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唐文借題發揮 大肆散布反毛謠言

——徹底批判反毛謠言《真相》及其傳播者們（之二）

《炎黃春秋》2011年第9期上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唐寶林寫的《官越做越小的吳亮平》一文。該刊刊登此文表面上是宣傳吳亮平，實際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要在紙面媒體上擴大反毛謠言《〈毛選〉真相》的影響，同時散布其他反毛謠言的影響。這是一篇典型的明知故犯，借題發揮，散布反毛謠言的文章，對這樣的文章當然不能輕輕放過，而應該給以堅決的批判和駁斥。

一、從《炎黃春秋》唐寶林文章的標題里的“官越做越小”說起

唐文的題目叫《官越做越小的吳亮平》。在我看來，在一個號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報刊上公開地從“做官”的大小這個角度，以“官越做越小”這樣一個庸俗不堪的題目來評論一個已故革命家和理論家，這本身就反映了執政黨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已經達到了多么嚴重的程度。

人們要問：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為什么要寫《共產黨宣言》？為什么要建立“共產主義者同盟”？他們是為了“做官”嗎？是為了“升官發財”“做大官”嗎？

否！他們揭起“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旗幟，連想也沒有想到過“做官”，更沒有想到過通過“升官”和“做大官”來“發財”！他們所確立的使命是要進行共產主義革命，而“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

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第一次嘗試。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里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和教訓。他寫道，“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員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能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隨著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這一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個最大的開支項目，即常備軍和國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君主制已不復存在。……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8頁）恩格斯在1891年為 《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再一次強調：“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的公仆變為社會的主人——這種現象至今所有的國家中收拾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反毛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支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 所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這樣即使沒有另外給代表機構的代表簽發委托書，也能可靠地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同上，第12-13頁）

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這些論述里，還有一點共產黨人要“做官”、要“升官發財”、要“做大官”這些傳統觀念的影子嗎？沒有，一點也沒有。

不僅是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對于“升官發財”、“做大官”這樣一些陳腐的舊觀念也是深惡痛絕的。人們都知道，孫中山有一句名言，叫做“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這是他在1912年辭去大總統之職以后在北上時對同盟會高密縣分部負責人侯芝庭說的勉勵的話，同時也是針對袁世凱只想做大總統而不做大事的暗含的否定。四年之后，即1916年8月17日，他在杭州發表演說時對此作了進一步的闡釋：“凡職業無論大小，官階無論高地，若不能立志，雖做皇帝，做總統，亦無事可做；若能立志，這雖座椅小官，做一工人，亦足以成大事。”（《孫中山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42頁）又過了七年多，即1923年12月21日，他對嶺南大學的學生發表演說，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立志是讀書人最要緊的一件事。中國人讀書的思想，都以為士為四民之首，比農工商賈幾種人都要高一些。二三十年前的學生，他們有一種立志，就是在閉戶自讀的時候，總想入學、中舉、點翰林。以后還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諸君的，不是那種舊思想的立志，是比那種入學、中舉、點翰林、做大官的志還要更大。中國幾千年以來，有志的人并不少，但是他們那種立志的舊思想，專注重發達個人，為個人謀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近代人類立志的思想，是注重發達人群，為大家謀幸福。”接著他又說到“做大事”，他說，“無論哪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并且強調，“學生立志，注重之點，萬不可需要達到什么地位，必須想要做成一件什么事。因為地位是關系于個人的。達到了什么地位，只能為個人謀幸福。事業是關系于群眾的，做成了什么事，便能為大家謀幸福。近代人類的思想，是注重謀大家的幸福。”（《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34-536頁）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恩格斯和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的這些論述，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都是反復學習和經常宣傳的。他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頁）他還說，“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么不好的東西舍不得丟掉呢？（《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頁）

可以說，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就是按照這些革命前賢的教導行事的。雖然舊的思想觀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掃除干凈，新的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建立起來，但是由于黨的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重視世界觀的改造這個根本，重視經常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別是像整風、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這樣一些大規模政治運動的教育，批判了左右傾機會主義，批判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批判了封資修的“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論”、“入黨做官輪”等錯誤思想，不能說這些思想已經絕跡，但是，就整個社會來說出現了完全不同于舊社會的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清新的社會風氣。即使在社會上乃至在共產黨內部還有這樣一些消極的東西存在，他們也只能在私下偷偷地議論，而不敢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地議論了，更不可能在報刊上明目張膽地進行公開議論了。這無疑是一個值得稱道的好現象。

可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情況就不同了。由于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放在一邊，根本不提世界觀的改造，也不認真地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更不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和群眾運動，相反，把個人利益擺在了突出的地位，把金錢、名利、地位和待遇等作為鼓勵人們“前進”的動力，宣揚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宣揚什么“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為財死 ，鳥為食亡”這樣一些剝削階級的腐朽沒落的思想垃圾，于是社會上各種丑惡現象又沉渣泛起、死灰復燃。在工作中不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而是迷信“金錢掛帥”、“金錢萬能”那一套。過去科學攻關靠人的無私奉獻和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現在是靠高額獎金，金錢掛帥；過去對于罪犯不僅靠專門機關，還要走群眾路線，發動群眾進行排查，現在是金錢掛帥，靠貼告示用重金懸賞。對于個人主義的名利地位思想不僅不加批判，還宣揚什么拿破侖的“名言”——“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一類鼓吹個人奮斗、向上爬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學習不是為了將來報效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也不是為了發展自己的興趣，實現偉大的理想，而是為了個人的“錢途”。成績優秀的學生不是報考自己所喜愛的有興趣的專業，而是沖著所謂“錢途”打轉，以致于丁肇中都感到中國送到他那里去的學生水平在下降！實際上，中國現在在科技領域投入的資金雖然大大高于過去，但是真正屬于高精尖的成果，比之于60-70年代不是更多了，反而更少了！錢學森為什么會發出“錢學森之問”？實際上也可以從這里找到解答。在我看來，就是一句話：人們都忙于奔“官階”和“錢途”去了，至于社會發展、國家前途和人類理想，總之，一切在毛澤東時代被認為崇高的東西都被拋到了九霄云外，人變得越來越自私、越來越貪婪、越來越庸俗、越來越虛偽、越來越缺乏道德、越來越低級趣味。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

現在為什么有那么多人熱衷于“做官”、“升官發財”和“做大官”？還不就是因為做官工資高、福利好、工作清閑、享受多多，更不用說，還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得到旁人所沒法得到的“好處”。一句話，做官有“錢途”，“升官”可以“發財”，“做大官”可以“發大財！一旦與“官”字掛上鉤，就可以“錢途無量”了。于是，有“要官”的，有“跑官”的，還有“買官”的，可以說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至于每年“報考‘公務員’”人數之多，更是當今社會的一大奇觀。這些準備“做官”或“升官”的人沖著“錢途”而來，是為私而來，他們想到的是個人的“幸福”，而不是公眾的幸福，他們能夠像革命前輩所說的那樣，使政府成為“廉價政府”嗎？而“公務員”這個稱號能真正成為“社會的公仆”，“為大家謀幸福”的“人民的勤務員”，而不是高高在上凌駕于工農大眾之上的“社會的主人”，不是為一己之私成天想著“升官發財”、“做大官”“謀個人幸福”的官老爺嗎？

面對今天赤裸裸的追逐官位、追逐金錢的事實，不能不讓人想起革命先烈方志敏的《清貧》一文。文章不長，不妨抄錄如下：

“我從事革命斗爭，已經十余年了。在這長期的奮斗中，我一向是過著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業的。這在有些人看來，頗似奇跡，或認為夸張；而矜持不茍，舍己為公，卻是每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問我身邊有沒有一些積蓄，那我可以告訴你一樁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個最不幸的日子，有兩個兵士，在樹林中發現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時候，他們滿肚子熱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鐲金戒指一類的東西，發個意外之財。哪知道從我上身摸到下身，從襖領捏到襪底，除了一只懷表和一支自來水筆之外，一個銅板都沒有搜出。他們于是激怒起來了，猜疑我是把錢藏在哪里，不肯拿出來。他們之中有一個，左手拿著一個木柄榴彈，右手拉出榴彈中的引線，雙腳拉開一步，做出要拋擲的姿勢，用兇惡的眼光盯住我，威嚇地吼道：

“‘趕快將錢拿出來，不然就是一炸彈，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做出那難看的樣子來吧！我確實一個銅板都沒有；想從我這里發洋財，是想錯了。’我微笑著淡淡地說。

“‘你騙誰！像你當大官的人會沒有錢！’拿榴彈的兵士堅決不相信“‘絕不會沒有錢的，一定是藏在哪里，我是老出門的，騙不得我。’另一個兵士一面說，一面弓著背重來一次，將我的衣角褲襠過細地捏，總企望著有新的發現。

“‘你們要相信我的話，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們國民黨當官的，個個都有錢。我今天確實是一個銅板也沒有。我們革命不是為著發財啦！’我再向他們解釋。

“等他們確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時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圍低頭注目搜尋了一番，也毫無所得。他們是多么的失望呵！那個持彈欲放的兵士，也將拉著的引線仍舊塞進榴彈的木柄里，轉過來搶奪我的表和水筆。然后彼此說定表和筆賣出錢來平分，才算無話。他們用懷疑而又驚異的目光，對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幾遍，就同聲命令地說：‘走吧！’
“是不是還要問問我家里有沒有一些財產？請等一下，讓我想一想，啊，記起來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幾套舊的汗褂褲，與幾雙縫上底的線襪，已交給我的妻子放在深山塢里保藏——怕國軍進攻時，被人搶了去，準備今年暑天拿出來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財產了。但我說出那幾件‘傳家寶’來，豈不要叫那些富翁們齒冷三天！

“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

看看革命先烈當年的感人的事跡，再對照對照今天一些人為“做官”為“錢途”而“奮不顧身”的種種言行，我們不能不感嘆：今天的一些所謂的“共產黨人”已遠不是昔日那些真正的共產黨人所能相比了，共產黨的性質也正在發生變化，真可謂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啊！

二、關于所謂吳亮平“官越做越小”的歷史真相

唐文是怎樣“論述”吳亮平“官越做越小”的呢？他以斯諾的一段話開始了他的論述，他寫道，斯諾在后來寫的《紅色中華散記》中說：

“吳亮平在我會見他時年方26歲（此處斯諾所說有誤，吳亮平生于1908年，1936年時應是28歲——奚注），是位……才思敏捷的知識分子，可已是有一定聲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毛澤東對他頗為賞識，政治局其他委員也都如此。”可是“我不知道他現在的職務，對他（顯然）沒有躍居高位始終感到不解。”（《紅色中華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頁）

