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后,怎樣領導新疆各族人民建設新新疆?當時百業凋蔽,百廢待興,問題成堆,什么是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為,“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是我黨和維族的緊密合作”。10月23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新疆問題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再次強調;人民解放軍只有和維吾爾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關系,才有可能建設人民民主的新新疆。新疆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維吾爾族是新疆的主體民族,因此,搞好民族團結至關重要,這是進行各項工作的前提和基本保證。人民解放軍進疆后,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之下,執行共同綱領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根本上改變了歷史上的民族關系,實行了民族平等團結,建立了各族人民友愛合作的新關系。
毛澤東曾打算送毛岸英去新疆
毛澤東對新疆懷有深深的感情。他的弟弟毛澤民曾在新疆從事革命工作,后來被反動軍閥盛世才殺害。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曾被盛世才長期關押在監獄里,當時她是帶著女兒坐牢的。后來,經組織營救,張文秋帶著女兒回到延安。她的兩個女兒,一個嫁給毛澤東的大兒子毛岸英,一個嫁給毛澤東的二兒子毛岸青。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把自己對新疆的這種特殊感情,轉化為對新疆建設的關心和對各族人民的熱愛。他的這種情感,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他曾打算送大兒子毛岸英去新疆工作。
賽福鼎在回憶錄中記述了這一史實。
1950年夏天,賽福鼎到北京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會議閉幕后,毛澤東專門找到賽福鼎,請他到自己家里做客。為了尊重賽福鼎的生活習慣,毛澤東還讓人把已經做好的飯菜全部撤掉,專門請北京飯店的清真廚師帶上牛羊肉到自己家里,給賽福鼎做清真飯菜。席前和席間,毛澤東談了許多關于新疆歷史和現實的故事,談到了湖南的維吾爾族。毛澤東說,維吾爾族人純樸、善良、勤勞、好客、寬宏大量,這些都是維吾爾族人民的突出美德。在談話中,毛澤東還對賽福鼎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使賽福鼎深受教育。
吃飯時,毛澤東還讓孩子們出來,陪同賽福鼎一起吃飯,并把孩子們一一介紹給賽福鼎。當介紹到毛岸英時,毛澤東說:“這是我的大孩子,叫毛岸英,在蘇聯學完大學回來。”
賽福鼎早年也在蘇聯留學,俄語很好。當得知毛岸英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知道毛岸英的俄語一定很好,便用俄語和毛岸英交談起來。他詢問了毛岸英在蘇聯的學習、生活情況和對蘇聯的印象等,毛岸英也用俄語一一對答,二人談得十分熱烈。
毛澤東聽著毛岸英用俄語流利地與賽福鼎對話,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神色。他問賽福鼎:“怎么樣?他的俄語及格不?”賽福鼎說:“完全及格。講得流利而標準,而且充分顯示了俄羅斯人的性格。”毛澤東說:“我的俄語不行,但看得出來,他講俄語不困難。”接著,毛澤東嚴肅地對毛岸英說:“大學畢業了,但你學的那點書本知識是不夠用的。你還需要繼續學習,還要學習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要去基層,到群眾中去,向群眾學習,在勞動中鍛煉……我把你交給賽福鼎同志,你隨他到新疆去。新疆是個好地方,那里的人民非常好,他們會歡迎你的。你要拜各族人民為師,好好為他們服務。為此,你首先要學會維吾爾語言、文字。”
賽福鼎聽毛澤東這樣說,內心非常高興。他馬上對毛岸英說:“歡迎你到新疆去工作。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樣甜,你很快就會愛上新疆人民的。而且在掌握了俄語后,你也能很快學會維語。”
毛岸英也非常希望到新疆工作。他急切地問賽福鼎:“你什么時候回新疆?這次能帶我去嗎?”賽福鼎本想馬上答應,但想聽聽毛澤東的具體安排,便用祈望的眼神看看毛澤東,希望他先發表意見。毛澤東若有所思地說:“新疆是一定要去的,不過你應先去最艱苦的環境鍛煉,以后再去新疆。”
席間,毛澤東還嚴肅地對毛遠新說:“你爸爸就是在新疆被盛世才殺害的。你將來更應去新疆,去完成你爸爸未完成的事業,好好為各族人民服務。”賽福鼎也對毛遠新說:“新疆人民沒有忘記你爸爸。他在新疆辦公的地方、他用過的東西都完好地保存著。你長大后,一定要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會歡迎你的。”
這次談話后沒有多久,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派毛岸英去朝鮮前線抗美援朝。不久,毛岸英犧牲在朝鮮。因此,毛澤東派兒子去新疆工作的打算沒有實現。但從毛澤東原本打算送毛岸英去新疆工作這件事情上,體現出他對新疆的關心和對新疆各族人民的熱愛。
毛澤東認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在新疆少數民族中,由于蘇聯的長期影響,一些人到蘇聯學習,又經過一定時期的斗爭,故在少數民族中已有一些先進的共產主義分子或同情者,他們以前組織過共產主義者同盟,后又成立保衛和平民主同盟,所以,在新疆少數民族中建立共產黨的組織已有相當的基礎。1949年10月15日,賽福鼎·艾則孜在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向中共中央寫了入黨申請書,并轉達其他同志請求入黨的堅強志愿。10月23日,毛澤東在賽福鼎入黨申請書上寫了批語:“同意賽福鼎同志入黨。此信由賽本人帶交彭德懷同志即存彭處。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賽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寫入黨表手續。”1949年12月下旬,經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決定并報中央批準,首先吸收了賽福鼎·艾則孜(維吾爾族)等15名黨員。這15 名黨員,包括7個民族,少數民族14人,其中維吾爾族8名。從1950年初開始,迪化市委和各區黨委、地委開始直接吸收黨員,截至1950年11月底,共發展黨員995名,其中絕大多數是三區革命的骨干和進步組織的負責人。
為了培養少數民族干部,毛澤東當時要求青海、甘肅、新疆、寧夏、陜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數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應開辦少數民族干部訓練班,要求新疆在3年內要培養出1萬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聯系群眾的忠實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根據毛澤東的這個要求,新疆分局立即著手開辦地方民族干部訓練班,分局辦的第一期地方民族干部訓練班于1950年4月初開學。王震在開學典禮上把地方民族干部訓練班比喻為“制造人民干部的工廠”。地方民族干部訓練班不僅新疆分局辦,區黨委、地委、縣委也辦。地方民族干部訓練班的學員畢業后,參加各種社會改革實踐,在實踐中鍛煉,增長才干,表現好的則吸收入黨入團。我黨培養的第一代少數民族干部很快成長起來,成為各級領導班子的骨干。據1950年10月統計,全疆正副專員、縣長165人中,少數民族干部為107人。
