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注意到這個事實：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執政黨蘇共最后嚴重脫離群眾，以致在戈爾巴喬夫解散蘇共中央、國旗易幟、國家解體等重要時刻，廣大群眾無動于衷、漠然面對。蘇共存在大約近一百年，其間也曾光輝燦爛，成為國際共運先鋒，也曾折戟沉沙，分崩離析，關鍵在于執政黨與群眾關系。同心則盛，離心則衰。

　　在歷史發展關鍵時刻能否提出代表民眾根本利益的綱領路線是衡量黨與群眾關系的試金石

　　國家選擇何種發展道路具有決定性意義。20世紀初，俄國面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腐朽落后的沙皇專制制度與俄國現代化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統治者已經不可能照舊統治下去。俄國各個政黨都競相提出擺脫危機、指引社會發展的不同方案。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十月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等，由于繼續堅持戰爭政策，不愿把工廠交給工人管理、將土地還給農民，致使二月革命后的俄國社會矛盾更趨尖銳，連續發生四月、六月、七月三次危機，抗議者達百萬人眾，資產階級革命已經走到盡頭。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適時制定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提出了解決廣大民眾迫切需要的“和平、土地、面包”的口號，并在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會議上，通過了土地法令，宣布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農民有權分得土地;通過了和平法令，宣布俄國退出世界大戰;宣布俄國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原則，為俄國各族人民之間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俄國廣大民眾也正是從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中看到了擺脫苦難、走向光明的希望，才真心實意擁護他們。如果說在二月革命時期，布爾什維克黨力量還相對弱小，僅有黨員2.3萬人①(立憲民主黨有6.6萬到8萬黨員，孟什維克有20萬黨員，社會革命黨則有50萬黨員②)，短短幾個月黨員隊伍達到了35萬人。③反之，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則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1917年9月的莫斯科杜馬選舉中，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得票率從7月的70%下降到18%，而且這種情況同樣出現在彼得格勒和俄羅斯其他工業中心。④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失敗之所以不可避免，關鍵在于人心的向背。

　　黨的方針政策必須審時度勢，切合實際變化。十月革命初期，蘇俄政府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對于取得國內戰爭勝利曾經起過作用，但由于這個政策取消了工業、商業等領域的個體經濟，限制市場交換，阻礙商品流通的發展，超越了社會發展階段，給人民生活造成了困難，因而激起廣大民眾的不滿，甚至引發暴亂等社會動蕩，蘇俄社會主義體制的基石——工農聯盟開始動搖。列寧從實踐出發，大膽創新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與市場、商品經濟的觀念，制定“新經濟政策”，容許在國家調控下市場經濟的放開和多種經濟結構的存在，從而調動起廣大人民的生產積極性，短短幾年就度過了經濟崩潰的難關，新生蘇維埃政權得以鞏固。

　　但國家又面臨兩大問題：第一是“發展”問題，即實現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現代化。斯大林說過，俄國比西方先進國家落后100到150年，而“落后就要挨打”;第二是“生存”問題，在世界大戰迫近的時刻必須擊退法西斯的進攻，保衛國家的安全。斯大林認為，新經濟政策已經不能支持蘇聯即將開展的大規模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因而放棄了新經濟政策。一些學者據此指責斯大林背叛了列寧。然而，如果從馬克思列寧主義需要發展的角度看，這種指責毫無道理。關鍵在于，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所實行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能否解決蘇維埃政權面臨的兩大問題：這也是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實踐證明：從1928年到1941年，蘇聯先后進行了3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工業化程度大大提高。第二個五年計劃末，蘇聯工業生產水平較1913年增長了8.2倍。革命前的俄國工業產值僅占世界份額的2.6%，而此時蘇聯工業產值已經達到全世界的13.7%，1937年工業產值已占到整個國民經濟的77.4%;工業生產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5位和歐洲第4位躍為世界第2和歐洲第1位。同時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建立起一些新的工業部門，如重型機器制造、汽車和拖拉機制造、大型軍事工業與航空工業、機床、儀表等，蘇聯成為了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能夠生產全部工業產品的國家。國家整體經濟實力和國力大幅提升。

　　強大的工業為打敗德國法西斯、捍衛國家主權和獨立奠定雄厚基礎，從根本上維護了蘇聯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俄羅斯科學院烏拉爾分院副院長阿列克謝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將俄羅斯推向現代化和完成現代化，他提出了這個任務，也找到了這條道路。蘇聯在工業化進程中取得的成績就是具體證明。俄羅斯正是在斯大林領導下融進了世界現代化總進程”。⑤

