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8日至19日，第十屆開放時代論壇在安徽涇縣查濟村“鐘秀夢緣”舉行。本屆論壇以“70年代中國”為主題，旨在探討中國在70年代的轉型，辨明改革開放前后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聯系的豐富性及復雜性，淡化過于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緩沖“左”、“右”的詰抗，拓展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尺度。

　　我今天想要換一個角度來講毛時代的經濟問題。以前我們學習的黨史、國史、經濟史，都是說我們的領導人多么能干，所以辦成了什么事，或者反過來，說領導人不能干(犯錯誤)，所以某些事情辦得不好，這都是從積極因素進行解釋。這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遠遠不夠，還需要從反面加上一個消極因素的解釋角度，而這往往是被人忽視的角度。就是說，只要破壞不到一定程度，它不足以阻止那個潛力。

　　毛時代那個制度的潛力是非常大的，主要體現在投資能力和動員勞動力能力上升兩個方面。一是有效地把全社會的經濟剩余轉為生產投資，從而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財政的投資能力;二是通過農村基層三級政權的建設使得動員活勞動投入的能力也最大化了，因此毛時代的制度潛力、投資能力的提升是來自于社會革命的成果(剝奪了地主、富農、資本家對于經濟剩余的掌控和無效使用)，而動員勞動力的能力則來自于毛時代低成本、高執行力的基層政權，基層政權執行力的提升也部分地與革命時代根據地動員農民的管理經驗緊密相關。

　　(一)如何理解毛時代投資能力的上升

　　毛時代投資能力提升得非?？?，對比國民黨政權時期“經濟情況最好的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間，政府財政總支出72.59億元，其中用作‘建設費’的僅僅1.75億元，每年平均還不足2000萬元”，與低下的投資形成過程相關，“舊中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的百余年中，累計建成的工業固定資產價值總共不超過人民幣124億元”。這個緩慢的資本形成過程，在毛時代戛然而止，“‘一五’計劃時期完成基本建設投資588.47億元，實現新增固定資產492.18億元，……五年新增固定資產相當于新中國成立時接收的固定資產的4倍”?！?周道炯主編《當代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管理》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緒言》、第一章第一節】這說明，中國社會可轉化為工業投資的潛在經濟剩余數量很高，但是，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因素妨礙了投資的形成過程。問題在于，學術界未能恰當揭示前毛澤東時代投資形成的“障礙因素”，因此把眼光轉向毛時代是如何“提高”了攫取全社會經濟剩余的能力，結果在經濟史解釋中間形成兩種很“權威”的想象力：第一種想象力是關于擴大“剪刀差”的設想，第二種想象力則是集中于扭曲價格體系從而有利于投資形成，這兩種想象力都不符合歷史的實際。在毛時代的開始階段，整個社會的潛在經濟剩余就數量而言，支持投資的能力與舊社會差距不大，而投資能力提升，首要的原因在于破除了舊社會各種不利于投資形成的障礙，其次才是財政和行政提取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說，因“破除障礙”這個消極因素的消失而獲得的能力是第一位的，因“提取能力”這個積極因素的上升則是第二位的，因為學術界遮蔽了投資能力上升的第一位原因，僅僅從第二位原因出發建立解釋體系，必然會過度夸大“積極因素”。

　　把毛時代工業投資能力提升，與政府剝奪農民的力度聯系起來做因果解釋，這是擴大剪刀差思想的要點。所謂“剪刀差”，就是工業品定的價格越來越高，農業品的價格越來越低，政府通過這個擴大的差價來提升投資能力。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是中國人民大學老教授嚴瑞珍，她的看法是中國的工業化投資百分之百來源于剪刀差：

　　從1953年到1985年全國預算內的固定資產投資共7678億元，平均每年240億元左右，大體相當于每年的剪刀差絕對額?？梢哉f，30多年來國家工業化的投資主要是通過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國工業現代化的初步基礎。【嚴瑞珍等：《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現狀、發展趨勢及對策》，《經濟研究》1990年第2期】

　　說到底，擴大剪刀差要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價格變動來體現。有一個葉先生系統地研究了毛時代工農業產品的比價關系變動，清楚地顯示剪刀差的說法并沒有根據：“從1952年到1977年，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72.4%，而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上升0.1%。”這位葉先生明明知道不存在擴大剪刀差的問題，但他覺得不夠，一定要加上自己的概念創新來證明剪刀差存在。他說農業勞動生產力提高得慢，工業的則提高得快，要從這個創新的角度尋找存在剪刀差的依據：“同期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61.5%，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只提高了24.8%。在剔除了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之后，從等價交換的角度考察，剪刀差擴大了20%左右。”【葉善蓬：《新中國價格簡史》，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3，178-179頁】葉先生的剪刀差概念已經完全有別于剪刀差概念的內涵，他把自己的研究強行納入剪刀差概念框架進行界定，早已越出剪刀差概念原有的內涵和外延，已經構成“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他的比值剪刀差概念如果成立的話，顯然已經是說針對不同的工農業生產率提高速度如何更合理地確定比價，而完全不涉及工農業產品比價實際上在擴大的這個“剪刀差”概念的標準內涵。之所以出現這種“對著事實說假話”的問題，其背后的邏輯在于：學者在進行研究的時候就先念地設定了要在剪刀差框架之內，找出毛時代工業投資能力擴張的奧秘，而不愿意擴展自己的視野，在剪刀差之外去尋找新的因果鏈接，因此，就會出現這種完全無視邏輯的怪事。

　　下面是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詳細數據，在每一個時期的工農業產品定價趨勢都是：農產品的價格是愈趨上升的，農產品跟工業品的交換比價是愈趨縮小的，沒有執行過擴大剪刀差的政策。“以一九五〇年為100，一九五二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為121.6，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為109.7，工農業品綜合比價指數為90.2(以農產品收購指數為100)，交換比價縮小了9.8%。……一五期間，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提高了20.2%，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上升了2.2%，……一九六五年與一九五七年相比，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28.5%，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上升5.6%，……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提高了11.6%，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降低了7.3%。”【胡邦定主編《當代中國的物價》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十六章第三節】

　　在我看來，毛時代投資能力上升，并非來源于以剪刀差政策剝奪農民，而是把舊社會掌握在地主、富農、資本家手上的經濟剩余，集中到財政手里，然后順利地轉化為投資。換言之，此前地主、富農、資本家從勞動者手里攫取的經濟剩余數量并不少，但是，轉化為生產性資本的卻不多。最為極端的例子是，農業投資能力的極度萎縮，甚至到了難于維持牛耕的地步，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只有15%的家庭養牛，大多數農民連牛都用不起了。此外，毛時代對于管理成本的壓縮也很厲害，在很長的時間內，行政經費的開支占總支出比重都很低，只要把舊統治階級攫取的那部分經濟剩余數量充分集中到財政，再減去較低的總管理成本之后的余額，就構成了龐大的財政投資能力，即使像毛時代那樣執行縮小剪刀差政策，可用于投資的余額也是非?？捎^的。

