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心理戰的作用，是“旨在去除傳統社會秩序的鎖鏈”，目的是“破壞國家客體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直到民族意識逐漸衰落，國家變得沒有抵抗力”。美國軍方指令《心理戰須知》規定，“灰色宣傳——這種宣傳出自專門的無法確認的信息源”，“黑色宣傳——這種宣傳出自其他各種虛假的信息源”。針對蘇聯的心理戰，是冷戰的一個重要部分。灰色和黑色宣傳的技巧，則成為大眾傳媒的日常手法。

　　美國《時代》、《生活》、《財富》等雜志的創辦人，報業大亨路易斯，寫給《時代》雜志職員的公開信宣稱：“客觀報道根本不存在，那種認為作者在提供事實時不會附加任何評價的看法是當代人的捏造，完全是一種欺騙。我對此不接受，并譴責這種說法。我們要說到是：讓客觀性見鬼去吧!”

　　西方的和接受西方意識操縱的新聞業，并不總是使用公開的謊言，而是捏造事實、篩選事實、隱瞞不需要的事實。

　　80年代，美國曾經通過官方聲明和各大報，開展一場強勁的宣傳行動，揭露和控訴蘇聯在阿富汗布設地雷。但是蘇軍撤出阿富汗時，曾把雷場地圖交給納吉布拉政府，納吉布拉政府也把地圖散發到全國各地，包括其敵人控制的地區。這個事實，使一些美國政治家提出，為避免蘇聯和納吉布拉政府“在宣傳上處于優勢”，要抑制一下美國就此進行宣傳戰的熱情。他們多慮了：無論西方還是蘇聯，沒有一家報紙對蘇聯交出阿富汗雷場地圖一事進行宣傳，根本沒有任何“優勢”可言。事情不了了之。

　　1989年，一群美國步兵志愿軍——海軍陸戰隊員——良心發現，到越南幫助排除那些自己20年前埋下的地雷。回到美國，他們發表措辭強烈的聲明，說越南至今仍有許多人死于地雷爆炸，然而美國卻拒絕提供雷場地圖。出現這樣的情況，美國關于蘇聯在阿富汗布設地雷的宣傳戰停下來，原因就無需解釋了。

　　1970年，美國CBS網播放一部澳大利亞記者、共產黨員U·貝切特拍攝的影片，反映朝鮮人民共和國的成就。但是僅僅靠電視播音員的畫外解說詞，就使影片產生完全相反的感受，成為激進的反共產主義的東西。

　　西方按照自己的標準，從客觀現實中選擇事實和問題。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說，“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很少遭到破壞。這個原則就是，一切與當局利益和特權相矛盾的事實，就不存在。”

　　喬姆斯基列舉相關的實例。1984年10月9日，東正教神甫波佩留什科在波蘭被害，美國報界把謀害發生，宣傳為政治原因。《紐約時報》就此刊發78篇文章，文字所占欄目長度1183英寸。美國主要電視公司進行46次報道。相比之下，受控于美國的拉美右翼組織和特務組織謀殺100名宗教活動家的事件轟動一時，報道的信息量卻只有波蘭神甫被殺事件的一半，或者說，這位波蘭神甫被殺事件的“信息重要性”，高于100名宗教活動家140倍。還有，薩爾瓦多4名修女——她們是美國公民——被害，報界文章長度只占波蘭神甫事件的17%。薩爾瓦多大主教羅梅羅在首都做祈禱時候被害，美國關于這次事件信息報道的覆蓋面，僅為上述普通波蘭神甫被害事件的1/5。

　　無論“仿效西方的發展”還是蘇聯改革中“回歸文明社會的康莊大道”，都是虛偽的。

　　歐洲中心論宣傳的一個主要神話就是，西方所以沖在前面，是因為資本主義創造了強大的生產力，其余的社會完全落后了，不得不緊追在后。但是西方過去和現在，都不是“依靠自己力量”發展起來的。它用殖民地的材料制造了自己。據布羅代爾的資料，18世紀中葉，英國每年僅從印度，就榨取200萬英鎊，而當時英國國內的全部投入也不過600萬英鎊。英國人的生活水平，包括教育、文化、科學、體育等等，都靠來自殖民地的龐大收入維持。上個世紀20年代法國發生農業移民危機，它向馬格里布國家移民，實行殖民化。在阿爾及利亞，一半熟耕地轉入法國殖民者手中。當美國土地過剩而發生勞動力嚴重不足的時候，在非洲掠奪了上百萬最強壯的青年男子成為奴隸(其數量估計為1億，其中運抵美洲海岸的約900萬)。今天的統計表明，第一世界從第三世界暗中攫取的財富價值，不包括可見的流通——外資利潤的輸出、外債利率、買辦資產階級資本的“外逃”，每年約4000億美元。