　　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是黨的方針路線得以成功貫徹的保證

　　黨是抽象的，黨對民眾的影響、黨的形象、黨的方針路線最終能起多大作用是通過一個個黨員的具體表現來實現的。群眾中早就流傳有“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的說法，所以黨員、黨的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作風、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對于維護黨的威望、貫徹黨的路線至關緊要。列寧說過，黨的“這些目的可能被每天的日常工作暫時掩蓋起來”，但如果黨作為“階級的先鋒隊、教育者和組織者”，“這個先鋒隊的力量比它的人數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⑥所以，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特別注重共產黨員的思想教育，要求他們在生產、勞動，尤其在艱苦的環境中起到帶頭作用，增強群眾的凝聚力。

　　1919年初，蘇俄面臨外敵入侵和內部叛亂的嚴峻形勢。捍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是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向全國人民發出的首要任務。在“一切為了前線”的口號下，共產黨員無論在前方還是后方都沖鋒在前。當鐵路運輸吃緊時，莫斯科——喀山鐵路局的共產黨員決定自覺把每天的工作時間延長一小時，集中到每個星期六的休息日進行一次義務勞動，“直到戰勝高爾察克”。當勞動完畢，“上百個身體疲乏但眼中閃爍著愉快光芒的共產黨員，唱起莊嚴的《國際歌》來慶祝工作日的勝利”，《真理報》記者的這段感人的描述激動了全國，這個活動也迅速推廣到全國各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并帶動大批非黨群眾參加。列寧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之為“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列寧本人親自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他和士兵共同抬木頭的畫面曾經激勵了幾代人。

　　在前線戰斗最激烈的時刻，共產黨員總是沖鋒在前：1919年9月，南方戰線由于鄧尼金部隊的突破而緊張，俄共中央決定抽調大批黨團員上前線，總共動員5萬人，其中3萬共產黨員，1萬共青團員;

　　1920年，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關于波蘭戰線和弗蘭格爾戰線形勢的報告，決定動員共產黨員上前線，要求把應征的黨員全部派往前線。其中：“把應征的黨員55%派到弗蘭格爾戰線，其余的派到西方戰線。”⑦在戰場上黨員、干部更是身先士卒、沖鋒陷陣。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附近海軍要塞咯瑯施塔得的部隊在俄國和國外資產階級支持下發動叛亂，嚴重威脅著新生蘇維埃政權。當時正在出席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親自上戰場。他們越過冰封的湖面，沖鋒陷陣，終于平息了叛亂……

　　當時在全國陸海軍總人數中共產黨員有30萬人，這個數字占到全國黨員人數的一半，每5個紅軍戰士中就有一個是共產黨員，有5萬共產黨員犧牲在國內戰爭中。列寧曾經高度贊揚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以及共產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對群眾的影響，從而對革命進程的推動。他說：“只是因為黨隨時戒備，因為黨紀律嚴明，還因為黨的威信統一了各機關、各部門，使幾十、幾百、幾千以至幾百萬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號一致行動，只是因為我們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犧牲，才出現了今天這樣的奇跡。只是因為這樣，盡管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和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兩次、三次以至四次發動進攻，我們仍然能夠獲得勝利。”⑧

　　共產黨員的這種獻身精神在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繼續得以發揚光大，其中特別突出的是“斯達漢諾夫運動”。1935年8月31日至9月1日，頓巴斯年輕礦工斯達漢諾夫在一個工作日采煤102噸，超過定額14倍。⑨隨后黨小組長米•久卡洛夫又打破斯達漢諾夫的記錄，這種勞動競賽迅速推廣至全國。由于開展了斯達漢諾夫運動，勞動定額超額完成了13%到47%。⑩

　　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和獻身精神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更得到充分發揮。在戰爭時期有530萬人成為預備黨員，360萬人成為正式黨員。在前線部隊里，有400萬人成為預備黨員，260萬人成為正式黨員，使蘇聯軍隊中45%的戰斗員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11在莫斯科保衛戰中，莫斯科黨組織把10萬名共產黨員和25萬名共青團員直接派上前線。列寧格勒黨組織的70%的黨員，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黨組織的90%的黨員走上了前線。12在榮膺蘇聯英雄稱號的人中，74%是共產黨員，11%是共青團員，13超過300萬的蘇共黨員犧牲在戰斗中。共產黨員殺敵在前、犧牲在前，帶動全國人民緊密團結在蘇共領導下，這是如此艱巨的衛國戰爭能夠勝利的最主要原因。

