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支出方面，本期發展事業繼續實施，并在水利事業上有新的開展。歷年的各項經費支出與前一期無大的差別，不予贅述。在此僅就事業費的一些變動情形做一簡要的敘述。1914年事業費在總督府歲出中所占的比例為5287%，較之1913年的6239%和1912年的7302%相去甚遠。在事業費的絕對值上，1912年為3817萬元，1914年減至2518萬元，1915年為2289萬元，這表明受財政收入變化的影響，財政支出也有收縮的趨向。不過，情況很快就有了改善，1917年事業費支出猛增至7536萬元，占歲出的7661%，此后一直高居70%左右。以1920年與1896年相比，臺灣的財政支出增加了9倍。周憲文：《臺灣經濟史》，開明書店，臺北，1980，第878頁。

　　第四部分財政困難的發生和持續(1)

　　1920年代世界戰后經濟蕭條給臺灣帶來了較大的影響，臺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戰時繁榮急劇消退。據何保山的測算，1920和1930年代臺灣的工廠產量增長大大低于1920年代以前。何保山：《臺灣的經濟發展(1860～1970)》，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第83頁。工業的主干——制糖業1920～1929年的增長率為1126%，1930～1939年增長率為504%，比1912～1919年的198%下降了許多。由于臺灣工業結構主要依賴食品加工業，因而制糖業增長的萎縮導致整個臺灣工業增長速度隨之減緩，財政收入也陷入了困境。但是，前一時期鋪開的大攤子又一時無法收縮，收入降低與支出增長恰成反比。為了扭轉財政困境，總督府不得不謀求解決之道。1921年度起開征了第二種及第三種所得稅，尤其是1922年開始的酒專賣的實施，給臺灣財政注入了一支強心劑，當年就收入了648萬元，占專賣總收入的1086%。此后，酒專賣收入逐年增長，1924年為1090萬元，占專賣收入的1694%，1925年為1230萬元，占專賣收入的2275%，1928年為1528萬元，占專賣收入的2994%，成為與煙草收入并駕齊驅的兩大專賣收入。由于酒在日本國內及其他殖民地均未列為專賣品，臺灣人民憑空又新加了一重負擔。

　　本期臺灣總督府財政收入的詳細情形，請看表3-16。

　　這一時期臺灣財政收入總的變化并不大，地租收入基本穩定不變，砂糖消費稅收入有所恢復，但到了1932年仍只252萬元。從租稅收入的總金額看，開征第二、第三種所得稅后帶來的效益并不十分明顯，租稅總收入在2000萬元上下波動。專賣收入在本期明顯增加，1921年為2254萬元，1931年達3947萬元，最高時的1929年達到4847萬元，占歲入經常部的45%及總督府該年收入總額的32%。官業及官有財產收入總額亦由1921年的4396萬元增至1934年的8514萬元，幾乎翻了一番。導致官業及官有財產收入增加的主要動因在于酒專賣的實施。五大專賣品表3-16總督府特別會計歲入表(1921～1934年)單位：千元歲入年次經常部租稅官業及官有財產收入地租砂糖

　　消費稅總計專賣酒專賣總計其他臨時部臺灣總

　　督府歲

　　說明：a《統計提要》為18065。

　　b為該年預算數。

　　c據《統計提要》1933、1934年同。

　　中，鴉片、食鹽收入逐年降低，樟腦收入亦呈下跌趨勢，唯煙、酒專賣收入持續增長，且后者的上升幅度更猛，從1922年的648萬元增至1928年的1529萬元，達2倍多，占專賣收入的29%，成為臺灣總督府歲入經常部的第三大財源。可以說，酒專賣的實施是臺灣總督府因應財政困境的重要砝碼，而專賣收入成為本期臺灣總督府財政的主要支柱。平井廣一：《日本殖民地財政史研究》，ミネルブァ書房，京都，1997，第91頁。

　　本期總督府歲入臨時部中公債款數，1921～1931年間計237萬元，值得注意的是1923、1924年度分別出現700萬元及320萬元的借款，這是在以前的財政收支表中的未曾見的，所借款項來源與用途不得而知，它表明總督府財政狀況確實出現支絀的局面。

　　臺灣的財政支出繼續呈現膨脹狀態，歲出總額在1927年首次突破億元大關，1934年達到了11222萬元。前期鋪開的建設攤子無法壓縮，新的項目又亟待資金挹注。

　　各類經費所占比例與前期相比并無改變，但事業費支出在本期有較大的波動。1921～1922年呈上升狀態，1923～1926年則急劇下降，1927～1930年再度上升，1931～1933年又再下降，1934年始又回升，財政收支的不穩定性凸顯出來。

　　五財政的惡性膨脹時期(1935～1945年)