　　從城鎮非農業銷售的糧食數量看，1960年是第一個高點，為631億斤，1971年“三個突破”之后形成第二個高點，達到800億斤，把這兩個數字與土改后剝奪地主、富農的700億斤地租的數字(重新分配了43%的土地)相比，顯然，硬要說剝奪農民的話，也應該準確地說明是剝奪了農民中間的地主、富農。與此同時，由于生產的提高和工業品下鄉數量的增加，土改后多數年份的絕大多數農業生產者，占有的糧食和工業品都有所上升。而剝奪地主、富農(后來還要加上資本家)的數量和程度，恰好是毛時代投資能力上升的主要原因——把舊社會那些不投資的經濟剩余轉為投資，因此，新中國的投資能力上升主要與潛在經濟剩余順利轉化為投資相關，而與擴大剪刀差政策無關。與嚴瑞珍、葉善蓬等人用擴大剪刀差來解釋毛時代投資能力不同，林毅夫等人則以扭曲價格來解釋投資能力的增加。

　　(二)如何看待勞動力動員和政權執行力上升

　　在毛時代的工業化進程中間，剩余勞動力的有組織的密集投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這是毛時代不同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鍵特點。剛才徐老師講了毛澤東設想依托人民公社走出一條新工業化道路，這個我非常同意，我想從另外的角度來觀察一下“人民公社三級體制”對剩余勞動力的動員能力及其效果。

　　第一個方面是中國在前工業化時代就有了人口膨脹，全社會有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六億人口是我們的資本而不是負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設計問題，因為這些勞動力主要居住在農村地區，如何充分利用這部分剩余勞動力來加快工農業發展，就成為農村基層組織設計的關鍵線索。在合作化之后，組織起來的農村勞動力除了增加對于土地的投入，在田間管理方面進一步推行“過密化”的應用方式之外(典型的是毛澤東所總結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還在農閑季節進行農田水利建設。此外，有組織的勞動力還能夠方便地與工業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對接，在1958～1959年兩年，以勞動力投入為主修筑了25萬公里的公路(1978年總公路里程為89萬公里)。在推動高級社之前，1956年的元旦社論《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斗》中說：

　　農村中的男勞動力，在黃河淮河一帶，有些地方，從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勞動力過去不使用或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在農村中，出現了從前所沒有想像到的巨大的生產力。

　　在我的記憶中，到70年代農村男女勞動力每年干活要超過330天，這對整個農業發展來說是一塊非常大的資源，跟解放前相比，相當于一下子多出4～5倍的勞動日可以利用。后來搞農田水利建設、合理密植、鄉村工業，甚至公共工程，比如修鐵路和公路，所需要的人力就大量來自這里。

　　充分動員剩余勞動力，固然是合作化的一個設計目標，如何有效地動員農民的經濟剩余順利轉化生產性投資，則是合作化的另一項要求。特別是工業化水平較低、農業增產得不到太多工業投入品的情況下，對于開通農業內部的投資渠道就顯得尤為重要了，這在第一代領導人那里也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問題意識：

　　我國目前農業生產還不能適應日益增長的需要，今后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國還不能有很大的農業機械工業和化學肥料工業，還不能進行很大規模的墾荒，水旱災害也還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這個優越條件，依靠合作社的集體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復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災害等項措施，來增加單位面積產量。此外，還應當根據可能條件，積極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糧食生產是農業經濟的基礎，必須優先發展;同時也必須按照適當的比例發展棉花和其他各種經濟作物的生產，并且發展畜牧業和副業生產，發展農業的多種經濟。為了發揚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除了國家必須實行正確的稅收政策、糧食政策和物價政策以外，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堅持勤儉辦社和民主辦社的方針，正確地處理合作社內部集體和個人的關系，進一步鞏固集體所有制?！尽吨袊伯a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載1956年9月28日《人民日報》第1版】

　　第二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農村政權的管理水平問題。合作化之后可資利用的勞動日增加幅度非常大，這對于推廣各種“過密化”的技術措施是很有利的，同時富余的勞動力還為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村工業乃至服務業提供了新的潛在空間，按照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但是，管理水平的不足對于發揮潛力，肯定是一個很大的削減和抵消因素。從1956～1958年的農業生產效果看，增產是很明顯的，這恰好是基層政權管理水平最低的時期，干部處于學徒工階段，制度建設也是處于起步階段，看起來，管理的效果也不能絕對地與干部的經驗和素質、制度完備與否，進行簡單地因果鏈接。1956年到1958年，農村管理很混亂，真的是一哄而起，1956年全國絕大多數省區都一步到位地實現了高級社化，而高級社平均規模都是200多戶，這是農村管理最粗放的時期。

　　有一個小故事發生在更早的1951年，山西作家趙樹理下到山西省川底村，一個著名的勞模郭玉恩試辦合作社不會管理。趙樹理告訴他說附近搬來了李老四，他家里有78口人，要郭玉恩去看大家庭是怎么管理的，向那個大家庭學習?！抉R社香《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口述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管理層對于農業生產的巨大消極影響，主要出現在有了一些初步經驗之后的時期，特別是在1958年以后，整個管理層對農業生產的干擾和破壞(瞎指揮)程度過高，由此造成了極端惡劣的后果。事后回顧起來，農民建立在單干之上的合作有非常高的潛在效率，哪怕是管理粗放僅僅發揮出一部分潛力，就會有宏觀上的效果，這是1956～1958年的農業增產所證明的。反過來，假如瞎指揮和破壞帶來的混亂和損失超過了一定的限度，管理損害生產的后果才會顯示出來，這是1958年之后的狀況。相比較而言，只要合作效率超過管理混亂帶來的損失，還是可以觀察到生產向上發展的情形。在這一點上，很多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恰恰反過來強調管理層的經驗和手段的絕對決定性。要是這個想象力是正確的，那么，農業生產就會呈現出與管理經驗上升的同步曲線，而最初階段因為管理最不成熟，所以最可能是減產的。這個恰好不符合合作化的歷史事實，這個觀察視野恰好遺漏了勞動力資源的組織和投入潛力，而管理的績效要與合作潛力發揮程度進行對比才能確定。

