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改良、普及文化藝術活動，寓教于娛樂之中。在廈門通俗教育社的影響下，陳嵌、周天啟等組織成立彰化新劇社，開創臺灣新劇運動。臺北陳凸也成立星光演劇研究會，研討“五四”以來的新劇并將其移植到臺灣。此外還有新竹新光劇團、基隆民運新劇團等，他們演出的劇目多以宣傳民族意識、譏諷總督政治為中心內容，世人稱之為“文化劇”。另外，在1925年又成立了美臺團電影放映隊，在放映的同時以臺語配音，言語中不時諷喻政治，當臨場警察出來干預，臺下民眾便發出一片抗議聲?！杜_灣民報》報道：在鳳山郡的放映中，“往觀的人實在是空前未有的多，而警察方面卻有些神經過敏——即有一個巡查某，公然拿出手指簿記著男女兒童多少人去看戲?？粗娜硕嗍潜Ц苟?，聽著說這是上司的命令，真是命令的絲毫無意義，難免受人民誤解警察當局過于干涉了。”《臺灣民報》1928年11月25日。放映前還同聲高唱美臺團歌，密切了文化協會與廣大民眾的感情聯系，促進了啟蒙運動的發展。

　　(4) 文化講演會。文化協會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宣傳動員手段即是遍及全島各地的文化講演會，日人史料記載稱：“講演會是文化協會最重視的活動。在一般民眾知識程度較低的臺灣，文化協會的啟蒙如采行文書宣傳，難免缺乏大眾性，所以說它幾乎全以講演會來達成目的，并非過言。”“因為他們所講述的民族主義，以及對臺灣統治的誹謗，激起地方民眾很大的回響，很受歡迎。”“地方會員每當有事，便召集干部開辦講演會，動員無智的民眾，名為歡迎，鳴放鞭炮，進行一種變相的示威運動，有時則召開旁若無人的大歡迎會，一壯氣勢。干部們對地方民眾的這種態度，頗為自得，以志士自居，一味煽動起民族反感，不加省察，以致造成空前的反母國風越發加深。” 若林正丈：《臺灣總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日本)《臺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1978年)。在這當中文協干部無形中成為集聚民眾的領導者。講演會聽眾踴躍，如1924年有132次，講演者432人，聽眾44050人;1925年講演會315次，講演者1165人，聽眾高達117880人。王詩瑯譯《臺灣社會運動史》，稻鄉出版社，臺北，1988，第273頁。

　　第五部分臺灣文化協會(3)

　　復興臺灣地區的中華文化。針對日本殖民者企圖移植日本文化并消弭中華文化的民族同化政策，文化協會開展了一場振興臺灣地區中華的浪潮，他們宣傳臺灣與大路同根同祖的歷史淵源關系，進口大陸的報紙雜志和書籍，介紹五四運動以來祖國的新文化新氣象，強烈抗議殖民當局壓制漢文的政策，要求恢復漢文在學校教育中的應有地位，同時編撰教科書、在社會上開辦各類漢語學習班，這些舉措得到廣大民眾的積極響應。陳逢源指出：“中華民族自五千年來，雖有同化他民族的歷史，但至今未被他民族所同化。這是中國歷史上數見不鮮的事實。(日人)若要排斥中華的文化，人民必起而反抗。”王曉波編《臺胞抗日文獻選編》，帕米爾書店，臺北，1985，第98頁。

　　文化協會的廣泛宣傳帶來了新文化和新思想，啟迪了民智，推動了臺灣民眾祖國意識及民族意識的高漲，使之進一步認清了殖民主義同化政策的文化滅絕實質，促進了中華文化在殖民地臺灣的頑強扎根和傳播，從而保持住了中華文化在臺灣的根基。所以，盡管在臺灣民族運動中有所謂祖國派和自治派(臺灣派)的區分，但二者在對待祖國和中華文化問題上的實質立場是一致的，日本人的內部資料《警察沿革志》就明確記載說：祖國派認為中國將來必能振興并收復臺灣，因此要傳承自己的民族性等待這一時刻的到來;臺灣派則認為，中國陷入軍閥混戰中，苛政猛于虎，現時回歸還不是時候。然而，日本人深刻的認識到，這部分人“也只是對支那的現狀失望以至于懷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見支那隆盛，不難想象必回復如同前者的見解”。《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文化運動，創造出版社，臺北，1989，第14頁。