要解決民族問題,搞好民族團結,就必須為各族人民多辦好事。駐疆人民解放軍遵照毛主席關于“你們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務是為各族人民多辦好事,要以替歷史上壓迫少數民族的反動統治者還債的精神在那里工作”的指示,發揚人民解放軍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生產隊的優良傳統,勝利地進行了剿匪平叛的斗爭,保護了人民生命財產,穩定了社會秩序;參加地方建黨、建政工作,結束了各族人民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使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特別是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于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王震明確指出:我們不是與民爭食,相反地要助民求食,我們要以集體勞動、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示范于新疆人民。王震從長遠的觀點出發,把軍隊屯墾看成建設邊疆,減輕新疆各族人民負擔,加強民族團結,鞏固西北邊疆的戰略措施。
部隊參加生產,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按1950年1月計算,要解決部隊19.3萬人全年的糧食問題,除本省調運2萬噸外,尚需從蘇聯進口2萬噸,每噸3000盧布,糧價和運費至少需要人民幣1620億元(舊幣)。由于部隊生產,6、7月間糧食開始自己供應,沒有再進口,為國家節省了一大筆錢。同時省內調運糧食也減少了。減輕了各族人民的負擔。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農民交的田賦和附加負擔是70余萬石糧食,更沉重的負擔是還要出“公差”,南疆的群眾用小毛驢把軍隊的給養運到迪化,運到北疆,往返一次,少則一兩個月,多則要半年,因此,老百姓把出“公差”看成畏途。解放后,由于部隊生產自給,1950年農民只交了44萬石糧食,“公差”也免除了。這就是說,新疆的部隊增加了一倍,而群眾的負擔卻減少了將近一半。新疆各族人民從這里看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本質,同國民黨軍隊壓迫、掠奪人民是根本不同的。對此,毛澤東曾經作了高度評價,他說:我王震部入疆,尚且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細算,自力更生,生產自給。現在他們已站穩腳跟,取得少數民族熱烈擁護。
慎重穩進,有步驟地進行社會改革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要真正解決民族問題,必須進行社會改革。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失。”“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那末,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應該采取什么方針呢?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須謹慎對待。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急躁,急了會出毛病。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他條件不成熟,也不要進行重大的改革。”“沒有群眾條件,沒有人民武裝,沒有少數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進行任何帶群眾性的改革工作。”
在北京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王震、鄧力群于6月12日致電中共新疆分局,電稱:“中央對于新疆民族區域的社會改革事宜肯定推遲。目前工作中心是培養訓練本地民族干部。舉凡屬于社會改革性質問題如反惡霸等均應立即停止。”中共中央認為,新疆是多民族地區,各項工作必須照顧民族特點,聯系民族問題考慮,應充分估計新疆宗教問題的復雜性和群眾的落后性。中央承認新疆的特殊性,因此,某些中央規定的法令,在新疆可以緩行,如果條件成熟,群眾自動起來要求若干社會改革(如減租減息等),可以進行調解,實行若干改革,但必須經過請示,而早要征得少數民族中經過群眾選擇的領袖同意。1950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新疆分局,在新疆進行社會改革必須采取穩重和謹慎的步驟,在今年除極少數地區進行試驗性的減租外,一般不要進行減租,但應積極準備。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從1950年9月至1951年10月,在全省各地的農業區的147個鄉試辦了減租。從1951年9月開始,在全疆農業區普遍開展減租反霸斗爭。至1952年5月,在全疆9個專區的58個縣,1500多個鄉,近400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減租反霸任務,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減租反霸只是削弱了封建勢力,并沒有徹底改變封建的土地制度。許多農民群眾說:地主階級和封建土地制度是一座山,惡霸等反革命分子是山上的狼,減租反霸中把這批狼打倒了,可是這座山還擋著我們前進的路。這充分說明農民在減租反霸后,對于土地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
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準,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農區分四期進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來壓在各族人民頭上的地主階級,徹底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萬農民,分得737萬多畝土地,使各族農民不僅擺脫了漢族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且結束了本民族內部的以地主階級為代表的封建勢力的壓迫和剝削,真正在政治上、經濟上得到了翻身。各族農民歡欣鼓舞,他們更加熱愛毛主席,更加信賴中國共產黨。1952 年3月23日,疏附縣帕哈太克里鄉維吾爾族農民在慶祝土地改革勝利的大會上,以長詩形式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致敬信——《獻給毛澤東》,傾訴過去的苦難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悅,抒發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無比熱愛的深厚感情。8月30日,毛澤東復信給帕哈太克里鄉全體農民,鼓勵他們“在愛國豐產的口號之下,更加團結,努力生產,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并在這個基礎之上,一步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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