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知識精英本來有可能為新中國做更多貢獻的一個證據,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被吹上了天,甚至產生了一個說法,說是“批錯一人、誤增三億。”說來也難怪,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總得為自己的優勢地位找些證據,他們為什么有權要求“千鐘粟、黃金屋、顏如玉”,他們總是要找點依據。因為實在沒有什么好吹的,只好把死人復活來給自己臉上涂脂抹粉,復活死者不是出于對死者有什么真正的崇敬和愛戴,而是為了抬高他們自己。至少是從馬寅初以降到今天為止,中國那些個所謂的著名經濟學家們,還真的是搞不清楚微觀企業效率和國家發展水平到底是什么因素決定的,究竟是企業內部的管理因素起主要作用,還是市場競爭地位起決定作用,他們所因襲的基本上都是番邦白癡的瞎說,再加上自己的想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確實對國家和民族沒有什么說得出來的貢獻,所以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編造一點點謊言,也算得上是“知恥近乎勇”了――為了掩蓋自己得無恥而厚著臉皮編造謊言。
馬寅初在三四十年代曾經兩次發表過人口論,那是確實是主要因襲馬爾薩斯論調的,1950年代發表的《新人口論》是同一論題的第三次寫作了,總算是有些進步,開始說理了,不過也沒有什么深刻的內容,歸結起來只有兩個基本點:一是說人口增長過快的話,將使得國民財富大部分要用于消費并導致積累率下降,無法快速發展經濟;二是一個政策主張“人口要控制”。因為我們今天是在幾十年后來談論馬寅初的理論,所以就有了“放馬后炮”的優勢,我們可以用幾十年的經濟數據來驗證那個據稱是“英明無比”的理論預見。他這個新人口論的核心論點和論據,都是集中在中國人口增長與積累比例的關系會如何如何上,這個我們剛剛好已經有了鐵的事實依據進行驗證。他另外的政策主張倒是符合現實的,不過在如何操作上則完全沒有敘述和展開,這樣的簡單化的命令式的東西,無非是一個廉價的表態而已,稱不上是具有建設性的政策建議,也談不上有什么實際價值。今天中國主流知識精英對馬寅初的廉價吹捧,非常不幸的在反面反映的是中國主流知識精英,完全沒有反省和自覺改錯的能力,也沒有對照事實去求取進步的能力和起碼意愿。
根據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的資料匯總計算,從1952-1977年25年間,中國的積累率平均水平是30.44%;而從1978-2002年中國的積累率高達39.17%,與同期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積累率都是不低的,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積累率更是將近高出一倍。很顯然中國與那些低人口增長率的發達國家比,中國的積累率并不低,中國的人口快速增長并沒有按照馬寅初預設的那樣影響中國的積累率,看來中國沒有實現普遍富裕,必須在人口增長和積累率之外去找原因。從我們的馬后炮證據看來,馬寅初的論點和論據是嚴重錯誤的,作為一個被捧為權威的著名經濟學教授,是應該對此感到慚愧和臉紅的,不僅不能吹,最好是自己把這樣的錯誤東西藏起來。在別人發現了又到處亂講的時候,馬寅初生前應該采取明智的態度,是應該出來公開向公眾道歉,這才是一個嚴謹的學者應有的正確治學態度,而不是一聲不吭去安然享受這種“倘來之譽”。另外在今天中國主流知識精英對馬寅初的大肆吹捧中間,實際上錯誤了解讀了新中國人口增長的原因,新中國的人口快速增長,是在出生率不變的情況下,因為死亡率急劇下降和人均預期壽命快速延長帶來的,而不是因為出生率上升的結果。
迄今為止,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和主流知識精英們對于微觀企業效率與國家宏觀發展水平的認識,仍然是錯誤的。當然他們為了自己的優勢地位,是無論如何都是不肯自己承認的。和歐美日這樣的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企業內部的生產效率方面的差距并不是特別大,從單位產品的原材料消耗和能源消耗上看,中國企業以西方的差距即使存在也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在企業內部經營效果上,甚至在合并加總的國家投資規模上,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也說明不了中外發展程度的巨大差異。而關鍵的差別是在于企業在市場上實現自身的產品是什么條件:是以壟斷高價在市場上實現自己的產品還是競爭性低價實現。也正是在這樣的價格配置資源的關鍵過程中,中國處于一個無法追求壟斷利潤的地位上,這個巨大的落差決定了中國在發展效果方面的最后差距。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迄今為止基本上還是處在白癡狀態,只知道抄襲西方的經濟學胡說,總認為企業的效率和發展的效果,就是在微觀上決定的,并通過單個企業效果的加總成為宏觀效果。恰恰相反,決定企業最終能夠獲得多少人力物力資源用于發展和壯大的,主要不是在企業內部改進管理和增產節約上,而是取決于企業在市場上實現產品的價格水平。畢竟企業內部通過技術進步和管理節約方式,可以實現的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幅度和余地都是很少的,關鍵的部分是通過市場價格實現“價格配置資源”而轉移的這一部分資源,對于一個企業的發展壯大,和對于一個國家的富裕和發達程度至關重要。雖然這些人天天嘴上說要搞市場經濟,通過市場去優化配置資源,但是實際上市場究竟以及是如何配置資源的,這幫子白癡基本上是“兩眼一抹黑”。
