回到中國。1933年11月，和加尼牙孜在穆罕默德·伊敏的策動下，在英帝國主義的暗中支持下，在喀什建立所謂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由他本人任總統(實際并未到任)，沙比提大毛拉任總理。這個偽政權實行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政策，宣布維吾爾族和外國人享有特權，大批無辜的漢、回族人民和其他居民遭到殘酷的屠殺和迫害。1934年2月盛世才在蘇聯的支持下兵進南疆，消滅了這個“共和國”。喀什“伊斯蘭共和國”雖然只存在短短三個月，卻是第一次公開提出新疆分裂，是新疆分裂運動的開始，其衣缽為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分子一直承襲至今。

　　1943年3月，國民黨政府發布命令要求各族人民捐獻1萬匹軍馬，交不出馬，則按高出市場價格一倍的馬價交納現金，新疆當地官僚趁機搜刮，把新疆人民逼上了絕路。1944年8月，鞏哈縣(今尼勒克縣)牧民首先發動了武裝起義，他們占領了鞏哈縣城，由此拉開了三區革命的序幕。所謂“三區”是指當時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爾泰三個地區。三區革命初期，臨時政府領導權控制在宗教上層封建勢力手中。　1944年　11月12日　　，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組成16人的臨時政府委員，推舉艾列汗·吐烈為政府主席。艾列汗·吐烈大搞反漢排漢，被殺害的漢、回族人民和其他居民估計達在二萬至七萬。1945年，在“臨時政府”內部，以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為首的革命派逐步取得了領導權，主張擁護和談與中國統一，反對反漢排漢與分裂中國，這是20世紀新疆歷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領袖帶領民族群眾反對分裂的重大政治斗爭，最后，將三區革命運動從分裂、排漢的錯誤方向中撥正為反對國民黨統治、匯入中國人民解放斗爭洪流上來。1945年10月，“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取消。1946年7月，新疆省聯合政府在迪化成立。其后，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 　1949年　8月23日　　，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在飛往北平途中的蘇聯外貝加爾湖地區，因飛機失事遇難。同年9月，應中共中央邀請，三區領導人賽福鼎等人應邀出席新政協，與周恩來討論了未來新疆省人民政府組成，三區民族軍改編事宜。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國民黨政府對“東突”分裂運動的縱容和支持起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抗戰時期，麥斯武德、伊敏、艾山·玉素莆等“東突”分裂運動主要人物又回到中國，在中國內地出版刊物，宣傳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想，這些活動受到了國民黨政府的縱容和支持。例如，穆罕默德·伊敏是1933年南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策劃者之一，長期流亡國外。1940年，他被國民黨政府“邀請”回國，1946年又被國民黨政府委派回新疆，出任新疆聯合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他利用合法身份在南疆和田等地公開宣傳和鼓動分裂思想。自1947年，穆罕默德·伊敏與阿尤甫·哈日商討所謂“新疆獨立”事宜;雙方不斷通信，研究在新疆建立“伊斯蘭政府的步驟”。 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三區革命運動領導人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公開反對國民黨扶植的民族分裂主義勢力麥斯武德、伊敏、艾沙等人出任省政府領導職務，為維護中國統一做出了貢獻。

　　從“疆獨”的早期活動可以看出，“東突”分裂運動盡管得到了外國侵略者的支持和國民黨政府的縱容，但是仍然曇花一現，沒有成什么氣候。而且，早期的“東突”分裂運動已經給新疆地區各族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新疆地區各族人民逐漸認識到了：分裂沒有出路，把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革命斗爭聯合起來，把新疆地區的革命斗爭匯入中國人民解放斗爭洪流上來才是唯一的出路。

　　二、新中國建立和“疆獨”的沉寂

　　1.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斗爭

　　隨著解放戰爭取得勝利，國民黨駐新疆部隊以陶峙岳為首主張談判和平起義，并得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及前省政府主席張治中(當時已在北平脫離國民黨)的支持者的支持。經過談判，與中共中央達成了和平解決新疆問題、新疆國民黨當局起義的方案。而反對起義的部分國民黨軍官被迫同意出走，　1949年9月26日　，新疆國民黨當局正式通電起義，　11月20日　，解放軍彭德懷所部的第一野戰軍之王震一兵團二、六軍到達迪化，并與三區民族軍會師，12月，成立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軍區。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伊犁的極少數分裂分子就著手組織分裂組織，企圖與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對抗。分裂分子阿不都拉大毛拉在伊犁秘密建立了“大突厥主義伊斯蘭黨”。 “大突厥主義伊斯蘭黨”伊犁組的負責人熱合曼諾夫，密謀　7月26日　拉出城防營100多人的武裝，發動叛亂。當地駐軍得知此情況后，迅速借調防之機，收繳了企圖叛變部隊的槍支，粉碎了其暴亂計劃，并逮捕了分裂組織骨干巴克也夫等8人。　8月17日　，熱合曼諾夫在克西拉克塔米村地下室被捕獲。跟隨熱合曼諾夫發動暴亂的349人，平暴中共逮捕114人，依法處置54人。　8月18日　，昭蘇縣駐軍人員伊德利斯·奴爾派斯串通區、鄉長及五軍駐昭蘇的少數基層軍官共36人發動暴亂。　8月19日　，暴亂分子向夏特區駐軍進攻，燒毀了軍區合作社，還企圖攻占昭蘇、特克斯和伊寧。平暴部隊及時趕到，擊潰暴亂主力，殘敵逃匿，后相繼被擒，主謀伊德利斯·奴爾派斯于12月26被捕獲。平暴中共逮捕47人，依法處置29人。　1951年10月28日　，馬力克阿吉自任暴亂“總指揮”，糾集110名暴徒，裹脅200余名群眾發動暴亂。當地駐軍在地方公安和群眾的配合下迅速出擊，暴亂很快平息。次年1月8日，馬力克阿吉等18人在拜城縣境內被俘，平暴中共逮捕暴徒143名，依法處置98人。　1952年2月2日　，在鞏留縣對分裂暴亂分子舉行了公判。此后，“大突厥主義伊斯蘭黨”基本瓦解，牧區的社會治安趨于穩定。