　　第三個很重要的觀察角度是需要給管理演變加上一個時間維度，管理經驗和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間成熟起來，相關的權能劃分和經驗積累只能是逐步實現的。哈佛大學教授錢德勒對美國企業史的研究中間，提出一個“三重投資”的框架。他說一個企業的擴張，第一要進行設備廠房的投資，第二要做市場網絡的鋪設，第三要做管理結構的投資，在這三重投資中間，設備廠房和市場網絡的投資周期都比較短，投資周期最長的是管理結構的投資，需要10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夠完成。他以杜邦集團的碳素染料產品為例，雖然杜邦很短時間就完成了設備廠房投資和市場網絡建設，但它花了10年左右的時間才把內部的管理團隊磨合好，并從此建立起自己的市場優勢地位。錢德勒還將這個結論加以普遍化，認為每一個新技術進入市場，差不多都需要10年的時間，才會成長出第一批領導型企業。他的解釋是，企業需要10年左右的管理結構的投資期?！緟㈤喡凤L：《從結構到組織能力——錢德勒的歷史性貢獻》，載《世界經濟》2001年第7期】從1952年建立中央農村工作部推行合作化開始，經過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中間經過人民公社的反復，到1962年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條》確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恰好也是10年時間。

　　1958年有一個大的問題，就是干部的“五風”問題——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這五風中間除了干部出于自身的私利需要——“吹牛出政績”之外，還可以找到一個功能性的客觀原因。當時有一個重要問題沒解決。農村有4～5倍的勞動日可以用，其中農閑時間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到底該由政權的哪一級組織來調配?到70年代塵埃落定之后，農閑時間的勞動力調配實際上多由縣政權承擔，在全縣范圍內按照流域地理狀況進行水利規劃和建設，而且，當時也只有縣一級才有必不可少的技術力量，因此，剩余勞動力的組織和使用就在縣一級實現與技術規劃力量的合理結合。但是在1958年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當時到處發生的“并大社”現象，實際上是省地縣各級政權把原來辦得好的小型模范合作社強迫擴大，硬性要求公社領導人承擔領導責任，但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層次搞農田水利，嚴重缺乏測繪、設計方面的技術力量，最后，嚴肅的水利規劃由領導人進行“拍腦袋”設計。到六七十年代，農田水利特別是大水利的規劃，基本收到縣一級的政權，由縣水利局進行規劃。

　　像在我的老家蘄春縣，有一個老工程師告訴我：現在的報紙上天天說政府為經濟建設服務，差得太遠，看看我們當年政府是怎么服務的，全縣除了水利局之外沒有任何機構有計劃，就我們有計劃;我們規劃設計什么工程，縣委書記和縣長主動擔任指揮長、副指揮長，這才是真正的服務;我提到公社里一個小工程，他說那也都是水利局規劃的，我讓你們公社的勞動力在家里修就行了，要不然就得跟我到大水利去。他還提到當年本縣最大的白蓮河水庫東干渠工程，半個縣的農田都能夠受益，漫長的干渠工程穿越丘陵地帶需要建設許多渡槽，當時整個國家的工業很不發達，鋼筋水泥等物資特別短缺，要依靠上級計劃的分配，由于計劃物資缺乏，渡槽建設成為最后的“卡脖子工程”，不得不冒險用最“節約”的設計方案把渡槽完工，迄今已進行了4次除險加固，但還是沒有把握。

　　70年代與農閑時間的剩余勞動力組織相關的調配職能是這樣劃分的：縣一級政權的黨委和政府官員作為指揮力量，與水利局的技術規劃力量進行密切的配合，再加上國家計劃分配的鋼筋水泥等物資，1958年那些很盲目的東西就少了。用后來基層政權中間相對穩妥的權能劃分結果，去對照1958年“并大社”的現象，可以解讀出省地縣的大干部轉嫁職責和風險的動機。各級干部對于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持有一種畏怯心態，同時為了避免自己出錯，引發相應的職業利益風險，把應該由上級承擔的領導職責，強行對下轉嫁，要求早期成長起來的底層合作社帶頭人去承擔那種“有風險的領導職責”，幾乎每一個早期合作社的優秀領導人都被地縣干部提拔為人民公社社長。因為人民公社的范圍足夠大，可以把小的河流流域包括在一個單一的公社范圍之內，而水利建設規劃客觀上要求按照自然的地勢條件進行“整個流域”的合理安排，這樣，大社就具備了小范圍的全流域規劃的行政條件(但當時文化極度不發達，公社層次往往缺乏最低限度的技術力量配合)，而合作社帶頭人的職業利益風險主要操控在貼近的行政上級——地縣干部手里，而地縣干部可以從上面給予“保險”，這樣，不僅省地縣干部自身承擔的責任和風險都最小化了，同時在推動一項未知的事業過程中間整個官場的政治風險都最小化了。如果這個分析靠得住的話，那么由于職責和風險到處都是同構的，就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1958年那么多省地縣干部熱切地行動起來，超過北戴河決議的規定時間去推動人民公社化運動了。

　　在水利建設的各項資源中間，技術力量和管理力量沒有出現很大的問題，把農村三級組織建設好之后，可動員的活勞動就太多，相比較而言，工業和技術那條腿非常短，最后成為決定性的限制因素。到70年代晚期，本縣的大中型水利建設都已經完成，需要動員農閑時間的剩余勞動力的項目不多，但是，相關的管理體制和要求還按照慣性運作，沒有適時加以改變。在我的記憶中，70年代中期已經很少需要農民去水利工地了;雖然集體農業時代種田的方法業已經過革新，每畝田需要投入更多的活勞動，但由于人口和勞動力的增加，農民每年出工不超過一百天就可以按照高水平要求種好田了，但大小隊干部還要求農民天天出工干活，明明沒有多少事情干，我記得農民最痛恨的就是這件事。從這個意義上看，當時的管理結構較好地適應了動員剩余勞動力的功能性需要，但是在原有的目標實現之后，沒有進行適時調整，這是我觀察到的農民不滿集體的主要方面。

　　第四個觀察角度是活勞動密集投入對稀缺資本的替代關系。農業主要依靠活勞動力投入的決策，在整個毛時代國家的決策里面很明確，可以稱作“用密集的活勞動投入代替稀缺的資本”。因為有了非常充裕的勞動力，財政對于農業的投資就可以大大減少。1956年初廖魯言代表中央農村工作部向知識分子會議作報告，他對“四十條”綱要作說明時說：

　　國家在財政上、經濟上和技術上，也應當給農民以盡可能的支援。但是，國家所花的錢不可能太多，尤其是目前這幾年的情況是如此。否則，如果事事依賴國家，一切都由國家投資來舉辦，那是國家的財力所不能勝任的;其結果勢必是推遲這些事業興辦的時間，有的甚至辦不起來了，或者是把國家的財力大量地使用到這些方面來，而縮減工業投資，從而就會推遲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廖魯言：關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說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第67頁】

　　因為通過合作化把農民都組織起來了，有這么多的勞動日可以利用，國家的財政資金則可以集中向工業投入。在“三五”計劃的原初設想中間是要以“吃穿用”為主的，因為與蘇聯的交惡，疊加了美國制造的“北部灣事件”的影響，國家周邊安全態勢全面惡化。有鑒于此，國家的投資重點再一次密集投入軍工部門：

　　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確定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方針是：“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 彭敏主編《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一章第三節】

