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康·洛倫茨寫道：“徹底拒絕父輩的文化，即使這種拒絕有充分的理由，都可能引發致命的后果，使一個藐視遺言的青年成為最沒有良心的江湖騙子的犧牲品。擺脫了傳統的青年們通常總是聽取蠱惑家門的言論，絕對信任那些花言巧語。”

　　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黑色幽默和反道德觀念，是用來破壞傳統社會價值的。現代社會把一個個罪惡的魔窟打開了，罪惡變成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商業活動，犯罪成為正常的社會現象。在資本主義西方，賣淫是大規模的合法事業。妓女工會還能分配到上電視的時間。美國各城市“工作著”30萬個9-12歲的雛妓。色情旅游是西方國家到東南亞旅游的一種重要形式。德國廣告稱斯里蘭卡為“好男色者的天堂”。1991-1992年一年間，小小金邊妓女人數從6000增加到2萬。

　　西方宣傳“人在利用迷幻劑問題上的權利”。迷幻劑就是能夠引起幻覺的毒品。毒品交易合法化，毒品市場人為地產生。成千上萬的人被吸引到毒品的生產和擴散中來。相當一部分相關報道帶有純意識形態性質。1994年10月，在西班牙召開第二屆國際變態意識會議。來自美國的主要報告人展望，新毒品的出現將是較之路德改革更為重大的事件。

　　普通人的大規模反道德化，在西方早已出現。一些知識分子成為反道德市場的供應商，用信息自由和擺脫道德桎梏之類的說法為反道德辯護。F·尼采寫道：“有些所謂的知識分子，他們宣稱信仰‘現代思想’，沒羞沒臊，目光中不加掩飾地流露出厚顏無恥。他們有一雙放肆的手，什么都去摸，什么都去碰。他們引起的厭惡是無法比擬的。也許，即便是同民間的下層，即便是同農民相比，后者也要比這些受過教育、會看書看報、從事腦力勞動的半吊子上流社會人物更為高尚，更有品位，更懂得待人接物。”

　　電視把反道德的工業化產品送進千家萬戶。電視屏幕上淫穢作品的效果，和暴力場面不相上下。

　　反道德在全社會擴散。從意識操縱方面來講，破壞傳統道德和“性革命”，是消除心理保護最重要的條件。失去道德方向，就失去明辨善惡的坐標體系。這里不會有任何“再生”，“舊體制”的“神圣象征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通過反道德性遭到了破壞”。

　　最近15年，在蘇聯和俄羅斯清楚地見到反道德產業的出現。

　　20世紀80年代末，在俄羅斯和整個蘇聯，開始實施一個精心策劃的龐大計劃：把各種道德規范相對化，然后取消道德規范和禁忌，并以激進的反道德的價值觀取而代之。現實本身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變得不道德了。這成為對思想意識施加影響的手段。結果出現最膚淺層次的道德——人際之間表面客客氣氣的標準。90年代盛行對共產黨人的狂熱的洶洶仇恨。現在是對自己人粗蠻無禮。

　　《階段》專題節目首播鏡頭對準幼兒園。院長是個“斯大林主義者”。不反對她的教育工作者統統是暴虐之徒。電視臺的女士像拿著鉗子，硬從一群孩子嘴里，掏出許多貶損老師和教養院的荒唐話來。干這種事情，不道德而且冷酷無情。

　　“性革命”在改革中占重要地位。出版書籍把放蕩奉為崇高原則。報紙刊登煽情的文章。圣彼得堡舉行國際色情展覽會——“培養國民應有的色情文化修養，這方面的修養一直受到極權主義僵化觀念的封鎖。”