　　反對和阻撓新疆和平解放的烏斯曼及其親信在新疆東部的山區和牧區策動了一系列暴亂，主要有：1950年3—1951年9月發生在昌吉、奇臺、哈密等地的烏斯曼、堯樂博斯、賈尼木汗等為首的武裝暴亂;1950年7—11月，烏拉孜拜等為響應烏斯曼暴亂，在綏來(今瑪納斯縣)、景化(今呼圖壁縣)、昌吉及烏魯木齊南山一帶組織的武裝暴亂;1951年1—9月烏斯曼的親信胡賽音、哈力伯克等在甘肅、新疆、青海三省交界處組織的武裝暴亂;1951年3月至1952年9月烏斯曼之子謝爾德曼在鎮西(今巴里坤縣)、奇臺、李遠(今吉木薩爾縣)、木壘縣一帶發動的武裝暴亂。　1951年2月19日　人民解放軍在青海省柴達木盆地以北、甘青兩省交界的海子，一舉生擒烏斯滿。　3月14日　，烏斯滿被押解到迪化。　1951年4月29日　，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1952年9月5日　，阿山專署和阿山軍分區寫給謝爾德曼的勸降信，經過協商，謝爾德曼于　1952年9月15日　向人民政府投降，烏斯曼集團徹底滅亡。人民政府將謝爾德曼安置在阿勒泰專區畜牧科任副科長，后調任伊犁州畜牧局任副局長，謝爾德曼一直在人民政府中工作到病逝。

　　1949年9月，“東突”分裂運動主要人物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隨同拒絕起義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出走境外，和田墨玉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為首的分裂勢力企圖利用和田地處邊遠、交通困難，乘解放軍尚未進駐，搶先建立分裂政權，阻止解放和田。人民解放軍二軍十五團從阿克蘇沿和田河徒步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僅用了17天急行軍便趕到和田，挫敗了分裂勢力的陰謀。1954—1957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秉承境外穆罕默德·伊敏旨意在南疆策劃了5起暴亂。即1954年12月和1956年3月的墨玉縣兩次暴亂，1956年4月喀什地區英吉沙縣的暴亂，1956年5月的洛浦縣暴亂，1957年4月的和田暴亂。1959年，幾位維吾爾族婦女向政府報告了有關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的可疑行蹤，被我公安人員在地窖中抓獲，至此，“東突”分裂運動的殘余勢力也被粉碎了。

　　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斗爭意義是十分重大的。要知道，新疆地區歷史上一直存在諸多地方割據勢力。像新疆解放前夕就有伊犁等地區的三區民族軍，新疆東部的烏斯曼集團，南疆的穆罕默德·伊敏等“東突”分裂運動的殘余勢力，國民黨駐新疆部隊等諸多勢力。各個勢力長期混戰，給新疆地區各族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而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斗爭不僅維護了中國的統一，也第一次真正實現了新疆地區的統一和穩定，為新疆地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斗爭得到了新疆地區各族人民的廣泛支持。僅以“東突”分裂運動的殘余勢力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南疆策劃的暴亂為例。1950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計劃在和田組織暴動，其他地區配合。然而當時和田各地群眾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減租反霸和土地改革運動，分裂分子無機可乘，分裂暴亂計劃未能實行。1954年12月墨玉縣的暴亂，最早是由墨玉縣一名愛國宗教人士向政府報告的。最初聚集了墨玉、和田、洛浦等地的6000余名群眾，在政府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紛紛離散，只有約300人參與了暴亂。而這300人中，經過教育，多數人也紛紛向公安部門自首。1956年3月的墨玉縣暴亂中，在當地干部聞訊趕到后，大多數人不僅放下兇器，并且還反戈一擊，當場捕獲巴海大毛拉等12名骨干分子，暴亂迅速平息。

　　2.消滅“疆獨”的基礎

　　“疆獨”的基礎是舊中國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新中國通過消除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在根本上消除了“疆獨”的土壤。

　　毛主席指出，“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是我黨和維族的緊密合作”， “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 1949年12月下旬，經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決定并報中央批準，首先吸收了賽福鼎·艾則孜(維吾爾族)等15名黨員。這15名黨員，包括7個民族，少數民族14人，其中維吾爾族8名。為了培養少數民族干部，毛主席當時要求青海、甘肅、新疆、寧夏、陜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數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應開辦少數民族干部訓練班，要求新疆在3年內要培養出1萬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聯系群眾的忠實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我黨培養的第一代少數民族干部很快成長起來，成為各級領導班子的骨干。據1950年10月統計，全疆正副專員、縣長165人中，少數民族干部為107人。1953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新疆民族區域自治計劃草案，。1954年，新疆建立了行署級區域自治單位1個，專署級區域自治單位4個，縣級區域自治單位6個。　1955年10月1日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民族區域自治的實現，是新疆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個具有歷史性的巨大勝利。

　　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農民都是地主的奴隸，當牛做馬，兩頭不見太陽下地干活，一年下來還吃不飽肚子。從1951年9月開始，在全疆農業區普遍開展減租反霸斗爭。至1952年5月，在全疆9個專區的58個縣，1500多個鄉，近400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減租反霸任務。經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準，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農區分四期進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來壓在各族人民頭上的地主階級，徹底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萬農民，分得737萬多畝土地，使各族農民不僅擺脫了漢族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且結束了本民族內部的以地主階級為代表的封建勢力的壓迫和剝削，真正在政治上、經濟上得到了翻身。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標志著在新疆基本上消滅剝削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實現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互助、團結合作、共同繁榮和幸福生活，開辟了廣闊的前途。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謝毛主席給他們帶來新的美好生活，他們更加熱愛毛主席，更加信賴中國共產黨。　1952年3月23日　，疏附縣帕哈太克里鄉維吾爾族農民在慶祝土地改革勝利的大會上，以長詩形式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致敬信——《獻給毛澤東》，傾訴過去的苦難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悅，抒發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無比熱愛的深厚感情。和田地區維吾爾老人庫爾班·吐魯木決心要騎著毛驢到北京，去感謝毛主席。這件事一時傳為美談，強烈地震撼人們的心靈。

