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王朝的疆土，是由若干個自然或人為劃分的地理區域構成的，它們在政治生活里有著不同的地位，發揮的影響也有顯著差別。在某個歷史時期，總是有一個或幾個重心地區占據著優勢，駐扎著最強的政治勢力，他們的活動對全國政局的演變起著支配作用。西周時期，我國的政治重心區域是王室直接統治的王畿，它包括關中平原和伊洛平原，以及聯絡兩地交通的豫西走廊；首都鎬京和別都洛邑設置在兩地，由周軍主力“西六師”和“東八師”分別戍守。天子以豐、鎬為根據地，定期到洛邑接受各方諸侯的朝覲和貢納；分封的諸侯邦國散在四周，拱衛王室，遵從其指揮、調遣。

  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鎬京，殺死幽王，涇渭平原聽任戎騎橫行，平王被迫放棄豐鎬故地，東遷洛邑；全國政治力量的分布態勢從而發生重大變化。王室領土狹小，勢力衰弱，喪失了對諸侯邦國的軍事優勢和統治權力，它所在的伊洛平原不再是政治重心地域，一時出現群雄并起角逐的混亂局面。到公元前7世紀初期，齊、晉、秦、楚實力強盛，脫穎而出，成為東亞大陸上對峙爭霸的一流強國。隨著它們的領土擴張，構成了新的政治地理格局。按照當時各個邦國、部族集團在政治活動中地位、影響的差別，東亞大陸可以劃分為三個較大的地理區域，那就是周王室和華夏、東夷中小諸侯所在的中原地帶，齊、晉、秦、楚及后起的吳國等列強盤踞的弧形中間地帶，戎狄、西南夷、南蠻和越人等落后少數民族主要活動的周邊地帶。其概況分述如下：

  (一)中原地帶   其范圍由東往西，以沂山、泰山、黃河中游河段為北界；至洛陽盆地的西端折向東南，沿伏牛山、桐柏山、大別山脈到長江下游為南界，順流而至東海。其外圍是齊、晉、秦、楚及吳等爭霸強國的疆土。

  中原地帶的西部，尤其是中部為其主要部分，包括伊洛平原，豫西山地的東段，嵩高、外方以東的豫東平原、魯西南平原和豫南汝、潁流域的丘陵地區，居住有周王室和鄭、宋、魯、衛、陳、蔡、曹、許等眾多華夏中小邦國。其地理位置處于東亞大陸的核心，就自然條件來說，是當時全國最為優越的，有著溫暖濕潤的氣候，適宜于人們居住及農作物的生長；黃河從孟津以下流勢漸緩，支流分瀉而出，經過多年的堆積，形成遼闊的黃淮海平原及汝潁流域的丘陵坡地，土質肥厚軟沃，易于耕作，早在新石器時代便得到了開發。

  豫東、魯西南平原在古代地勢卑濕，湖沼密布，較為著名的如孟諸、巨野、雷夏、滎澤等等，不勝枚舉。湖沼附近草木叢生，鳥獸繁息，有利于采集、漁獵活動的開展，可以做為農業生產的補充。

  中原的西部、中部河流眾多，除了黃河、濟水、淮河等巨川之外，還交織著伊、洛、汴、睢、濮、渦、汝、穎等諸條水道，對發展航運和灌溉事業亦較為理想。因為當地具有許多優越條件，自武王克商、周公東征以后，西來的征服民族——周族便逐步占據了這片沃土，原有的土著民族——東夷、殷人則受到他們的驅逐和統治。如　楊伯峻　先生所言：“姬姓所封諸國，多在古黃土層或沖積地帶，就當時農業生產而論，是最好或較好之土地。”[1]

  在經濟活動方面，中原華夏諸邦不僅有著“重農”的歷史傳統，手工業的發展水平也很高，很多產品聞名遐邇，“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2]。那里的地勢平坦，人眾車馬行駛便利，周之洛陽與曹、宋的陶均被稱為“天下之中”，這兩地與鄭國都城均是交通樞紐，道路交匯，是西方邦國、部族貿易往來的必經之處，因而成為春秋時期繁榮的商業都市。

  不過在當時的政治領域里，中原諸侯只是扮演二三流的附庸角色，受到弧形中間地帶列強的操縱和壓榨，不能獨立自主。王室在西周為天下共主，其實力足以震懾海內，征討不庭；魯、衛也是周公所褒封的大國，為天子股肱。然而到了春秋，它們在激烈的社會變革中迅速衰落，王室僅僅保持著虛有的頭銜，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由霸主掌握最高的統治權力。魯、衛、宋等國必須倚仗晉國的保護，以免被齊、楚吞并;而陳、蔡、許等皆仰楚國之鼻息，乃至社稷幾度復滅。

  在意識形態方面，中原地帶為華夏古邦所萃聚，有著較高文明程度和教育水準，周、魯藏有豐富典籍，成為春秋兩大思想家老子、孔子的主要活動地點。從社會風尚和民間習俗的地域差別來看，可分兩類。偏近東部的魯、鄒、宋等以農為本的國家，篤學重禮，民風淳樸平和;如《漢書·地理志》載魯地有圣人之教化，“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宋地)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

