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者的上述政策落實到在大陸的臺灣籍民身上，便是利用其所控制的經費、機構和人員，盡可能地在華扶植親日勢力，打擊抗日、排日分子，尤其惡毒的是威脅、利誘一部分臺灣籍民(或稱臺灣呆狗)，充當日本侵華的前驅，制造事端，挑撥臺灣人和大陸人之間的關系，以達離間兩岸同胞骨肉親情、以臺制華及挑起大陸同胞對臺灣同胞不滿乃至仇視心理的罪惡目的。

　　臺灣人在島內被稱為本島人，處于比日本人低的二等公民的地位。但是在大陸，日本政府卻對于這些人予以庇護，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兩個方面：①盡管臺灣人為殖民地屬民，但在對外交涉上，則仍為日本籍民，日人不能不考慮在其身上喪失的利益是否同樣會涉及并損害到日本人自身的利益;②日本政府也有意借臺灣籍民的特殊身份，組織臺民集團，抗拒中國人民的排日運動。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一方面針對一些地方勢豪(即所謂有力人士)做工作，動員他們歸化臺灣籍;另一方面即以治外法權為護符，包庇、縱容臺灣籍民中的作奸犯科者。如其在福建的種種不法行為，“他們的行徑，在福建人民心目中留下的，只能是不良的形象，影響所及，連帶地造成閩臺人民間感情的隔閡”。陳小沖：《日籍臺民與治外法權》，《臺灣研究集刊》1992年2期。

　　早在當時就有人揭露，日本殖民者有意政策性地安排一些流浪漢、罪犯到大陸，從事見不得人的勾當，破壞兩岸人民的感情。眾所周知，臺人赴大陸必須申領“渡華旅券”，但在申領手續上，日本殖民者往往上下其手，對于有正當理由赴大陸學習、訪問的學生及知識分子，總督府大多百般刁難，或以手續不完備為由退回不受，或以赴大陸難免受思想影響引起民心動蕩為由予以拒絕，參加過文化協會、民眾黨等民族運動團體者，更是嚴加審查。然而，對于無賴漢、作奸犯科者赴大陸，卻似乎網開一面，旅券的限制作用在這些人身上并不起作用?！杜_灣民報》曾指出：“聞得當局得這旅券的理由，是恐怕臺人的‘無賴漢’(游手好閑)渡航中國擾亂中國的秩序”，“據福州廈門的日本警察說：‘在中國的臺人大多數是無賴漢，十居其九殊難取締，全是做犯法非為’，這豈不是證明旅券的無效力嗎?”針對不良臺民在大陸(尤其是福廈二地)大量存在的事實，《臺灣民報》進一步提醒民眾注意：日本當局“好像是要來束縛良民的渡航，一面縱使無賴漢到中國非為胡作的樣子”《希望撤廢渡航中國的旅券制度》，《臺灣民報》第2卷21號。!

　　不過，當時臺灣各界好像并沒有掌握日本殖民者有計劃實施此一政策的直接證據，但一篇日本駐廈領事有計劃、有預謀地利用臺籍無賴漢、罪犯來與當地人民相對抗的歷史文獻告訴了人們事實的真相，日本駐廈領事藤田榮助這么寫道：

　　我赴任廈門領事時，正處排日運動最激烈之時，就如何處置這一事件向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請示，結果只是要求消極地進行交涉，但我方幾次嚴厲交涉并未達成目的，為此，我認為非以實力威壓不可。恰好當時廈門有四千余人的臺灣籍民，其梟勇不亞于生蠻，且其親信二十余人被關押在獄中。這些人全是因賭博或因密販鴉片而收監。——我打算利用他們來撲滅排日運動。——馬上允許其出獄，同時讓他們召集臺灣呆狗組成所謂商業防衛團，等待時機。

　　于是，過了兩個月，排日團探知某中國商人向臺灣人購買煤炭，只是不滿其向臺灣人購買便將該中國商人捆綁，在他身上打上用今天話說即是漢奸的記號游街。為此，我命令臺灣呆狗向中國排日首魁遞交恐嚇信，當天傍晚讓一隊臺灣呆狗帶槍持刀在排日巨魁宅前游蕩，該中國人藏起來要求警察保護。于是中國交涉員造訪日本領事館，要求設法取締臺灣人。我裝著不知道的樣子說：“這是初次聽說，怕是那中國人排日或做了什么阻礙日中貿易的事吧，如果他不做排日行動，臺灣人必不會脅迫他的，所以你方若取締排日行動，我方則取締臺灣人。但是，若不取締排日，我方亦難保臺灣人會采取怎樣的強硬手段，而那是他們的自衛手段，無法取締。”

　　第九部分日本殖民者對岸擴張中的臺灣籍民(2)