　　1958年，新疆結合本地實際，在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中開展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有：一是廢除宗教中的封建特權，如廢除伊斯蘭教門宦制度中的“放口喚和教主繼承制”等，廢除寺廟私設法庭、監獄和刑罰，干涉民事訴訟，擅自委派部落頭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壓迫歧視婦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強迫少年兒童到寺院學經，當喇嘛等;二是廢除寺院的土地、森林、牲畜等封建生產資料私有制和高利貸、無償勞役等剝削制度;三是廢除寺廟強迫性的宗教經濟負擔制度，禁止敲詐勒索群眾的財務;四是廢除寺廟的封建管理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級制度、打罰制度和大小寺院的隸屬關系等，實行民主管理制度;五是肅清了宗教界內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鞏固了人民政權，安定了社會秩序，使信教群眾能夠進行正常的宗教活動。通過對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的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使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擺脫了剝削階級和反對分子對宗教的控制和利用，革除了長期以來對廣大信教群眾的宗教剝削和壓迫制度，與此同時，還改變了長期以來宗教與民族，宗教信仰與宗教制度，宗教與生活習慣，宗教與行政，宗教與教育不分以及宗教干預國家法律和司法的現象。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在進行社會改革時采取了穩重和謹慎的步驟，充分考慮了新疆民族和宗教的特點。例如，　1952年　5月17日　　，中共中央電告新疆分局：“在新疆實行社會改革，應充分地估計到民族和宗教的特點，有意識地在民族和宗教問題上作一些讓步，以換取整個社會改革的勝利，是完全必要的。” 　5月26日　，新疆分局發出《關于北疆牧區鎮壓反革命的指示》，沒有充分考慮新疆的特點，違背了中央的精神。　1952年6月18日　，中央電告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暫停在北疆的鎮反工作。毛主席指出：“新疆工作的成績是百分之九十，錯誤是百分之十，但錯誤性質是嚴重的，要糾正”。　1952年7月15日　至　8月5日　，西北局、新疆分局召開中國共產黨新疆省第二屆代表會議，習仲勛同志主持會議，通過了《關于農業區實行土地改革的決議》、《關于在新疆牧區工作的決議》，糾正了王震和新疆分局的錯誤。1954年，相關政策做了進一步調整。牧主經濟實行“不斗、不分、不劃分階級”;民族區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等被確定為政府在牧區現行政策宣傳的重點。這些政策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此外，新疆的建設也有很大發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早在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于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954年10月25日　，新疆軍區發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于　11月1日　正式開始辦公。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后，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1958-1960年，全國“大躍進”的形勢如火如荼，兵團迅速掀起墾荒造田大興水利建設高潮，同時，兵團工業生產也蓬勃發展。到60年代，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

　　總之，新中國通過培養出民族干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開展減租反霸斗爭、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社會改革和大力建設新疆，基本消除了新疆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促進了新疆地區的發展，基本清除了“疆獨”的土壤。

　　3.“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的覆滅和“疆獨”的沉寂

　　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斗爭和一系列社會改革可以說給了“疆獨”致命的打擊，“疆獨”已經不可能掀起太大的風浪。但是，曾經盛極一時的分裂勢力不可能一夕間徹底滅亡。對部分叛亂分子的寬大處理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但客觀上也給一小撮分裂勢力提供了蟄伏的機遇。自治區黨委確立了“大量培養和提拔本地民族干部”的方針，民族干部成為新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重要領導力量。但是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原因，新疆的干部隊伍存在著政治不純的復雜情況，甚至有里通外國分子。這一切表明，反“疆獨”斗爭仍未結束。

　　1960年中蘇兩國關系惡化后，境內的里通外國分子便與蘇聯串通，陰謀依靠蘇聯的支持再次制造分裂新疆事件。　1962年4月22日　，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爆發，在此后的幾個月里，在伊犁和塔城沿邊的一些地區中國共有邊民六萬七千余人逃到蘇聯。其中　5月29日　，少數里通外國分子在伊寧制造了政治暴亂。毛主席指出，不要怕在國際上丟人。“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邊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們這樣做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大果然，新疆居民逃到蘇聯后，發現蘇聯并不如他人所述的那般美好，十分后悔。有人在來信中說：“這里很壞，壞人很多，晚上一個人不敢走路，有很多賊娃子，公開拿著刀子。總之，這里的人都是為了私有財產而努力。”但是，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也確實反映了新疆的干部隊伍中的問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在隱藏于上層的里通外國分子的操縱下，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出面，建立了全疆范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 為了混淆視聽，欺騙群眾，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并將成立時間詭稱為　1960年11月12日　，以迎合歷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兩個分裂政權均于　11月12日　建立)。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干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

　　1969年8月20日　，暴亂發生，其中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在暴亂分子向邊境運動時，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并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及其他兇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余均被俘獲。在平息武裝暴亂同期，經過周密的專案偵查和新疆地區各族人民的密切配合，自治區公安保衛部門基本掌握了“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的組織和活動情況，獲取了充分、確鑿的證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新疆軍區確定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根據中央政府的指示，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責成公安保衛部門在全疆范圍內依法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組織進行了清理和處治，至1970年3月破獲全案。據統計全疆涉案人員達5000余人，其中確定為“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成員者1165人;依法懲治230人，做其他處理135人。

　　應該說，清理里通外國分子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文化大革命是對新疆地區民族干部的一次大考驗，為清理里通外國分子創造了條件。在文化大革命中，里通外國分子組織了“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妄圖借當時的混亂分裂祖國。然而，當時的中國“疆獨”的支持者寥寥無幾，里通外國分子組織 “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使他們暴露了出來，正好方便了中央政府對殘余的分裂勢力作一次徹底的清理。毛主席和當時公安部門的負責人的正確領導對破獲“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起了關鍵的作用。破獲“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使新疆殘余的分裂分子幾乎被一網打盡。可以說，如果以后堅持建國以來的正確方針，新疆就不會再出現大的分裂活動，“疆獨”活動將逐漸徹底消亡。盡管后來出現了新的情況，破獲“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還是使“疆獨”沉寂了10年左右。

　　三、改革開放和“疆獨”的重新凸現

　　1.改革開放以來的問題和“疆獨”的關系

　　嚴格說起來，在新疆問題上出現嚴重的失誤始于改革開放前的1975年。當時，有些人打著“全面整頓”的旗號，全盤否定建國以來的正確方針，在新疆問題上犯了兩個極為嚴重的錯誤。一是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1975年3月25日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撤銷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制，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二是幾乎釋放了全部分裂分子。根據中央1975年8月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的指示精神，經自治區黨委決定，對該案的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懾”疆獨”的力量，幾乎釋放了全部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國成立以來反”疆獨”斗爭的成果幾乎喪失殆盡。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疆獨”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動，但是一旦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大的分裂活動就很難避免了。盡管后來鄧小平同志指出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錯誤的，而且鑒于新疆農墾事業面臨的實際狀況和兵團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　，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恢復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但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元氣大傷，嚴重的損失已經無法挽回了。