　　為此，農業的發展所依托的資源又再一次轉向活勞動的密集投入方面，這個思想非常明確地體現在毛澤東的決策設計中間。1964年5月10日～11日毛澤東在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時說：“要注意種好16億畝。在這個基礎上建設4億多畝穩產高產農田。”在19日談到加強建設三線，農業投資可能要減少時，再次強調：“農業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眾辦事。”【顧龍生主編：《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613頁】“農業學大寨”被提高到國家戰略的支撐點地位，目的也是著眼于節約農業方面的資本投入，要點是以活勞動的密集投入實現坡地改梯田和水利建設，建設高產穩產農田。

　　正是出于戰爭安全方面的考慮，三線建設在“三五”和“四五”期間大規模展開，1972年之后還在城市大搞人防工程建設，這兩個方面的投入實質上是一種“安全成本”：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國家用于三線建設的投資達到1300億元以上，占全國投資的42%左右。由于建設項目上得過猛過急，加上“山、散、洞”錯誤方針的影響，使許多項目難以正常生產，獲得利潤。一九七六年，三線企業每百元固定資產增加的產值只有71元，而全國是103元;三線企業每百元產值提供的積累只有14元，而全國是24元?！娟惾琮堉骶帯懂敶袊呢斦樊敶袊霭嫔珉娮訄D書，第七章第三節、第一章第三節】

　　從一九七二年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以后，中央、地方財政以及企事業自籌資金，每年有大約10億元投入人防工程建設。

　　投資效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做“安全成本”的變相支出。

　　出于國家安全目的和國家間經濟競爭的目標，毛時代不僅支持了以美國為作戰對象的兩場局部戰爭，還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進程：

　　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國先后向87個國家提供了經濟技術援助，其中亞洲20個國家、非洲46個國家、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區16個國家、歐洲5個國家。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實際支出累計達人民幣411.81億元，占同期國家財政支出的1.73%。在上述援助支出總額中，成套項目和技術援助為158.72億元，占38.54%;物資援助為225.74億元，占54.82%;現匯援助為27.35億元，占6.64%。在成套項目援助方面，已幫助68個國家建成1126個項目，為受援國培養了一大批技術力量?！臼种骶帯懂敶袊膶ν饨洕献鳌樊敶袊霭嫔珉娮訄D書，第一章第四節】

　　其中物資援助主要用于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戰爭的需要，而項目援助則出于扶持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獨立目標。按照毛澤東本人的理解，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獨立和富裕意味著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干預能力下降。也就是說，帝國主義國家的實力下降，對中國也是有利的。他在1964年7月16日接見巴基斯坦商業部長時說，中國的援助“金額很小，無息貸款，50年到100年還都可以，不還也可以。主要是要你們富起來。你們富起來我們就好了。你們能抵制美國、英國和印度，我們就好了”?！?顧龍生主編：《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604頁】如果說支持兩場局部戰爭中國還是處于一種“防御態勢”的話，那么援助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進程則明顯是一種“進攻態勢”——試圖削減諸強國在弱國的“既得利益”和“既得權力”。

　　(三)毛時代的資源配置與企業效益

　　林毅夫等人認為：

　　中國傳統經濟體制是為了在資金稀缺的條件下實現資金密集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目標，以扭曲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以及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為特征的三位一體模式。

　　經濟發展戰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選擇的變量;而在資本稀缺的農業經濟中，一經選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就會形成相應的扭曲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以及以計劃為基本手段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制度。這三者是內生變量，在邏輯上是由特定的資源結構和發展戰略的選擇而誘發形成的，構成不可分割的或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一定的資源配置方式必然相應導致特定的經濟結構類型，而一定的微觀經營機制也產生特定的激勵效果，這兩個方面就表現為一種經濟績效?！玖忠惴颉⒉虝P、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增訂版)上海三聯書店，序言、第55-56頁】

　　他們把毛時代的政府想象成一個資本家，這個資本家為了盡快投資重工業，就需要把價格機制作為手段來使用，撬動整個國家的資源配置乃至于經濟體制結構。這個說法很具有代表性，很受世界銀行欣賞，他們的書還得到了世界銀行的獎勵。

　　按照市場價格作為配置資源手段的觀點，政府掌握的定價權是通過價格機制實現資源向重工業傾斜的手段，林毅夫的觀點有沒有道理，我們可以對照一下當年中央決策層的看法：

　　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重工業投資的比重特別大，而且比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重工業投資的比重還要大。前面說過，在五年內的工業基本建設的投資中，制造生產資料工業的投資占百分之八十八點八，制造消費資料工業的投資占百分之十一點二。……我國現在的情況是：原有的重工業的基礎特別薄弱，需要我們積極地長期地去擴大重工業的基礎以促進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同時，國營和私營的輕工業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沒有使用的潛在力量，并且還有廣大的手工業可以做重要的補充。在我國，一方面許多輕工業品不能充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許多輕工業設備還有空閑，原因就在于缺少原料。所以說，我國目前發展輕工業的問題，主要不是增加投資的問題，而是增加原料生產的問題。在輕工業的一些原料還不能大量地增產以前，增加輕工業的投資，是不能發揮投資效果的，因為原料供不上，即使工廠建成也不能開工生產。但如果農業豐收，輕工業原料有很大的增產，在現有的輕工業設備不足的時候，我們可以在年度計劃中考慮增加一些輕工業工廠的建設。因為輕工業工廠的建設比較容易，建設時間比較短，也就不致于拖延建設進度?！纠罡淮海骸蛾P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載1955年7月8日《人民日報》第2版】

　　與林毅夫等人的理論模型相反，毛時代政府的投資行為，實際上恰恰做過“過度擴張輕工業”的事情。以輕工業中間最重要的紡織工業為例，“一五”計劃曾經設想增加180～250萬錠的紡紗能力，1953年秋天國家計委和紡織部向毛澤東匯報時，毛澤東要求擴大到300萬錠，紡織投資因此達到17.5億元，導致李富春所說的“輕工業設備”“空閑”率的上升。由于農業原料供應增速緩慢，結果紡織機械中國率先出現過剩：

　　我國紡織機械工業生產的產品，不僅裝備了國內的紡織工業，而且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成套援外，從一九七三年開始成套提供外貿出口。建國后，共向亞、非、拉、歐4大洲36個國家和地區供應棉紡設備185萬錠，織機8.8萬臺。

　　中國對于紡織業投資需求的不足，還要從設備的“滿負荷”利用上尋找理由：

　　一九八二年，世界主要國家的棉紗產量，蘇聯為163萬噸，美國為99萬噸，印度為96萬噸，日本為47萬噸;這些國家每個棉紡錠年產棉紗不到0.1噸。中國棉紗產量則達339萬噸，每個棉紡錠年產棉紗0.17噸左右，棉紗總產量和棉紡錠的單產都高于其他國家，居世界第一位。【錢之光主編《當代中國的紡織工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一章第二節、第二章第四節、第八章第一節】