  這類邦國民風之弊有二：一是被傳統禮教所束縛，顯得拘謹、保守、膽怯，甚至有些愚鈍。如《管子·大匡篇》載:“魯邑之教，好邇而訓于禮。”《史記·貨殖列傳》稱鄒魯“俗好儒，備于禮，故其民齪齪??畏罪遠邪”。先秦寓言中的“守株待兔”、“揠苗助長”，都是諷刺宋人愚拙的著名作品；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宋襄公行“仁義之師”，作戰中“不禽二毛”、不擊半渡、不鼓不成列的事例。二是過于注重節儉而演化為小氣、吝嗇，如《史記·貨殖列傳》載鄒魯“地小人眾，儉嗇”;宋人“能惡衣食，致其畜藏”；顯得缺乏大度和勇于進取的精神。

  另一類是周、鄭、衛、陳等地，處于四通五達之衢。商業活動較為發達的周、鄭，民風受其影響，特點之一是居民的頭腦精明靈活，如當時俗稱“鄭昭宋聾”[3]。其弊病則在于投機取巧，唯利是圖，“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財賤義”[4]。社會習俗對于國家政治亦發生重要作用，如宋、鄭兩國相鄰，而對外政策卻截然不同。宋國從晉抗楚的態度始終很堅決，甚至在必阝之戰后晉國無力庇宋的情況下，做出不理智的舉動，殺掉不肯假道的楚使，招來兵禍，幾至亡國。鄭國則是朝晉暮楚，反復無常。顧棟高曾分析過這兩國的外交情況，將其各自特點概括為“黠(狡獪)”和“狂(發昏)”；詳見《春秋大事表·春秋鄭執政表敘》：“然此二者，兩國遂成為風俗。宋之狂，非始于襄公也，殤公受其兄之讓，而旋仇其子，至十年而十一戰，卒召華督之弒，此非狂乎?下及莊公馮以下　諸　君，以及華元，不忍鄙我之憾，而旋致析骸易子之慘??至鄭則不然，明事勢，識利害，常首鼠晉、楚兩大國之間，視其強弱為向背，貪利若鶩，棄信如土。如當天下無伯則先叛，天下有伯則后服。”這兩國施政方針的強烈反差，恐怕與各自重農、重商傳統所形成的不同性格心理有密切的關系。

  特點之二是流行淫逸之風,和魯宋之民的淳樸、重厚有別。《史記·貨殖列傳》稱鄭之西境，“土   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稱鄭衛之音。”《詩經》中有《陳風》十章，專敘陳國風俗。當地民眾信巫鬼，喜歌舞，乃至“亡冬亡夏”；而君臣往往游蕩無度，荒淫昏亂。《漢書·地理志》言“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

  上述各種弱點對中原邦國政治上的發展顯然是非常不利的。

  中原地帶的東部是泗水流域和淮河中下游地區，即濱近大海的魯南、江北平原丘陵。這片區域在春秋時期被稱為“東方”，是風姓、任姓和盈姓等少數民族集團居住活動的地方。如魯南的邾、薛、曾阝、杞等國，雖與夏人雜處，但仍保持著自己的“夷禮”。兩淮居民則統稱“淮夷”，如淮北的徐、蕭、同、胡，淮南的群舒、邗等等。濱海區域由于偏僻荒涼，地浸鹽堿，上古時多是被放逐或未開化之民族生活的地方。如《左傳·宣公十二年)鄭伯出降楚師時所言：“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國語·越語下》范蠡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于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   蛙之與同諸。”

  東夷諸邦亦以農業為主要經濟,雜以漁獵、采集，較華夏諸侯落后。在政治上，東主小國林立，分散衰弱，是春秋大國兼并的首要對象。齊、楚、吳都曾向該地積極擴張勢力，魯、宋等中等諸侯也乘機征服和驅逐它們，使其成為自己屬國，或干脆將它們滅掉。整個春秋階段，東方諸夷的眾多小邦并無作為，它們的活動對全國政局沒有重要影響。

  總而言之，盡管中原地帶有優越的農業資源條件，生產和貿易比較發達，人口稠密；但是那里的華夏諸侯與東夷邦族在政治上力量分散，相當軟弱，無法和外圍的弧形中間地帶列強抗衡。

  (二)周邊地帶   位于東亞大陸外緣，是春秋時期落后少數民族的活動區域。這個地帶呈巨大半環狀，其北部自東北平原、內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向西推移，含有楔入晉國領土的太行山脈。經晉北、陜北、甘肅黃土高原，緣及青海東部;轉而南下，過四川盆地、云貴高原折向東方，越過嶺南珠江流域、浙閩丘陵，抵東海之濱，將中原和弧形中間地帶的齊、晉、燕、秦、楚、吳等國圍拱起來。

  周邊地帶的北部和西北海拔較高，氣候較為寒冷，干旱少雨。春秋時期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動區域是在后來長城以南的冀北山地、晉陜北部及隴西黃土高原與丘陵溝壑區域。這些地段的山坡和溝道上，古代曾生長著茂密森林，而且原面上的草原分布較廣，適于畜群放牧。因為當地嶺谷交錯，土地瘠薄，特別是水源短缺，在三代使用土石農具為主的條件下，華夏農耕民族還未能普遍開發那里的資源。春秋時期，鐵器剛剛在內地涌現出來，尚未波及周邊，所以上述地區仍為游牧民族戎狄占據。《史記·匈奴列傳》曾概述過秦、晉、燕北的戎狄分布情況，“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   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長”。戎狄以游牧、射獵為主，食肉衣皮，披發左衽，語言習俗與中原農耕民族有很大區別，彼此也缺乏正常、友好的交往。如《左傳·襄公十四年》載戎子駒支所言：“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少數戎狄部族被晉、楚等強國征服后，遷徙到內地務農，并和盟主建立了隸屬關系。