　　改革開放開始以后，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首先，在落實政策上，大力拉攏少數民族上層，如以前的貴族(農奴主、巴依)和他們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層人士等，為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斗爭和一系列社會改革中的“擴大化”“平反”，卻把一批擁護中央的少數民族積極分子打成極左分子。僅僅在宗教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就為1500人“平反”并恢復了教職。少數民族上層并未因落實政策對中央懷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勢力。另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于共和國初期新疆違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漢族干部也進行了“平反”，例如　1979年3月17日　，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屆黨代會對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央當時撤銷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書記、軍區政委及財委主任，是不公正的”。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漢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干部，使雙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干部、抬民族干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為了挽回“紀要”的不良影響，趙紫陽又讓鄧力群起草了一個復電，強調了一下漢族干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后漢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干部和漢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干部要 “紀要”，漢族干部要“電報”。使雙方的對立進一步持續，新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

　　其次，改革開放開始以后，新疆和內地及新疆內部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在毛主席時代，內地大力支援新疆，新疆地區的工資水平在全國名列前茅，維族人的生活質量和當地的漢人也差不多。改革開放開始以后，搞了一個“兩個大局”，優先發展沿海地區，新疆和內地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劇拉大。又大搞“容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少數民族中除了極少數人先富起來了，絕大多數和漢族人民一樣，生活質量的提高受到嚴重影響。而漢族由于在整體文化層次方面還是要強于少數民族，又實行了計劃生育，人口的增長比少數民族慢得多，還有一些內地富人去新疆經商，這使得少數民族和當地漢族的貧富差距總體也在拉大。新疆的資源豐富，少數民族對生活的不滿必然高于其他地區。90年代以來又進行了國企改革，大批職工下崗失業，新疆地區是國企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像新疆生產建設兵團2007年末總人口258.47萬人，在崗職工只有66.06萬人。新疆大批“富余”勞動力被迫外出東部地區就業，特別是廣東。從劉漢黃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廣東的工作條件。而因生活所迫而背井離鄉外出謀生、奔波操勞在社會最低層的新疆少數民族，由于民族、文化等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他們很難融入到客居地的社會中去，他們有著比漢族地區外出謀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困難、生活困難。像在深圳很多新疆來打工人員受到歧視，找不到工作，為生活所迫轉而偷竊的事情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擊偷竊治標不治本，導致民族矛盾日益深化。當地的老板為了防止工人團結反抗，更極力煽動民族矛盾，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劇。

　　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極少數先富起來的人也極力支持“疆獨”活動。和漢族一樣，極少數先富起來的人絕大多數不是靠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富起來的，而是靠種種卑劣手段從廣大人民身上掠奪來的。他們生怕廣大人民奪回自己的財富，像漢族極少數先富起來的人拼命前往海外一樣，他們力圖把新疆分裂出去，建立一個依附外國的附庸國，利用外國的刺刀保護自己掠奪來的巨額財富。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卡德爾。熱比婭1951年出生于新疆阿爾泰山腳下的阿勒泰市。改革開放后，她在烏魯木齊商業區二道橋租下一個小攤位，正式投身商海，經過十年打拼，身家上億，成為當時新疆女首富。熱比婭曾歷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工商聯副主席、新疆女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當時，熱比婭只有40出頭，顯然是被重點培養的“新時期成功人士”。然而這位涉嫌經濟犯罪數千萬元的“新時期成功人士”并不領情，大搞分裂活動。1999年8月，熱比婭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批捕判處8年徒刑。在她服刑期間，“拉夫托人權獎”就授予了她。后于2005年3月赴美“保外就醫”。赴美后熱比婭即瘋狂進行攻擊祖國的分裂主義活動。2006年，熱比婭在美國成立“國際維吾爾人權與民主基金會”，并擔任美國維吾爾人協會主席。同年11月，熱比婭擔任“世維會”主席。2007年6月，美國總統布什在白宮親切接見熱比婭，稱贊熱比婭是維吾爾族的優秀代表，是一個民族斗士。2006年，熱比婭因分裂新疆有功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但是因為影響不夠大被發明“現代高利貸”的孟加拉銀行家穆罕默德·尤納斯及其創立的格拉明銀行擠掉了。

　　“非毛化”和伊斯蘭教的復興也使“疆獨”活動具備了有利條件。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謝毛主席給他們帶來新的美好生活，他們熱愛毛主席，信仰共產主義。然而，70年代末以來對毛主席的瘋狂攻擊極大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形象，動搖了共產主義信仰，促使伊斯蘭教的復興。這時，新疆伊斯蘭教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為大批1958年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肅清的宗教界內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平反”并恢復了教職。不少人復出后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動宣傳和鼓動分裂思想。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伊斯蘭教的“復興”決不是指新疆各族人民對伊斯蘭教的信仰有多么虔誠，只是指借宗教活動宣傳和鼓動分裂思想的情況加劇。我見過有的到內地打工的新疆維吾爾人，連伊斯蘭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禮功、齋功、課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經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義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伊斯蘭教的教規，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漢人不一樣”。

　　嚴重的腐敗問題更是極大的引發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滿。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腐敗問題日益嚴重。由于新疆地區民族宗教問題復雜，抓了漢族腐敗分子怕少數民族借此掀起對中央的不滿搞分裂，抓了少數民族腐敗分子又怕少數民族認為是民族歧視，結果打擊腐敗很不得力，新疆地區成了腐敗的重災區。結果，“疆獨”分子一宣傳“漢人和維奸貪污腐敗，欺壓維吾爾人”就能引發少數民族的共鳴。

　　另外，宣傳中的大漢族主義傾向也加劇了新疆地區少數民族人民的不滿。前面已經說過，”疆獨”的出現是由于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引發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爭往往被民族上層和宗教首領利用，加上外國侵略者的挑唆，最終蛻變成了分裂活動。新疆人民的反抗斗爭是有原因的，不能全盤否定，主要責任應該由反動統治者來負。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妖魔化新疆人民的反抗斗爭，無限拔高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把1864 年庫車的武裝起義，1930年的哈密農民起義甚至三區革命風暴都妖魔化為分裂活動，把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等新疆人民切齒痛恨的軍閥美化成維護國家統一的英雄。甚至有人宣稱從“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從未中斷過”，把突厥汗國、高昌回鶻王國、于闐王國、喀喇汗王朝、西遼王朝、察合臺汗國、葉爾羌汗國的新疆地區的地方政權的歷史一筆抹煞。這種大漢族主義傾向加劇了新疆地區少數民族人民的不滿。