　　第二天，中國學生開始排日游行，我一方面通告中國交涉委員：“若是不取締排日游行，今后臺灣人無論做什么事，作為自衛手段，我方沒有取締的理由。”另一方面密令臺灣呆狗，于次日下午一時聚集五百名臺灣呆狗在東本原寺集合，以軍樂隊為先導，在廈門市隆重游行。大批的兇神惡煞的呆狗們右手持短槍，左手握刀，大白天公然在城里游行兩個小時，宛如百鬼晝行，罕見奇觀。見之愕然者不光是排日中國學生，全體廈門官民莫不震驚。游行其間，驚駭的中國交涉員、警察署長、軍司令官、商務總會會長等均來到日本領事館說：“現在臺灣呆狗正在游行，不予取締恐有麻煩。”我回答道：“這件事我不了解，但臺灣人大概做不成生意無法維生而采取自衛手段，因為是自衛手段，實在是不能取締。據傳臺灣人今夜還將燒掠廈門，且中國學生若再行排日，傳言要殺死學生，要是這也是自衛手段的話，我無法取締。”彼等發誓將盡快解散排日團體，今后不許舉行排日游行。中島真雄：《續對支回顧錄》下卷，大日本教化圖書株式會社，東京，昭和16，第1011～1013頁。

　　日本人的這次行動顯然獲得了效果，廈門《全閩新日報》主筆宮川次郎稱：“往年抵制日貨運動勃發之時，籍民團結起來幫助領事藤田榮助做了非常徹底的呼應活動，終使運動歸于平靜。應了解其勢力及其發展可能，以善導之，利用之。”宮川次郎：《廈門》，轉引自戴國《日本殖民地支配與臺灣籍民》，收入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帕米爾書店，臺北，1985，第257頁。難怪藤田榮助要吹噓廈門排日活動從此根絕。從宮川次郎的口氣看，臺灣籍民似乎是主動起來幫助藤田榮助，事實則如上引資料所揭示的那樣，這完全是由日本人一手策劃、操縱的，臺灣人成了日人手上的一個棋子，處于被動和傀儡的地位。

　　正是日本人的蓄意安排及部分臺人之為虎作倀，臺灣籍民在它產生開始，就給自己的同胞——大陸人民帶來不良的印象，在當時一般人的觀念中，臺灣籍民是和賭博、妓院、鴉片聯系在一起的。在廈門、福州，臺灣籍民簡直就是無賴、流氓的同義詞，譬如“居留廈門福州的臺灣人九成以上是無賴漢，好人極少，眾所皆知他們公然秘密販賣支那所嚴禁的鴉片，開賭場，經營所有不正當職業”。“狐假虎威，自以為高人一等，侮蔑中國人，魚肉中國人，這是過去臺灣人在廈門、福州等地所演出的丑態。”這種類型的臺灣人大量地、經常地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出現，像幽靈一樣困擾著人們，想要福廈兩地民眾給予臺灣人好評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更嚴重的是，由于這害群之馬的存在，導致臺灣人整體形象跌落到谷底，以至到了這種程度：“福州人只要聽到臺灣人二字就咬牙切齒”，“中國人對臺灣人十分厭惡”。戴國：《日本殖民地支配與臺灣籍民》，收入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帕米爾書店，臺北，1985。

　　這種本為同根生卻相煎何急的狀況之所以出現，若要追究責任，老實說，確有一部分臺灣人狐假虎威以謀求一己私利的情形，但日本在臺殖民當局及在華外交部門相互配合，有意在海峽兩岸同胞間制造矛盾以達其“拿臺灣拉開中國而與日本相結合”之目的，才是導致上述狀況發生的根本原因。換句話說，臺灣籍民其實是處于被裹脅的地位，是臺灣總督府“對岸經營”乃至日本帝國主義南方政策的犧牲品，日本人在臺灣籍民身上達成一石二鳥的目標，即一方面利用臺人與大陸人特殊的歷史淵源關系滲透到中國社會，擴張了自己的勢力;另一面又在兩岸人民間深掘鴻溝，造成了兩岸人民間心靈的傷痕，當時人稱：臺灣人“被中國人視同毒蛇猛獸，連有正當職業的人也無人愿與交往” 戴國：《日本殖民地支配與臺灣籍民》，收入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帕米爾書店，臺北，1985。。這一根深蒂固的觀念直到臺灣光復后赴臺接收的部分官員腦中依然存在，這也正是導致“二二八”事件中對臺人濫捕、濫殺的一個原因梁華璜：《日據時代臺灣籍民在閩省的活動及其處境》，收入《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歷史系，1993。，可見日本帝國主義分裂中華民族陰謀之余毒仍遺害當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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