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臺灣民報》對日人陰謀的揭露(1)

　　抵制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保持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一直是日據時期絕大多數臺灣同胞的自覺行動，針對日人的兩岸分離政策，臺灣人民同樣起而與之斗爭，在經濟、文化、宗教等等各個方面繼續保持并加強與大陸的聯系。在臺灣籍民問題上，以《臺灣民報》為中心，揭露日本殖民者分化陰謀，敦促部分投靠日人欺壓大陸人民的臺灣人警醒，使得反對日本殖民者離間兩岸關系的斗爭成為一個閃爍的亮點。

　　首先，揭示一部分不肖臺灣籍民在祖國大陸橫行無忌的惡劣行徑，以期激起全體臺灣人民的公憤和聲討，《臺灣民報》不時刊出的短訊、游記、評論，多有此類內容。如1928年11月24日，廈門警方取締煙館，竟遭數十名無賴漢的圍毆，致多人受傷，“其中被警官捕獲兩人押往警署。聞被警署加以鞫問之后，據所供始知一姓李、一姓林，兩名均屬日籍臺灣人，林在日領事館服役，李為無職云”，由于臺灣籍民的持械妄為，“一時市上盛傳將起鴉片戰爭”《臺灣民報》昭和3年12月9日。。《臺灣民報》引廈門領事館人員的話說：“廈門在留的臺人，做了惡事，是無忌憚的，九成以上屬無賴漢，而都為密吸鴉片或賭博等等，致和中國人的感情常常有抵觸的”，該報為此寫道：“我們聽了這有責任的官吏的一段話，證明臺灣籍民無品格的事，心里著實有無限的感慨!”《臺灣民報》大正14年10月25日。

　　其次，敦促有劣跡的臺灣籍民懸崖勒馬，改惡從善，勿做有損于兩岸同胞骨肉情誼的事情。《臺灣民報》在報道廈門臺灣籍民乘中日糾紛大肆開設賭場時，懇切地說：“這種雖屬于一部分不良籍民的舉動，但很有影響于臺灣人全體的名譽，及將來的活動。總希望籍民們從事經營正業為要。”《臺灣新民報》昭和7年2月13日。該報并指出：“臺灣與廈門僅隔一衣帶水，又且歷史上人事上兩地的關系最密切，在廈的臺灣人比較別的地方較多，所以在廈臺灣人的舉止動作，關系于兩地人的感情的好壞很大。”“希望在廈臺胞倘若不能幫助新中國的建設，總也不該出阻撓行為，免得自塞生路哩!”《臺灣民報》昭和3年12月9日。為了進一步警醒臺灣同胞，它還轉引了大陸某雜志的一段話，期盼給予當事者以棒喝：“我們還有看見在中國某雜志的創刊號，說‘在廈門福州的臺人所做的事，無一不是背良心而為的，借日本的強權，來自戕賊，所做的罪惡，雖任是日本人也不敢做，而臺人竟敢忍心去做。……再把以前的歷史論起，臺人既屬漢民族的后裔，也當了解木本水源的意義，不忠不義的罪名，在臺人是兼有的……’咳，無論什么人，聽了這話，都不能無生出多少感傷和慚愧!”《臺灣民報》大正14年10月25日。毫不留情的鞭撻及苦口婆心的勸說，究竟感化了多少曾做過惡事的臺灣籍民不得而知。但我們畢竟聽到了富有民族感情和正義感的兩岸同胞的呼聲，他們是不愿意看到中華民族骨肉相殘的，他們在做他們所能做到的一切。

　　再次，無情揭露日本殖民者試圖借臺灣籍民離間兩岸人民感情，破壞兩岸關系的罪惡陰謀。臺灣籍民之所以得在大陸為所欲為，關鍵在于這些臺灣人擁有日本籍，從而享有治外法權，廈門本地人就曾指出：“廈門的臺灣無賴漢，而敢做出種種壞事，都因為以日本籍為護身符，公然開賭場，設密吸鴉片房，開勾欄院，來勾引中國的壞子弟，入于迷途，甚至靠其所有的武器，串通中國的盜賊，演出搶劫中國良民的丑態，中國官憲也奈何他們不得。他們既敢帶武器在市中逞兇，又有日本籍做護符，況中國是居在危弱的地位，恐傷了日本的感情，而日本是居在赫赫強勢的地位，多不喜歡論道理，要一味庇護自國的籍民，所以中國不得不取善忍的態度，不敢與其爭鬧，故籍民的非為是猖獗的。”《臺灣民報》大正14年10月25日。針對日本政府“庇護”乃至“利用”臺灣籍民為其侵略擴張及離間兩岸關系服務的陰謀，張我軍在1923年發表的《南中國的排日政策》一文中指出：“(臺灣籍民中)壞人多半居住臺灣的時代就是壞人了，但助長其罪惡的，所轄領事館、臺灣公會乃至臺灣總督均難辭其咎。這些單位不但不加取締，反而加以庇護，此輩遂肆無忌憚、變本加厲，于是濫用涉外法權，擾亂外國治安，于事實上、道德上絲毫不覺愧疚。據吾耳聞，臺灣當局叫他們去，領事加以愛護，其中必有什么陰謀。” 轉見戴國《日本殖民地支配與臺灣籍民》，收入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帕米爾書店，臺北，1985。為此，《臺灣民報》一面大聲呼吁日本政府“嚴加取締”，“不可袒護不良分子的不法行為”。“日領須出其良心，管束籍民為要”，“對自國的籍民，須嚴行究辦才是!!”。同時，指證幕后的元兇其實正是日本政府自身，他們隱晦地揭露：“盛傳，使得臺灣人敵視中國人的，是日本政府當局的政策”，并且直截了當地道出了心中的憤慨：“有那樣的壞人存在是由于日本的監督不善所致，明知其為害，而仍放任不加取締有時候且要利用之，這種養虎吃人的責任，當然是日本政府要負擔的。”《臺灣民報》大正14年10月25日。