　　關心民眾、服務民眾是共產黨的根本宗旨

　　反對漠視群眾疾苦的官僚主義。布爾什維克黨成為執政者后，列寧最關心的是如何杜絕舊官吏脫離群眾、壓迫群眾的習氣，要求布爾什維克黨的各級機關和干部密切聯系群眾。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則，在樹立共產黨關心人民利益的優良形象方面做出光輝榜樣。列寧不僅領導著制訂黨和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而且每天還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時間接待大量群眾來訪者。美國記者艾爾伯特•威廉斯把列寧的工作室稱為世界上最大的辦公室。14據蘇聯人民委員會接待室統計，僅在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兩個半月，列寧共接待了各色人等125次，平均每天會見2到3人。

　　1919年5月，有一封雅羅斯拉夫里的農民對當地政府機關的控告信從處理這件事情的委員會轉到了人民委員會來，并附有一個官員的決定：“工作太忙碌，根本沒有功夫來管這些瑣事。”這個決定使列寧十分氣憤，他立即寫一個便條：“給國家監察部阿瓦涅索夫，請把寫這個批語的官僚逮捕起來。”15

　　斯大林時期同樣采取了反對官僚主義和官吏腐敗行為方面的嚴厲措施。1928年，斯大林在共青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專門談到了反對官僚主義、懲處管理腐敗方面的問題，他指出：“阻礙我們前進的最兇惡的敵人之一就是官僚主義。它在我們的一切組織里，不論是黨組織里、共青團組織里，不論是工會組織里、經濟組織里都存在。……共產黨員官僚主義分子是最危險的一種官僚主義分子。為什么呢?因為他以黨員的稱號來掩飾自己的官僚主義。遺憾的是，這樣的共產黨員官僚主義分子在我們這里并不少。”16

　　例如，在斯摩棱斯克地區，一些黨政干部貪污受賄、酗酒成風，違法亂紀、任人唯親、壓制批評，粗暴地破壞了黨內民主。此事被揭露出來后，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處理了這一事件，決定把那些政治上道德上腐化墮落的黨員開除出黨，并把那些觸犯刑律的黨員干部、行政人員交付法庭審判。

　　斯大林據此指出：斯摩棱斯克和阿爾喬莫夫事件的發生“這是偶然的嗎?為什么在我們黨組織的某些環節中會發生這種腐化墮落的可恥事件呢?這是因為有些人把黨的壟斷弄到了荒謬的地步，壓制了下層的呼聲，取消了黨內民主，培植了官僚主義。”17所以提出，消滅官僚主義的禍害的途徑是：要發揮下面群眾的監督，同時發揚黨內民主。

　　黨的領袖們自身廉潔奉公，對群眾關懷備至，保持了黨與群眾密切聯系。布爾什維克黨的早期領袖們自身大都能保持廉潔的品德。曾經發生這樣一件事：在物質供應最緊張的年代，莫斯科蘇維埃糧食局農業科給列寧送來一些水果樣品，被列寧堅決拒絕了。列寧說：“寄來的國營農場水果樣品收到了。我懇請你們今后不要再這樣做，水果之類的東西不要寄送了，但要告訴我：國營農場的水果之類產品一般是怎樣分配的?是否分給醫院、療養院和孩子們?”18莫斯科肅反委員會總務處7月19日給列寧購買“靴子一雙、衣服一套、背帶一條、腰帶一條”，總計列寧應付1417盧布75戈比。列寧收到賬單后，立即在賬單上批語：“附上2000盧布，請——而且堅決要求——將這一項顯然少算錢的賬單改正過來。”19

　　俄羅斯學者阿爾圖寧•尼古拉寫道：“當斯大林逝世之際，他給個人留下什么?工作人員在他的駐地僅僅找到幾雙織補過的短襪子，幾雙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兩套軍服：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節日檢閱穿的。”20

　　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不僅在大政方針上處處從群眾利益出發，在日常工作中也能發揚關心群眾、干部和知識分子的優良作風。

　　一個普通群眾、喝醉酒的青年人因為對“母親的愛達到病態的程度”，不惜冒用別人的證件進入軍事禁區而被捕。由于擔心他在當時的斗爭緊張情況下被誤殺，列寧親自寫信給“契卡”領導人捷爾任斯基要求對這個青年暫緩判刑，并調查清楚;21列寧還十分關注曾經同在西伯利亞流放的一個普通車輛注油工，要求給他安排一個較為輕松的工作：“因為他已經老了。”

　　1919年7月2日，列寧寫信給財政部的領導人：“對專家因卓越發明而從人民委員會領到的5萬盧布獎金不得征收特別稅”22;普爾科沃天文臺臺長伊萬諾夫寫信給列寧，請求創造必要的條件、即發給一定的優待口糧以保證天文臺開展正常的工作，列寧批示：“按學者之家的標準領取。”