　　總之，拉攏上層的路線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組織基礎，新疆和內地及新疆內部貧富差距的拉大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經濟基礎，少數民族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構成了“疆獨”活動的階級基礎，“非毛化”和伊斯蘭教的復興構成了“疆獨”活動的思想基礎，嚴重的腐敗問題和大漢族主義的復活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群眾基礎。這一切清楚的表明，改革開放中的問題為“疆獨”的復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當然，我們必須明確，改革開放以來，和中國其它地區一樣，新疆地區成就是第一位的，問題是局部性的、第二位的。今天，支持“疆獨”勢力的仍然是極少數。這里只是探討改革開放后“疆獨”重新凸現的原因，不是全面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的情況，因此沒有介紹改革開放后新疆地區的成就，千萬不能因此以為改革開放以來在新疆沒有什么成就，當前新疆一片漆黑。

　　2.80年代“疆獨”活動的沉渣泛起

　　1981年3月26日　，伽師縣回鄉知識青年艾山，司馬義等9人抱經宣誓，成立“東突厥斯坦燎原黨”。　1981年5月26日晚　，經過精心策劃，“東突頒斯坦燎原黨”頭目艾山·司馬義、達吾提·沙吾提糾集黨徒150多人，分三路竄向伽師縣武裝部民兵武器庫，共搶走各類槍支152枝及各類彈藥、手榴彈等。當地公安和駐軍迅速包圍了武裝暴徒，并展開了強大的攻心瓦解工作，暴亂隊伍中的青年人紛紛放下武器自首，最終暴亂分子全部繳械投降。在審理該案的過程中，查獲“東突厥斯坦燎原黨”。經核實犯罪事實，依法懲處13人。這是80年代新疆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分裂暴亂。

　　但是，除了伽師縣分裂暴亂以外，80年代新疆地區發生了多起“分裂騷亂”。80年代初分裂騷亂主要發生在南疆地區，共發生了3起。1980年阿克蘇的“4.　9”　事件，一民族群眾意外傷害死亡。3000余人鬧事3天沖擊黨政機關;非法游行;毆打干警。黨政干部被打155人。主要口號“把伊斯蘭革命進行到底”、“打倒異教徒”、“伊斯蘭共和國萬歲”。最后處理收審86人，法辦10人。1981年葉城“1.　13”　騷亂事件，清真寺失火。2000余人鬧事4天沖擊黨政機關;非法游行;毆打干警。黨政干部被打185人。主要口號“把伊斯蘭革命進行到底”、“打倒異教徒”、“伊斯蘭共和國萬歲”。最后處理收審86人，法辦10人。1981年喀什“10.　30”　事件，一民族群眾意外傷害死亡。2000余人鬧事2天。非法游行;打、砸、搶、殺;沖擊黨政機關。黨政干部和無辜群眾被打631人，傷262人，其中重傷197人，死亡2人。主要口號“打死黑大爺”、“趕走黑大爺”、“伊斯蘭共和國萬歲”。最后處理清查231人，收審67人。最后處理清查231人，收審67人。

　　80年代后期分裂騷亂主要發生在烏魯木齊，共發生了3起。1985年烏魯木齊“12·　12”　事件，中央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因對新疆民族干部工作變動不滿共2000多名學生鬧事3天，非法游行，集會。新疆和田、阿克蘇、博樂、北京、南京、上海相繼游行響應。主要口號“漢人滾出新疆”、“新”疆獨”立萬歲”。處理結果疏導、教育。把區黨委第一書記汪鋒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谷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 1988年烏魯木齊“6.　15”　事件，誘因是一起廁所內侮辱性標語導致500多名學生鬧事4天，非法游行。主要口號是“把漢族人趕出去”。處理結果疏導、教育。 1989年烏魯木齊“5.　19”　騷亂，誘因是一冊有問題出版物導致3000多人鬧事1天，非法游行;沖擊自治區黨政機關;打、砸、搶。共打傷154人，其中重傷33人。打出反對黨和政府的口號：“要你們看看我們穆斯林的力量。” 處理結果收審241人，法辦40人。

　　80年代“疆獨”活動的沉渣泛起有幾個顯著的特點，首先，爆發得快、參與者多、打出的分裂旗幟鮮明、持續的時間較長，對社會穩定和民族關系造成惡劣的影響。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1954年12月墨玉縣的暴亂，策劃了數年，只有約300人參與了暴亂。1980年阿克蘇的“4.　9”　事件無人長期策劃，卻輕易聚集了3000余人。其次，地點向中心城市發展。烏魯木齊市為新疆首府，歷史上和新疆解放以來政治形勢一直比較穩定。50年代烏斯曼集團等暴亂分子只能在深山老林里躲躲藏藏，80年代后期在烏魯木齊竟發生3起分裂騷亂。再次，騷亂成員的低齡化。共和國初期的暴亂大多是舊中國遺留的“疆獨”分子，而80年代初南疆地區發生的3起分裂騷亂的組織者、骨干及參與者絕大多數是青年人，其中不少是私辦經文學校培養出來的“塔里甫”，他們多在騷亂中充當打頭陣的角色。80年代后期烏魯木齊發生的3起分裂性政治騷亂都與部分民族學生特別是大學的部分民族學生有關。這一切表明，改革開放中在新疆問題的失誤是嚴重的，如果不能及時糾正，還會發生更大的風暴。

　　3.90年代以來“東突”分裂組織的猖狂活動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么90年代“東突”分裂組織的活動突然猖狂了起來，并且向恐怖主義轉化，仿佛“東突”恐怖勢力是突然從地下冒出來的。大家都知道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是如何崛起的吧?對，是美國一手扶植的。“東突”恐怖勢力出現原因固然很多，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后，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出專門人員培訓了一大批“圣戰者”恐怖分子來對付蘇聯。最著名的就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這其中也包括“東突”恐怖組織。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之后，“東突”恐怖組織的一部分人繼續跟隨美國，另一部分人跟隨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但這兩部分人在采取恐怖暴力手段分裂中國上是一致的。他們大舉向中國境內滲透，制造恐怖暴力事件，“東突”恐怖勢力就這樣誕生了。