　　1986年-1987年間，《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已經刊登宣傳口交的文章。接著發表連篇累牘的“讀者來信”(毋寧說是托名偽造)：女孩子抱怨媽媽搶去心愛的報紙。大眾傳媒開始把不道德反社會的青少年行為合法化。當年法西斯上臺執政，對青少年正是這么干的。1991年有文章指出：“青少年已對一般的社會價值觀念和規則、對傳統的休閑形式失去了興趣。他們已不再信任成年人的世界。無所事事、游手好閑的青少年大軍隊伍迅猛擴大(1984年以來擴大6倍)絕非偶然。在臭名昭著的青年‘交友聯誼’活動中，無可避免地出現了未成年少女性風尚的非道德化。”

　　戈爾巴喬夫改革末期，賣淫的直接宣傳開始了。改革的意識形態干部把賣淫辯解為不可避免的、近乎高尚的行業，定位于對蘇維埃制度的抗議形式。這得到電視的確認，而且成為有組織的商業活動和制度化了。1992年，有專家評論：大眾傳媒的影響助長了賣淫。有些作者貪婪地、略帶艷羨、活靈活現地描寫高級妓女如何賺外匯和她們的收入、盛裝、化妝品、首飾珠寶、豪宅轎車。還有鋪天蓋地的廣告。這些東西直接影響了未成年女孩和青年婦女。1988年列寧格勒和里加對女中學生的調查顯示，外匯妓女進入最受人羨慕的前10種職業。全蘇成年男子每年35萬人被妓女傳染上性病。90年代以來激增，1996-1997年的梅毒發病率相當于1988年的100倍。

　　1999年3月27日，獨立電視臺錄制民主派的《審判正在進行》。論者的信條是：道德風化是每個人的私事，因此人民、社會、國家都沒有權利對其做出道德上的評價。誰進行這種評價，誰就是極權主義，就是言論審查制度。民主派把俄羅斯文化的基礎作為一種束縛他們電視事業發展的條條框框加以否定。

　　1999年，國家杜馬通過、聯邦委員會批準一個《廣播電視道德問題最高會議法》。葉利欽立即否決。

　　電視業道德的首要問題，不是什么裸體光腚的問題，而是對我們認為是美與善的東西極盡嘲諷之能事的問題。

　　藝術界在否定父輩文化的道德基礎。“新藝術產品”由大眾媒體不斷推出，并得到各種獎金的鼓勵。“關于丑的美學”被炒得熱火朝天。亞爾克維奇被捧上天。他的業績是個什么人呢?類似列夫·托爾斯泰的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他寫了自己的三部曲《我是怎樣屙屎撒尿的》、《我是怎樣被強暴的》、《我是怎樣手淫的》，全是骯臟污穢、下流不堪的貨色。他指的就是今天的俄羅斯文化。

　　有人把《忍者神龜》之類的動畫片呈送蘇共意識形態總管雅科夫列夫。《獨立報》還載文贊揚這種文化計劃，“孩子們如今不再把畸形、缺陷、丑八怪認為是什么特異、格格不入、非常可怕的東西了。他們終于喜愛起這些可怕的東西來，并且開始理解它了。”在俄羅斯，荒誕的兒童文藝并不是什么失誤，不是業務水平低下的征候，而是刺進俄羅斯未來的毒液。

　　改革派意識形態專家教化人們對丑陋習以為常。俄羅斯需要丑陋和下流，不再需要朱可夫和加加林。《獨立報》的文章這樣談到他們文化的地位：“這是污穢骯臟的地位，陰溝下水道的地位、巴巴(和它們的親密朋友)的地位，是善良高尚的奇形怪狀、嚇人的性異變的地位。簡言之，這就是容忍生理上的厭惡情緒的地位。”

　　斯大林逝世以后，蘇聯就已經在醞釀道德的分裂。現在，俄羅斯、俄羅斯人民本身，亦即俄羅斯文化，已經發生分裂。不止是一部分人變得貪婪、卑鄙、不學無術或者愚蠢。分裂貫穿價值觀念的核心。

　　既然認同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念，就再也沒有正當理由夸口侈談愛國主義了。

　　2013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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