  在社會組織方面，戎狄多處于原始氏族制末期的軍事民主制階段，文明程度較低，習性強悍好戰，劫掠成風，華夏諸邦多受其害。王國維在《觀堂集林·鬼方昆夷獫狁考》中論道:“戎與狄皆中國語，非外族之本名。戎者，兵也??其字從戈，從甲，本為兵器之總稱。引申之，則凡持兵器以侵盜者，亦謂之‘戎’。狄者，遠也，字本作逖??因之凡種族之本居遠方而當驅除者，亦謂之狄。且其字從犬，中含賤惡之意??(戎狄)為害尤甚，故不稱其本名。”

  戎狄多事寇盜之尚未開化，故受到華夏民族的仇恨和蔑視，甚至譬之為禽獸。其民風的突出特點，就是貪婪自私，缺乏仁義禮孝等道德觀念約束。如《左傳》和《國語》所載：“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戎狄無親而貪。”“戎狄無親而好得。”

  西周末年，北方旱災嚴重，水草枯竭，亦迫使游牧民族紛紛南下，對中原大肆侵掠。當時西周奴隸制王朝的統治已然腐朽沒落，華夏諸邦的防御能力明顯下降，使戎狄屢占上風，不斷向黃河流域進逼；至鎬京陷落，幽王被殺而達到頂點。平王東遷后，戎狄繼續為害，其勢力滲入到弧形中間地帶乃至中原腹地，與華夏民族雜居并處。就是在齊、晉、秦、楚崛起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戎”還能和它們并列稱強[5]。然而，戎狄本身在政治上有無法克服的弱點，難以發展成為主宰中國政局的支配力量。其原因如下：

  1.部族分立、不相統屬   春秋時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分裂為許多部落或小邦，相互聯系比較松散，不像后代的匈奴、突厥、蒙古那樣，能夠統一成為強大的國家，這和他們主要居住地域的環境特點有關。太行山區、冀北、晉北、陜北及隴西的山地、高原中峽谷縱橫，地形崎嶇，交通不便，使各個游牧部族之間難以溝通交往和建立起密切的聯系，這對它們政治上的發展產生了阻礙，以致邦族眾多，名號繁雜。如《史記·匈奴列傳》載春秋諸戎，“往往而聚者百有余，莫能相一”。其分散與孤立，減弱了自身的力量和政治影響。

  2.文明程度較低   多數處在原始氏族制度向奴隸制社會的過渡階段，對于華夏文明的先進內容，遠未普遍吸收。與中原的農耕民族相比，戎狄沒有較為完備的國家政治組織和法令制度，“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餮，無百官有司”[6]。在上層建筑方面還不具備做為統治民族所必需的條件，如《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所言:“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治，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

  受以上情況局限，春秋的戎狄很難成長為一支有王者風范的堂堂之師，而始終充當著往來劫掠的草寇角色，如《左傳·昭公四年》司馬候所稱：“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國無興焉。”齊、晉、秦等諸侯通過改革內政，富國強兵，很快扭轉局勢，在與戎狄的交鋒中掌握了主動權，并逐步驅迫它們，將自己的領土向北方、西方擴張。至春秋中葉，許多戎狄部族淪為弧形中間地帶列強的附庸，受其號令驅使。它們對中國政局也不再產生重大影響。

  周邊地帶的南部氣候潮濕炎熱,平原地區在夏季多為水鄉澤國，丘陵山地則往往覆蓋著原始森林；東南地域的紅壤質地較硬，又難于翻耕。當時鐵器剛剛在中原出現，至春秋后期才隨著楚人勢力的南漸而流入江南一帶，尚未得到推廣。南方多數地區的生產力仍處在青銅時代，以木石農具為主，砍伐叢林、開墾農田均有較大難度，多采用“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法，農業發展水平很低，居民經常要兼營采集、漁獵活動。社會組織也相當落后，基本處于氏族部落階段，“揚、漢之南，百越之際??多無君”[7]。居民的族稱有越(粵)、夷、群蠻、百濮等等，俗為剪發文身，錯臂左衽，或椎髻箕踞。政治上亦普遍呈分散孤立及弱小狀態，除了浙地的越人在春秋末葉強盛起來之外，其余的蠻夷百越在與楚人的沖突中始終處于下風，被征服、驅逐者甚眾，在全國的政治領域內沒有什么重要地位，如顧棟高所言：“南方之種類不一，群蠻在辰、永之境，百濮為夷，盧戎為戎。群蠻在楚莊王時，從楚滅庸，自后服屬于楚，鄢陵之役，從楚擊晉。而盧戎與羅兩軍屈瑕，后卒為楚所滅，率微甚無足道者。”[8]