　　世界不可能、也無法效仿西方道路。蘇聯改革中所謂“回歸文明社會的康莊大道”的命題，是在把蘇聯變成“補充”經濟作用的國家。

　　但是西方媒體從來沒有關于第三世界的認真報道。只有一些奇風異俗——農歷春節、空手道、中國的飲食，和令人厭惡的東西——色情旅游、麻風病、黑社會。再不就是刺激性的政治報道——恐怖主義、宗教暴力、毒品販子的公開死刑。

　　美國《民族地理》印數500萬，是最意識形態化的刊物之一。它的曾經擔任55年的主編提出的原則是：“雜志只是闡述某一國家或人民生活中宜人的一方面。”什么是“宜人的一面”呢?關于中國，只要讀一讀該刊的1948年就知道，那里根本沒有中國的內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在印度尼西亞，蘇哈托政權進行了納粹德國在歐洲的大屠殺之后規模最大的一次屠殺。但是西方媒體對這次令人發指的殘忍行動諱莫如深，竟然隱瞞得如此徹底，以至世界上幾乎沒有誰知曉這件事。

　　隱瞞“不需要的”信息，篩選和創造“需要的”虛擬信息，用亂七八糟的無意義的空洞信息和無關緊要的根本沒有希望弄懂的信息淹沒無法避開的信息，用廣告妨礙注意力的集中和使打斷了的信息失去重要性，是隨時隨地可以看到的現象。

　　電視破壞意識，作為美國向其他國家的信息媒介進行滲透、為了自己的利益影響它們社會意識的主要手段，尤其創造虛假的現實。美國著名政治性電視節目制片人D·休伊特說，“我不喜歡敘述新聞——我喜歡制造新聞。”類似的說法是，“這里說的不是‘預示真理’，而是‘創造真理’。”電視的技術條件，使它能夠隨心所欲地塑造客體的形象，甚至直播的時候也是一樣。

　　電視業變成一個組織、一個特殊的特工機關，向社會行為中最消極的模式提供精神食糧，領導著針對地球居民的意識和思維的戰爭。

　　“電視屏幕能夠‘消除掉’真理與謊言之間的差異。”電視屏幕上播放的哪怕是最明顯的謊言，電視觀眾也不會響起自動警報信號——觀眾的心理保護已經被切斷了。在電視屏幕面前，人沒有自衛能力。美國大眾傳媒研究者麥克尼爾1968年在《操縱人們的機器》中寫道：“電視是使社會政治報道手段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自從我們共和國成立以來，還沒有發生過類似的變化。在電視普及之前，沒有什么會使說服大眾的技術產生如此不可思議的改變。”電視成為復雜的意識操縱學說得以運用的技術基礎。何況已經建立起一整套電視政治廣告的產業。這就使電視在政治上所起的非同尋常的灌輸作用，比報刊和廣播有效得多。

　　1996年，羅馬出版《青年食人生番。極端恐怖大全》，作者為10位23-35歲的青年作家。該書挖空心思描寫刑訊和兇殺，創新恐怖文學的新樣式。這些作家只是通過電視屏幕了解世界。于是電視中的虛擬現實，成為藝術想象力的源泉。

　　電視從根本上排除了民主。西方報紙75%的收入來自廣告，電視收入的100%來自廣告。美國電視中廣告占1/4的播出時間。80年代末，美國電視臺晚間電視連續劇插播廣告，30秒鐘平均收費67000美元;體育比賽插播，收費150萬美元。在電視上，政治演說和廣告之間的差別已經模糊。法國電視一臺的調查顯示，一半觀眾把總理的演說看作信息，另一半觀眾看作廣告。政治家在電視攝像機前的講演沒有任何內容，而是用評價代替價值，出售自己的形象。1960年，肯尼迪為競選把整個廣告代理處都租了下來。

　　電視破壞文化基礎，教唆人道德敗壞。一位西方電視制片人說：市場迫使我尋找和播放卑鄙的、有轟動效應的事件。行善平庸無味。如果神甫強奸幼女，最好是雞奸，強奸老太婆更好，將會引起人們的興趣。

　　越是被視為文化禁忌，越是電視有利可圖的商品，越是具有破壞性。這些形象的清單不斷擴大。普通淫穢暴力已經不新鮮。英國電視劇《布魯克薩伊德》，表現兄妹亂倫。導演說，他們在“向最后的禁忌進攻”。