　　機器設備利用率的最大化，無疑是單位投資效率提高的關鍵因素，這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比較容易實現，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比較困難，中國以較低的設備技術水平和自動化程度，實現年產能高于美、日等先進國家近一倍的業績，顯然，這主要源于計劃經濟在全國市場產銷鏈條方面的優勢，這不僅填補了設備技術方面的劣勢，還實現了反超，這也不能完全從工人的積極性和干部的管理能力方面作出“積極解釋”。顯然，紡織設備的產能提升，計劃經濟時代一個工廠的年產能差不多相當于美、日兩個工廠，這也最小化了對輕工業投資的需求，“節約”了大量投資，可以轉用于重工業。

　　從統計數字看，重工業投資占基建投資的比例由1953年的25.8%上升到1958年的56.2%，此后長期徘徊在50%左右，這是與輕工業設備的高利用率和農業原料增產速度緩慢兩個關鍵因素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由于財政投資能力很強，在滿足了與農業原料增產水平相對于輕工業投資要求之外，仍然保留了很強的重工業投資能力，這才是重工業投資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關鍵，而不是根據政策選擇的重點，強行壓低輕工業投資的結果。換言之，在農業原料大量增產之前，投資輕工業并不具備條件，這個關鍵性的制約因素，李富春在1955年就已經認識到了。1979年之后的輕工業擴張政策，也是在配套了原料增產政策之后，才取得效果的，否則投資的增加只能體現為開工率的下降。

　　不僅林毅夫這樣的純理論經濟學家說決策上過于重視重工業，一些主管輕工業部門的官員，出于“投資饑渴癥”爭取本部門預算最大化的需要，也往往抱怨不重視輕工業。在一定程度上，林毅夫的觀點是與輕工業部門的投資饑渴癥相互匹配的，也是與1979年之后中央決策部門人為選定的投資重點轉移的宣傳口徑相一致的。曾任輕工業部部長的梁靈光就說：

　　重“重”輕“輕”表現最明顯的就是輕重工業比例長期嚴重失調。從1949年到1978年，重工業增長了90.6倍，輕工部系統僅增長17.3倍。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要加重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重。但是，“一五”期間輕工業部系統的投資占國家總投資的比重是2.5%，“二五”是2.4%，“三五”是1.8%，“四五”是1.9%，“五五”前三年仍是1.9%?！尽?/p>

　　梁的輕工業投資比重數據小于統計局的數據，差別在于梁的數據僅僅包括由“輕工業部”主管的產品門類，不包括歸屬紡織工業部等相關部門的數字。1978～1979年的投資方向調整，帶來輕工業投資短期內的快速膨脹：“1979至1983年間，輕工共完成基建投資103.36億元，相當于前28年總投資的60%、年均投資額較以前增加3.4倍。”更為重要的是，它撬動了各級地方政府的投資重點的長期轉移，這與1979年底中央決策要對輕工業投資實行“六個優先”緊密相關：

　　這個提法最一早在1979年11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來的，即：原材料、燃料、電力供應優先;挖潛、革新、改造措施優先;基本建設優先;銀行貸款優先;外匯和引進技術優先;交通運輸優先。六個優先原則的提出，是中央“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使輕重工業比重協調起來”方針的體現。中央在原材料和能源供應、資金的分配方面給了輕工業以很大支持，當時為抑制經濟過熱，曾采取壓縮基建，減少投資的辦法，但是為了保證輕工業的資金，發放了輕工專項貸款。地方上的投資重點也由過去發展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轉向發展輕工生產。

　　“六個優先”實際上最大限度地撬動了地方政府的投資興趣轉移，調動了中央財政控制之外的投資能力集中于輕工業，梁靈光指出這一次優惠政策撬動的投資轉向是長期性的：“在我離任后，基本上已改變對輕工業‘又擠又讓’的現象。相反各地爭相上項目，爭指標。”【梁靈光：《梁靈光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第455、461、463頁】結果導致輕工業短期內的過度膨脹和企業效益的極度滑坡，毛時代價高利厚的“三大件”——自行車、手表和縫紉機得到各地政府的重點投資，產能急速膨脹到超出全國市場容量的程度，自行車產量由1978年的854萬輛上升到1984年的2861萬輛，手表產量從1351萬只上升到3798萬只，縫紉機數量從486萬架上升到935萬架?！尽吨袊I經濟統計資料(1949-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5年，第110、153-155頁】作為80年代前期投資重點的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和紡織等行業，最先出現全行業虧損，這個時期膨脹起來的產能，后來大都被百分之百淘汰掉了，相關企業大多破產，由此導致整個工業企業效益的普遍下滑，1996年、1997年兩年連續出現全國虧損企業的總虧損大于盈利企業的總利潤。

　　輕工業投資占基建投資的比重，“一五”時期為6.4%，“二五”時期下降為6.4%，1963～1965年為3.9%，“三五”時期為4.4%，“四五”時期為5.8%，“五五”時期為6.7%。【《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1949-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第97頁】很明顯，輕工業原料增產緩慢，在國家工業投資中間的比重逐步下降，由此帶來重工業投資比重的逐步上升，也正是因為原料不足，60年代紡織工業的投資重點開始轉向紡織原料，重視人造纖維和合成纖維的生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按照林毅夫他們的想象力，毛時代的重工業優先政策，必然帶來企業效率低下，這個推論與統計數據發生了沖突。實際上，毛時代工業企業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不是效益不好，而是經濟效益指標高到難于理解的地步。有一個華中科技大學畢業的工學博士，他后來去日本工作，對經濟問題特別有興趣，專門寫了本書《刷盤子，還是讀書?》，比較中日的工業化道路。他閱讀了大量國內著名經濟學家如林毅夫、周其仁的文章，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這些人完全不參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年鑒數據，所以，這些主流學者也很辛苦，必須想方設法去尋找數據，甚至在書中重新制造新的數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比如說，《國家工業經濟統計年鑒》顯示的工業企業的利潤率和資金利稅率都非常高，是歐美日大企業好幾倍。大概到1990年的時候，我們國家的工業資金利潤率終于奮斗到世界500強水平，降低到5%左右。而在1984年企業改革開始之前，企業的資金利潤率仍然高達14.9%。所以，要理解毛時代的工業化歷史，反而有一個任務是如何解釋工業企業的高效益指標。

　　計劃經濟條件下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充分利用機器設工作時間。1982年中國紡紗設備自動化程度不如西方國家，但單錠棉紡紗能力可以達到0.17噸，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則沒有一個超過0.1噸，這意味著中國用比較落后的技術，通過增加機器年利用小時數達到西方先進設備差不多兩倍的實際產能。如果再考慮國產紡織設備的性價比狀況，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資金利潤率的差距有那么大了：