  (三)弧形中間地帶   從齊國所在的山東半島、魯西北平原向西方延伸，經過晉國的東陽與河內(冀中、南平原)、河東(晉南河谷盆地)，至秦國的涇渭平原、商洛山地，再向東南過楚國的南陽盆地、江漢平原，到大別山以東與吳國交界的淮南，在東亞大陸上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弧形。春秋中葉，齊、晉、秦、楚的領土逐漸接壤，對中原地帶形成了半包圍的狀態。

  弧形中間地帶的內緣，大致北在齊、晉兩國的南疆——泰山、沂山與黃河中游河段，向西延至伊洛平原的西端，再沿著伏牛山、桐柏山、大別山脈至長江下游河道。其外緣北邊即齊、燕、晉、秦等國的北疆，約在冀北山地、晉北及陜北高原的南端，西至隴坂，再向東南折至秦嶺、巴山及巫峽東段。南邊隨著楚國勢力的擴張，由長江中游推移到五嶺。東到楚吳邊境的昭關、州來、居巢。

  春秋初年，這個地帶的齊、晉、秦、楚等國領土狹小，與魯、衛、鄭、宋等中原諸侯相比并不占有多少優勢。但是它們都在數十年內脫穎而出，成為地方千里、甚至是數千里的一流強國，在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更迭稱霸。“弭兵之會”以后，齊、晉、秦、楚因為國內社會矛盾激化，勢力略衰;而東南崛起的吳國先后挫敗楚、齊兩強,成為新興的霸主。弧形中間地帶的范圍得以從楚國東境繼續向東方延伸,經過吳國占據的太湖流域、江北平原而抵達海濱,徹底完成了對中原地帶的封閉。

  與中原地帶的華夏諸邦相比，弧形中間地帶列強領土的經濟發展環境(包括自然條件或外部社會條件)要略差一些。齊、秦、楚為異姓諸侯，晉、吳雖為姬姓，但和王室的關系比較疏遠，因此它們起初受封的國土偏遠荒涼，其農業資源多不如中原豐衍;又緊鄰戎狄蠻夷等落后民族，屢受其侵擾，戰事不斷。例如《漢書·地理志》稱:“齊地負海   鹵，少五谷，人民寡。”晉灼注《漢書》曰:“   鹵之田，不生五谷也。”《鹽鐵論·輕重篇》亦載:“昔太公封于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而在建國之初便與萊夷展開了激戰。

  晉國統治的兩大區域，太行山以東的河內、東陽，處于黃河下游支流分布地段；《尚書·禹貢》稱其“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夏季洪水橫溢，湖沼羅列，沖積土層中亦含有鹽堿，《尚書·禹貢》稱其為“白壤”，肥力不高。《史記·貨殖列傳)也說：“趙、中山、地薄人眾。”太行山以西的晉南地區，河谷丘陵縱橫分割，間雜小塊盆地，并無遼闊的平原沃野，又屢受游牧民族侵襲。如《左傳·昭公十五年》籍談所言：“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秦國起初遠在隴西，平王率眾東遷后，關中平原淪為戎騎出沒之地，田地多荒，周族遺民難以正常生活。秦與戎狄的戰爭頻繁殘酷，相持了近百年才得以在涇渭流域立足。

  楚建國之初，“辟在荊山，蓽路藍縷，以處草莽”[9]，也經過艱苦的努力。其統治中心區域——江漢平原在古代川澤密布，草木繁茂，夏秋季節亦飽受洪水泛濫之害。《史記·貨殖列傳》也記載了楚地的貧瘠，“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于積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漢書·地理志》亦載：“沛楚之失，急疾顓己，地薄民貧。”楚國西、南部鄰近百濮、群蠻，雖然楚勢力占優，但是也常常會遭受他們的襲擊。

  《左傳·昭公三十年》曰：“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吳國所在的太湖流域，也是水網交織，荊莽叢生，直到春秋中葉尚未得到充分治理。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載吳王光對伍子胥言：“吾國僻遠，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御，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

  弧形中間地帶列強的興起，需要一定經濟實力作為基礎，而在西周，由于青銅時代的農業生產工具主要是木器、石器，這一地帶(除了關中平原)的耕墾開發要比中原困難得多。春秋時代鐵器推廣為這些區域的普遍墾殖和繁榮提供了必要條件。如齊地鹽堿瘠土逐漸被改造利用，“自泰山屬之瑯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10]。不復當初的情景了。

  盡管生存的自然、社會環境要比中原諸邦艱難惡劣，弧形中間地帶列國卻在春秋政局中發揮著最為重要的影響。較之另外兩個地帶，這個區域占據著國力上的明顯優勢，對于當時的歷史進程起著支配的主導作用，是名副其實的政治重心地區。首先，春秋的時代特點是王室衰弱，霸主稱雄。爭霸戰爭中獲勝的諸侯主持盟會，向與盟的中小邦國、部族責納財賦，調發兵馬，操縱其政治、外交，主盟國家的領土實際上發揮著以往周室王畿的政治影響。而春秋時期的霸主全是出于弧形中間地帶，又沒有一個強國能夠長期壟斷霸主的位置，自齊桓公、晉文公下至吳王夫差(勾踐滅吳稱霸已進入戰國初年)，是由這一地帶內的各個大國更替稱霸的，所謂“五伯迭興，總其盟會”[11]。所以說這個地帶在東亞大陸的政治格局中占據著優勢地位。其次，弧形中間地帶的各個大國處于勢均力敵的對峙狀況，雖然在每個階段只有一個國家稱霸，但是其他列強仍能大體上和盟主國維持著均勢，它們或是霸主的盟友，或保持中立，即使被擊敗，也只是暫時退出爭霸的行列，并沒有降為附庸、朝請納貢，仍然具有可觀的實力和獨立自主的政治地位。霸主只能統率中小諸侯，無法支配弧形中間地帶內的其他強國。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所載:“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