唐文還說，“吳在被解除中宣部副部長后，就被毛澤東及對毛搞個人崇拜的干部邊緣化了，到地方上逐步降級。所以1939年斯諾再次訪問陜北時自然‘不知道他現在的職務’，并且‘顯然沒有在中央躍居高位’”。

我們知道，斯諾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正直的自由派的資產階級記者。他于1936年第一次訪問紅色地區，寫了《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一書。1939年，他第二次去延安時發現吳亮平似乎不像第一次訪問時那樣重要了。他不了解共產黨黨內還有斗爭，不知道王明對吳亮平的打壓，而只看到一些表面現象說發表的議論本來也不奇怪。可是，對于黨史專業科班出身、又長期從事黨史研究工作的唐寶林先生來說，這些當然不應該是一個問題。人們都知道，王明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就與吳亮平有矛盾。吳于1929年回國后曾在中央宣傳部工作，負責編輯《環球》周刊，并且參與中央文委的領導工作，推動了“左翼作家聯盟”和“社會科學家聯盟”的成立。1930年，王明回國任中央宣傳部的秘書，他當然看不慣吳亮平，于是撤了他的職，讓他下去“鍛煉”。此時，吳通過講課、寫文章、搞翻譯做了大量有益于黨、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特別是，他用了三個月時間翻譯出了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論》。這是他對于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所作出的一個極其巨大貢獻，毛澤東后來說他“功不在禹下”，指的就是這件事。（鄧力群：《功不在禹下》，載《吳亮平文集》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后來 他因為被過去的熟人發現而入獄，經受了兩年牢獄的鍛煉與考驗。出獄后他到了中央蘇區，先在紅軍學校任政治部宣傳部長，后任中央蘇區政府糧食局局長、國民經濟部副部長、代部長和部長。在這期間，他從毛澤東那里學習做實際工作，學習搞調查研究，毛澤東也常和他在一起探討理論問題，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長征到陜北后，他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主編《解放》周刊，并且撰寫了許多理論文章。斯諾采訪毛澤東，毛請他做翻譯。他與毛澤東繼續保持著過去的交往。1937年11月，王明與康生從蘇聯回到延安，看到吳亮平任中宣部副部長，心中很是不快，后來即以吳有“托派嫌疑”撤了他在中宣部的職。此時毛澤東雖然已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是，共產國際要求毛要與王明等搞好團結，何況王明此時也是中央領導人之一，毛自然也不能對他的工作過多干涉。而在當時情況下要對這個問題進行審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假以時日。實際上，此事直到1941年才審查清楚，中央由任弼時向吳亮平宣布取消懷疑，并且向共產國際報告了此事，而吳亮平也被選為七大代表。在這期間，吳亮平仍然繼續編輯《解放》周刊，并且在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從事馬列主義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應該說，毛澤東対吳亮平一直是很尊重和愛護的，兩人的關系頁是融洽的。這從1938年6月15日寫給吳亮平的信里可以看出來，同樣，從吳亮平寫的紀念艾思奇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出來。他寫道，“在延安那陣子，條件是很艱苦的。可是，我們工作得很努力，心情也很愉快。……我和思奇同志寫點文章在報上發表，有為數不多的稿費收入。這在當時，已算是‘富翁’了。有一次，王若飛同志見了我就說，‘亮平，又該你請客了。’我當然照例高興地答應了。他又去請毛主席和吳玉章同志。毛主席一聽，即高高興興赴約，和大家坐在一起，有說有笑，領袖和一般同志之間那么融洽，氣氛好極了。”（《吳亮平文集》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431頁）怎么可以張冠李戴，把王明干的壞事栽到毛澤東的頭上去呢？應該說，王明撤去吳亮平在中宣部的工作對吳的刺激很大，他堅決要求離開中央到地方去工作。毛澤東在1942年9月15日寫信給時任中宣部代理部長的何凱豐，其中就談到：“整風完后，中央需設一個一個大的編譯部，把軍委編譯局并入，有二三十工作，大批翻譯馬恩列斯及蘇聯書籍，如再有力，則翻譯英法德古典書籍。我想亮平在翻譯方面曾有功績，最好還是他主持編譯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為全黨著想，與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譯工作，學個唐三藏及魯迅，實是功德無量的。”（《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頁）這件事，毛澤東在七大會議上還講過一次。對此事，鄧力群同志認為，當時，毛澤東曾與他談話，請他當編譯局局長，而他一再表示，希望下去做實際工作。后來他去了晉西北，以后又去了東北、華東。（鄧力群：《功不在禹下》，載《吳亮平文集》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對此事，他自己在晚年接受訪談時的說法則有所不同。他說“我當時沒有見到這封信，也沒有人給我傳達，所以后來我還是去了晉西北。這件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遺憾。”（《訪吳亮平：學唐三藏，實是功德無量》，載《說不盡的毛澤東》上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頁）我分析，吳亮平不愿留在中央做翻譯工作，可能與在整風運動中一些搞翻譯工作、理論工作的人曾經被批評為是教條主義者有關，以致一些搞翻譯、搞理論工作的人不愿再做這些工作。當時有這種想法的人也不只是吳亮平一人，像曾經翻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法蘭西階級斗爭》等經典著作的柯柏年，也曾被批評為“教條主義的典型“，而柯柏年所在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則被批評為“教條主義大本營”。這種錯誤的批評極大地傷害了這些翻譯家和理論家。后來，毛澤東見到柯柏年，鼓勵他說，“柏年，你以后還是要翻譯呀！”當然，吳亮平要求到地方去工作也可能是因為毛澤東在整風時曾說過這樣的話：“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后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819頁）應該說，毛澤東的這番話是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的，對于具體人還要做具體分析。比如像吳亮平和柯柏年這樣的人來說，還是應該發揮他們既有理論又懂外文的專長，搞好翻譯工作，因為當時未譯成中文的馬列著作的數量還很大，還遠遠不能滿足人們學習馬列著作的需要。毛澤東也正是這樣考慮的，他不僅在給何凱豐的信里講過這個問題，在七大時又再一次講到這個問題。他說，“教條主義是哪里來的？是不是從馬、恩、列、斯哪里來的？不是的。他們經常在著作里提醒我們，說他們的學說是行動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條。人家講的不是教條，我們讀后變成了教條，這是我們沒有讀通，不會讀，我們能責備他們嗎？許多人不重視理論工作，似乎這個工作不要緊。對理論工作的動搖是不對的。我們對搞翻譯工作的，寫理論文章的人要看得起，應多和他們談談。沒有搞翻譯工作的我們就看不懂外國的書，他們翻譯外國的書，很有功勞，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譯了一本書，也是有功勞的。別人不重視這個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這個工作的同志自己對這個工作的認識也有動搖，這同樣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說做這個工作吃不開，要求做別的工作。不要輕視搞翻譯的同志，如果不搞一點外國的東西，中國哪曉得什么是馬列主義？中國歷史上也有翻譯工作，唐僧就是一個大翻譯家，他取經回來后設翻譯館，就翻譯佛經。《魯迅全集》開卷第一頁，有蔡元培寫的一篇序，其中有幾句寫得不錯。他說魯迅是一個既博覽有很謙虛的人，翻譯了許多外國文學家的作品，翻譯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輕視這個工作和對這個工作的動搖都是不對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419頁）毛澤東一再將這樣的話，真可謂苦口婆心、語重心長，但是吳亮平還是沒有聽進去。這當然不能怪毛澤東，而只能怪他自己。實際上，列寧早在1905年寫的《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里就已經十分明確地指出過，“對于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寫作事業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與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無關的個人事業。無黨性的寫作者滾開！超人的寫作者滾開！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社會民主黨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黨的工作的組成部分。”（《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3頁）列寧的話說得很重，有些地方幾乎是罵人，這表明他對寫作事業或理論工作的黨性原則是多么的重視。而毛澤東也早在1939年12月21日寫的《紀念白求恩》一文里批評過一些人鄙薄技術工作的錯誤。他在講了白求恩“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的精神之后說，“這對于一班鄙薄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以為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頁）毛澤東傳七大的批評當然不是針對吳亮平一個人說的，但是毫無疑問，它包含著對吳亮平的批評。吳亮平在晚年對此似乎也已有所認識。前面已經提到，他在80年代接受訪談時曾說，“這件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遺憾。”

但是，唐文竟然把這一切——王明對吳亮平的打擊和吳亮平自己的一些錯誤認識都記到了毛澤東的名下，這除了說明他的別有用心之外又能說明什么呢？

至于吳亮平到東北以后為什么工作不是很順利，這更與毛澤東毫無關系，倒是與他自己的一些重大錯誤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在這里，雍桂良等編撰的《吳亮平傳》為我們提供了他的兩件事或兩個錯誤：

其第一件事或第一個錯誤發生在1945年12月。1945年8月，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1945年12月，毛澤東發出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吳亮平積極要求去東北工作。他擔任撫順市委書記，在撫順地區做了組織工會和農民群眾組織的工作，積極發展黨的組織，進行反奸清算的斗爭等新區的開辟工作。當月，國民黨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副處長，礦業專家張莘夫率7名工程人員到撫順接收撫順煤礦，在回沈陽途中被劫殺害。吳亮平在文革中介紹當時的情況說，“12月間，國民黨派張莘夫來接收撫順礦務局和撫順煤礦。那時我們的方針是對接收進行抵制。他們未能實現接收。不多功夫，他們就走了。我們派人送他們出去。到了半路，來了電話說蘇聯紅軍要搞他們。我當時在電話上聽了，摸不清情況。當時蘇聯紅軍部隊駐撫順，實行軍管，紅軍的事，我們無權管，（我）聽了就說，讓他們搞去，沒有提出反對，這是政策上犯了大錯誤。蘇聯紅軍指揮我們的部隊，說他們是壞人，把他們幾個人殺了。此事件國民黨利用作為進行反共宣傳的一個口實，使當時的政治影響遭受了損失，迄今念及此事很為痛心。這一事件的重要責任，是作為地方黨委書記的我，應當負責的。為此政策上的大錯誤，我受到東北局給的撤銷工作處分，我做了檢討，并于1月底離開了撫順的工作。2月份，東北局（和我）談話批評了我的錯誤后，分配我到北滿東安地區任黨委書記。”（雍桂良等：《吳亮平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20頁）