　　一九六五年基本完成的、適合于我國國情的第二代棉紡織、印染新設備，集中了全國紡織工業科研、革新的最新成果，吸取了國外的紡織新技術，同當時的世界先進設備水平比較，并無遜色。

　　還由于國內生產的設備，在價格上能比進口紡織設備便宜得多，如五十年代初期，國產棉紡設備的價格只有進口設備價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七十年代后期還不到進口設備價格的30%。這樣，就能以同樣的投資建設更多的工廠?！惧X之光主編《當代中國的紡織工業》第二章第三節、第四節第一節】

　　除了資本充分利用和性價比高的原因之外，工業企業的效益好，還有兩個重要的宏觀理由。毛時代長期實行產品利潤分配上“工大于商”【 郭今吾主編《當代中國的商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七章第四節】的原則，在產品成本和最終售價的差額中間堅持工業拿大頭，也就是說，產品實現環節的成本最小化了，結果整個社會投入商業的人力物力水平都很低：

　　一九七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社會農副產品收購總額和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分別增長了3倍和4.6倍，而同期社會零售商業、飲食業、服務業人員卻減少36.2%。

　　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國家給國營商業(包括糧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的基建投資以及各級上述商業部門自籌的基建投資累計共為250億元，占同期全國基建投資總額10，695億元的2.3%。最高的是“一五”計劃時期，為3.75%，最低的是“五五”計劃時期，為1.63%?！竟裎嶂骶帯懂敶袊纳虡I》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四章第二節】

　　今天的狀況反過來，由于產品實現的困難，在產品實現環節的成本不僅遠高于企業利潤，甚至高于生產成本和利潤之和，在宏觀統計中間體現為諾斯所說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到占GDP一半左右”的情形。另外一個原因涉及工業和金融業的關系。毛時代工業企業利息負擔很低，直到改革之前工業企業承擔的利息負擔仍然微不足道(1995年國有企業的利息支出與利潤之比為1.9：1，而1985年為0.084：1)【《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載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gb/gypcgb/qggypcgb/t20020331_15501.htm】，這使得銀行業很不興旺，而金融業蠶食工商業利潤則是希法亭在《壟斷資本》中間指出來的一種長期趨勢。宏觀后果就是毛時代第三產業不發達，商業和金融業難于分享工業利潤，全社會的國民收入分配中間，經濟剩余多數保留給工業了。

　　毛時代工業資本投入的方向和效益：

　　在其反面可資對照的是，80年代短期內投資過度膨脹，結果使得工業總產能嚴重超越市場容量，第三次工業普查對9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生產能力的普查結果是：1995年全國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相膠卷僅13.3%，電影膠片25.5%，電話單機51.4%，彩色電視機46.1%，家用洗衣機43.4%，自行車54.5%，內燃機43.9%;大中型拖拉機為60.6%，小型拖拉機65.9%，鋼材62.0%?！尽兜谌稳珖I普查主要數據公報》，載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gb/gypcgb/qggypcgb/t20020331_15501.htm】這種嚴重過剩的產能，在兩個方面都會降低企業的效益，不僅設備利用率下降會帶來直接效益損失，更重要的是過度投資帶來的惡性競爭必然引起多方面效益損失，包括銷售價格下降、資金成本和流通成本上升，這些改革后看來難于避免的內部生產環節和外部市場鏈條上的損失，恰好是毛時代企業高效益的源泉，也是計劃經濟對于工業化進程的巨大促進作用之所在。

　　毛時代的產業結構明顯體現了“經濟租金的最小化”，經濟剩余集中于生產環節，工業的繁榮是與商業、金融業的不繁榮互為因果的。根據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對照，“工業增加值率由1985年36.0%下降到24.0%，中間物質消耗和支付給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務消耗上升12.0個百分點”，【《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載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gb/gypcgb/qggypcgb/t20020331_15501.htm】凈產值率的下降是與經濟體系中間經濟租金的提高、商業和金融業的繁榮分不開的，這是毛時代工業效益居高不下的外部原因。郎咸平對于“產業鏈陰謀”的追問，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主流經濟學家對于企業效率的狹隘理解及其視野盲點，企業效益不完全是產權制度或者市場經濟完善與否所能夠決定的，而是需要追問整個經濟體中間價值分配的比例，以及這些分配比例是如何在產業鏈條中間被決定的。正是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主流經濟學家所推薦的改革方案是有著極大偏差的，與這種想象力相關的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原本期待增進大中型企業的活力和效益，但是，依照這個改革方案實施下來的后果是1996年之后產生全局性的虧損，這恐怕是與那種對于企業和管理的狹隘理解分不開的。

　　(四)人均口糧不足對于計劃管理體制的影響

　　人均口糧不足對于計劃管理體制的影響是深遠的，這個方面雖然沒有規定全部計劃經濟的管理框架，但是，卻規定了計劃經濟必不可少的那些內容，主要體現在三個重要方面：第一，多數耕地必須優先用于生產糧食，因此農業的產業結構在達到溫飽線之前是難于調整的，經濟作物的增產缺乏可靠的基礎，輕工業投資規模不能超過較低的原料供給水平;第二，由于多數工農業人口都相對窮困，他們收入增加時會“自動”選擇優先增加食品消費，導致食品市場上長期存在有效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態勢，逼迫政府選擇一種有效壓低恩格爾系數的政策：讓工人、農民在收入增加時“非自愿”地選擇食品之外的支出項目，這其實就是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質，這個政策一直要執行到糧食總產量足夠全國人口吃飽之后才具備取消的條件，這個時候才會出現食品細分市場的均衡;第三，與食品市場的不均衡相關，地方政府和企業擴張投資或者工資基金對于食品市場的沖擊具有較高的敏感性，這導致1958年和1969年兩次“權力下放”之后都發生權力上收，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和權力配置也受到根本性的影響。

　　人地關系對計劃經濟時代有著巨大影響，人均耕地過少，導致幾百年來糧食總產量低于溫飽線水平。中國大概在1770年前后，人口超過農業時代的適度人口2.5億，根據吳慧對于畝產量和人均糧食的研究成果，從乾隆十八年人均糧食1100多斤，下降到道光十三年的530多斤。此后人均糧食還繼續跟著人均耕地面積持續下降，人均口糧的下降趨勢一直持續到1949年前后的208公斤左右，這是歷史最低點。此后開始逆轉和上升，在1980年前后接近溫飽線——人均350公斤的水平。從糧食單產看，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1.13億噸，1999年達到5.08億噸，50年間共增加3.5倍。1949年到1999年的糧食播種面積僅增加3%，而同期每公頃產出則由1029公斤提高到4493公斤，增長3.37倍。糧食產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單位面積產量提高。