　　90年代是“東突”分裂組織惡性發展的年代。一般認為，　1990年4月4日　的“巴仁鄉暴亂”是“東突”向恐怖主義轉化的標志。1992年12月，“東突”分裂主義者在沙特、土耳其的資助下，在伊斯坦布爾召開了“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來自中亞、美國、澳大利亞、巴基斯坦、德國、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國的30多個分裂組織的頭目參加了大會。在此次大會上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國際民族聯合委員會”，確定了國名(東突厥斯坦國)、國旗(月牙旗)、國歌(夏迪雅)和國徽，標志著境外“東突”分裂主義運動走向聯合。　1993年4月5日　，美國、德國、法國、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亞等17個國家的“東突”分裂組織代表再次在土耳其舉行了“東突厥斯坦”國際會議，宣布建立統一流亡政府，任命熱扎彼肯為“政府首腦”，發表了獨立宣言，并呼吁聯合國、國際人權組織和伊斯蘭組織向中國施加壓力，還聲稱將與“民運”組織、達賴集團進行“聯合行動”。 1996年10月在和田，來自新疆十幾個州(縣)的分裂組織代表舉行會議，宣布成立“伊斯蘭真主黨”，通過了黨綱、組織建設等七項文件，這標志著境內分裂勢力開始由分散走向聯合。

　　1998年開始，“東突”恐怖勢力在新疆的活動發生了一些變化，境內外的“東突”恐怖組織之間的聯系大大加強，境外組織直接指揮，派遣在境外經過訓練的恐怖分子入境，聯絡發展境內組織和成員，實施恐怖活動。僅1998年當年，境外“東突”恐怖組織就派遣了100余名各類人員人境。特別是境外“中亞維吾爾民族聯盟”，先是密令伊犁地區各恐怖組織“挖地道、修掩體、儲備糧食”，做好戰備;繼則以境外派遣人員斯拉甫力為首的恐怖組織頭目在伊寧縣召開“七人會議”，密謀里應外合，于　6月30日　在伊犁舉行恐怖暴亂。由于新疆公安部門及時偵破了這次會議，使恐怖暴亂未能得逞。在南疆地區，以艾山·買合蘇木為首的境外“東突”恐怖組織“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任命了吾斯曼·依米提為“新疆總指揮”，派遣其入境，先后在喀什、和田、阿克蘇、烏魯木齊等地建立了分部和15處恐怖活動訓練點，訓練了100多名恐怖骨干分子，制作了一批爆炸裝置。僅在烏魯木齊就繳獲了23枚爆炸裝置，以及301箱(6噸多)用于制造炸藥的化學原料。境外“東突”恐怖組織還不斷向新疆偷運武器，　1998年4月6日　，伊犁霍爾果斯口岸在入境貨物中查獲夾帶武器，其中有AK74型沖鋒槍1枝、手槍6枝、子彈1.8萬發、手雷110枚及一批軍用雷管和炸藥。　6月2日　，在南疆吐爾尕特口岸從入境貨物中查獲火箭彈47枚。　6月24日　，在塔城地區巴克圖口岸入境貨物中查獲軍用生化毒劑68支、毒劑噴霧器2套。

　　1990—2001年，境內外“東突”恐怖勢力在中國新疆境內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眾、基層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喪生，440多人受傷。其中制造爆炸造成死亡的重大惡性案件有4起，包括　1991年2月28日　庫車縣客運站錄像廳爆炸案，　1992年2月5日　烏魯木齊市公共汽車爆炸案，　1993年6月17日　喀什市地區農機公司辦公樓爆炸案，　1997年2月25日　烏魯木齊市公共汽車系列爆炸案。1997年的烏魯木齊市“2.　25”　系列公共汽車爆炸案是后果最嚴重的惡性案件。1993—2001年，有重大影響的恐怖主義暗殺事件有10起。　1996年4月29日　阿克蘇地區庫車縣阿拉哈格鄉系列暗殺案是后果最嚴重的惡性案件。投毒縱火類恐怖案件比較典型的有3起。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縱容和支持，對“東突”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國總統克林頓、副總統戈爾等政要就曾多次秘密會見“東突”分裂分子;美國國會還專門召開新疆問題聽證會;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出專門人員負責對“東突”分裂主義分子進行培訓。1999年，美國政府發表的《中國人權報告》首次指責中國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克林頓在公開場合與“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執委會主席艾尼瓦爾會面，接受了所謂新疆維吾爾族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錄像。霍普金斯中亞—高加索問題研究所和史密斯—里查德森基金會也派出專人前往阿拉木圖，會見“東突”分裂組織頭目。其它一些西方國家也利用“東突”問題向中國施加壓力。土耳其和一些中亞國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東突”分裂運動，還允許其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建立基地，向外輸出“泛突厥主義”。在這些國家的支持下，分裂組織創辦了多種刊物，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攻擊中國的民族政策。原設在德國的“解放電臺”和“自由歐洲電臺”已移到捷克和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并在土耳其增設了“獨立解放電臺”，加強宣傳力度。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自1997年起，新疆公安部門集中警力對境內恐怖主義活動展開了嚴厲打擊。經過4年的努力，至2000年已基本遏制了“東突”恐怖勢力在新疆的活動。但是“9·11”事件后，美國加大了“東突”恐怖勢力的支持。通過占領阿富汗，美國支持大批分子從中阿邊境潛入，促使“東突”恐怖勢力恢復了元氣。2008年8月4日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部城市喀什遭遇恐怖襲擊，喀什邊防武警部隊被兩名維吾爾族男子用爆炸物等襲擊，造成16人死亡、16人受傷。警方初步懷疑是東突組織“東伊運”所為。　　2008年8月10日　凌晨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部城市庫車發生爆炸案，導致至少兩人死亡，另有五名犯罪嫌疑人被當場擊斃。其間，兩名公安民警和一名保安負傷。美國對“東突”恐怖勢力的政治活動則公開支持。2001年9月底，在談到中國支持美國打擊恐怖主義勢力時，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公然表示美國在臺灣問題和中國少數民族問題上“不會放棄原則”。 關塔那摩美軍基地關押過22名維族囚犯，中國政府一直要求盡快把他們遣返回中國，經美國政府同阿爾巴尼亞政府協商，5人被遣送到阿爾巴尼亞。2004年9月14日，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在美國華盛頓成立。到目前為止，在美國的“東突分子”已增長到1000人左右，其中華盛頓地區就有近300人。