應該說，在1945年，當共產黨剛剛進入像撫順這樣大的工業城市時候，任命吳亮平擔任市委書記，對他是充分信任的，也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但是，他在知道蘇聯紅軍對國民黨接收人員要采取極端錯誤的行動時竟然不聞不問、聽之任之，自己既不反對，也不及時向上級報告，在這樣重大的事情上，完全喪失了原則，聽任蘇軍故作非為，結果造成了極壞的政治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東北局把他從撫順市委書記這個領導崗位上撤換下來，是嚴肅黨紀、堅持原則的表現，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這樣，共產黨在新區還能立足嗎？不過，嚴格地說，這個處理還是偏輕了，因為在撤了撫順市委書記以后，隨即又安排他到北滿東安地區任黨委書記。這樣一種安排，實際上是換了一個地方又官復原職。顯然，這對于犯錯誤的人是絕對沒有好處的。現在處理干部，也常有這種情況。一個人在此地犯了錯誤，表面上也進行了處理，但是一轉眼，就調到另一個地方繼續做官不誤。他從這樣的處理中能夠真正吸取教訓嗎？看來很難。實際上，吳亮平后來又犯錯誤，顯然和這一次處理不當分不開的。

另一個事件或錯誤發生在兩年后的1947年。當時，“為精簡機構，東北局決定牡丹江與東安合并成立牡丹江省。當時東北局決定吳亮平帶工作團到南滿新區工作，在工作交接過程中，吳亮平在處理地委小家底時把少量鋼筆、表和一部分日用品分給了原東安地區的干部（自己未分）有同志告到東北局，東北局派曾傳六、劉琦等同志來調查，9月間吳亮平同志向東北局說明了情況，檢討了指望東安地區的經費能多分一些以就解決新建省的困難。但是大部分經費依東北局意見劃撥給了航空學校。來接交的省委負責人對此很不滿意。他們 ‘到處找干部談話’，并且主持各縣主要領導會議以‘集體舞弊’，‘本位主義’的錯誤，對吳亮平進行批評，會議進行很激烈，有人建議‘停止黨籍’，還有人組織‘捆起來反省’。后經東北局派人審查9個月，批評吳亮平所謂的‘本位主義’錯誤，沒有結論處分。1948年4月，東北局分配吳亮平到松江省賓縣當縣委書記。這些委屈和誤解都沒有影響吳亮平對黨的忠誠和熱情。”（同上，第127頁）

這一事件或錯誤同樣不是一個小問題，但是，人們看到，《吳亮平傳》的作者在敘述這個事件時竟稱吳亮平的本位主義錯誤為“所謂的‘本位主義’錯誤”，并稱東北局派人審查9個月“沒有結論處分”，“東北局分配吳亮平到松江省賓縣當縣委書記”。這明顯是為吳亮平的這一錯誤時進行粉飾和開脫，是很不應該的。“本位主義”，又稱“小團體主義”，毛澤東早在1929年寫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里就很嚴厲地批評過這種思想，說它 “只注意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注意整體的利益，表面上不是為了個人，實際上包含了極狹隘的個人主義，同樣地具有很大的銷蝕作用和離心作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頁）“本位主義”或“小團體主義 ”，從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單位，為了集體，而實質上，是一種放大了的個人主義。它與集體主義有根本的不同，集體主義從整體利益出發，而本位主義或小團體主義卻置整體利益于不顧，有著極自私的盤算；集體主義的核心是一個“公”字，而本位主義或小團體主義的核心卻是一個“私”字，二者顯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本位主義或小團體主義是根本違背革命的宗旨的，也是根本違背的紀律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求“一切繳獲要歸功”，而吳亮平卻公開建立起“小家底”，甚至在單位合并時也拒不移交，這不僅違背給革命的宗旨，也違背了“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的革命紀律。錯誤是明顯的。人們批評他是“集體舞弊”、“本位主義”并不錯，要求進行處理也不錯，為什么要加上“所謂”二字而加以否定呢？傳記作者居然把人們正當的的批評和要求說成是對吳亮平的“委屈”，還表揚他對黨的忠誠，這更是對是非的顛倒。應該看到，“本位主義”的腐蝕作用極大。人們記得，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曾經處決了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的事情。他們最初也是從私建“小金庫”、搞所謂“機關生產”開始的，私欲一旦膨脹起來，就會不可收拾。給革命造成巨大危害。改革開放以來，各單位大搞創收，私建小金庫，公私不分成了普遍現象，并成為一些人貪污腐敗的溫床，極大地影響了干部隊伍的純潔，造成了整個社會風氣的惡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惡劣的風氣也湖大堤影響了黨政領導機關和國有企業，黨政機關應該姓“公”，國有企業應該姓“國”，他們本應從整體利益出發，從國家和全民的利益出發，但是，實際上卻是從“私”出發，從個人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出發，讓“公務員”、“國企高管”和私營企業主等從所謂政策中大得好處，至于其他人會因此而受到損害，則可以不聞不問，或者僅僅給一點小恩小惠，做做表面文章。幾年來，一些有識之士一再批評，廣大群眾一再反對，而那些既得利益者卻熟視無睹、充耳不聞，依然我行我素，并且硬著頭皮抵制人民群眾的聲音。明明改革開放已經出了很大的問題，已經產生新資產階級，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或如鄧小平所說已經“走到邪路上去了”，但卻諱疾忌醫，說什么“寧要微詞，不要危機”，仍要繼續“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說什么“不搞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甚至還引來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到中國來參與決策，讓這種人由幕后跳到前臺進行私有化的說教，對中國的未來指手畫腳。這種狀況是建黨、建國以來所從未有過的，是共產黨和新中國正在急劇地走向反面的一個突出表現，其為害之烈，可謂莫此為甚。他們看不到自己已經成為歷史的罪人，如果再這樣下去，必將被人民所唾棄而遺臭萬年，莫謂言之不預也。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所謂精英也已經完全脫離了人民群眾，喪失了良知，只要有利可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來。就以《吳亮平傳》一書的傳記作者來說，居然宣傳什么當時東北局“沒有結論處分”，為吳的這一錯誤進行辯護。本來，對這種錯誤給予處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而實際上，分配吳亮平到賓縣當縣委書記這本身就帶有某種處分的成分，為什么還要強調“沒有結論處分”呢？很明顯，這表面上是為吳亮平辯護，而實際上是為當前這一類不知比吳亮平當時嚴重多少倍的社會丑惡現象進行辯護。我真為中國一些精英的這種表現感到可悲。

當然，《吳亮平傳》的作者還能夠提到了這兩件事或兩個錯誤，而唐文對這兩個錯誤連提也不提，似乎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兩相比較，唐先生離客觀的歷史就更遠了，更是一種墮落的表現。

或許有人說，私分一些鋼筆、手表和日用品能夠有多少錢？不值得如此小題大做。如前所說，這不是小題，而是一個大題目。這也不是一件多少錢的事，而是一件關系到共產黨向何處去的事，豈可掉以輕心？！有人認為，這些東西在今天看數目不大，不值多少錢，似乎不該看得那么重。但是在當時，卻絕不是一個小數目。我們知道，舊中國經濟十分落后。在30年代之前，中國甚至還不會制造鋼筆，更不用說制造手表了，只是到了1931年，上海才有了第一家制造自來水筆的工廠，至于造手表，舊中國根本連想都不要想，只是到了解放后1958年代大躍進時，中國才先后在上海、天津和南京有了自己的手表廠，造出了自己的手表。因此，這類東西在當時都還是奢侈品。讀《陳云傳》，有一件事給我印象很深：陳云于1938年與于若木結婚，當時連一支鋼筆也沒有，以致當于若木在1939年給其在英國的大哥寫信告訴他她與陳云結婚一事時竟要求他送一支鋼筆給陳云，而理由就是陳還沒有一支鋼筆。還有一件事，更能夠說明問題：毛澤東直到1945年到重慶談判時都還沒有手表。當時他用的還是一個舊懷表。郭沫若見此情況，把自己用的手表摘下來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很珍視這個手表，修了許多次，還一直在用。可見鋼筆、手表這類東西在當時還是非常珍貴的東西。當然，吳亮平自己沒有拿這些東西，但是他把這些東西不作移交而私自分給原單位的人，這本身就是一大錯誤，說“本位主義”、“集體舞弊”有什么錯？這里的問題不在于其價值的高低，而是公私不分和私分公物這種不光彩的行為。這難道不是錯誤？不應該處理？如不注意防微杜漸，共產黨就必然會走向反面，就是說，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對于這一點，人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看得更加清楚和明白。再不敲響警鐘，后果真是不堪設想！

1948年11月，經過遼沈戰役，東北全境解放，東北局抽調八萬干部隨軍南下，吳亮平擔任一個干部大隊的大隊長，到江西省開辟新區工作。而在這期間，即1949年5月27日，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迫切需要大量接管城市的干部，吳亮平奉調來到上海，被任命為滬西區委書記。滬西是上海最大的工業區，也是上海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區，吳亮平20年代就讀的大夏大學就在這里，他曾經參加的五卅運動也發生在這里。他對這里懷有深厚的感情，也決心在這里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奉獻自己的力量。當時，張聞天、陸定一、舒同等曾來看望他，勸他到中央做宣傳工作，他不為所動，堅持繼續在地方工作。有人說他當區委書記，官又做小了。其實這是只看名而不看實。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而滬西又是上海工業最集中的地方，這個區的區委書記絕不是普通縣下面所轄的一個區的區委書記，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工作崗位。上海是一個直轄市，其地位不在一般省之下，當時的上海市長是陳毅，顯然比一般的省級干部要高，而上海的一個區委書記也應該不會低于通常的地委書記。本來，這都不是問題，卻偏有人要把它說成是什么“官越做越小”，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唐文還說，“1949年全國解放后，黨內出現了急于過度和階級斗爭極端化的左傾路線與重點發展國民經濟的穩妥路線的斗爭。吳亮平擁護后者。他首先在1953年‘高饒反黨事件’中，調到北京掛起來，停職一段時間。后來劉少奇過問，才出任化工部副部長。”這個說法顯然不符合事實。關于1949年全國解放后毛澤東所實行的路線，應該說，早在他1939年寫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時就是非常明確的。在那里，已經明確無誤地指出，“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的階段。”（《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頁）后來，在七屆二中全會通過的決議里也是很清楚的，在那里強調了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在共同綱領的經濟政策部分也寫明了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條款。只是后來劉少奇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并反對農村互助合作運動才引起了爭論。至于吳亮平的態度顯然也并不如唐文所說，他其實是積極擁護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這一點他在1953年12月寫成并在1954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一書就是證明。1953年3月他調到北京，恰恰說明毛澤東和黨中央是很重視吳亮平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作用的，讓他到中財委和中央辦公廳工作，就是為了讓他進行與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有關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我們知道，1953年，中財委領導人薄一波在稅制問題上曾經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錯誤主張，引起了極大的混亂，也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毛澤東強調指出了七屆二中全會的許多理論和政策主張，并且在這這個過程中，更加明確和全面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顯然，這正是吳亮平那時進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問題研究的動因。吳亮平的研究成果——《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一書就是對于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理論闡述，也是對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極好宣傳。看來，唐先生在寫吳亮平并沒有看過吳亮平的這本，如果唐先生讀過那本書，就不會認為他是站在反對毛澤東的路線那邊了。吳亮平的這本書是他1940年在延安寫作的《論民族民主革命》一書的繼續與完成。他在延安寫《論民族民主革命》，是因為毛澤東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寫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吳亮平的書運用各國民主革命的歷史和列寧有關“兩種策略”等書的論述，對毛澤東這兩本書里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進行了比較廣泛而深入的闡述。