　　第九部分《臺灣民報》對日人陰謀的揭露(2)

　　應當引起注意的是，身為犧牲品的臺灣籍民，在一些日本人口中，還被大肆渲染成了破壞日中關系的罪魁禍首。1929年2月，鳳山郡九曲堂公學校的一次演講會上，一日人郵電局長即面對300余聽眾口出穢言稱：“近來中國人排斥我等日本人，即進行排日，原因何在?這是由于臺灣的不良分子前往中國，在當地盜竊劫掠、殺人、開設賭場、經營鴉片窟等，遭中國人厭棄，以至連帶使我等日本人亦被排斥。”此番胡言亂語立即引起臺下一片憤慨和嘲笑。《臺灣民報》昭和4年2月24日。這則事例告訴我們，臺灣籍民中的臺灣呆狗，在利用完后，就有可能被日本人扔在地上，再踩上一腳，最終成為一只替罪的羔羊。

　　被稱為臺灣呆狗的人在臺灣籍民中畢竟是少數，即使是日領藤田榮助回憶錄中在廈臺灣籍民4000人中，臺灣呆狗亦僅500人左右，比例為1/8，所謂“九成皆無賴漢”的說法，不無夸大之處，尤其是進入1920年代中期開始更是如此。《臺灣民報》力促人民注意這一點，它說：“近年以來在廈門幸得有一部分醫師銀行員及商人等，和其他有相當職業的人出而和中國人交際，頗使中國的有識者得理解臺灣人真相，加以學生界由臺灣赴廈留學的青年們，日漸隆盛，故看了那走狗的行為，是很想要矯正的，因為有這有血有淚的青年多數的表現，中國人的態度，和以前便大不相同，從前罵臺人為壞痞，現在卻不罵了，這真是可喜的現象。”《臺灣民報》昭和3年12月9日。當然，受部分害群之馬的影響，臺灣籍民身上的污點并不是那么就容易洗刷干凈，故該報進一步指出：“僅此我們還不能安心，須要徹底澄清這污毒，才得無愧為人類。” 《臺灣民報》昭和3年12月9日。

　　臺灣籍民作為一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群體，它是中日關系劇變和臺灣割讓、臺灣人的身份由中國公民變為“日本籍民”而派生的產物，臺灣人在島內作為“本島人”，是比“內地人”的日本人低一等的二等公民，有時還被斥為“清國奴”，要他們“滾回支那去”;在大陸則往往被一般民眾視為“外國人”，戰時甚至以日諜嫌疑被遷往內地監視居住，臺灣呆狗或臺灣浪人的惡名又使得大多數醫生、學生等善良籍民蒙羞受辱，同時也在兩岸民眾中造成了不信任乃至仇視情緒，而證據顯示這又與日本帝國主義蓄意離間政策相關。在日據時期的兩岸關系中，臺灣籍民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身為“日本國民”而不同與一般的中國人，另一方面，他又心(民族心理文化上)為中國人而不同與一般的日本人，日本政府既利用臺灣人作為對岸擴張的工具，又在一定時期將其推上祭壇充當犧牲品，從而使日人擺脫干系。大陸人民則往往注重同文同種的民族特性而將為非作歹的臺灣呆狗視同數典忘祖之輩予以唾棄，并導致與臺人間感情上的裂痕。臺灣籍民的歷史遭遇告訴人們，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海峽兩岸關系必須放到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放在中日關系的大框架中去考察，才能更深入理解當時所產生的種種現象。同時也讓人們了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兩岸關系中不和諧音符背后的罪魁乃是日本帝國主義，這種殖民地傷痕應進行徹底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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