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蓬萊種與在來種相比較，總收入減去總支出，前者剩余5495元，后者為3337元，相差達2158元之多。在蓬萊種種植的支出中占大頭的是肥料費和自家勞動投入，其占直接生產費用的704%，這使得農民一方面可以靠更加勤勉的勞作來獲取較高的回報，另一方面肥料購買的增加也逼迫其與市場更緊密的聯系了起來。在現實生活中臺灣農民一般將蓬萊米作為商品提供給市場，自身食用的并不多，據1932年臺北州的調查，有766%的人不食用蓬萊米，他們的理由主要是“價格貴”、“習慣”以及“不知煮法”川野重任：《臺灣米谷經濟論》，臺灣銀行，1969，第36頁。，因此蓬萊米的商品化程度是相當高的。

　　下面再看另一種重要農作物——甘蔗。由于臺灣的在來甘蔗(竹蔗與紅蔗)含糖量較低，單位面積產量也不高。為此，臺北農事試驗場從爪哇引進玫瑰竹蔗至臺，自南向北逐步推廣，1912年有962%的蔗園種上了新品種。1920年更先進的爪哇POJ蔗種在臺灣蔗園迅速普及，1933～1934年度有80%的蔗園種上了新品種，1935年之后，更為優良的F108和POJ2883號品種得到了推廣。

　　第三部分農業經濟發展概貌(2)

　　相關人類學研究表明，讓習慣了傳統經驗型經營的農民接受新品種是件困難的事情，比如美國衣阿華州農民接受玉米新品種就花了14年的時間。決定農民是不是接受新品種的因素主要有品種的先進性、適應性、復雜性、可試驗性和可見性。換句話說，關鍵是要使人們看得到這項技術并不復雜而且將很快帶來效益。〔美〕埃弗里特、M羅吉斯等：《鄉村社會變遷》，第254頁。這顯然需要一套健全的傳播組織和傳播渠道，在日據時期的臺灣，這一工作早先是由政府的強制力來進行的，后來農會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殖民當局對新品種的宣傳推廣，得到了警察的協助。在改良稻種時期，臺灣農民擔心以后不能再行種植自己希望的品種，米商擔心影響對大陸的米輸出，“在這種狀態下，為了克服這些摩擦，事實上常有使用警察權的‘指導’監督的必要。為此，改良品種的采取、繁殖、交換、分配，以至插秧等一切作業，均對該地域內的全部農家，一齊地組織性的‘指導’，實行嚴格的監督，在實施作業時，常有技術員與警察會同實行”。川野重任：《臺灣米谷經濟論》，臺灣銀行，1969，第7頁。但是，當局運用警察強制措施將容易引起農民的不滿和社會的動蕩。因此，在有效的全島性技術傳播網絡形成之前，雖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不久，農會充當了技術推廣應用的重要角色。

　　1900年臺北三角湧成立了臺灣第一個農會組織，至1903年全臺各地相繼成立農會。農會由地方官廳組織地主和農民共同成立，內設會長，保持與各農業試驗場的聯系，以便獲取新作物品種及農業技術，然后通過農會指導農民使用這些新品種和新技術。1920年以前，農會主要職能是指導農事改良和農業技術，此后(尤其是1926年后)，增加了農會的預算，使之同時從事農政經濟方面的工作。宮川次郎：《臺灣的農民運動》，拓植通信支社，臺北，1927，第179～182頁。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組合及農村信用組合的建立，農村金融得到了強化。據統計，1913年信用組合數僅13個，1940年增加到443個，其資金占整個農村信貸供應的50%，有力地支持了農業技術改造的需求。池田鐵作在談到臺灣農業發展的動因時說：“農業發展，不用說，必須由行政、司法、教育、衛生、交通、金融財政等所有部門的綜合推進，但最具直接重要性的是生產技術。”池田鐵作：《臺灣產業科學的進步》，《臺灣經濟年報》昭和17，第597頁。其實還應加上一句，有效的推廣系統和農業新技術一并為殖民地時期臺灣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二者缺一不可。

　　除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引進，為適應臺灣農民的傳統生產方式，日本大糖業資本家一方面如矢內原忠雄所稱求助于警察等暴力機關的援助，以殖民政權的力量來脅迫農民附從其需要，但更主要的是運用經濟強制力來束縛臺灣的農民為其服務，典型的事例體現在甘蔗原料種植和收購上。由于農民本身再生產能力的低下，資金短缺是每個種植季節來臨時最撓頭的問題，于是糖業資本家就預先給予他們資金的支持和補助，再要求他們依據自己的需要來安排一年的生產計劃。臺灣農民往往也就被這種種利誘所惑，順從或不自覺的將自己納入了糖業資本的軌道中去。例如，苗栗的南日本制糖株式會社為鼓勵水田地帶的農民種植甘蔗，以抽簽的方法補助種植面積5甲以上20元、10甲以上50元、30甲以上300元，旱田折半。另以第二年償還為條件，無償借給集體種植蔗園每甲18萬～25萬株蔗苗，等等，據稱頗受歡迎。黃紹恒：《試論初期原料采取區域制》，《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加上灌溉、滅蟲、蔗苗等等的資金補助，臺灣蔗農愈益加大了對制糖會社的依賴性，農民的生產乃至生活的自主性大為降低。這種依附性發展到后來，使得臺灣的蔗農在甘蔗收購價格上的發言權也大打折扣，不得不忍受日本大糖業資本家日益加劇的經濟盤剝。