值得一提的是，在40年代初，人們還很少引證毛澤東的有關論述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但他在該書就引用了毛澤東在《論新階段》里講的一大段話。他寫道：“正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見吳黎平：《論民主革命》，香港雞鳴書店1941年版，第7-8頁；附帶說一下，吳亮平原名叫吳良平，參加革命后改為吳亮平，結識毛澤東后，毛建議改為吳黎平，后來他的著作都用吳黎平這個名字）到了1953年，毛澤東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于是他又在這本書的基礎上增加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實際上是對毛澤東過渡時期總路線所作的闡述。這一點，在他寫的《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序言里講得很清楚。他非常明確地說，“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之下，我們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偉大的中國的人民民主革命已經順利完成，并且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起，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以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新時期。”（吳黎平：《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頁）在這里，吳亮平已明白無誤地把中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作為過渡時期的開始，這和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一致，怎么說他擁護“重點發展國民經濟的穩妥路線”？關于過渡時期的長短，該書說，“這是要看全國人民的努力如何，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 、對手工業及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成就如何來決定的。努力大、方法對、工作好、成就多 ，那么時間就會比較短些，反之就會比較長些。”（同上，第265頁）其態度顯然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至于對待階級斗爭的態度，他顯然也是持肯定態度的，如該書中講到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說，“要使農民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就必須進一步加強工人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鞏固工農聯盟，加緊教育農民認清社會主義發展的光明道路，認識資本主義發展的害處，克服農民本身所表現的資本主義傾向，同時必須向城鄉資本主義分子，以及從農民中間所分泌出來的資本主義成分，進行必要的斗爭。”（同上，第303頁）而在1957年8月出版的《論我國人民內部矛盾》一書中，在論述“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斗爭”部分更十分明確地指出：“我們絕不可以采取溫情、憐憫的態度。右派分子陰謀使我國人民、國家脫離社會主義的根本道路，倒退到過去受壓迫、首剝削的黑暗境地去，我們每一個人民決不能在這樣有關我們國家人民命運的根本問題上表示絲毫的動搖、讓步或寬容，因為對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溫情，就是對廣大人民的無情，就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情。”（吳黎平：《論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5頁）這些都是吳亮平站在毛澤東革命路線一邊而不是唐文所說的 “擁護”與之相反的否定階級斗爭的所謂“穩妥路線”的鐵證。歷史就是歷史，不是有人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改變的。

實際上，他在滬西區委書記的崗位上也只做了一年半時間（1949年9月至1951年3月），1951年3月，他就被任命為中共華東局城市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兼上海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副書記。沒有兩年，1953年3月，他又奉碉北京，先后在中財委任組長，同時在中央辦公廳從事調研工作，主要是從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的研究。他于1953年12月寫成《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一書，此書于1954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間，還曾于1954年夏率中央辦公廳調研組到哈爾濱調研（見吳良璞：《大哥吳亮平是我革命的引路人》，載《吳亮平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頁）。唐文把1954年發生的“高饒反黨事件”說成是1953年發生的事件也明顯是錯誤的。毛澤東注意高饒的問題是在1953年下半年，不可能在事情還未發生的1953年3月就把與此事沒有關系的吳亮平調到北京來，更不可能因此事把他“掛起來，停職一段時間”。實際上，吳亮平調到北京，是因為1953年要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了集中力量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決定撤銷東北、華東、西北、西南、中南五個中央局，以加強中央集中統一的領導。這樣，五個中央局的書記高崗、饒漱石、習仲勛、鄧小平、鄧子恢被調到北京，被人稱為“五馬進京”。由于中央機構的增加和擴大，原五個中央局的工作人員被調往北京本來也是很正常的事。至于高饒結成聯盟，陰謀篡黨奪權，那是后來發生的事。揭發這件事的是陳云和鄧小平，而毛澤東下決心解決高饒問題則是在1953年12月蘇聯公布了“貝利亞事件”以后。1954年1月4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到杭州向毛澤東通報了“貝利亞事件”的審判情況，“毛澤東認為揭露貝利亞對于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具有很大的意義。在談到中共的形勢時，毛澤東指出，近來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現象。這些現象雖然不是很普遍，但已經影響到中央委員會成員，因此不能掉以輕心。”（見網上所載尤金之筆記）在這里，毛澤東已經表露出了要解決高饒事件的的意向，而真正處理“高饒反黨聯盟”則是在1954年2月舉行的七屆四中全會上。顯然，吳亮平之調到北京工作與所謂“高饒反黨事件”是毫無聯系的。中央要吳亮平到中財委和中央辦公廳工作，讓他研究與過渡時期有關的理論與政策問題，不僅讓他進行寫作，還讓他到率領調研組去搞調研，如果他與高饒事件有牽連，這可能嗎？在這之后，他他還對《反杜林論》進行了校訂，于1956年2月出版了《反杜林論》的新版；并且在毛澤東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后，寫了《論我國人民的內部矛盾》一書，于1957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用吳亮平在該書“前記”的話說，“這一小冊子是我學習毛澤東同志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著作的部分的、初步體會”。1957年4月，吳調至新成立的化工部任副部長，先后主管化工生產和化工企業的基本建設工作，并于1959年國慶十周年時發表了《高速度發展化學工業的道路》一文，載于《輝煌的十年》一書。該書于1959年12月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作者都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各部委的第一把手，還包括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可以說，他們差不多都是開國元勛，國家棟梁，這也說明，吳亮平并沒有因廬山會議上出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問題受到牽連而被邊緣化，他依然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并沒有如唐文所說“被邊緣化”。

總之，吳亮平無論是在中央工作，還是在地方工作，無論是做理論工作，還是做實際工作，也無論是職位高低，他所做的都是黨和國家的重要工作。在工作中當然也有挫折，但是這些挫折，有些是來自王明的打壓，有些則是由于他自己的錯誤造成的。還有一些屬于正常的工作變動，根本就不是什么問題。只要我們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就完全可以弄清真相。

三、唐文是寫吳亮平的，為何大談張聞天，為張的“總書記”鳴不平？

唐文是寫吳亮平的，但是，讀著讀著使人覺得文章好像又是寫張聞天的。原來，唐文無論是寫吳還是寫張都不是目的，該文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否定和反對毛澤東。看得出來，作者從何方所著的《何方談史憶人》一書里充分吸收了“營養”，兩人許多觀點都是相同的。就此而言，何著更有代表性，而唐的一些觀點從源頭上來說實際上來自何著，因此，在這里，我們也就把討論和批評的重點暫時從唐文轉向何著《何方談史憶人》一書，對該書的有關觀點進行一番評說。

何著用很大篇幅講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以后又如何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黨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轉變做出了重大貢獻，是一個關鍵性人物。在作者看來，張聞天既是總書記，就是黨內最大的官，他的貢獻當然也最大；至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既不是總書記，又不是軍委主席，而只不過是周恩來的“幫助者”，怎么可以說他“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呢？在他看來，《遵義會議文獻》、六屆七中全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中有關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的歷史地位的評價統統都錯了。

人們要問：這種只重官位而不看基本的歷史事實，把官階的高低、官職的大小作為評人論事的依據的觀點是正確的嗎？它符合歷史的真實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毛澤東是一個立志做大事，而不想做大官的人。在歷史上，他曾經多次從領導崗位上被撤換下來，比如1929年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從紅四軍前委書記的崗位上被“選”了下來，又如，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被被臨時中央撤掉了紅軍第一方面軍的總政治委員的職務，以致在長征時失去了軍事指揮權。對于這些，他也進行過抗爭，但是，他不是為了官位進行抗爭，而是因為失去為革命奉獻自己才智的機會與條件而抗爭。在長征途中，他看到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而自己被排斥在一邊，不能參與軍事指揮，只能干著急。于是，他做了爭取張聞天和王稼祥的工作，據張聞天自己說，“長征出發后，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澤東同志給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中央黨史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頁》當然，毛澤東與王稼祥的往來還要早一些。王稼祥轉變后也做了張聞天、聶榮臻等人的工作。王稼祥從這次錯誤路線分離出來后主張，應該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撤換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澤東來領導。他在促成遵義會議召開方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至于周恩來，他曾經是最高三人團（由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組成）的一個成員，后來周恩來也逐漸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這也為遵義會議的舉行創造了條件。在遵義會議上，最急迫的問題當然是軍事指揮問題，至于整個政治路線和一些組織問題，那在戰爭環境下還不可能解決。事實上，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與此同時，會議決定取消“最高三人團”，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而毛澤東在常委分工中雖然很低調，但是他實際上取得了軍事的指揮權。這本身就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它使人們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人們肯定遵義會議，說它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有什么錯？只要比較一下遵義會議前紅軍總是被動挨打、損失慘重的情況和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指揮下積極主動、生龍活虎牽著蔣介石鼻子走并且最終甩掉了蔣介石的圍追堵截的情形，誰又能否定毛澤東所起的偉大作用？在這方面，周恩來在談到遵義會議時說，“事實經過是：在長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時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員，經過不斷斗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中央的好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撥轉了航向，使中國革命在驚濤駭浪中得以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這是中國革命中的偉大轉折點。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真正取得了領導地位。遵義會議一傳達，就得到了全黨全軍的歡呼。”（中共中央黨史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頁）在這里，周恩來把遵義會議的偉大意義和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在黨史、紅軍史和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