  在中原爭霸受挫的強國，繼續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對弱小鄰邦盤剝役使，充當局部地區的宗主國。如秦穆公受挫于晉，無法東進，還可以稱霸西戎。鄢陵之戰楚國失敗后，暫無力量與晉國角逐，也還能向南方擴張，征服和統治蠻夷。

  出于爭霸戰略的需要，列強對失敗的鄰國有時并不落井下石，反而伸出援助之手，拉攏、扶植它們，以便共同對付自己的主要敵人。如齊在鞍之戰受挫后，被迫退出侵占魯國的汶陽之田。而晉國為了聯齊抗楚，事后又逼著魯國將其地返還于齊。柏舉之戰后吳師入郢，楚國危在旦夕，秦亦出兵車五百乘助其復國，以牽制自己的強鄰——晉國。齊、晉、秦、楚之間的抗衡均勢一直延續到春秋末葉，因為四強實力相當，它們的政治地位彼此也較為接近，但是和另外兩個地帶的中小諸侯、少數民族則有明顯的差別。春秋時期中國政局的發展變化，主要是由于這幾個國家(加上后起的吳國)的活動所支配、決定的，所以應把弧形中間地帶視為那個歷史階段的政治重心區域。

  作為新時期的政治重心區域，和以往相比較，弧形中間地帶的情況具有以下特點：

  1.由一元變為多元   三代中國的政治重心區域，往往是一元的。以某個民族為首的集團打敗了其他勢力，君臨天下，其都城所在的王畿便是政治重心。待其衰時，通常是很快被新興的民族取代了統治地位，沒有出現兩股或幾股政治勢力長期對立的局面。顧棟高曾注意到這種情況，說三代“有王者，無群雄??殷之革夏也，止有一湯，不聞有先湯而舉事者。周之勝殷也，止有一武，不聞有偕武而并興者。八百諸侯胥歸有德，未嘗角力而始臣之間”[12]。春秋列強爭霸開創了中國古代政治形勢新的格局，幾個大國各據一方，展開對盟主地位的持續角逐；失利者也并非像過去的夏桀和武庚那樣——竄入不毛之地或俯首稱臣、聽任勝者處置；而是仍有能力和稱霸者繼續做公開的對抗，等待和尋獲下一次機會。這種情況是后來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長期分裂割據局面的先聲，即政治重心由一元變為多元，同時出現幾個相連或不相連的地理區域。

  2.從相對穩定到轉移頻繁   三代王朝建立之后，大都較為穩定地統治了數百年，僅僅在夏初經歷了短暫的“太康失國”。從其最高權力中心所在地來看，自商代中葉盤庚遷殷后，王畿都是固定在某個區域，如殷之河內，周之關中、河南。春秋時期則有不同，弧形中間地帶的列強，稱霸時間都不算太長，往往一代或兩代就會發生轉移，相對來說較為頻繁。如《左傳·昭公元年》所載：“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這和當時的歷史特點——大國之間的均勢狀態、各國內部的社會矛盾比較尖銳有密切聯系。列強國內的政局不穩，實力又較為接近，所以稍有動蕩，政治力量的對比就會發生改變，導致霸主易位。

  3.自東西對立演進為南北對抗   三代政治勢力的地理分布態勢是東西對立，一方是以夏或周族為首的西部民族集團，一方是以東夷及其衍生的商族為首的東部民族集團。其對抗的經常表現是潛在的對立，公開的沖突只是暫時的現象。春秋時期則一改舊日格局，演變為北方的齊、晉與南方的楚及后來崛起的吳國爭奪霸權。相持對抗的形勢，像《墨子·非攻中》所述：“南則荊、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秦國雖有實力和它們抗衡，但是偏居西隅，被晉、楚兩國利用黃河、崤函及秦嶺、少習山擋住出路，無法在中原與列強一爭高下。秦終春秋之世，也未能登上盟主的寶座。即使在穆公國勢最強的時候，也只能“稱霸西戎”，而“不與中國會盟”。華夏各邦多對它不太重視，甚至視其為夷狄。

  鐵器的使用推廣之后，古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便是江南經濟的持續增長，并逐步取代了北方的重心地位。它帶來的政治后果，則是南方出現了能與北方政權長期對抗的社會勢力。這是南北對立局面形成的經濟背景，而上述趨勢的開端即在春秋，楚、吳、越等國依靠以鐵器為代表的新生產力，得以普遍開發利用其領土資源，壯大了國力，才能夠與北方的華夏諸強分庭抗禮。