中國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總是引導人們拿著放大鏡在“芝麻”上面去發展他們的智慧,并反對一切把眼光轉向“西瓜”的行為。實際上不過是說明了這些白癡根本不知道管理為何物。實際上企業內部管理上總是問題成堆,而管理的日常工作,就是沒完沒了的去矯正這樣和那樣的偏差。把眼鏡盯在企業內部這樣的狹小視野里,是什么問題也發現不了的。如果國企與跨國公司的內部管理相比的話,中國最差的國企都要好得多,因為中國國企規模都太小,沒有資格產生足以與西方跨國公司相比的嚴重“職能系統病”。管理中“職能系統病”存在,是與這個企業的規模和管理層次成正比的,一個企業的管理層次越多、管理系統規模越大的時候,職能系統病肯定就越發嚴重,因為越是大企業的管理者,就越是無法把企業的經營效果與企業管理者自己的收益密切掛鉤,主動性積極性下降;而規模越大的企業,被管理者自身的利益與企業發展成就也是越發難有緊密聯系,主人翁意識就培養不起來,這樣的企業必然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對企業的認同與關心程度下降,因此基于個人利益和立場就會越發表現得嚴重,根本上降低決策與執行的效率,“職能系統病”就相應表現得越厲害。
實際上西方大企業內部因為規模大管理層次多,管理上的官僚主義程度,信息溝通和決策效率低下的程度,基本上跟中國最腐敗無效率的政府部門差不多。筆者曾經因為業務上的原因,跟日立公司有過一些交往,他們的官僚主義程度和溝通效率之低下完全讓人無法容忍,在中國大地上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所有制企業,都絕對不可能有足以與日立的官僚主義相比的了,這就是大企業的毛病所在。但是這樣的大企業因為具有外部市場壟斷地位,能夠在市場上以壟斷高價出售自己的產品,仍然可以獲得壟斷利潤,還是具有很好的“效率”。通俗地說,根據西方跨國公司提高企業效率的經驗,主要就是通過“黑心的價格”在外面去大撈一把,這比關起門來當吝嗇鬼強;畢竟是在決定企業效率的諸因素中,外部市場地位遠遠比內部管理重要,沒有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壟斷高價就無法維持。把企業經營的眼光局限在企業內部制度和產權問題上,一方面是體現了中國知識精英的無知,另外也有的精英是要借這樣的說法去實現他們自己的追求,這里面表現的是無恥。“無知是最好的理由”,中國這些知識精英們,就是這樣拿著“效率完全取決于產權制度和內部管理”作為出發點,去論證西方制度的優越性帶來壟斷企業的高效率和社會富裕,并論證中國的國企必須象西方那樣全部私有化,至于中國企業在最近20年來陷入邊緣化的嚴峻事實,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不屑一顧,他們要的就是私有化。
另外,中國企業布局和生產規模決定,都曾經因為受到戰爭威脅的深刻影響,不得不把生存能力放在經營效率之先去考慮問題,這樣當然會影響企業一部分的產出效率。同時中國長期執行重工業優先政策,也長期把安全和國防產業放在優先位置上,因此在有限的資源分配上,消費品生產長期處于讓位狀態,因此顯得不是那么發達。而我們的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們,卻堅定不移地把消費品生產和供應水平,作為衡量國家發展效果的主要指標甚至是唯一指標,這里除了體現中國知識精英的愚蠢之外,還包含著那么一點點無恥的因素在里面。
而對于那個“控制人口”的政策主張,主要不是出于認識上的問題,而是因為執行上有困難才沒有及時推行的。一些知識精英為了突出他們的榜樣是何等的英明,把蘇聯曾經執行過的鼓勵人口增長的政策,“借調”到中國來,以襯托他們的“臺柱子”是如何的英明偉大。不過事實終歸是事實,顛倒黑白總是沒有那么容易。除此之外,知識精英們的偶像制造努力還包括捏造說毛澤東堅持認定“人多是好事”,反對進行計劃生育的謊言,借以襯托他們的“臺柱子”是在嚴重的政治壓力下直言為國的。筆者就手頭能夠找到的毛澤東那個時期關于計劃生育的言論,匯集在后面,讓人們看一看中國的知識精英們,是如何使用謊言來制造他們的偶像的,又是如何通過誹謗別人并抬高自己的。
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附錄:
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一些言論:
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也不多啦?(笑)這是一種假設,就是講有一個時期,比如講條件沒有具備,無非是糧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現在一年生一千多萬,你要它不增,很難講,因為現在是無政府主義嘛!必然王國還沒有變成自由王國咯!在這方面這個人類完全不自覺,沒有想出辦法來,我們可以研究這個問題,應該研究。政府應該設一個部門,那天我講了,政府應該設一個部門或者一個委員會,人民團體可以廣泛研究這個問題,可以想出辦法來,人類總而言之是要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時候使它能夠增加一點,有的時候停頓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的生產,(笑)這是一種設想。這一條馬寅老講得好,今天講的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見百花齊放沒有放出來,準備放就是人家反對,說是不要他講,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但這個問題還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有一些辦法。人民會不會有這個要求,還是我們主觀的,人民是要求這個東西的,不是每個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農民要求這個,人口太多了的家庭,他要求節育。城市里頭農村里頭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2月,《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三卷P169)
有人給毛主席回報說《人民日報》宣傳節育和晚婚的社會反響,毛主席回答說:
文章一多了,就以為要修改婚姻法,趕快去結婚。這樣報紙也實在難辦,在舊社會,報紙上的東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現在報紙上一登可不同。
完全學術性的,爭來爭去不會有影響,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別一下情況,但是劃范圍也有困難,因為政策那么多。如果一發現節育晚婚的宣傳產生一些不良后果,那么報紙上可以寫文章來解釋說明,我們的文章,就是往往不及時。至于范圍怎樣劃法,各報可以自己去研究。(和新聞出版界人士談話,1957年3月10日,3P183-184)
人口節育,要三年試點宣傳,三年推廣,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計劃,不然人口達到八億再搞就晚了,初步達到計劃生育。在少數民族地區不要推廣,山區人口過少的地方也不推廣,也要大鳴大放大辯論一下。我主張中學增加一門節育課,人類在生育上完全無政府主義是不行的,也要搞計劃生育。(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時的講話,1957年10月9日,3P238)
除四害,也是要求幾年試點,大概要三年試點,五年突擊,兩年掃尾,十二年已經過去了兩年,還剩下十年。如果在這個方面搞出一點成績來,人民的心理狀態會變的。如果這個事情搞起來了,節制生育我看就有希望了。我看節制生育也是幾年試點,幾年突出,幾年掃尾。這個事情也可以經過大辯論。
除四害要搞大鳴大放,大爭,大字報,在農村里頭,在城市里頭,究竟滅不滅得了蒼蠅、蚊子、老鼠?我說我們這個國家是有希望的。右派說沒有希望,那是不對的,完全錯誤的。他們沒有信心,他們沒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們不想搞這個事,那也當然沒有信心。我們是想搞社會主義,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滅掉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包括掃盲,包括有計劃的生育,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四十條里頭有好多事情。那僅是農業計劃,還有工業計劃,還有文教計劃。(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0月13日,3P247-248)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現在勞動需要人。但是要節育,現在是:第一條控制不夠,第二條宣傳不夠,目前農民還不注意節育,恐怕將來搞到七億人口時就要緊張起來。現在不怕人多,有人怕沒有飯吃,那我們大家就少吃一點,人多一點,士氣旺盛,這是我有點樂觀,不是地大物博嗎!但我不是說不要宣傳節育,我時贊成節育的。要像日本、美國那樣節育,不要象法國那樣節育,越節越少。邵先生六道講得對,現在不對,達到極點就趨向反面。人多沒飯吃,就少吃點。據說東方人吃素對身體健康有益,這是黃道之學(黃炎培)。中國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這是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除匈牙利外,帝國主義國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們吃四錢油,五錢鹽,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為理論與實際脫節,可見黃道之學不學也可。過去孔夫子很講究排場,食不厭精,每餐要吃點姜,鬧腦溢血。我看還是少吃點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脹那么大干啥,象漫畫上畫外國資本化那樣。(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1、28,4P13)