　　總之，90年代以來“疆獨”活動進入有組織的活動時期，分裂政黨與團伙組織成員呈現年輕化、知識化和組織統一化，境內外的“東突”恐怖組織之間的聯系大大加強，策劃和實行的各種爆炸、暗殺等恐怖案件逐年增多，并且獲得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這一切表明，反“疆獨”斗爭的形勢日益嚴峻。

　　四、關于“7·　5”　事件

　　1.“7·　5”事件的始末

　　2004年的4月16號到19號，“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和“東突民族代表大會”合并，在德國的慕尼黑成立了“世界維吾爾大會”。 它成立以后，就整合了當時的幾十個“東突”勢力，特別是以西方為根據地這樣的一些“東突”勢力組織和人員。成為以西方為根據地的“東突”勢力的核心。

　　6月26日　廣東省韶關市一家玩具廠部分新疆籍員工與該廠其他員工發生沖突，數百人參與斗毆，致120人受傷，其中新疆籍員工89人，兩名新疆籍員工經搶救無效死亡。事件發生后，境外以“世界維吾爾大會”為代表三股勢力大肆炒作，借機對中國進行攻擊，煽動上街進行游行示威，境內敵對勢力與其遙相呼應。

　　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在六日上午的一個情況通報會上稱，　七月五日十七時　許，兩百余人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處突預案開展相應處置工作，依法強行帶離現場七十余名挑頭鬧事人員，迅速控制了局面，之后，又有大量人員向解放南路、二道橋、山西巷片區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聚集，并高喊口號，現場秩序混亂，十九時三十分許，部分人員在山西巷一家醫院門前聚集，人數達上千人。十九時四十分許，在人民路、南門一帶有三百余人堵路，警方及時將這些人員控制、疏散。二十時十八分許，開始出現打砸行為，暴力犯罪分子推翻道路護欄，砸碎三輛公交汽車玻璃。二十時三十分許，暴力行為升級，暴力犯罪分子開始在解放南路、龍泉街一帶焚燒警車，毆打過路行人。約有七八百人沖向人民廣場，沿廣場向大小西門一帶有組織游竄，沿途不斷制造打砸搶燒殺事件，二十一時許，約有兩百余名維吾爾族青年在人民廣場自治區常委附近高呼口號，企圖進入常委機關大院未遂后離去。

　　事件發生后，處理事件的指揮部迅速調集近萬名警力分赴廣場、南門、團結路、賽馬場、新華南路、新疆大學、紅雁池電廠等事態嚴重的地點進行處置。至二十二時許，大規模打砸搶燒殺得到了基本控制。暴力犯罪分子開始改變策略，分多路、多股行動，制造打砸搶燒殺事件。指揮部迅速調整策略，組織部署前線處置力量，組成小分隊沿市區搜捕打砸搶燒分子，營救被困民眾，凌晨事態基本得到控制。通報并沒有說凌晨幾點，不過按照網上發布的“事態基本得到控制”的時間，應該是凌晨三時左右。

　　暴亂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傷，焚燒車輛261輛，其中公交車190輛、出租車10余輛，損毀商鋪203間、建筑面積　6300平方米　，損毀民房住宅14間、建筑面積　1200平方米　。　7月7日　烏魯木齊市委、市政府召開“7·　5”　事件新聞發布會，烏魯木齊市委書記栗智在發布會上指出，“7·　5”　打砸搶燒嚴重犯罪事件是建國以來在新疆歷次事件中造成人員傷亡和經濟財產損失最嚴重的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司馬義•鐵力瓦爾地指出“這次事件是新疆60年來發生的性質最惡劣、傷亡人數最多、財產損失最嚴重、破壞程度最大、影響最壞的一次暴力犯罪事件”。

　　2.“7·　5”事件發生的原因

　　“7·　5”　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前文已經說了改革開放中的問題為“疆獨”的復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中拉攏上層的路線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組織基礎，新疆和內地及新疆內部貧富差距的拉大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經濟基礎，少數民族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構成了“疆獨”活動的階級基礎，“非毛化”和伊斯蘭教的復興構成了“疆獨”活動的思想基礎，嚴重的腐敗問題和大漢族主義的復活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群眾基礎。這一切清楚的表明，“7·　5”　事件的發生有其必然性，這些問題不解決，“疆獨”活動就難以從根本上被遏制。

　　不少朋友指出，“7·　5”　事件是中央情報局策劃的一次對華遠程攻擊。中央情報局把海外訓練的疆獨分子派回中國制造混亂，意圖是挑撥漢維民族關系，等到漢維民族關系緊張以后，再把疆獨分子撤走，讓本來彼此沒有怨恨的漢維兩家打斗，好坐收漁翁之利。而且這次事件肯定有盤踞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美軍的支持。大多數“7·　5”　事件遇難者都是死于割喉和頭部襲擊。要知道普通人如果不經過軍隊的專門訓練，是不懂得怎么割喉的，更不用提一刀致命。因此，這些恐怖分子都是經過美軍的嚴格集中訓練的。而沒有軍營不太可能做到這一點。應該說這種觀點是很有道理的。前文已經說了，“東突”恐怖組織本來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手培訓起來的，而且正是“9·11”事件后，美國加大了“東突”恐怖勢力的支持，促使已被基本遏制“東突”恐怖勢力恢復了元氣。特別是“7·　5”　事件在第一時間利用國際媒體來顛倒黑白，西方媒體也給予積極配合，共同搶占國際輿論制高點。顯然雙方早就勾結好了。

　　不過，我在這里重點想說的是“7·　5”　事件發生和國內極右派的關系。我認為，國內極右派充當了“疆獨”分子的內應。為什么這么說呢?