　　文化協會影響力的迅速提高及全臺民眾的廣泛覺醒極大的刺激了日本殖民者，為了消弭文化協會掀起的民族運動浪潮，臺灣總督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剝奪參與者的種種原有特權，如有公職者予以罷免，有專賣權者加以取消，等等;其二，利用御用士紳如辜顯榮組織公益會和有力者大會等團體，公開與文化協會相對抗，并唆使流氓破壞文協的講演會，比如1924年11月臺北“陋風打破大講演會”上的打斗事件即是;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稻鄉出版社，臺北，1988，第78～79頁。其三，直接運用警察鎮壓機器壓制、取締文化協會的活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所謂的“治警事件”。但這一切似乎起了適得其反的效果，被罷免的公務員成了運動的斗士，被逮捕的文協會員聲望反倒擴大了，對文協講演會的橫暴取締激起了民眾的反感和抗議，之后的參加者反而更多了。

　　文化協會發展的轉折點乃出自內部的分裂。1920年代，正是中國、日本政治局勢發生深刻變化的時期，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2年日本共產黨接著誕生，1923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采取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隨后北伐戰爭獲得成功。所有這些都給了島內外臺灣知識分子以極大的刺激，在大陸的臺籍學生紛紛建立如平社、臺灣學生聯合會等組織，左傾色彩十分濃厚。在島內，有連溫卿等人組織的社會問題研究會，翁澤生、王萬得等人組織的臺北青年會，蔡孝乾等人組織的彰化無產青年派等等，一大批青年的思想急劇左傾。尤其是連溫卿的社會問題研究會與山川均保持密切聯系，“研究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理論及戰術，以此對其領導下的青年加以宣傳、煽動”?？偠礁Q其“對于當時的民族主義統一運動戰線，逐漸地釀成了無產階級運動抬頭的機運”。《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文化運動，創造出版社，臺北，1989，第244頁。這樣在文化協會內部形成了連溫卿等的無產階級派、蔣渭水所率領的受中國革命影響較多的一勢力及林獻堂、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穩健派，三者之間的對立逐漸明顯起來。此一對立的根本即在于民族運動發展方針路線上的原則分歧。首先，文化協會從創辦伊始，其政治上的最高訴求是設置有權處理臺灣地方事務的臺灣議會，實現臺灣自治的目標，行為方式是溫和的、非暴力的，主要手段是啟發民智和請愿斗爭，在體現堅韌毅力的同時又顯現出隱忍等待的心態。林獻堂自己就說過：“天助自助者，為貫徹目的，我們今后必須不屈服于任何障礙，縱使有時變成奴隸，也非隱忍不可。”《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文化運動，創造出版社，臺北，1989，第208頁。暴力和階級斗爭顯然是與其不相容的。其次，文化協會是個由不同階級、不同思想信仰的人們所組成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本身即存在著不同思想路線的斗爭，《臺灣民報》1927年新年號所載的蔡培火、蔣渭水、連溫卿三人的文章正代表著文化協會內部三個不同派別的立場。蔡培火將文化運動局限于文化的范疇，蔣渭水謀求的是以農工為基礎的全民運動的路線，連溫卿則主張無產青年應占民族運動的主導地位。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民族運動若干問題的分析》，《臺灣研究集刊》1993年第2期。隨著加入文協無產青年的增加及舊文協會員思想左傾者激增，到了1926～1927年間，文協內部結構的天平已經開始傾向激進派的一邊，要求改組文協的呼聲高漲。連溫卿甚至公開提出“如欲解放臺灣人民，必須主張階級斗爭”。1926年10月，王萬得等人面見林獻堂，直截了當地申明：“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為不可能實現的妄動，假使實現，也不能增進臺灣人的幸福。這項運動是承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為之唱高調，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反對這種不徹底的妄動，宜予以中止。”許世楷：《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第269頁。這就直接否定了林獻堂等穩健派以設置臺灣議會來達到臺灣自治的斗爭方略，二者的矛盾已不可調和。1927年1月3日的文化協會臨時總會上，以連溫卿為代表的左傾激進派掌握了領導權，林獻堂等宣布退出，文化協會正式分裂。分裂后的新文化協會由于采行了激進的斗爭方式加上殖民當局的全力取締，在新竹講演會事件和臺南墓地事件的打擊后，文協漸告覆沒。

　　第五部分臺灣民眾黨及臺灣地方自治聯盟(1)

　　文化協會分裂后，林獻堂、蔣渭水等相繼退出文化協會，并決意成立新的民族運動團體，繼續遵循其合法、穩健，體制內斗爭的道路推進民族運動的發展。1927年2月蔣渭水、蔡培火、林幼春等齊聚林獻堂宅中，商議政治結社問題，蔣渭水提議成立主張“臺灣自治”的臺灣自治會，被總督府認定其“明顯違反本島統治的根本精神”，明令禁止?！杜_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臺北，1989，第129頁。5月又籌劃組織臺政革新會，揭示其綱領為“期待實現臺灣人全體的政治、經濟、社會解放”，殖民當局指其含有民族解放自決色彩，不予準許。6月正式決定成立臺灣民眾黨，10月在臺中舉行發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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