但是，何方卻“一葉障目 不見泰山”，在他看來，毛澤東是不是在遵義會議上成了全黨、全軍的領導，是不是成了革命的領袖，關鍵就在于他是不是成了“總書記”？不客氣地說，這樣的看法實在是太幼稚了。其實，黨的領袖并不在于是誰當了“總書記”。黨的領導是否正確地領導，關鍵是執行什么路線：是繼續執行左傾錯誤路線，還是轉到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上來了?按照這種觀點看問題，就會充分肯定遵義會議的偉大作用，就會把它看成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就會充分肯定毛澤東所起的偉大歷史作用。而如果像何方那樣斤斤計較于誰擔任的職務高，誰當的官大，那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來。就此而言，甚至何方非常推崇的張聞天自己，對于遵義會議和毛澤東的歷史作用的看法也是跟他大相徑庭的。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和陳云從共產國際回到延安，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12月舉行了政治局會議，決定擴大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張聞天、王明、康生、陳云五人組成，實行集體領導。1938年2月12日，《救亡日報》記者洛基訪問張聞天，后來寫了一篇訪談《張聞天論抗戰諸問題》，文章稱張聞天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發表于《救亡日報》1938年3月27日第一版。張聞天見后感覺不妥，于4月9日致電長江局（在漢口）的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鄭重其事地寫了一個《張聞天（洛甫）啟事》：“（甲）談話發表未經本人允許，談話記錄未經本人看過，因此對發表的談話本人不能負任何責任。（乙）中共中央有幾個書記，向無所謂總書記。”（《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4-555頁）4月12日，長江局機關報《新華日報》在第一版右上角即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這個啟事，文字略有修改。該《啟事》稱：“廣州《救亡日報》3月27日載有署名洛基所寫的《張聞天論抗戰諸問題》，洛基君指此稿為他在2月12日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先生之談話’；本人特鄭重聲明：（一）該談話發表未經本人允許，記錄內容未經本人看過，因此本人對該講話不負任何責任；（二）中共中央設有由少數同志組成之書記處，但并無所謂總書記。”（《新華日報》中華民國27年4月12日第一版）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正式的對外界的宣告，雖然用的是個人的名義，但代表的卻是中共中央乃至共產國際的意見。如果《救亡日報》的文章不存在什么重大問題，是不會發表這個《啟事》的。但是，《張聞天年譜》在1938年4月9日的條目的編者注里仍然認為，“張聞天這篇在特定條件下發表的聲明并不表明記者報道的內容完全不符合事實，而實際上所報道的張聞天談話記錄是基本上符合他當思想的，因此本書于前面1938年3月26日條譜中摘錄了這篇記錄。”（《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頁）這里存在幾個問題：第一，《年譜》說張聞天接受《救國日報》記者采訪的時間是2月22日，而張聞天在漢口《新華日報》所登之《啟事》里說的采訪時間是2月12日，兩說采訪的時間相差10天；第二，《年譜》說《救亡日報》發表訪談記錄《張聞天論抗戰諸問題》的時間是“三月二十六日”，而《新華日報》所登之《啟事》則說是“三月二十七日”，也相差一天；第三，《年譜》說，“本書于前面1938年3月26日條譜中摘錄了這篇記錄”，而事實上，《年譜》在三月二十六日這天只是記錄了“中央書記處向北分局發出《關于北方局領導人員分工的決定》”的有關內容。根本沒有張聞天與《救亡日報》記者談話的內容（實際上，這個訪談的摘要放在了《年譜》2月22日條目里了）；第四，《救亡日報》是一份抗日的進步的報紙，其領導人是郭沫若，胡愈之、夏衍等共產黨人在該報都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而張聞天的談話內容是抗日，何以采取如此決絕的態度發表此一《啟事》？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張聞天的《啟事》明確講到“本人對該講話不負任何責任”，而《新華日報》又在頭版頭條位置加以刊登，明顯代表著中央的意見，《年譜》怎么可以自說自話地將其置于不顧呢？第六，在張聞天的《啟事》電文里，我們看到，他認為“向無所謂總書記”，這話對于中共中央來說固然不對，所以在《新華日報》發表時此話已被改為“并無所謂總書記”。《年譜》對于這么多的問題似乎都沒有引起重視，讓人感到這本《年譜》是不是編得太粗率了？在我看來，上述問題都有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價值。作為“中共中央黨史也就是張聞天選集傳記組”是一個專門研究張聞天的機構，有責任把這些問題——當然不僅僅是這些問題弄清楚。在我看來，只要以嚴肅認真地做這件事，這些問題也是不難弄清楚的。我是因為在南京沒有找到當年的《救亡日報》，所以有關事實這次沒有能夠弄清楚，相信這個問題對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來說，應該說是小事一樁，是很容易解決的。當然有些問題還要花功夫進行研究。比如張聞天在1938年4月9日電報里說的 “向無所謂總書記”一說就很值得人們研究。中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當然有過總書記，但是，對于張聞天本人來說此話卻是對的。實際上，對于遵義會議后的所謂“總書記”，共產國際一開始就沒有同意，后來經博古向共產國際解釋，這才有“負總責”之說。1937年的“十二月會議”強調的是五個書記“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而在六屆六中全會前共產國際更明確地提出“以毛澤東為首”都說明了這一點。就是說，共產國際對于張聞天當總書記是有保留的，從陳云的遵義會議傳達提綱起，都說“負總責”而不說“總書記”可能即與此有關。后來張國燾擁兵自重想當“總書記”，而張聞天也曾想讓出這個位置（毛澤東未同意這一意見，后作罷）可能也與此有關。我國當時界至今還有關于張聞天是否曾任“總書記”一職的爭論。有人說，“自遵義會議以來，在黨中央內部，張聞天奉毛澤東為紅軍與全黨領袖，毛澤東尊重張聞天在黨中央“負總責”的地位，他們互相合作，直到六屆六中全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481頁）我認為，這個說法是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后來，也是可以為人們就接受的。在整風中，張聞天曾在1943年12月16日寫的整風筆記里說：“遵義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敗，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攻擊，當然屬于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對于我個人來說，遵義會議前后，我從毛澤東同志那里第一次領受了關于領導中國革命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我有很大的益處。

“……

“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打擊，而且我批評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這個特殊的順利的環境，使我在長久時期內不能徹底了解到自己的嚴重錯誤。”（中共中央黨史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頁）

應該說，張聞天的這個筆記寫得很誠懇，是真實可靠的。但是，在何方筆下，許多事情都被歪曲了。如他在其所著《談史憶人》一書里說，遵義會議選的是張聞天當總書記，而不是毛澤東，因此不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也不能說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這種說法顯然不符事實。其實，遵義會議并沒有選舉張聞天擔任總書記。誰任總書記這個問題屬于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問題，而遵義會議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并不決定誰擔任總書記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后來由常委分工決定的。遵義會議開過以后，于2月5日在川云貴交界的雞鳴三省村，政治局常委開會進行了分工，原有常委（除博古外）的工作基本不變，周恩來仍然負責軍事工作，毛澤東作為新常委參與軍事指揮，同時推張聞天接替博古當“總書記”或“負總責”，主持日常工作。張開始堅辭不就，毛澤東則說他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最后張還是接受了下來。張為什么開始堅辭不就，楊尚昆說是因為他謙虛，實際上并不是什么謙虛，而是他很清楚，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他自己原來也是站在錯誤路線一邊的，只是由于毛澤東做了他的工作，他才站到正確的一邊來，很明顯，擔任總書記或“負總責”的應該是毛澤東，而不應是張聞天。而毛澤東之所以不急于全盤解決左傾路線的問題，正如曾經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時期給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在其回憶中所說的，“遵義會議的成功，表現出毛澤東同志杰出的領導才能與智慧。他在會議上，只批臨時中央在軍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提政治問題上的錯誤，相反還在決議中對這個時期的政治路線，說了幾句肯定的話。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個英明決策。在會議上，曾經有人提出批判和糾正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錯誤，毛澤東同志機智地制止了這種做法。正是這樣，才團結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伍修權：《回憶遵義會議的前前后后》，《星火燎原》叢刊，1982年第1輯，此處引自《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頁）。

對于“總書記”一事，何方顯然把它看得太重了。按照列寧關于領袖的定義，“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說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版，第151頁）這里提到了四個“最”——“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毛澤東哪條不具備，哪條不比張聞天強？再說，列寧強調領袖并不是一個人，更不是專指一個總書記，而是一個“比較穩定的集團”，怎么能以誰當“總書記”誰就是領袖呢？在中共的歷史上，向忠發不是擔任過總書記么？難道他就是領袖？但是，人們都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傀儡，實際處于領袖地位的并不是他，而是李立三。后來，胡耀邦、趙紫陽不是也當過總書記么？但是，人們也很清楚，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領導人物并不是他們，而是鄧小平。在遵義會議上，只有毛澤東一人被補選為政治局常委這一最重要職務，成為黨的領導核心成員，而分工參與軍事指揮這一當時頭等重要的大事，難道不是因為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所使然？特別是他的軍事路線在遵義會議上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支持，這些都說明，他當時已經是一個舉足輕重的領袖人物了。

何著說，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只是在遵義會議以后兩三年（又說“三四年”），甚至是在延安整風以后才確定下來的。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在這里，有必要提一提斯諾在1936年7月在保安采訪時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的評價。他說，“毛澤東在中國的共產黨勢力范圍內的影響，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幾乎所有組織里，他都是一個委員——如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政治局、財政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公共衛生委員會，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實際影響是通過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發揮出來的，因為政治具有著決定黨、政、軍政策的大權。不過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口頭上老是叨念著‘我們的偉大領袖’。我沒有聽到過有人把毛澤東的名字當做中國人民的同義語，但是，我卻也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不喜歡‘主席’——個個人都這樣叫他——或不尊敬他的人。他個人在運動中的作用，顯然是很大的。”（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64-65頁）他還談了他當時對于毛澤東的“印像”，他說，“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這一點——大概是不錯的。然而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于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茍，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現有的最有才干的戰略家，這是令人很感興趣的事。”（同上，第65頁）在這里，斯諾說到毛澤東的“天生精明”、“有演說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精力過人”，還說他是一個“頗有天才”和“最有才干”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這些都是斯諾在1936年7月通過觀察、采訪所獲得的他本人和眾多的被采訪者對于毛澤東的認識和評價。應該說，這些認識和評價早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其客觀性和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它真實地反映了毛澤東當時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的領袖地位，而絕不如何方說的只是在六屆六中全會以后才形成的，更不是在整風以后才形成的。特別是，在這里還提到日本人的議論，這說明，毛澤東當時不僅在國內有很大影響，在國際上，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這一點，我在前一篇文章里曾經引用過共產國際在1930因為誤傳毛澤東已經病死于肺結核而發的“訃告”，其中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是非常高的，稱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是“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而張聞天在“負總責 ”以后，共產國際甚至還表示了不同意見，只是后來博古進行了解釋之后才認可了他的這一新職。

