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表中為資本在20萬元以上之株式會社。

　　表2-5顯示，臺灣的株式會社投資有67%來自日本國內，31%來自臺灣本島，此乃按地域劃分。如果以在臺日本人與在日日本人為界，則近21%～24%的資金來自在臺日本人，其大部分是來自在日日本人，正如陳逢源曾經指出的那樣：“(臺灣的)工業投資，主要依靠內地(日本)資本進行。”陳逢源：《新臺灣經濟論》，臺灣新民報社，臺北，昭和12，第388頁。另據1936年的調查報告，臺灣、明治、鹽水港、帝國、昭和五大制糖株式會社的資本額中，來自日本國內的投資分別占總投資額的98%、996%、922%、957%和278%。周憲文：《臺灣經濟史》附錄二，開明書店，臺北，1980。可見，在臺灣最重要的工業部門制糖工業中，除昭和制糖外，幾乎全部投資均來自日本國內，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必須指出的是，來自臺灣島內的投資大部分也還是由在臺日本人進行的，也就是說，日本資本在臺灣工業界居絕對的壟斷地位。

　　還應關注的是日本壟斷財閥對臺灣的投資。日本財閥對臺灣的投資在日本據臺伊始就已開始出現，如三井、三菱等。日本財閥與臺灣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都有密切關系。在制糖業中，有大量來自日本國內保險、銀行系統財閥及三井、三菱、安田、古河等財閥的投資。與此同時，日本壟斷財閥在臺灣工商企業界進行更為廣泛的投資，三井很早就插手臺灣的礦山、樟腦和制茶業;三菱則創立圖南產業、日本鉛業、東臺灣電力興業，控制顏氏家族的基隆船渠，并改組為臺灣船渠會社;古河財閥創建東邦金屬制煉、旭電化工業、高砂化學工業和臺灣有機合成會社，成為臺灣島內化學工業的重鎮;日產康采恩更廣泛參與臺灣各工業投資，包括采礦、采油、化學、食品加工等等;日曹主要進行金屬鎂、碳化鈣、鹽素的生產活動，參與投資的主要有南日本化學工業、臺灣制鹽、南日本制鹽等;安田則注重于臺灣纖維工業的投資，主要的會社有臺灣制麻、臺灣黃麻等。日本財閥對臺灣的投資幾乎遍及所有重要的工業部門，并且還通過參與手段控制了臺灣為數不多的土著資本企業，成為臺灣工業界的壟斷巨頭，直接掌控了臺灣的經濟命脈。統計表明，1945年總社在日本的日本國內財閥在臺灣的投資約有26億元，占投資總額的60%，三井、三菱、日產3家大財閥又占日本國內財閥投資額的82%，換句話說，臺灣的工業投資主要來自日本資本，投資臺灣的日本資本主要是日本國內財閥資本，而這種投資又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大財閥和大的康采恩身上，臺灣名副其實的成為殖民宗主國壟斷資本的投資場所。

　　第三部分糖業帝國主義(1)

　　日據時期臺灣工業的重心，毫無疑問是在于食品工業，不僅產值居首位，利潤率也是較高的，臺灣工業增長的主要來源即在于食品加工業，而其中占主導地位的就是制糖業，1926年臺糖產量占日本帝國糖產量的80%。陳逢源：《新臺灣經濟論》，臺灣新民報社，臺北，昭和12，第230頁。日本人吹噓道：臺灣的糖就像朝鮮的米那樣對日本帝國做出重大貢獻。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產業的一個轉機》，臺北，昭和5，第25頁。更進一步，正如陳逢源指出：“臺灣的糖業政策并不僅僅是糖業政策，而且是典型的日本殖民政策的縮影。因此，不了解臺灣糖業的實情，就沒有資格談論日本殖民政策的特質。”陳逢源：《新臺灣經濟論》，臺灣新民報社，臺北，昭和12，第230頁。如此說來，詳細討論臺灣糖業發展狀況，對于分析臺灣工業發展特征，探索日本在臺灣的殖民地政策，確是很有必要的。

　　日本制糖業原以甜菜糖業為主，1894年日本國內消費量3182250擔，而其生產量為900160擔，僅及需求量的283%，必須大量進口以滿足需求。1895、1896年在東京、大阪成立日本精制糖株式會社和日本精糖株式會社，但由于國內原料來源缺乏，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占據臺灣之后，日本殖民者獲得了一個擁有廣大甘蔗原料和悠久制糖傳統的殖民地，這不啻給日本衰弱的制糖業打了一針強心劑。1896年總督府即著手解決臺灣糖業發展問題，1898年杉山茂丸即提出：“萬事先以確立砂糖為臺灣經濟之本”的主張森久男：《臺灣總督府糖業保護政策的展開》，《臺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東京)。，并不顧井上馨的反對，將八重山糖業會社的舊機器運到臺灣。1898年山田熙還提出3000萬元的臺灣新式糖業計劃。1899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后藤新平贊同山田的計劃，然而，由于當時島內戰亂頻仍，日本國內金融市場高利率的情形下，吸引資本到臺灣成為一個難題。最后由三井財閥出資創設臺灣制糖株式會社，資本金100萬元，其中50萬元5年內由總督府給付6%的年利，杉山運輸到臺灣的舊機器以低于原價6萬元轉讓給三井，第一個新式制糖廠終于在1900年成立。