　　與此同時，糧食作物占總播種面積的比重逐步下降，1949年糧食占89%，1978年為80%，1990年為77%，1999年為73%。【《新中國五十年農業統計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第6、9頁】人均350公斤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溫飽線”，如果沒有達到350公斤，耕地就必須優先用于生產糧食，農業就無法突破“以糧為綱”的低級產品結構。在人均口糧達到溫飽線之前，經濟作物的大幅度增產所需要的耕地面積是“騰不出來”的，輕工業的發展就沒有原料基礎。

　　對于糧食單產上升的原因，從微觀案例看得更清晰。費孝通寫了《江村經濟》，使開弦弓村在全球學術界中都有很高的地位。1956年澳大利亞人類學家葛迪斯訪問時，該村畝產已經上升了驚人的60%。葛迪斯對這個增長有一個分析，他說：

　　開弦弓農戶收入的增加顯然不低于60%。在短期內取得這樣的成就是驚人的。有理由認為只有合作制才能得到這樣的成功。在技術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使用畜力、機械灌溉、改善施肥等，凡此一切都不是個體農民力所能及的。在組織方面的原因，則是有計劃、有區別地利用種植面積，有計劃地調度勞動力，這些都只有在合作制下才有可能。【費孝通：《江村農民生活及其變遷》，敦煌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461頁】

　　在葛迪斯分析的反面，我講一個小故事。今年我老家那村子修了一條路，大概1.2公里，村民有200多人，一共要出22萬塊錢。我相信，對全國所有產糧區的農村來說，修路都是最大的單筆投資。這條路對農民確實有點用，但是對于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改善最為迫切的那些需要來說，作用非常有限。比如說，我們村子有兩百多畝水田，如果修一條機耕路到每塊田邊，可能花三五萬塊錢就夠了，但這個改善生產條件的重要決策從來沒有被人提起過，不用說經過討論通過了。似乎可以做一個假設：如果農村沒有一個必要的基層合作組織，那么，合理的生產性投資決策就永遠做不出來。我們那個村子離白蓮河東干渠不到1公里，如果把支渠清理一下，就可以引水灌田，大概20個工日就可以修通，按農村的工價標準，1500塊錢就可以雇人修好渠道，但1500塊錢就是沒人愿意出，在家務農的勞動力也沒有人愿意干。2009年出臺水利新政，由財政出錢，用挖土機把干渠全部挖了一遍，每年都有水來，但從干渠到我們生產隊的支渠就是通不了，花了很多錢的德政，在我老家的村子硬是沒有效果。這個對比很強烈，上級政府有足夠的行為能力，卻沒有村莊農民最低限度的配合，村莊中間也不是沒有錢沒有人，但是缺乏必要的組織中介，人力物力無法順利地“轉化為生產性投資”，結果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開弦弓村的畝產量60年代中期就到了1000斤左右，這在全國都是非常領先的，因為地處長江三角洲，地方工業非常發達，先一步獲得了較為充裕的化肥投入。我們看一下這個村子的勞動日價格，非常有意思(見下表)。費孝通的解釋是，由于人口增加，男孩女孩長大了以后成了勞動力，非要參加生產隊勞動不可，不讓參加都不行，但畝產量已經接近“臨界點”，處于波動狀態，因勞動力增加帶來勞動日數量越來越多，結果勞動日的單價從0.71元下降到0.48元。但村子的人均水平沒下降，也沒有上升，而是處于波動狀態。

　　在全國農村中間，畝產量上升不是同步的，大體上南方水稻產區快于北方小麥玉米產區，到了70年代后期，中部省區的產量也接近費孝通所說的臨界產量了，而北方的小麥玉米產區達到臨界產量最晚，大體上是在90年代早期。此后的發展是農民外出打工數量逐年增加，南方水稻產區的復種指數下降，下降的糧食總量由北方地區的上升數量彌補，三十年之后全國糧食總產量中間水稻的地位下降，小麥和玉米的地位上升。

　　人均口糧的不足，不僅直接影響了輕工業和重工業投資的分配，而且顯著地影響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其他方面。因為，要保持一個較大規模的工業和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城市對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的需求量，而土改之后農民免除了地租和高利貸剝削之后，恰好獲得了“增加消費”的機會，在產出沒有大幅度上升的情況下，農民收入增加以及由此增加對糧食的消費，構成對城市供應的威脅。這是統購統銷政策的決策基礎。在城市的市場上，問題也是一樣的，由于很多人參加工作拿到了工資，也率先要求增加食品的消費，而這個細分市場上的有效供給是嚴重不足的。

　　有一個統計學家叫恩格爾，他提出過一個恩格爾定律，比較窮困的人口的大部分收入是用于購買食物的，比如說要用百分之六七十。這就是說，人均口糧不足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有效需求”的上升，包括土改后農民消費能力上升和城市工資總額的擴大，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這兩個數量龐大的群體都處于窮困狀態，他們收入增加后要率先用于食品消費，結果，食品市場上長期存在著與工人、農民收入上升而擴大的“有效需求”，在農副產品增幅有限的情況下，有效需求長期大于總供給。為了求得供求平衡，政府不得不出臺政策硬性把恩格爾系數壓低，這個政策對農村是“統購”，對城市是搞票證供應“統銷”，目的都是強行壓低農民和市民的食品消費量。這個統購統銷政策能夠順利實施，在很大程度上與基層政權的執行力提升有關，否則政府很難與幾億人口發生直接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人均口糧不足確實不能夠規定計劃經濟的全部內容，但是，它規定了計劃經濟中間哪些內容是必不可少的，用行政手段干預“食品市場上有效需求長期大于總供給”實現按人頭配給的方法，客觀上壓低恩格爾系數，就是這樣一個必不可少的內容。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關系上，也一樣存在著人均口糧不足的深刻影響。招募工人的數量如果過大，就必然要增加工資基金總額，必須擴大對農民的征購。1952～1957年城市人口凈增加2100萬，而從1957年到1960年底，城市人口又急劇上升了3174萬，結果與農民的口糧需要發生尖銳的矛盾。在這個現實情況下，1958年下放給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權力開始上收，上收權力就是從壓縮城市和工業人口、工資基金開始的：

　　從一九六一年起，以極大的力量抓了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工作。……到一九六三年七月，精減任務基本完成。在這兩年半的時間里，全國共減少職工1887萬人。全國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從一九六○年末的5043.8萬人，減為3183萬人;全國城鎮人口，從一九六一年一月到一九六三年六月，總共減少2600萬人。全國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工資總額，一九六○年是263億元，一九六二年降低到214億元，減少49億元?！娟惾琮堉骶帯懂敶袊呢斦樊敶袊霭嫔珉娮訄D書，第六章第五節】

　　與此同時，再一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劃分權力，管制更為嚴厲：

　　從一九六一年秋開始，把前三年下放過多的基本建設計劃管理權限陸續收歸中央。……與此同時，物資管理也加強了集中統一，上收一部分物資管理權。國家統配和部管物資種類由一九五九年的132種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503種，一九六四年達到592種，高于“一五”計劃時期的集中程度。國家和主管部門不僅要管一、二類物資，還要管一部分三類物資?！九砻糁骶帯懂敶袊幕窘ㄔO》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四章第一節】