還有一點可以說明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就是斯諾在《西行漫記》里稱毛澤東為“蘇維埃掌權人物”和“共產黨領袖”。他說，“我在這里（指保安）終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用最近采用的正式頭銜，就是‘中華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他還說，“我到后不久，就見到了毛澤東，他是個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我第二次見到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后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人在一起走。”（《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61頁）這說明，不僅是斯諾，南京的蔣介石政府也是把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來看待的，蔣介石是不是對張聞天的腦袋有懸賞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有也絕對不會有那么高的賞格。他們兩人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是一清二楚的。

值得一提的是，斯諾在《西行漫記》里在大大宣傳毛澤東的同時，并沒有講到洛甫或張聞天如何如何。雖然他在保安也采訪了張聞天，而且也知道他是總書記，而張聞天也向他提供了自己的傳記材料，但是斯諾并沒有把張聞天的這些材料寫進《西行漫記》。后來，斯諾在《紅色中華散記》一書里談到此事時說，“洛甫當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自1934年（此說不對，應是1935年2月5日——引者）在江西（此說也不對，應是貴州畢節的一個名為“雞鳴三省”的村子，因為在那里舉行的政治局常委會決定了張聞天任“負總責”的總書記，“雞鳴三省”的“三省”是指川云貴三省，因畢節的這個村在這三省交界的地方，早晨雞鳴，三省都能聽聞，故名‘雞鳴三省’。——引者）擔任此職至今。洛甫給我講了自傳，由于篇幅所限，我未能收進《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后來在尼姆•威爾斯的《紅色中國內幕》一書中發表了。”（斯諾：《紅色中華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頁）這一鮮明對照很能說明問題。從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盡管張聞天擔任了總書記一職，但在斯諾看來，其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地位和影響根本不能與毛澤東相比：毛的自傳材料很長，卻沒有因為“篇幅有限”而未收進《西行漫記》，而總書記的自傳材料雖短，但卻因為“篇幅有限”而未被收進，二者的地位和影響孰輕孰重不是再清楚不過了嗎？

當然，斯諾如此重視毛澤東也與當時張聞天的態度有關。斯諾在《紅色中華散記》里也談到了這點。他寫道：“洛甫（張聞天）從1935年起到1945年名義上擔任政治局只能給書記（1945年這一職位被取消 ），但1936年筆者在保安同他會談時，他卻拔毛說成黨的主要權威發言人。”（《紅色中華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頁）從這里也可看出，張自己就是把毛看成是比他高的“黨的主要權威發言人”的，這樣一來，人們（包括斯諾在內）把張看成是“名義上政治局總書記”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實，“總書記”也就是“總秘書”或“秘書長”，是負責中央和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并不等于是最高領袖。實際上，無論是“書記”還是“秘書”，無論是“總書記”還是“秘書長”，都是指日常的事務工作，尤其是指與文字有關的工作。毛澤東在八大前夕舉行的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就講到了這個問題。他說，“至于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鄧小平：我還是比較安于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他愿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愿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于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于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贊成，就順了。”（《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頁）。

應該指出的是，何方之所以要突出張聞天曾經當過總書記，是為了貶低毛澤東，當然也是為了說明他后來的官職是大不如前——被“貶謫”和“外放”了。誠然，自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以后，按照共產國際的意見，應該是以毛澤東為首而張不再是“負總責”的“總書記”了，但是，毛澤東還是沒有接受總書記這個職務。他認為，重要的是把政治路線問題，組織問題是第二位的。盡管這以后開會的地點由這問題的窯洞改到毛澤東的窯洞，但是，名義依然沒有變化。不過張也很清楚，他的工作應該逐步向毛澤東移交了，而他自己的主要工作崗位也確實向宣傳工作（中宣部）和干部教育工作（馬列學院）方面轉移了。這以后他也沒有再做過那么高的官。在七大，他被選為中央委員，在七屆一中全會，他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在八大他繼續被選為中央委員，在八屆一中全會，他又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應該說，他在1959年之前，還是一個“官”——外交部的常務副部長，若論職位大小，當然是沒有提升，而是下降了。在何著里大談張聞天任職的變化，自然是為了說明他受到了毛澤東的打擊，但是，他這樣說究竟有什么根據呢？

事實上，人們通過長期革命斗爭實踐的檢驗，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正是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毛澤東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真正的領袖。“實至名歸”，共產國際也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應該以毛澤東為首。但是，甚至在1938年舉行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也沒有在名義上接受“總書記”一職，不過在實際上已經居于“為首”的領導地位位。不過，人們對于張聞天也沒有全盤否定。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并且還在宣傳教育方面擔任著重要工作：他是中宣部部長，同時還是馬列學院院長。毛澤東并沒有打壓他。至于后來的整風運動，應該說所有的人都應該根據整風所規定的文獻進行自我批評。張聞天自然不能例外。他在左傾錯誤統治時也犯有不少錯誤，當然也應該在整風運動中進行檢討。1943年，他主動地寫了《反省筆記》，并拿去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后給予了肯定的評價，并在看后立即把筆記送還給張聞天，說：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得很好！后來在七大時，張聞天又做了一個帶有自我批評性質的長篇發言，毛澤東也給予了熱情的肯定。毛澤東在大會上說，“有些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評，這些自我批評，我們大會同志都一致歡迎。”（轉引自劉英《我與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9頁）在這里，人們絲毫看不到毛澤東有什么為難張聞天的地方。實際上，張聞天在七大仍然被選為中央委員，而在七屆一中全會上，他還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倒是王稼祥的中央委員沒有選上，為此，毛澤東還出面為他做工作，其中也對張聞天作了肯定。他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決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25頁）經過毛澤東的工作，七大主席團特別把王稼祥放在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的第一名，希望大家選他。結果王稼祥的候補中央委員在七大獲得了全票當選。這件事說明，毛澤東辦事是很公道的。人們之所以都很擁護他，這恐怕也是一個原因。何著說毛澤東對張聞天“埋沒和抹殺”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這里還要說一下張聞天后來到東北工作以及建國以后從事外交工作的事。在何方看來，這些事都是毛澤東對張聞天的打壓，他把這些事稱是“貶謫”和“外放”。他這樣說也是根本不符合事實的。

先說到東北工作一事。本來，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毛澤東在七大時就強調了建立鞏固北根據地的重要。他甚至說，“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么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現在我們的基礎是不鞏固的，不要以為很鞏固了。為什么不鞏固呢？因為我們現在的根據地在經濟上還是手工業的，沒有大工業，沒有重工業，在地域上也沒有連成一片。所以，我覺得這次要有東北同志當選才好。”（《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426頁）后來，在抗日戰爭將要取得勝利的前夕。黨中央派了很多精兵強將到東北工作，首批包括彭真、陳云、程子華、伍修權、林楓等人，組成了中共東北局，由彭真任書記。后來，又決定派羅榮桓、李富春、林彪、高崗、張聞天等去東北工作。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一共77人，其中派往東北的就有21人，政治局一共13人，去東北工作的就有4人，可見中央對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重視程度。問題還在于，張聞天是主動要求去東北工作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干部，他在蘇聯呆了5年，缺乏地方和基層工作的鍛煉，但是，由于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來華帶有宗派主義色彩的安排，回國后一下子就進入中央高層工作，他先在中央當宣傳部長，后來很快成為政治局委員和排名僅次于博古的政治局書記，并且取代毛澤東當上了中央蘇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于蘇聯的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而讓毛澤東只任中央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實際上是架空毛澤東，使其邊緣化。當然，他后來與博古也有矛盾。據他自己整風時學的檢查里說，“博古有一次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見，說，‘這里的事情還是依靠于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意思是說，我們內部不應該鬧摩擦。當時，我沒有重視這句話，想再想起來，倒是跟有意思的。”（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頁）這也說明，張聞天之走上高位，是與教條宗派有密切關系的。實際上，第三次左傾錯誤他也負有相當責任，特別是在反對羅明路線上，他是有重大錯誤的。應該說，后來他離開中央做地方工作，這不僅對革命事業有利，對他個人也有好處。就此而言，他從中央高層崗位上退出后要求到下面去工作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從何著為張聞天“抱不平”來看，張對于自己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在東北只是在一個小省（先是在合江，后來在遼東）當省委委書記；后來在東北局，也只是一個常委兼組織部長，而李富春只是一個中央委員，卻擔任了東北局的副書記，是感到不滿的。如果事情真像何著所說的那樣，張聞天這樣計較就不正確了。事實上，張要求到東北去工作時，毛澤東并不在延安，而是到重慶談判去了。張是向劉少奇提出這個請求的，而劉也是通過電報向毛澤東作了請示并且得到了毛的同意的。張聞天一行到東北后，與陳云、高崗一道提出了《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他們按照中央提出的“讓出大路，占領兩廂”的方針，確定在離國民黨占領中心較遠大城市和鄉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至于他擔任合江省委書記，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他自己要當的。根據劉英的回憶，在陳云與張聞天研究工作安排時，張聞天指著地圖說，佳木斯這一片，像一把沙發椅，背靠蘇聯，一邊是朝鮮，是很好的戰略后方。陳云就說，那你就到那里去吧。于是就報東北局并中央任命張聞天當合江省委書記。（劉英：《為了建設鞏固的戰略后方》，載《張聞天在合江》，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頁）后來李富春當了東北局副書記，而張聞天做了組織部長，何著對此不以為然。應該說，他們兩人各有所長，兩人雖然同年，但在資歷和貢獻方面李并不亞于張。我們知道，李富春早年曾經赴法勤工儉學，做過鉗工和火車司機，1921年就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旅歐支部的負責人之一。他在法國，深入社會進行調查，了解法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還向工人宣傳過《資本論》。回國后，正遇上國共合作，他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戰爭中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在改造舊軍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為后來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湘南起義在兵員上提供了基礎。他在長征中也曾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在王稼祥負傷后任主任。而在延安時期，他曾任中組部副部長，并且協助陳云從事財經工作，他到東北也主要是協助陳云從事財經工作。至于張聞天，他曾在南京河海專科學習水利，后曾去過日本并留學美國，不久又回國。后來又熱衷于進行小說和劇本寫作，并在重慶女子師范擔任任英語教師。他于1925年加入共產黨，然后赴蘇聯中山大學學習，后又到紅色教授學院深造，是所謂“28個半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個。他在蘇聯呆了五年，于1931年初回國。回國后，即任中央宣傳部部長，1933年到中央蘇區后又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他缺乏實際工作經驗而能一步登天，顯然與當時共產國際和王明的宗派主義有關。這樣的背景后來又使他成為中央蘇區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這期間，他積極奉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反對執行毛澤東正確路線的所謂“羅明路線”。雖然后來在毛澤東的幫助下有所覺悟，站到了毛澤東一邊，在遵義會議上起了重要作用。當時的戰爭環境又使他擔任了“負總責”的工作。很顯然，他是不適合在這樣的高位上長期繼續工作下去的。后來他由“負總責”的政治局常委位置上下來，又從政治局委員變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是毫不奇怪的。顯然，這樣高的位置只是一定條件下的產物，是不可能長久下去的。比較起來，李富春的資歷和實際工作經驗毫不亞于張聞天，而且，兩人都是常委，一個是副書記，一個是組織部長，只不過是分工不同，有什么值得計較的呢？何方把張曾經當過“總書記”和當時還是“政治局委員”這樣的“大官”當成了他個人的“資本”，似乎只能上而不能下，顯然這不是從革命工作需要出發，而是從個人名譽地位出發，在官職大小問題上斤斤計較，這樣的思想顯然是一種庸俗的舊觀念，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顯然是格格不入的。