  值得深思的是，春秋時期的強國為什么都興起于弧形中間地帶?平王東遷之初，齊、晉、秦、楚與中原地帶的魯、衛、鄭、宋、陳、蔡及周王室的領土規模大致相當，人口、財力亦差別無幾，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春秋初年，鄭國一度勢力最強，鄭莊公曾敗王師，侵四鄰，史稱“小霸”，但僅僅是曇花一現。魯國當時與齊相侔，　童書業　先生曾言魯國“祗一敗于齊，而四敗宋，兩敗齊，一敗衛、燕，直至桓公稱霸前夕，魯之國勢尚強，不亞于齊”[13]。而魯后來每下愈況，對齊被動挨打，幾無還手之力，勉強靠晉、吳等國支持，才保住社稷不滅。中原地帶的諸邦為什么沒能走上強盛稱霸的發展道路呢?筆者試從地理角度談幾點認識，就正于方家。

  1.自然、社會環境對各國民風與政治的影響

  人的精神、意識是從社會實踐中得來的，而不同的地理環境會導致不同的實踐活動，從而使各地人類群體的心理氣質和性格出現復雜多樣的種種特點，進而對他們的社會活動與歷史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英國學者湯因比曾指出，優裕的自然條件和安逸的生活會削弱人們的勇氣、智慧，相對艱難的環境則是刺激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14]，“只有在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樂土以后，他們的子孫才動手去發明農業、冶金術和樂器”。而在中國，春秋時期的人們已經注意到這種情況，例如《國語·魯語)載公甫文伯之母訓子曰：“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左傳·宣公十二年》亦載晉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中原華夏諸侯所居的黃土沖積地帶豐衍饒沃，就農業資源方面而言，優于當時的齊、晉、楚、吳等國。但是自然環境的豐厚、優越，有時會對當地居民的性格、心理產生腐化作用，形成各種消極的習性和意識，如前文所論述的魯、宋居民之保守、儉嗇、愚鈍和拘謹懦弱，鄭、衛、陳地民風的淫逸等等，都不利于他們的進一步發展。而較為艱苦的生存條件，往往會激發、鍛煉出當地居民的頑強意志與奮斗精神，促進其成長、強盛。如楚即是一例，從它的族名、國名來看，“楚”字本義為茂林。《說文解字》曰：“楚，叢木。”段玉裁注：“《小雅》傳曰：‘楚楚，茨棘貌。’”表現了楚族在建國、創業時茨棘叢生、林木繁茂的惡劣環境，亦反映出其開發的艱辛努力。如子革所言：“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15]但由此培育了楚人勤苦耐勞、奮發圖強的風尚。《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楚王經常以此教誨臣民，將“勤”奉為國箴：“訓之以若敖、蟲分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杜注:“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啟土。”與中原各邦相比，弧形中間地帶的國民顯示出強悍、豁達機敏和勇于進取的優秀氣質，這恐怕也是他們能夠在春秋政治舞臺上扮演主角的一個重要原因。下面詳細論述齊、晉、秦、楚以及吳國民風的共同特點：

  (1)強悍、尚武、勇猛樂戰概如《墨子·非攻下》所稱：“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齊地情況可見《管子·水地篇》:“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管子·五輔篇》亦稱齊國“士民貴武勇”。統治者又加以提倡鼓勵，遂使尚武之風大盛。《國語·齊語》載齊桓公曾令國中舉薦武勇之人，“有之不告，謂之蔽賢”，并組成一支精銳部隊。莊公、景公也搜羅勇士，給予重用。

  晉國情況亦然，時稱“晉人，虎狼也”[16]。將士作戰勇猛，故彘子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17]

  秦國士卒也以勇悍聞名，《吳子·料敵》曾言：“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戰。”秦穆公亦擁有名為“陷陣”的軍隊，交戰多有勝績。

  楚和吳越也崇尚武勇，《漢書·地理志》曾言：“　吳粵之　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淮南子·兵略訓》亦稱楚國“卒民勇敢”。楚王躬事戎機，常親自率師攻伐，“據統計，春秋十六楚君，除霄敖、堵敖、郟敖因幼弱，短祚而無戎事，其　余楚　君皆曾戎馬倥傯，冒矢疆場。有些楚君甚至不顧老邁、病孱，輾轉征戰，最后病死軍中”[18]。執政大臣指揮戰爭失利，常迫于輿論而被處死，如子玉、子反、子上等等。

  從人文地理環境來看，弧形中間地帶接近周邊的戎狄蠻夷，相互交往較為密切，戰爭頻繁。這個因素使齊、晉等華夏舊邦受到夷狄好戰精神滲透，而秦、楚則是接受中原文明熏染的少數民族，保留著本身的尚武傳統，所以它們都具有剛勇、強悍性格。另外，因為存在著外患的嚴重威脅，如不提倡發揚武勇，就會被他人亡國滅種。形勢所迫，必須如此，像晉國范文子所言：“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19]楚國也是這樣，《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息。”《史記·貨殖列傳》敘述隴西風俗時，也提到秦民“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室。’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2)有強烈的進取精神，貪而好利，漠視禮教信義，本來是被中原華夏諸侯所斥責、鄙視的夷狄之俗，但弧形中間地帶的列國民風也大多染上了同樣的色彩。如《管子·水地篇》稱：“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游滯而雜,故其民謅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秦之水泔     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左傳·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言：“夫晉，何厭之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大孫伯亦曰：“晉人無信。”《管子·大匡篇》則稱：“楚國之教，巧文以利。”這種習俗、意識雖不合傳統道德規范，卻表現出上述地區居民對財富、土地、權力的追求欲望；相比中原民風的保守、儉嗇、拘謹，前者的進取心愿要強烈得多。在私有制社會里，貪欲曾經是促進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之一[20]，這個因素也對齊、晉、秦、楚等國的擴張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像春秋時期滅國最多、疆域擴展最廣的楚國，就把出師略地奉為　歷代　君主遵循的基本國策，如不執行將會受到輿論的激烈抨擊，“立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21]。楚共王兵敗鄢陵，失去霸主地位，死前亦愧疚不安，請求為他加以惡謚，都表現出這方面的影響。