　　結果是企業和地方政權的權力比1958年之前更小，而在劉少奇等主張強化中央政府級別預算權力和計劃權力的人士中間，有一個共識，認定地方政府和企業不會善用給他們的權力，而且逮住機會就大搞投資擴張，所以，權力必須上收到中央政府手里。與三年困難時期糧食供應極端困難相一致，全國各省區之間的糧食和其他物資調度發生困難，周總理不得不親自出面主持省級糧食調度的談判，由于談判不容易達成一致，所以，只好把一次談判達成的協議就長期化了，而不管協議內容合理與否，此后接近二十年的時間里省際糧食調度指標就是這次總理親自與各省委談判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談判成本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靈活性。

　　“文革”批判了劉少奇的“條條專政”之后，實現了計劃權力的下放，部分逆轉了1961～1963年劉少奇和陳云“退夠”時期確立的中央地方權力劃分格局，結果再次導致投資擴張問題：

　　一九七一年底，全民所有制職工突破5000萬人(實際達到5318萬人)，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實際達到302億元)，糧食銷量突破800億斤(實際達到855億斤)。周恩來指出，要注意狠抓這個問題，否則就會犯錯誤?？墒牵敃r由于“四人幫”干擾破壞，“三個突破”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在一九七二年還有所發展。到一九七二年底，全民所有制職工人數增加到5610萬人，工資支出增加到340億元，糧食銷量增加到927億斤。為解決糧食銷量問題，這一年除增加進口糧外，還挖了國家糧食庫存?！娟惾琮堉骶帯懂敶袊呢斦樊敶袊霭嫔珉娮訄D書，第七章第二節、第八章第二節】

　　這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食品供給問題帶有全國性，也需要進行全國層次的平衡。換言之，這個權力需要掌握在國務院總理的手上，在人均口糧突破之前，地方和企業招募工人數量過大，對于脆弱的食品市場造成了難以承受的沖擊，特別是考慮到無論是什么人掌權都會產生“投資饑渴癥”的問題，所以，保持中央政府或者計劃部門對于地方擴張意愿的有效干預，似乎也是必要的?？雌饋?，權力下放要與地方和企業的自我約束聯系起來，否則就會引發國務院層次的“必要干預”。至于說周總理的干預沒有能夠一次到位，這個帳似乎不宜記到“四人幫”的“干擾破壞”頭上，調整和壓縮的困難不是來自于某種指導思想，而是源于官員的政績饑渴癥和投資饑渴癥，這與官員的職業利益聯系在一起，也是一個結構性的難題。

　　1978年華國鋒發起“洋躍進”，這一次的投資擴張是與巨額的引進項目有關系的，結果也引起投資膨脹問題。

　　(1979～1980年)兩年財政赤字共達298.1億元，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由于財政赤字大量增加了，向銀行的透支多了，銀行兩年增發了130億元的票子，而商品供應未能相應增長，這就不得不引起許多商品價格上漲。一九八○年全年平均零售物價同上年比較，上漲6%左右，其中副食品上漲13.8%?！娟惾琮堉骶帯懂敶袊呢斦樊敶袊霭嫔珉娮訄D書，第七章第二節、第八章第二節】

　　陳云等人一方面擴大糧食和化肥進口，一方面壓縮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投資，但是效果不好。不過，與前兩次相比，這一次引發的問題沒有那么急迫，原因也在于食品市場的供求已經接近于平衡狀態，加上進口糧食和化肥的力度很大，這一次投資膨脹的后果被物價上漲給“充分吸收”了，沒有造成很大的震蕩和持續的后果。

　　剛才徐教授提到70年代的糧食進口，確實在國內糧食連續增產的年份，進口糧食的政策力度還非常大，此外還大量進口化肥?；蔬M口在70年代前期和中期，都是五六百萬噸的樣子，到分田以后暴增到1000萬噸左右，糧食進口數量也在1979年暴增到1000萬噸。很有意思的是，周總理先進口糧食，華國鋒上臺也迅速把糧食進口量翻了一番，1979年也采取同樣的政策，不過政策的力度更是節節放大，看起來，在這個方面有著大家難得的共識。這兩項進口政策的效果，都在于提前達到全國性的糧食溫飽線。從今天事后的分析看，70年代大量進口化肥和糧食，把實現溫飽線的時間縮短了兩年左右，也就是說，輕工業原料(經濟作物)的增產時間相應地提前了兩年時間。

　　80年代，除了原先財政投資這個主渠道之外，也已經開通了“預算外投資”(或者稱為“自籌投資”)的新渠道，不久銀行信貸又成為另一個“投資渠道”，很快，外資進入中國也成為難于用行政進行調控的投資渠道。短期的后果是，輕工業投資的大幅度膨脹成為一個中央政府無法應付的問題，而與輕工業配套所亟需的能源交通項目卻無人置問。到了1983年，積累下來的問題實在太嚴重，由此出來的新政策是對投資項目征收基金和建筑稅，試圖用稅收杠桿加以調節：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國務院頒發了《國家能源交通重點建設基金征集辦法》?！掇k法》規定從預算外資金中(地方財政的農牧業稅收附加、林業部門的育林基金、中小學校學雜費、企業大修理基金、油田維護費等五項基金除外)，按當年收入的10%(一九八三年八月調整為15%)，上交中央財政，集中用于能源、交通建設。

　　一九八三年九月國務院頒發了建筑稅征收暫行辦法，規定使用國家預算外資金、地方機動財力、企業事業單位留用的自有資金、銀行貸款以及其他自籌資金進行固定資產投資的，要繳納建筑稅，稅率10%?！局艿谰贾骶帯懂敶袊墓潭ㄙY產投資管理》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二章第一節】

　　這兩根稅收杠桿都沒有取得效果，此后，投資膨脹就成了沒有籠頭的野馬狂奔到今天，形成一個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觀：以支出法計算的GDP數字中間投資比重超過60%。

　　換句話說，在人均口糧滿足之后，市場的震蕩不具有從前那種政治風險，變成可以承受的小問題了，此后，就再也沒有出臺過有效的投資調節政策了。與此相反，由于實際上確立了地方官員升遷與GDP增長率掛鉤的潛規則，各地政府對于招商引資的熱情持續高漲，為了吸引投資，中央即使出臺壓縮投資的措施，在執行環節也不可能得到重視，最為明顯的就是勞工保護政策和環保政策都在地方官員的反對之列，借以壓低資本運營成本，增加本地對資本的吸引力。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普遍發現需要把自己掌握的政策執行權作為吸引商業投資的交易籌碼，政策執行過程中間的極度“親資本”方式能夠部分地解釋中國今天持續的投資膨脹問題，降低了資本需要承擔的各種成本，顯然就有利于擴張投資的可能性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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