再說做外交工作一事。1950年，中央決定張聞天做外交方面的工作。這在當時，顯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適合于做這一工作的人卻是不多的。我們知道，新中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是由周恩來總理兼任的，而且兼任了九年之久。新中國派往國外的第一個大使是王稼祥。當時中央提出了兩個工作請他考慮：一個是中宣部長，一個是駐蘇聯大使，他選擇了駐蘇大使一職。人們都知道，毛澤東對于王稼祥是很器重的，讓他做中宣部長和做駐蘇聯大使是放在同等地位上考慮的，并沒有什么高低貴賤之分，從事外交工作顯然和封建社會的“貶謫”、“外放”沾不上邊。后來毛澤東訪問蘇聯，蘇聯外長維辛斯基向毛澤東建議，為了開除蔣介石的代表在聯合國的席位并取而代之，新中國應該派一個代表團常駐聯合國。毛澤東接受了他的建議，電劉少奇物色人選。劉少奇提出由章漢夫任此職。章曾經留學美國，后又曾去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并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的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回國后曾在重慶《新華日報》任總編輯，是一個很適合于從事外交工作的人才。但毛澤東認為章漢夫的資望不夠，而認為張聞天更為適合，在與周恩來商量后就定了下來。由于此事也是一場與美蔣的嚴重的斗爭，為了爭取時間，未及與張本人商量就在電臺廣播和報紙上公布了。應該說，這正是對張聞天看重和信任的表現，哪里是什么“貶謫”和“外放”？不過張聞天卻有自己的想法，他曾向劉少奇提出換人。由于名單已經公布而沒有獲準。應該說，毛澤東一貫重視外交工作。早在1945年，聯合國制定憲章，當時蔣介石派宋子文當首席代表，共產黨方面最初也曾想派張聞天作為代表團的成員參加，后來考慮董必武歲數大、資格老、聲望高，曾是前請秀才、同盟會員，還留學日本學過法律，并且是共產黨一大代表，還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又是中共七大后選出的十三個政治局委員之一，同時還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國民黨那邊也有影響，遂由董必武參加代表團，而由章漢夫作董必武的秘書。可見毛澤東和黨中央對外交工作的重視。這次成立的以張聞天為首的代表團的成員有李一氓、耿飚、孟用潛、冀朝鼎、劉貫一、錢三強、王鐵崖等三四十人。都是一些重量級的人物，可謂極一時之盛。何方一方面說這是“新中國外交史上空前絕后的高規格代表團”，一方面又把此事說成是“貶謫”和“外放”。他這樣說不僅自相矛盾，也是完全錯誤的。應該說，這個團規格雖然很高，但是也絕沒有達到“空前絕后”的地步：當時，就有由毛澤東親自率領的、成員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國代表團正在訪蘇，因此說不上是“空前”；而之后，又有1957年11月由毛澤東為團長、宋慶齡為副團長、成員包括鄧小平、彭德懷、郭沫若、李先念、烏蘭夫、陸定一這樣一些重要人物在內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參加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會議，因此也說不上是“絕后”。不過那個代表團的規格確實也是很高的了，由他當這些重量級人物的頭，怎么能說是“貶謫”和“外放”呢？雖然后來因為朝鮮戰爭，美國拼湊聯合國軍參加這場戰爭，這個具有很高規格的代表團最后沒有去成。同時，由于王稼祥身體不好不能支撐駐蘇聯大使的工作，中央決定張聞天去任大使，以代替王稼祥。這次也是提出兩項工作供張選擇，除大使一職外，另一個供其考慮的職務是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張選擇了出任駐蘇大使一職。兩項工作任選，這本身就是對張的尊重和照顧。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給斯大林寫信，請求允許張聞天了解聯共中央的經驗，從而爭取到一個更好的工作環境。而何方竟用封建社會官場上的“貶謫”、“外放”相比喻，這一點，就是張聞天本人也決不會贊成。程中原寫的《張聞天傳》里就曾說，駐蘇大使館在50年代就有些人說怪話，稱使館工作“好像流放在遠離祖國的孤島上”一般，感到寂寞。張聞天曾嚴厲地批判了這個所謂“孤島”思想，解決了對駐在國的基本認識與基本方針問題，進行了思想整頓。（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頁）何著是以張聞天的舊部下和崇拜者的身份來寫張聞天的，但是其思想卻與張聞天大相徑庭，這究竟是怎么回事，難道不值得深自反思嗎？

何著還說什么，張聞天是一個政治局委員，以一個政治局委員的身份而去出任大使，這在社會主義各國都沒有先例。他這樣說也是為了證明毛澤東對張聞天的打壓。其實這也是毫無道理的。張聞天出任的是駐蘇聯大使，而我們當時的外交實行的是“一邊倒”的方針，這樣，出任駐蘇大使就有了特殊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50年代初，我們要進行抗美援朝，要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還要幫助亞洲一些國家進行革命，都需要蘇聯的幫助，怎么能夠小看駐蘇大使這一工作呢？說什么政治局委員不能當大使，連何自己也承認當時保加利亞駐蘇大使也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再說，斯大林當時為了幫助毛澤東出版《毛選》俄文版，派了尤金來中國，后來有繼續擔任了駐中國大使，尤金不僅是蘇聯的一個得過國家獎的哲學權威，是蘇聯科學院的院士，名氣很大，而且還是一個被斯大林相當看重的外交人才，他到中國后與毛澤東結下了友誼。既然尤金能夠來中國工作，張聞天就不能去蘇聯工作嗎？更不必說，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前，各國共產黨常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差不多都是一些在中國共產黨內擔任很重要工作的領導人，像李大釗、瞿秋白、鄧中夏、張國燾、周恩來、向忠發、李立三、王若飛、陳云、王明、康生、王稼祥、任弼時等都曾經擔任過常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代表，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像這樣極端重要的工作，有誰會認為他們是被貶了呢？同樣，張聞天到蘇聯去做大使，代表的是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也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做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工作，怎么會是被貶了呢？這顯然說不通嘛！

在何著里還說什么毛澤東“隨著他權力的上升和對張聞天需要的減弱，在同張的關系上就顯得越來越不耐煩了。而且這種厭煩情緒竟保持了一輩子。其次，他同張的作風、性格、愛好等也相差甚遠，造成看不慣也談不來。……而從張聞天這邊看，他通過長期實踐固然越來越佩服毛澤東的領導和軍事才能，但同時也覺得實在不好相處，”（《何方談史憶人》，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頁）在這方面，何著說了三點：“一是感到毛這個人容易猜疑和記怨，而且很厲害在一起共事得處處留神（小心謹慎）。二是可能對毛的不大談馬列和新文化（特別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國‘故紙堆’，有點不以為然。三是正像黃克誠所說，毛喜歡順著來的人，他卻不屑于此，也學不會，同毛合作有點處于相忍為黨，因而被毛批評為清高。”（《何方談史憶人》，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 51頁）但是，這里沒有一句是張的原話，這個“覺得實在不好相處”究竟是張聞天自己“覺得”毛不好相處，還是何方“覺得”毛不好相處就大成問題了。問題在于，何方與毛澤東并無直接接觸，他的所謂“覺得”也無從談起。至于這三點說法，在我看來，這三點說法都是沒有根據的。

實際上，毛澤東與張聞天的關系并不像何著所說說的那樣。張聞天夫人劉英寫的回憶錄里說，“從中央蘇區后期開始，聞天和毛主席一直配合合作得很好。……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張聞天都是支持毛主席的，大事都同毛主席商量，聽毛主席的意見，然后開會討論。毛主席的主張、方針、策略，在聞天這里通行無阻，能夠及時得到貫徹。處理日常工作，也是兩個人商量，然后 寫文件發電報。”（劉英：《我與張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19頁）即使在私人交往方面，他們的關系也是很融洽的。在長征途中，毛澤東經常和張聞天、劉英兩人開玩笑。他們二人的結合當然本來就就有基礎，而毛澤東的促成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兩人在瓦窯堡結婚，沒有請酒舉辦婚禮，毛澤東當時在直羅鎮打仗，不在瓦窯堡，但是，當他到瓦窯堡后還是來窯洞鬧了一鬧，補了“鬧新房”一課。應該說，毛澤東是一個寬宏大量的人，當然，他同時也是一個很有原則并且精明干練的人，如果要在他面前耍花招而不被發現恐怕也不容易。何方說張聞天感到毛澤東“不大談馬列和新文化（特別是世界文明）”，那就離事實更遠了。毛澤東關于馬列談的還少嗎？關于新文化談的還少嗎？他對于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也具有極其豐富的知識。這一點，連斯諾都很佩服，說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還說他“對于當前世界政治驚人地熟悉”，說他“熟讀世界歷史，對于歐洲社會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實際的了解。”說他“讀書的范圍不僅限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66-68頁）他批評張聞天“言必稱希臘（馬列）”，那是批評他食洋不化，不善于聯系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毛澤東常聯系中國古代的東西也絕不是‘鉆故紙堆’，而是為了‘古為今用’。這些正是毛澤東的長處，而為張聞天所欠缺的。至于所謂“毛喜歡順著來的人”，那是因為他站在工農大眾的立場上看問題，充分肯定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一些自以為有了一點知識就翹尾巴的知識分子，卻喜歡用一種貴族老爺式的態度來看待群眾，給他們潑冷水，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張在做外交工作崗位上給毛寫過不少信，還要求過改做經濟工作，毛對他提出這一要求是不滿意的，當然也沒有滿足他的要求。這正是毛堅持原則的表現。應該說，毛澤東對張聞天是有所期待的。何著里曾談到張聞天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參觀訪問后于6日寫給毛澤東的信，信中對大躍進給予了肯定，卻沒有指出問題和缺點；同時引述了毛澤東在1958年5月8日給張的回信，說明毛澤東有“報喜不報憂”和“帝王”思想，并以此說明兩人“已毫無平等可言”。而在我看來，毛的這封信，正好說明他對張聞天的真誠和對他仍然抱有期待，表現了真正的同志之間的感情。信不長，特將其轉錄如下：