  (3)機智詭巧、通權達變。《史記·貨殖列傳》說齊地“其俗寬緩闊達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又稱晉地“君子深思，小人伶   ”。鄒陽亦提到各地意識形態的差別，“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知(智)，韓魏時有奇節”[22]。

  由于崇尚功利，為達到政治目的往往不拘于仁義禮教，處事豁達變通。如管仲相齊，常根據民心和形勢變化來制訂政策法律，像《管子·正世篇》所說，“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晉國為政也是如此，重功利但不講信義，因此被孔子批評為“譎而不正”。如惠公、文公返國前都得到秦人幫助，并允諾割地答謝，事后卻不予落實。《左傳·僖公三十年》載燭之武說秦伯曰：“夫晉何信之有，　許　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管子·大匡篇》也提到楚國“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

  從這幾個國家的民族、社會狀況來看，有些原來也是落后的“夷狄”，因為及時吸收中原文化的先進成分，得以發展壯大起來。如《史記·天官書》所說：“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強伯。”齊、晉兩國居民雖是華夏民族，但自周初建國以來，其上層建筑便深受當地夷狄制度、風俗的影響。太公初封營丘，“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23]。 晉國初封于唐，“啟以夏政，疆以戎索”[24]，采用了戎狄的土地制度，與魯、衛等國不同。晉國的民族融合也較為顯著，像獻公、文公曾娶戎女為妻，成公則嫁女與狄人；一些名臣如狐毛、狐偃、趙盾或是戎族，或為戎女所生，這不僅引起語言、風俗方面某些變化，也影響到國家政治生活。和中原諸邦相對照，弧形中間地帶列強的上層建筑領域呈現出一種夷夏混雜狀態，它們或是接受了華夏文明的夷狄，或是染上夷狄習性的諸夏，這種情況也是由這些國家的地理位置(夾在中原地帶與周邊地帶之間)所決定的。春秋時期，中原各邦的奴隸制宗法制度已然腐朽沒落，而舊的意識形態、政治及法律制度還在阻撓社會的變革；相形之下，弧形中間地帶列國所受傳統禮教的束縛較少，能夠銳意革新，率先推行帶有封建內容的改革措施，如齊之“相地而衰征”，晉之“作爰田”、“作州兵”，楚之“書土田”、“量入修賦”等等。而它們身上所保留或滲入的落后民族之野蠻精神，又培養出勇悍、進取和機敏權變的風習，促使其順利走上富國強兵之路。反觀周王室及魯、衛、宋等舊日大國，卻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保守、遲緩、拘謹、懦弱，不免在強烈動蕩的變革時代里停滯落后，淪為強國的附庸。

  2.自然經濟條件

  就自然經濟條件而言，秦有涇渭平原，“膏壤沃野，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25]。齊、晉、楚、吳雖然在土壤的豐度上不及中原各國，但是其他資源方面卻有自己的優勢。如齊地近海，有魚鹽通商之利。晉國占據河東鹽池，又“多馬”[26]。楚是當時銅礦、錫礦的主要產地，另有云夢之饒，盛產各種物資，許多土特產品外銷到北方。吳亦能即山鑄銅、煮海為鹽。而中原列國多是“無山川之饒”[27]、“亡林澤之饒”[28]，也有對其不利的因素。

  3.可向周邊夷狄之地擴張

  中原華夏各邦的鄰國，大多實力接近，如鄭、宋、魯、陳、蔡，相互之間用兵難以取得大的戰果。對外圍的齊、晉、秦、楚，更是不能抱有開辟疆土的奢望。而弧形中間地帶列國在地理位置上較為有利，它們外對分散、落后的少數民族，除了部分戎狄比較強悍，許多邦族是容易對付的。像秦穆公用女色聲樂腐化戎王，突襲成功；晉悼公納魏絳“和戎”之策，以貨易土；都是利用智謀獲得了許多土地，未費很大氣力。

  再者，中原的華夏諸侯彼此間多有宗法、親緣關系相聯，或者背后有大國支持；以它們為用兵對象，往往會有第三國出來介入，甚至導致和另一個強國的交鋒。但是和夷狄作戰沒有上述問題，華夏諸侯對它們的仇視態度是一致的，如管仲所言：“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29]通常沒有哪個國家會為夷狄出兵助陣，消滅了它們也不會受到各國輿論的譴責。