　　第三部分農家經濟分析(1)

　　首先我們來關注日據時期臺灣稻作農家的狀況。據1921年的統計，全島稻作農家為276300戶，占農戶總數的60%強，后來大致也在80%左右，呈上升的趨勢。農家的經營仍為零細的小農經營占主導地位。以1939年的調查為例，經營規模2甲以下者占7214%，2～3甲占1317%，3甲以上為1469%。《臺灣研究叢刊》第四種《臺灣的稻作農家經濟》，臺灣銀行，1950，第10頁。

　　在稻作農家的資產狀況方面，以1931～1932年的調查統計看以下數據均參見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人間出版社，1993。，自耕農、半自耕農資產中土地占近80%，建筑物分別占1212%和791%，農具、動物所占比例相當小，土地改良條件也十分缺乏，這表明臺灣稻作農家的生產條件及技術水平是相對低下的。至于佃農資產的90%屬于借入。在農業經營費用構成上，位居前列的生產性費用依次為肥料、工資、家畜飼料費、種苗和農具費，其中肥料費的支出占了最大的比重(自耕農2697%、半自耕農2212%、佃農2071%),這部分是由于施肥性強的蓬萊種水稻普及的結果。家畜及其飼料費在經營費用中所占比重較大(自耕農1328%、半自耕農1162%、佃農1296%),這說明臺灣的牲畜飼養業是以家畜而不是以役畜為主，主要功能是提供農家自身消費或在地方市場出售，附帶的也增加了部分家肥的供給。工資額的存在表明在農忙季節還有雇傭短工的現象。在非生產性支出中，半自耕農和佃農的地租支出分別占農業經營費總額的2385%和4166%，從而束縛了其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分析臺灣稻作農家的生產性費用可以發現，其提高農作物產量的主要手段是增加肥料的施用和勞動力的投入，而不是畜力或是其他動力機械的利用，這一方面是臺灣耕地條件限制和土地所有權細碎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說明日據時期臺灣稻作農家基本上還是沒有擺脫小農經濟的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稻作農家的經營費中現金支出的比例相當高，平均達5861%，其中自耕農高達7190%，即便是佃農也有4952%;收入中現金收入也占了50%以上。這給我們一點啟示，即日據時期臺灣稻作農家向我們呈現的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小農經濟，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被逐步瓦解，農業生產的市場化程度已經愈來愈深了。

　　那么，臺灣稻作農家所得狀況又是如何呢?據1931年度的統計調查，該年度臺灣稻作農家所得除去稅費負擔后的純收入，自耕農為571元，半自耕農為589元，佃農為359元，但維持生活所需家計費卻分別為955元、664元和534元。換句話說，他們的收入不敷支出，呈現一種赤字狀況。彌補赤字的方法只能來自加倍的勞動投入，即以農業外收入來補充。該年度的農業外收入自耕農為564元、半自耕農為221元、佃農為185元，正好補足農家收入赤字而有剩余。再細分其家計支出結構，居住、飲食、光熱、被服等基本生活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自耕農為6285%，半自耕農占6613%，佃農占6755%，其余為教育、修養、交際、嗜好、娛樂、衛生、婚冠葬祭和其他負擔，在這里，交際和婚冠葬祭費用又占了大頭，顯示傳統禮俗和鄉族活動在農村依舊興盛。另外，衛生費的增加也是顯著的，它表明日本殖民者推行的衛生事業在農村也得到了貫徹執行。教育費的支出在所有支出項目中僅次于娛樂費是最低的一種，說明至少在1931年度的臺灣農村，教育的發展仍然是遠遠處于不發達的狀況下。再看稻作農家的主食消費情形，所謂主食可分米、甘薯、蔬菜和豬肉四類，自耕農米的消費量比半自耕農和佃農分別高出124%和154%，甘薯消費則低于后者，蔬菜消費又見高出，特別是豬肉消費量自耕農高出半自耕農及佃農比率高達296%和377%。由此可見，自耕農的生活是較為富裕的，能常年食用米，蔬菜和豬肉;半自耕農和佃農則需甘薯來補主食的不足，餐桌上也較少能擺上肉類。以恩格爾系數來評判,臺灣稻作農家的生活水平基本上可定位于溫飽，自耕農則較為富足，還不至于如一些著作所稱的過著“不能維持水準的奴隸生活”。洪震宇：《臺灣農村經濟研究》，自立晚報社，臺北，1984，第98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