　　臺灣本地制糖業原為糖廍，日本占據后，清代傳承下來的糖廍仍是主要的生產機構。殖民地初期，臺灣總督府推廣改良糖廍以增加糖產量并提高蔗糖品質，即便在新式制糖廠成立之后的一個時期內，改良糖廍仍有較大的發展。1901年3月，日本內閣通過砂糖消費稅法案，糖價下跌，給臺灣糖業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為此，臺灣總督府強化了糖業保護政策，5月，聘用農學博士新渡戶稻造為殖產局長，9月，新渡戶稻造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分析了近期島內糖業衰落的原因，提出了改良臺灣糖業的具體方法，其主要內容為：改良甘蔗品種和耕種方法，增加灌溉措施以改良土壤。政策上，發布糖業獎勵法，建立臨時臺灣糖務局，加強技術指導，購入國外優良品種，促成產糖組合組織，引導日本國內資本到臺灣投資糖業。他并指出，改良糖廍只不過是走向大工業化生產的一個途經而已。總督府立刻采納了新渡戶稻造的意見，兒玉源太郎總督于11月發表了以糖業為中心的保護產業發展演講，1902年6月，以律令第五號頒布《臺灣糖業獎勵規則》，設立臨時臺灣糖務局，新式制糖工廠得到了較快的發展，1902～1904年間有7家工廠先后建立。與此同時，又輸入了爪哇玫瑰竹種，補助蔗苗費、肥料費、制糖機械費等等;對于因耕作甘蔗而開墾官有地者，墾成后無償贈與，其所建之灌溉設施，無償借予官有地。為進一部限制舊式制糖手工業，1905年6月頒布《制糖場取締規則》，規定凡欲設立新式制糖廠者，必須先得到政府的批準，并將劃定特定區域為其原料采取區，在該采取區內，未經批準不許新設制糖廠，區域內的甘蔗未經許可不得運出區外，亦不得用作制糖以外之用途，區域內農民有決定自己耕作作物品種的自由，不過，由于經濟及其他種種原因，農民往往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種植甘蔗。

　　在總督府保護政策的扶植下，新式制糖企業大為發展，1907年鹽水港、明治制糖會社成立。1909年新高制糖會社彰化、嘉義二廠設立，東洋、苗栗、高砂等制糖會社先后進入臺灣制糖業。1910年臺灣引來了更多的新式制糖廠的誕生，臺北制糖株式會社、北港制糖株式會社、斗六制糖株式會社、帝國制糖、中央制糖等等，臺灣的新式制糖廠從1908年的8家，到1909年升為15家，1912年達到了29家。楊彥騏：《臺灣百年糖紀》，貓頭鷹出版社，臺北，2001，第43～44頁。1910年更設置臺灣糖業聯合會的卡特爾組織，壟斷產量、價格及輸出。1916年，因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無暇東顧，加上世界甜菜糖業衰退，砂糖供不應求，臺灣糖業趁勢拓展對外輸出，先后出口的國家和地區有中國大陸、香港、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亞、瑞士、芬蘭、西班牙及土耳其，制糖會社資本股息高達100%，最高者(如新高制糖會社)達到200%，臺灣新式制糖業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臺灣制糖業新舊勢力消長情形。

　　資料來源：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人間出版社，臺北，1993，第63頁。

　　第三部分糖業帝國主義(2)

　　由此可見，1905年新式糖廠8間，產量28651千斤，而舊式糖廍1055間，產量74432千斤，舊的制糖方式占據主導地位。到了1909年新式制糖廠15間，產量118798千斤，而改良糖廍和舊式糖廍共計622間，產量卻僅85081千斤，前者首次超越后者。到了1918年，新式制糖廠有36間，產量497807千斤，占該年砂糖總產量的868%，而改良糖廍與舊式糖廍的總和才占總產量的132%。另據1936年《臺灣年鑒》記載，1935年舊式糖廍97間，改良糖廍6間，生產能力11410擔，但新式糖廠47間，生產能力40300擔，占總生產能力的966%，擁有絕對的優勢，并且舊式糖廍多生產民間傳統的紅糖，在臺灣砂糖生產中幾乎微不足道。《臺灣年鑒》昭和11，參見李友邦《日本在臺灣之殖民地政策》，臺灣義勇隊，金華，1941，第72頁。戰后隨著合并浪潮的掀起，臺灣的新式制糖廠逐漸形成了以臺灣制糖、明治制糖、鹽水港制糖、東洋制糖及大日本制糖5大會社居主導地位的狀況，其資本和產量均占臺灣制糖業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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