  鑒于以上原因，弧形中間地帶的列國在向中原地帶發展勢力暫時受阻或進展有限的情況下，可以轉向周邊擴張，占領戎狄蠻夷的土地，以壯大自己國力。顧炎武即強調晉之國土多取自戎狄，見《日知錄·晉條》。秦穆公被晉國阻隔，不得東進中原，仍可以開地千里，稱霸西戎。楚在鄢陵之戰失敗后，北上受挫，亦能“撫有蠻夷，奄征南海”[30]。而中原地帶各國顯然無此便利條件，它們遇到機會，也不遺余力地吞并鄰近小國，但畢竟余地不多，范圍有限。魯、宋、鄭等起初和弧形中間地帶列國實力相差無幾，彼此交鋒無法取得顯著戰果，附近又沒有很多落后的弱小邦國可以兼并，所以在領土、人口和國力發展上與齊、晉、秦、楚等國逐漸拉開了距離，日益頹弱。

  4.自然防御條件

  在地形、水文等自然防御條件上，弧形中間地帶列國亦較為有利，它們和中原地帶之間多有山川做為屏障，利則出戰，敗則退守，對方很難攻入其腹心區域。如《鹽鐵論·險固篇》中桑弘羊所稱：“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捍關以距秦。”晉國“阻山帶河”，“齊撫阿、甄，關榮、歷，恃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賢良文學們雖不同意他的政見，但也承認這些強國具有防御上的地理優勢，如“吳有三江五湖之難??楚有汝淵、滿堂之固??秦有隴坻、崤塞(筆者注：戰國時獲得)??晉有河華、九河??齊有泰山、巨海”。因此這些國家對外用兵往往有恃無恐，如齊桓公率九國之師伐楚，恫嚇楚使屈完說:“以此眾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卻不以為然，回答說：“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31]晉國則以黃河、太行山為屏障，當時人們即認為這是它強盛起來的一個重要條件。《國語·鄭語》載史伯曰：“興者，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城濮之戰前夕狐偃對晉文公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無害也。”晉平公也說過:“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濟!”[32]秦雖未能控制豫西走廊，但亦有黃河以拒晉，有秦嶺、商洛以隔楚。這些國家的地理形勢利于守險，退可以保國土不失，進則能蠶食鄰邦，接以時日，遂愈戰愈強，得以傲視諸侯。

  與之相反的是，中原各邦多沒有這種天然的優勢，如魯、鄭、宋、衛地處平原，車馬通行無阻，為四戰之地;敵軍動輒入境焚掠，兵臨城下，常常處于被動的地位，而防不勝防。顧棟高曾在《春秋大事表》中談到上述情況，見《魯疆域論》:“(魯)其地平衍，無高山大川為之限隔，無魚鹽之利為饒沃，故終春秋之世，常畏齊而附晉??豈特其君臣孱弱，亦其地當走集，以守則不足以固，以攻則不足以取勝也。”《宋疆域論》:“周室棋布諸侯，各有分地，豈無意哉!蓋自三監作孽，武庚反叛，周公誅武庚而封微子于宋，豈非懲創當時?武庚國于紂都，有孟門、太行之險，其民易煽，其地易震，而商丘為四望平坦之地，又近東都，日后雖子孫自作不靖，無能據險為患哉?”

  弧形中間地帶的列國能夠在春秋時期崛起爭霸，超過魯、衛、鄭等舊日中原望國，地理上的有利條件是其重要原因。司馬遷對此了若指掌，故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中論道：“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伯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注釋：

[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一冊，423頁，中華書局，1981。

[2]《周禮·冬官·考工記》，《十三經注疏》，906頁，中華書局，1980。下引版本相同。

[3]《左傳·宣公十四年》，《十三經注疏》，1886頁。

[4][11][28]《漢書·地理志》，1651、1542、1663頁，中華書局，1975。

[5][19]《左傳·成公十六年》，《十三經注疏》，1918頁。

[6]《孟子·告子下》，《十三經注疏》，2760頁。

[7]《呂氏春秋·恃君覽》，《呂氏春秋集釋》，1322頁，學林出版社，1984。

[8]《春秋大事表·春秋四夷表敘》，2161頁，中華書局，1993。

[9][15]《左傳·昭公十二年》，《十三經注疏》，2064頁。

[10][23]《史記·齊太公世家》，1513、1480頁，中華書局，1975。

[12]《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山川表·敘》，895頁，中華書局，1993。

[13]《春秋左傳研究》，4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4][英]湯因比：《歷史研究》上冊第二部“六·逆境的美德”，99?10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16]《左傳·文公十三年》，《十三經注疏》，1852頁。

[17]《左傳·宣公十二年》，《十三經注疏》，1879頁。

[18]宋公文：《略論楚人尚武》，載《江漢論壇》1992(1)。

[20]恩格斯曾說：“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233頁，人民出版社，1975。

[21]《左傳·襄公十八年》，《十三經注疏》，1965頁。

[22]《漢書·鄒陽傳》，2353頁。

[24]《左傳·定公四年》，《十三經注疏》2135頁。

[25][27]《史記·貨殖列傳》，3261、3266頁。

[26][32]《左傳·昭公四年》，《十三經注疏》，2033頁。

[29]《左傳·閔公元年》，《十三經注疏》，1786頁。

[30]《左傳·襄公十四年》，《十三經注疏》，1955頁。

[31]《左傳·僖公四年》，《十三經注疏》，17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