人多好還是人少好?現在還是人多好,目前農民還不注意節育,恐怕要到七億人口時,人們才會緊張,要看到嚴重性,但不要怕,要節省。一方面節省,一方面節育,要成為風氣。(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月28日、30日,4P17-18)
要破處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二點五畝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也不對,應該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到七億五到八億再控制。現在還是人口少,現在很難要農民節育。少數民族,黑龍江、吉林、江西、陜西、甘肅不節育,其他地方可以試辦節育。一要樂觀,不要悲觀,二要控制。到趕上英國時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制了。(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4P46)
八億人口,十億也不怕。美國記者說,一百年后中國人口占世界一半。那時文化高,都是大學生,自然會節育。中國地勢條件好,東邊大海西邊大山。(在八大二次會議代表團團長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18日,4P86)
人口觀念要改變,過去我說搞八億,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對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節育了。(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17日,4P103)
蒙:再過十年就增加一億五千萬人口。
主席:一億左右,這不要緊。
蒙:你們的糧食增長可以滿足你們的人口增長需要。
主席:糧食增長快于人口的增長,而且我們也在控制人口的增長。
蒙:你們每年的人口增長率是不是百分之二?
主席:百分之二左右。我們的死亡率減少了,平均年齡提高了。過去平均壽命只有三十幾歲,就是死得多死得早,現在平均壽命已經提高到五十歲。
蒙:這是因為你們有了各種醫藥、衛生設備和抗生素等。
主席:人民生活改善了,我們也進行了防疫工作。(同蒙哥馬利的談話,1960年5月27日,4P281)
我問“主席,在‘中國的聯合國’里到底有多少人?”“你能告訴我在新的人口普查中弄清的數字嗎?”
毛主席回答說,他真的不知道。
有人說,有六億八千萬或者六億九千萬。但是這是不可靠的,能有那么多?
我說,只要調查一下購貨證(用來買棉織品和米的)的數字,就容易算出的。他說,農民時常把問題弄得不能辨別真相。
解放前,農民們因為怕被抓去當兵,生下男孩子,隱瞞起來不報戶口,這是很普遍的。而且解放后,有多報人口,少報土地,夸大受災面積,而只報一點點產量的現象。現在生了孩子雖然立即報告,但是死了人幾個月也不報的情況很多(也就是說,這樣做可以多領供應物品)。
不錯,出生率有很大的下降。但是農民還很不愿意進行計劃生育和節制生育。死亡率可能比出生率下降得還要大。平均壽命過去是三十歲左右,而現在提高到近五十歲。(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轉譯自日本《讀賣新聞》,4P219)
斯:但是現在沒有人反對節育了。
毛主席:你這個人受人欺騙喲!農村里的女人,頭一個生了是個女孩,就想要個男孩子。第二個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個生了,還是女孩,還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個,年齡也四十五歲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現在反對節育的人不多了,年輕人不反對了。
毛主席:重男輕女。這個風俗要改。我看你們美國可能也是重男輕女,要有一個時間才能改變。
斯:現在美國有一個婦女解放運動,規模很大,她們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主席:你要完全平等,現在不可能。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已經主席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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