　　1937年“七七事變”后，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戰爭的擴大和戰時經濟體制的確立，臺灣財政也進入所謂的“歲計膨脹”時期。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除了物價上漲因素外，在于日本帝國主義將臺灣納入其戰爭體制的軌道，諸如軍事費的征收、防空設施的加強、為建設南進基地而進行的生產擴充、重要軍事物質生產的確保、統制經濟的實施等等，促使臺灣總督府逐年編制了龐大的財政預算，1942年與1937年相比，5年間預算膨脹了5倍。天巖旭：《進展中的臺灣經濟》，《臺灣經濟年報》，臺北，昭和17，第299、313頁。以1942年臺灣總督府特別會計預算內容來看：教育經費1764萬元，占4%;產業關系經費7502萬元，占17%;鐵道事業經費7300萬元，占17%;遞信事業經費1844萬元，占4%;土木事業經費1852萬元，占4%;營繕事業經費680萬元，占15%;警察司法關系經費2078萬元，財務處關系經費14833萬元，占35%;其他一般行政經費3684萬元，占8%。天巖旭：《進展中的臺灣經濟》，《臺灣經濟年報》，臺北，昭和17，第313～314頁。

　　第四部分財政困難的發生和持續(2)

　　在這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龐大的財務關系經費，細分其中內容，則專賣事業經費占7083萬元，其余有臨時軍事費4656萬元，國債719萬元，第一、第二預備金1420萬元，恩給負擔金580萬元，真正用于臺灣財務上的只不過373萬元。也就是說，除了專賣、財務經費，實際上有7376萬元是貢獻給日本一般會計的。因此，財政支出的重點項目序列分別為產業關系經費、臨時軍事貢納金、鐵道事業經費和專賣事業經費。產業關系經費的持續增長是由于“為使臺灣作為帝國的兵站基地真正有助于南方政策，最急要的事項在于促進臺灣的工業化”。天巖旭：《進展中的臺灣經濟》，《臺灣經濟年報》，臺北，昭和17，第317頁。主要功能在于扶助各類軍需工業的發展。鐵道事業經費的猛增，是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南進擴張后，對臺灣鐵路的迅達有了更高的要求，“痛感增強鐵路的絕對必要性”。一般行政費用的上升，主要出于防空、軍事救護等經費的激增。總之，本期臺灣財政屬于戰時財政體制，一切圍繞著確保日本帝國主義戰爭機器的運轉而努力，在財政支出上體現了濃厚的朝戰爭相關費用傾斜的色彩。

　　本期財政收入結構也有了較大的變化。首先是租稅收入的飛速增長，就絕對金額來看，1943年是1937年的近5倍。1937年，臺灣創設“臺灣北支事變特別稅”，一年內上繳日本一般會計170萬元。隨后，日本議會第73次會期通過臨時軍事特別會計預算，總額485000萬元，也要求臺灣人民和日本人民一道“以‘財物’向國家奉公”。橫田道三：《事變增稅之全貌》，《臺灣時報》昭和13年5月號。1937年4月1日，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支那事變特別稅令》、《臺灣臨時租稅措置令》等一系列增稅法令，僅1938年度就有370萬元，除少量增稅費外，全部歸入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1942年還增設《大東亞戰爭特別稅》。這一時期臺灣的增稅范圍包括所得稅、利益配當稅、公債及社債利息稅、法人資本稅、砂糖消費稅、臨時利得稅、骨牌稅、印紙稅，同時新設了物品稅、通行稅、酒類出港稅、入場稅及特別入場稅、建筑稅、游興飲食稅、特別法人稅、清涼飲料稅、廣告稅、馬券稅等等，戰爭帶來的對臺灣民眾的搜刮愈益加重。橫田道三：《事變增稅之全貌》，《臺灣時報》昭和13年5月號。其次，稅收結構發生了變化，改革后的稅制中直接稅占了很大的比例，所得稅、配當稅、臨時利得稅及特別法人稅等征自集團法人的稅收增多，日本人及其會社、商店可以逍遙于賦稅之外的時代開始結束，這可說是臺灣財政政策的一大改變。

　　賣收入是臺灣總督府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其三，財政支出中事業費支出一直是重點項目，日本殖民者為掠奪臺灣富源而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不遺余力，只是在殖民統治末期由于戰爭影響而有所改變;其四，財政基本上取之臺灣用之臺灣，關于這一點，一般的殖民地財政若有盈余(或即便沒有盈余)也必須為宗主國財政做貢獻。臺灣自1901年后每年財政都有一定的盈余，多者占總督府歲入的28%，少亦有10%～12%之間，完全有能力為日本中央財政做奉獻。但為了強化臺灣基礎建設并補助、獎勵日本資本對臺灣的開發與掠奪，財政資金運用更著重在臺灣島內的發展項目上。臺灣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除了被征入伍戰死者外，還付出了很大財物上的貢獻。據統計，1937～1944年臺灣地區戰爭稅收入約31402萬元，均被撥入日本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加之上年度剩余金中也有一部分必需繳入日本一般會計內的軍事費，該項費用1936～1944年間達7395萬元。換句話說，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從臺灣人民身上公然掠走的戰爭費用就達近4億元之巨。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稻鄉出版社，臺北，1996，第146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