　　媒體特別是電視，熱衷于傳播一般人們不應該看到的東西，那些最深處的無意識的禁忌禁止人們看到的東西，那些導致內心卑鄙動機興奮起來的東西。還有比如死亡。一家普通巴黎報紙《會戰》，平均每天刊登87條有關死亡的報道。電視則展開活生生的現場。美國電視直播死刑，能帶來6億美元的贏利。索馬里成為西方電視臺灌輸“無可救藥的劣等人種”意識的實驗場。兒童有的死亡，有的處于饑餓和瀕死狀態，有的死前還傻里傻氣地微笑，整個民族在死亡線上掙扎。同時播放兩頰紅潤的海軍陸戰隊士兵或者來自聯合國的迷人的姑娘，要么就是洗發香波廣告。

　　西方電視業形成暴力文化，把暴力說成解決生活問題的有效手段，把暴徒塑造為英雄。生活中的暴力是個別的，電視卻夸大暴力、有系統地創造暴力。心理學家羅姆認為：“感受到對描述犯罪、災難、流血、殘暴場面的被動的渴望——它們成了須臾不可離缺的東西，成了報刊和電視每天向觀眾灌輸的食糧。人們貪婪地吞噬著這些形象，因為這是刺激人們的最快的方法，而且一點不用做出努力就可減輕寂寞。然而被動地欣賞暴力，與積極地興奮起來從事瘋狂的破壞性的暴力行動，二者之間的距離，僅有一小步之遙。”

　　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青少年，沒有能力區分表演和現實生活。美國70余項研究表明，150萬“邊緣”兒童被電視直接引向暴力。80年代初，63%的犯人由模仿電視英雄而犯罪，其中22%從電視轉播中模仿犯罪技巧。72%的少年指控電視促使他們過早地發生性關系。

　　事情好像經過準備。蘇聯70年代出版的一套叢書——《制造虛假信息和欺騙的技術》、《心理戰》、《意識操縱者》，前言稱“為了揭露資產階級”，卻并不講述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操縱。這實質上屬于意識操縱的教科書。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經過相當殘酷的干部清洗，新聞工作者總的來說成了一個十分單一的集團，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對改革持反對立場的被排擠出去，或者處于無足輕重的邊緣地位。

　　隨著蘇聯改革方案的推進和社會的變化，意識操縱蘇維埃人的手段系統的重點也有所改變。起初是書籍——地下出版物。“共產黨總書記”的面具還戴在戈爾巴喬夫臉上，“公開性”來到的時候，正式出版物端上前沿，比如《生活和命運》、《阿爾巴特街的孩子》、《死硬派》。屬于蘇共的期刊、廣播電臺、電視當時仿佛“站在旁觀的立場”。改革后期(1988年起)，出現一些厚厚的雜志。媒體瞬間轉向馬賽克文化。“不可逆轉點”(1991年8月)之后，報刊等出版物數量以歷史空前的速度下降。5年下降96%。從1985年到1997年，電影觀眾下降98%。接著，電視就成為主要渠道。

　　電視臺得到機關槍的強大保護。1998年11月4日，俄羅斯共產黨杜馬代表A·A·庫瓦耶夫對一系列電視臺節目主持人提出批評。各電視臺貌似公正，用只言片語進行介紹，接著就大談“保護言論自由”、“保護新聞工作者人身安全”。電視大腕不肯坐下來對話，而是荒唐地給某一個政黨扣上想要破壞電視的帽子。這是非常卑劣的概念偷換。

　　改革開始，電視已經把國產卡通換成美國卡通。蘇聯電視臺的主要頻道，播放反共演說和聲明，“簡直成了家常便飯”。甚至新聞中，也公然播放明顯的謊言——比如說蘇聯“數百萬人被槍斃”。電視節目被插播廣告撕裂得七零八落，充滿迷信、占星術和預言家的聲音。破壞和死亡成為主要題目。電視臺不僅濫用廣告割裂任何實質內容的信息，而且為具有極端攻擊性的意識形態化的廣告提供播映時間。總的來說，所有的改革，都富有攻擊性地向大眾意識灌輸利己主義和消費主義價值觀。

　　雅科夫列夫也是個有家室、有教養、喜歡孫子的人，當上蘇共領導人，就贊同下流，允許播放色情影片和蒙昧無知的恐怖片。原因是“他受雇于人”，需要摧毀文化核心，使一半人尤其是青年陷入精神泥沼。雅科夫列夫和他的手下需要這樣一種自由。國家杜馬準備在電視臺建立道德委員會的意圖，當然會遭到回擊。

