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政治格局和思想潮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民族自決原則廣泛傳播，各國民族解放運動此起彼伏，同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爆發，大陸辛亥革命成功及隨后五四運動等等，都極大的影響了臺灣，新思想新觀念的刺激首先洗禮了接受新事物最前沿的留日臺灣學生，他們自稱：“對于這樣世界的大變動，好象服了覺醒劑一般，對于從來的信仰希望以及思想制度，頗受反抗的暗示。”《臺灣民報》第一卷第四號(1923年7月15日)。林獻堂、蔡惠如等臺灣士紳與彭華英、林呈祿、黃呈聰等留日學生聯合部分大陸學子先后發起成立了應聲會和新民會，他們先是針對被稱作“萬惡之源”的“六三法”，結成“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但遭日本殖民者的拒絕。在民族運動的內部，對于撤廢“六三法”究竟是目標還是手段也產生了意見分歧，以林呈祿為代表的一派認為，倘若作為目標，那么“六三法”撤廢不過是使臺灣歸屬于日本帝國憲法的直接管轄下，與日本殖民者提出的所謂“內地延長主義”的同化政策并無實質性的區別;假如只是一種手段，那么目標又是什么呢?討論的結果，自治主義占了上風，即發起臺灣議會設置運動，主張日本政府應確認臺灣地位的特殊性，尊重特別統治的既成事實，承認臺灣人的參政權，以特別代議機關——臺灣議會的形式，在殖民地臺灣實施特別立法，由臺灣人自己決定臺灣的地方事務。這一主張是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日本殖民者在臺灣的專制體制而提出的，含有民族自決的積極內涵，有著進步意義。但是，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的基本理念，是建立在承認日本在臺殖民統治的基礎之上的，它只是要求允許臺灣人參與立法，在殖民體制內尋求參政權，并不主張從根本上改變臺灣的社會性質，其請愿書中寫道：“請設臺灣民選議會，賦予臺灣應施行之特別法律，及臺灣預算之協贊權，與帝國議會相需以圖臺灣統治健全之發達。”王曉波編《臺灣同胞抗日文選》。可以看出，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從一開始就為自己設計了一個框框，臺灣議會只不過是日本帝國議會的補充和協贊，正如《臺灣青年》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樣：“臺灣議會的存在絕非對帝國議會權能的侵犯，僅僅只是在帝國議會不能為之處予以補充的特別立法機關。”《臺灣青年》第二卷第三號(1921年3月26日)。所以，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從本質上說，乃是屬于改良主義性質，即使他們的愿望得以實現，臺灣人民仍舊擺脫不了受壓迫的殖民地二等公民的地位，與真正的民族自決相去甚遠。