　　這一封封書信，鮮明體現了當時布爾什維克黨關心普通工農群眾、關心知識分子的優良作風。正是這一切保證了蘇維埃政權能夠在內憂外困的困難中挺立起來。

　　蘇共與人民群眾關系的惡化

　　蘇共真正脫離群眾是發生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民主化、公開性”、“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等一系列錯誤路線，嚴重損害了人民利益。

　　戈爾巴喬夫等人的重大錯誤首先是削弱共產黨對改革進程的領導。戈爾巴喬夫提出修改蘇聯憲法，“廢除了關于作為政體核心的蘇共的領導作用的《憲法》第六條;實行多黨制原則”。這不僅削弱了蘇共的領導，同時削弱了國家政權。因為“蘇共本身也是蘇聯國家管理機構的基礎”。這是對蘇共的第一次打擊。

　　黨的削弱造成了經濟的無序和混亂。沒有了黨在解決經濟的無序狀態方面的參與，以及沒有能夠替代黨的機構的市場機構，蘇聯經濟陷入泥潭。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指出：對蘇聯舊體制進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但經濟改革，特別是涉及范圍這么大、程序這么復雜的改革，首先必須保持政權的鞏固。“如果政權被削弱，便沒法開始改革。”

　　黨領導的削弱也導致民族主義的泛濫。俄羅斯著名學者羅伊•麥德維杰夫深刻分析了這個原因。他說：“不是民族主義和分立主義導致了改革的失敗。正相反，改革思想和方案的受挫、國家發生經濟和金融危機、聯盟中央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政治意志的衰退以及權力的癱瘓助長了民族主義和分立主義。”23

　　由于蘇共一系列的錯誤路線，造成國內經濟狀況惡化、民族矛盾尖銳，最終造成廣大民眾的不滿，使人民喪失對蘇共的信任。首先是大批蘇共黨員退黨。如蘇聯最大的烏拉爾汽車制造廠，在1989年還有9072個黨員，到1991年1月，只剩1646個黨員，其中還有300個人不交黨費。24戈爾巴喬夫在19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總路線后，從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蘇共黨員由19487822人降至16516100人，足足減少了290萬人，25更不用說發展新黨員(全國每年吸收的新黨員人數都呈下降。如在切良斯克地區，1986年有6000人入黨，1989年為750人，1990年81人，1991年僅有4人)。到1990年，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1∕5車間黨組織、1∕2的黨小組或解散、或停止了活動。蘇共戰斗力幾乎喪失殆盡。其次，由于戈爾巴喬夫修改憲法，蘇聯共產黨喪失了執政地位。1990年底，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格魯吉亞等共和國的蘇共已經淪為在野黨，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長也先后落到反對派手里。據1991年初的民意調查表明：蘇聯政府的支持率僅有13%，不支持率達73%，蘇共的支持率僅有14%。在這個時候，蘇共確實徹底失去了群眾的支持，最后造成國家的解體。

　　注釋

　　1ИсторияКомм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СветскогоСоюза.т.3.М.1967.с.244.

　　2Ш.М.Мунчаев，В.М.Устинов：ИсторияСвет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а”，М.2002гс.124-125.

　　3ИсторияКомм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СветскогоСоюза.т.3.М.1967.с.244.

　　4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歷史研究所：《20世紀俄羅斯史》，莫斯科，1996年，第286頁。

　　5В.В.Алексеев:

　　КлючеваяпроблемаРоссийскаяисторииХХвека，Общественныйпотенциалисчтории，Екатеринбург2004，с.279.

　　6《列寧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頁。

　　718192122《列寧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59、68、33、161～162、6頁。

　　8《列寧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9頁。

　　910[俄]薩哈諾夫主編：《20世紀祖國史》，莫斯科，2002年，第167、168頁。

　　11蘇聯國防部軍事歷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2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第537～538頁。

　　1213《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史》，莫斯科，1984年，第538、539頁。

　　1415[蘇]鮑•根基娜：《列寧的國務活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617、530頁。

　　1617《斯大林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37、37頁。

　　20[俄]阿爾圖寧•尼古拉：“斯大林政策分析及其對俄羅斯進一步發展的意義”，《俄羅斯雜志》，2003年。

　　23[俄]羅伊•麥德維杰夫：“意識形態衰落是蘇聯解體的最重要的原因”，俄羅斯《祖國史》，2004年。

　　24《蘇共中央通訊》，1991年6期。

　　25《黨的工作者手冊》，1989年，第589頁。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60期，摘自2013年第4期《學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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