　　改革后期，電視就開始“制造現實”。

　　1995-1996年，獨立電視臺記者連續5天，在車臣戰爭中一具俄羅斯士兵的尸體前擺出姿態，滔滔不絕而實際上是要觀眾看尸體。莫斯科的電視臺配上偽善的說明詞，近距離多角度拍攝在車臣犧牲的內務部上校的慘狀。2000年1月24日，電視中心派人在羅斯托夫醫院實驗室報道，觀眾看到的鏡頭，是擺在架子上的年輕死者的頭骨，顯微鏡旁邊的肝，燒掉一半的尸體。2000年2月，《消息報》記者O·布洛茨基在車臣拍攝記述埋葬隊工作的《來自停尸房的報道》——該片賣給德國電視臺，觀眾看到的是支離破碎的尸體。甚至“雇傭一組‘穆斯林’”，讓他們“按教程進行‘表演’”，割下俄羅斯邊防軍人的頭顱，卑鄙地糟蹋我們士兵的尸體，然后錄像，在不同節目中連續播放和一天播放多次。

　　蘇聯改革后期和俄羅斯改革進程中，通過種種操縱意識的手段，人為地加深社會中已經產生的分裂。站在反共立場的激進的電視工作者推波助瀾。來自車臣的絕大多數錄像鏡頭是爆炸、射擊、破壞和死亡的場面。他們利用死亡挑唆各族人民相斗，把一個分裂的“罪惡帝國”搞得更加四分五裂，直接參與心理戰。這被說成他們的“自由”。他們出售自己的產品;這不是一般的產品，不是皮鞋和小香腸，而是對俄羅斯進行信息戰的武器。

　　俄羅斯杜馬由于代表眾多，很難完全控制。電視明確和強硬地站在反對議會的立場，帶著敵意或者嘲笑的語氣，歪曲問題的實質，播放來自杜馬的報道。土地買賣這樣重要的問題也是如此。政權機關和寡頭控制電視，宣傳土地私有化，拋棄所有維持體面的規矩。“自由買賣土地”——誰買?什么價格?在土地上種植了什么?收成如何?即使是斯托雷平的改革，也不能不公布這方面的消息。但是在俄羅斯的電視里，卻沒有任何這樣的消息。

　　在丘拜斯私有化方案的準備階段，曾經進行嚴格的信息封鎖。不允許對這一方案毀滅性后果提出警告的專家上電視。也不允許持中間立場的人說話。電視成為給國家、社會和公民個人帶來巨大損害的行為的同謀者。

　　電視變是為少數人服務的機構。俄羅斯主要電視頻道，為不誠信的銀行建立金融金字塔的巨大騙局提供掩護，成為掠奪千百萬公民財產行動的幫兇。誤導觀眾的廣告充斥熒屏，但是沒有任何警示性評論。1997-1998年短期國債騙局具有國際規模，導致俄羅斯陷入危機。

　　電視報道某個職業乞丐高收入，轟動一時。但是不告訴觀眾，乞討為生的人確實苦不堪言、危困萬分。莫斯科10萬多人無房。大部分無房戶的居住面積，被罪惡陰謀奪走，或者被迫還債成為犧牲品。電視把住不上房的人說成是酒鬼，在社會意識中制造無房戶的荒唐的形象，而不是悲慘的形象。

　　改革使勞動糾紛不可避免。1998年，主要電視臺報道俄羅斯一場與礦工之間的大的糾紛，所持立場，甚至“無論在哪一個民主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被邀的所有“專家”都對礦工懷有敵意，誰也沒有提出向雇主和政府施加壓力的方案，誰也沒有對自殺礦工和他們的家庭表示一下常人的同情。知識分子在社會沖突中站在政權和資本一方。電視蓄意歪曲社會輿論，不讓支持和贊同罷工的人發表意見。

　　白俄羅斯工業生產快速增長，預算沒有赤字，沒有不支付工資的現象。俄羅斯民眾友善地看待盧卡申科領導的白俄羅斯所取的成就。但是俄羅斯的電視，卻閉口不談西方也承認的這些成就。充斥屏幕的是什么地方的丑聞和少數人示威游行的報道，對白俄羅斯人民擁護的盧卡申科進行誹謗。

　　在波黑戰爭和1999年北約侵略南斯拉夫期間，俄羅斯主要電視主持臺全部站在北約一方反對塞爾維亞人。從1990年起，他們還露骨地站在反伊拉克的立場。

　　2013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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