　　眾所周知“‘7·5’事件是境內外‘三股勢力’精心策劃和組織的一起嚴重暴力犯罪事件，其參與人員不在少數，其組織和預謀也不可能是一天兩天的事。那么多人參加，預謀又那么久，俗話說，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墻，難道他們在組織預謀過程中，我們的公安和政府難道一點也沒發現什么征兆和苗頭嗎?難道就沒有其他群眾知道此事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公安和政府不可能麻木到這種地步。何況　6月26日　廣東省韶關事件發生后，境外以“世界維吾爾大會”大力煽動上街進行游行示威，境內敵對勢力與其遙相呼應，新疆已經明顯出現不穩的跡象。這時候，為什么公安和政府沒有采取預防措施?“7·　5”　事件從十七時許，兩百余人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聚集，到凌晨三時左右事態基本得到控制時間長達10個小時。如此大規模的打砸搶燒殺行為，我們的部隊和公安干警在干什么?為何不能進行堅決有效的制止?凡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應知道，軍人一切行動要聽指揮，絕不能擅自行動，如果決策層的決心下不了，大家只好退守等待。這一切都表明，“7·　5”　事件是有內應的，而且應該是決策層有內應。

　　大家不要忘了，　6月14日　中國著名時評網站凱迪網便開設了屠殺左派討論專欄，提出“殺左族毛”，即查封烏有之鄉代表的左派網站，殺掉“張宏良、司馬南、張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殺死毛主席所有的直系親屬。這表面是對付“張宏良、司馬南、張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可是，這些人和毛主席所有的直系親屬都在政壇上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即使實現了“殺左族毛”的目標，極右派也不會獲得太大的好處，極右派的目標應該不止于此。而有一句話暴露了極右派的主要目標，即“鄧公眼拙，看錯了人，制造了一批小毛左”。試想，毛主席所有的直系親屬僅僅因為和毛主席有血緣關系就是死罪，“制造了一批小毛左”的人又該當何罪?在這里，叫囂“殺左族毛”的極右派的主要目標就很清楚了：以“殺左族毛”為旗幟，像當初發動“4·12”的蔣介石一樣通過反革命政變清除黨內的健康力量，奪取政權把中國變成依附外國的附庸國，利用外國的刺刀保護自己掠奪來的巨額財富。

　　然而，盡管當前國內社會矛盾不少，但是大多數人還是不希望發生動亂。如果企圖制造暴亂，必須從邊疆開始。不知大家是否記得20年前羅馬尼亞的“蒂米什瓦拉”事件。　1989年12月15日　，羅馬尼亞匈牙利族聚居的邊境城市蒂米什瓦拉發生了動亂。在總統齊奧塞斯庫出訪伊朗期間，西方將一家醫院太平間的正常死亡的尸體集中起來，拍攝一些照片，宣稱“保安部隊在蒂米什瓦拉實施大屠殺”，“幾千人喪生，上萬人被捕或失蹤”，極大損害了齊奧塞斯庫的聲望。勾結西方的羅馬尼亞極右派頭子伊利埃斯庫趁機發動反革命政變清除黨內的健康力量，不僅殺害了齊奧塞斯庫夫婦，而且將齊奧塞斯庫幾乎所有的直系親屬或殺或關，甚至齊奧塞斯庫百歲高齡的母親都被害死，堪稱“殺左族毛”的典范。

　　“7·　5”　事件和“蒂米什瓦拉”事件幾乎如出一轍。國家主席胡錦濤當天上午乘專機離開北京，前往出席在意大利拉奎拉舉行的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并對意大利、葡萄牙進行國事訪問，下午“7·　5”　事件就爆發了。“疆獨”分子在第一時間利用國際媒體來顛倒黑白，西方媒體也給予積極配合，共同搶占國際輿論制高點。西方媒體已經將7.5暴力事件渲染為所謂的“和平示威”、“ 和平請愿”、被暴徒打死打傷人成了中國政府鎮壓的結果，在國際上，作為主權國家的中國已經相當被動。這和“蒂米什瓦拉”事件幾乎一模一樣。在“7·　5”　事件中國內極右派扮演的角色會不同嗎?

　　事實上，極右派和“疆獨”分子的勾結由來已久。當年“疆獨”頭子、“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策劃者穆罕默德·伊敏就被國民黨政府“邀請”回國，1946年又被國民黨政府委派回新疆，出任新疆聯合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來對付共產黨。2000年4月初，《北京之春》代表大陸民運與“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簽定了合作協議。11月中旬，“中國民主黨臨時委員會”執行主席張英、《北京之春》負責人薛偉、《中華評述》主編紀曉峰等人參加了在愛沙尼亞舉行的“第三屆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張英代表“民主黨臨時委員會”先后與維吾爾精神領袖阿爾肯、“維吾爾民族大會”主席艾尼瓦爾江等人在協商的基礎上形成了六條合作建議。該建議得到了王希哲、胡安寧、伍凡、楊小炎、張先梁、周建和、陳建平、陸衛星、廖然、梁成、王遵偉等人的認同。12月魏京生召開的“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邀請了德國“藏人協會”、“東土耳其聯盟”、“世界維吾爾青年大會”、“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蒙古保障人權同盟”等組織參加。從國內極右派對海外極右派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態度，不難窺見國內極右派和“疆獨”分子的關系。

　　當然，以上只是本人的推測，國內極右派自然不會承認，更不會四處宣揚自己和“疆獨”分子的勾結。

　　總之，“7·　5”　事件的發生是改革開放中的問題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是叫囂“殺左族毛”的極右派和國際帝國主義勾結策劃的政治陰謀。不管事態如何發展，無可否認的是“7·　5”　事件已經極大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望，部分實現了國內極右派的目的。

　　3. 處理“7·　5”事件和解決“疆獨”問題的幾點建議

　　前面已經比較詳細的探討了“疆獨”問題和“7·　5”　事件產生的原因，處理“7·　5”　事件和解決“疆獨”問題就是要對癥下藥。在這里我只提幾點原則性的建議。

　　首先，注意破獲“疆獨”分子的網絡。“7·5”事件是“疆獨”分子的一次大暴露，在事件查處中應該及時順藤摸瓜，破獲“疆獨”分子的組織和網絡。

　　其次，一定要對勾結“疆獨”分子的極右派進行徹底的清理。上文已經說過極右派是“疆獨”分子的內應和保護傘，不對勾結“疆獨”分子的極右派進行徹底的清理，不可能清除“疆獨”勢力。

　　第三，必須果斷改變韜光養晦的對外政策。例如，可以給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美國的左派革命力量必要的人道主義援助。

　　此外，必須破除思想上對西方“普世價值”的迷信。例如，必須立即開展一個對“炸藥獎”諾貝爾獎的批判運動。1989年西藏暴亂后達賴獲獎，“7·5”事件后熱比婭獲獎可能很大。如果不開展對諾貝爾獎的批判，熱比婭影響必然更加擴大。

　　最后，糾正改革開放時期存在的失誤，恢復毛主席時代的成功經驗，解決新疆和全國范圍內的嚴重的社會矛盾，是解決“疆獨”問題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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