　　第五部分民族運動的興起(3)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以溫和的、磕頭情愿的方式進行的臺灣議會設置運動，亦不為日本殖民者所容許。1921年2月28日，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即表示，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違背日本治臺的大方針，實質乃是謀取獨立的地位。總督府還稱“此種運動往往煽動島民輕舉妄動，有害治安，給本島百般施政帶來惡劣影響”。《下村宏文書》，轉引自許世楷《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第196頁。該年日本殖民者決定設立臺灣總督府評議會，由總督任會長，總務長官任副會長，其中還有9名臺灣士紳任評議員。但是，評議會權限僅為臺灣總督提供咨詢并就施政提出意見，是民主的花瓶。日本殖民者的目的是企圖用評議會來對抗臺灣議會，且以此分化瓦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另一方面，總督府還對該運動的參與者施加壓力，據史料記載：“專橫之臺灣官憲對此問題素抱偏見，對吾等請愿人加以各種不當之壓迫，企圖阻止正當請愿權之行使。茲舉兩三例為證：即對于服務官方機關者，立即被解職，服務于銀行公司者，透過該銀行公司，各予以免職，有關公賣事業者則剝奪其特權，與銀行有借貸關系者，拒絕其資金之融通，且嚴禁有關政治之演講，雖系通俗之學術講演，亦常被命令中止解散。”葉榮鐘：《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學海出版社，臺北，1979，第130頁。林獻堂等也曾一度遭到殖民當局的沉重壓力。1922年林獻堂、林幼春、楊吉臣、甘得中、李崇禮、洪元煌、林月汀、王學潛等面見田健治郎總督，田總督告誡他們政府對臺灣議會設置“絕無容許之理”，“與其徒勞無益，不若斷然停止以免勞民傷財”。臺底下還通過銀行機構逼迫林獻堂提前償還貸款以施加壓力。迫于無奈，林獻堂等8人被迫暫時退出議會設置請愿運動，這一舉動被當時人們不理解而遭非議，稱為“八駿事件”。1923年12月16日，日本殖民者更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名，在臺灣全島進行大逮捕，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成員等49人被捕，蔣渭水、蔡培火等被起訴，未被檢肅的活躍分子也四處遭到監視，史稱“治警事件”。蔣渭水等在1924～1925年間被多次審訊，被當時人稱作“臺灣政治犯的嚆始”高日文：《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之法庭辯論經過》(一)，《臺灣文獻》17卷1期。。日本殖民者的強力鎮壓反而激起了臺灣民眾的反抗浪潮，在法庭審訊時，“民眾爭相購票旁聽，向隅者則站在庭外探望。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入庭后，旁聽席上的民眾爭相低聲問候”。蘇進強：《蔡培火傳》，近代中國雜志社，臺北，1990，第100頁。蔡惠如出獄時，“出臺中站有群眾跟定他，越來越多，甚至沿途燃放鞭炮，——民眾也不約而同，高呼萬歲然后散去”。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晨星出版有限公司，臺北，2000，第303頁。在法庭辯論中，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等還猛烈抨擊日本殖民統治，如陳逢源指出：“殖民政策的同化主義，是民族優越感和帝國主義的總和，是要以母國的制度和文化，強制施行于殖民地的。”蔡培火則言：“原來臺灣所采用的同化主義是錯誤不可行的。尤以檢察官所說的極端民族優越感，是征服者的理論。”同時他們也在日本殖民者的法庭上鮮明地表白了自身的中華民族民族屬性，林呈祿說：“現在臺灣島的大部分，無論怎樣說，事實上是由中國福建、廣東移民過來的。”陳逢源也說：“中華民族自有五千年來，雖有同化其他民族，但至今尚未被他民族所同化。”高日文：《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之法庭辯論經過》(一)，《臺灣文獻》17卷1期。這些言論極大地鼓舞了臺灣民眾的反抗斗爭熱情。

　　顯然，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壓面前，臺灣人民并沒有屈服，議會設置請愿運動雖然是一次改良主義性質的體制內反對運動，但它終究以公開的方式第一次在臺灣島內發起了以臺灣人自己為主體的針對總督府專制統治的斗爭，這一斗爭的目標固然只是要求有限的地方自治權，不過任何能夠或多或少解脫殖民統治桎梏的斗爭，都會得到臺灣人民的熱烈擁護。事實正是如此，林獻堂等人每次請愿回到臺灣后均受到歡迎，他們“應各地親友同志的邀請，聯袂訪問各地，除受盛大歡迎外，并舉行講演會，報告請愿運動的經過——這也是一種宣傳活動;萬人空巷，爭睹風采，聲勢的壯大，情緒的熱烈，不遜于凱旋的將軍”。葉榮鐘：《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學海出版社，1979，第121頁。蔣渭水甚至感慨地說：“臺灣議會的設置，是臺灣人唯一的活路。”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臺灣民報》1925年8月26日。日本人也稱：“大致說來，本島人知識階級全體支持這個運動，在東京部分人士的指導和援助下，對本運動的將來提高了希望和信念。”《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第22頁。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共進行了15次，前后歷時14年之久，有12818人在請愿書上簽字。直至1934年，由于每次請愿都被日本議會以“審議未了”、“不采擇”為名不予采納，加上“九一八”事變后島內政治局勢的惡化，臺灣的民族主義者不得不停止議會設置請愿運動。

　　謀求“臺灣獨立”，這曾是日本殖民者扣在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頭上的一頂大帽子。當時受到朝鮮獨立運動的刺激，日本殖民者從臺灣總督府到中央政府，對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一直抱著相當大的戒心，他們把林獻堂等人從事的體制內抗爭理解為一種反體制的運動，其對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的神經緊張和過度反應，根源就在這里。實際上，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在整個活動過程中從來就沒有提出過臺灣獨立的綱領或口號，它所要求的也是有限的地方自治，是承認日本帝國對臺統治前提下的臺灣地方議會的設置，是要獲得有關臺灣地方特殊情形問題的立法權和預算審議權，它的最高政治訴求是臺灣自治而不是臺灣獨立。運動領導人的根本思想路線也是溫和的、非暴力的、體制內的抗爭，這一思想指導下的議會設置請愿運動是不可能以臺灣獨立作為其方針的，《臺灣民報》也就此發表評論說：“什么有臺灣獨立的存意，中傷—捏造未免太過以非紳士的了。”《臺灣民報》1929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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