“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祝賀。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曾對你有五個字的批評（何著曾引用陳毅的話，說毛澤東對張有“五個字的指責”，即“狹、高、空、怯、私”，見于何著《何方談史憶人》，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頁），你記得嗎？進城后，我對陳云、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也對你也當面說過。今天看這報告，引起我對你歡迎。

“可能對你估計過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還沒有完全去掉，還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進步就是了。但你過去能寫出現在的報告嗎？能有這樣的無產階級感情嗎？能有這樣感人的氣氛嗎？在我看來，沒有，現在有了，通了，群眾化了，因此向你祝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頁）

何著在引用這封信時在“大少爺”后加了一個注，謂：“說張聞天有‘大少爺氣’，可謂是無根據地信手拈來。”其實，毛澤東說張聞天“大少爺氣”并非沒有根據。我在網上看到一則張聞天的傳記材料說，一次，劉英到張聞天那里去，張正在床邊寫東西。贛南的蚊子多，他好像沒有感覺似的。劉英奇怪地問：“你怎么不掛蚊帳？”一邊說，一邊幫他把蚊帳放下了。張聞天回答：“我沒有老婆嘛。”劉英馬上頂了他一句：“放帳子還要老婆？”試問，這不是“大少爺氣”是什么？

當然，我們對張聞天也應該有公正的、客觀的評價。毛澤東一再說，“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轉引自程中原著：《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頁）這是很了不起的一個品格，毛澤東一再講他的這個優點，也說明毛澤東有“樂道人之善”的好品格。他們兩人這些好品格都是值得人們很好學習的。

最近在網上還看到一件事，也可以說明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系。福建省光澤縣一中有一位名叫蘭福森的政治老師，他1969年12歲時在老家閩西上杭縣廬豐畬族鄉豐濟村租屋的屋頂上發現了一個用油傘紙包著的包裹，里面竟是一本已經殘缺不全并且已經開始受到白蟻侵蝕的《毛澤東自傳》，他如獲至寶，一直珍藏至今，并且不時打開閱讀，從中得到很大教益。據說，這是他的祖父母在解放前經常上山給紅軍游擊隊送糧送菜得到的。從這里可以看到那時老區人民對于毛澤東、對于共產黨和紅軍的魚水深情，不禁令人感慨系之。本世紀初，各地先后發現一些的三十年代出版的同名的書，引起藏書界的極大興趣。因為此書就是斯諾根據毛澤東的口述撰寫的《紅星照耀的中國》（又名《西行漫記》）的第四章《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翻譯出版的。他知道后也躍躍欲試，復印了100份，投寄給各報刊，由于現在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視，許多青年編輯在這方面的知識水平都很欠缺，竟然不知道這本斯諾著作早期譯本的價值，投稿100處幾乎全軍覆沒，有人甚至把他當做騙子。但他毫不灰心，于是找到有關黨史部門和研究毛澤東早期著作的專家，才知道這是一本由張洛甫即張聞天翻譯的延安書局在1937年10月出版的一個極其珍貴版本。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著作、傳記、年譜組甚至認為有99%的把握加以肯定，但是因為過于慎重，他們問了張聞天夫人劉英，劉說不知道，同時又提出“張洛甫”的名字未見在別處使用，這樣事情就被擱置了下來。但是蘭福森并不氣餒，繼續尋找證據，結果在遼寧省的檔案里找到了1949年遼寧省人民代表會議主席團名單里“張洛甫（張聞天）”的名字。他 繼續努力，又給當時曾任省委書記的郭峰寫信請教此事，結果也得到證實，說當時張聞天正是用的“張洛甫”這個姓名。有了物證，又有了人證，問題終于得到解決。據說，《張聞天年譜》和《張聞天傳》在再版時都要將這件事補充進去。由這件事也可看到，張聞天當時雖然擔任著“總負責”的重任，但是仍然親自翻譯毛澤東口授、斯諾撰寫的這本《毛澤東自傳》，這表現了他對于毛澤東的尊重和兩人之間的友誼，更不用說，翻譯和傳播這樣一本宣傳毛澤東的著作對于教育中國革命青年和廣大群眾的意義了。蘭福森的祖父母在解放前冒極大的危險保存了《毛澤東自傳》一書，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而蘭福森在幾十年后讀到這本書所宣傳的毛澤東的刻苦好學的精神，以及毛澤東后來提倡的“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曾給了他很大的教育。蘭福森曾經失學，做過小工，后來上了大專，當了老師；他還接受領導安排，兼做學校的保衛工作，多年被公安部門評為先進工作者。他還涉足中醫中藥，在一些刊物上撰寫用中草藥治病的文章，治好了許多人的病。應該說，張聞天當年翻譯此書的舉動和功勞，人們也是不應該忘記的。

何著以“官”字為中心，大談什么“貶謫”、“外放”，目的是為了說明毛澤東對張聞天的所謂打壓，他這樣做似乎是為了替張聞天“打抱不平”，幫張聞天講話，但是，其結果卻給人留下了張聞天是一個斤斤計較官位高低的印象，恰恰損壞了張聞天在公眾中的形象。

同樣，唐文說吳亮平“官越做越小”，也把矛頭指向毛澤東，其手法和何著可說是如出一轍。這一點，不僅從唐文的論述內容可以看得出來，而且從唐文的引證也可以看得出來。對此，我們還將作進一步的進一步的分析和批判。看來，無論是對吳亮平還是對張聞天來說，所謂“官越做越小”問題，其實都不過是人為制造的一個偽問題罷了。

四、借機大肆傳播各種反毛謠言乃是《炎黃》唐文的真正目的

唐寶林作為中國社科院的黨史研究專家，不去研究具體的歷史事實，卻根據自己的主觀臆測，把吳亮平和張聞天的一切問題都說成是由于“毛澤東與吳亮平關系”，是“毛澤東的許多弱點”造成的。事實上，在唐文里，這個問題占了特別重要的地位。唐文談這個問題的部分是全文中篇幅最大的部分。可以說，這個問題才是唐文的真正中心所在，目的所在。準確地說，唐寫《官越做越小的吳亮平》一文，《炎黃春秋》發表此文，并不是為了紀念吳亮平，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為了借題發揮，借機散布謠言攻擊毛澤東。但是，在這方面，他當然不可能拿出什么像樣的材料來作根據，他拿出來的所謂材料，差不多都經不起推敲，其中不少根本就是謠言，包括去年剛剛被中央有關部門辟謠的那個《〈毛澤東選集〉真相》在內。這一點，正是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

唐文說，吳亮平與毛澤東“后來接觸多了，特別是延安整風和解放后歷次政治運動后，也了解到毛澤東的許多弱點，正如他在‘文革’后黨中央1979年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說：‘從毛澤東個人來說，他犯錯誤的根源有三：一是帝王思想，二是小農意識，三是驕橫專斷。’（摘自高小山、吳菲菲：《吳亮平傳》，第323頁）按照唐文的說法，“這是沒有與毛澤東近距離接觸多年的人是無法概括的。但這又是吳亮平難以接受的。……他與毛二人的關系，自然也不再融冾。”唐文還進一步發揮說，“吳亮平心情復雜，一方面，他必須從黨和革命的利益的大局出發，將竭力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和威望，另一方面，又有一種‘伴君如伴虎’的心態，又不遠曲意奉迎，對毛搞個人崇拜和迷信，因此也逐漸感到不相適應。特別從毛澤東對張聞天的關系中，他看透了，決不能長久在毛澤東的身邊工作。”

唐文的這些說法并不符合事實。吳亮平與毛澤東接觸較多的時期是在中央蘇區工作的那兩年。到中央蘇區后，吳亮平先在紅軍學校政治部宣傳部長，那時他與毛澤東還沒有見過面。有一天，開群眾大會，毛澤東也來到會場，學校政治部主任歐陽欽就把吳亮平介紹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說他讀過吳寫的反對蔣介石的文章，稱贊那篇文章寫得不錯，并說他譯的《反杜林論》，以后有時間再一起談談。這樣就開始了他們之間的往來。后來，吳亮平先后擔任了糧食局長，又當了國民經濟部的副部長何部長。由于吳常去張聞天那里，而毛澤東與張聞天住得很近，因此也常到毛澤東那邊去向毛澤東請教，因此接觸也就多了起來。到陜北以后這樣的接觸仍然保持著，不過，毛澤東只是在有事時才去找他，如與斯諾談話請其做翻譯，給美國友人寫回信等，而在他擔任中宣部副部長時也會被邀請參加政治局的擴大會議。當然，這些都是基于工作的需要，至于個人之間的交往，從吳亮平在 80年代寫的一些回憶文章里也有記述。如前面曾經提到的一件事就很能說明問題。他說，“有一次，王若飛同志見了我就說，‘亮平，又該你請客了。’我當然照例高興地答應了。他又去請毛主席和吳玉章同志。毛主席一聽，即高高興興赴約，和大家坐在一起，有說有笑，領袖和一般同志之間那么融洽，氣氛好極了。”在這里，是真正很融洽的同志式的關系，哪里有什么如唐文所說的“伴君如伴虎”那樣令人毛骨悚然的關系？至于整風后他到晉西北和抗戰勝利后到東北地區工作，毛澤東實際上是一再挽留的，但是，毛澤東也從來沒有勉強他，還是很尊重、很照顧他本人的意愿而沒有絲毫的強迫命令。毛澤東做到這一步，可謂仁至義盡，還要怎樣呢？文革中，吳亮平遇到了一些麻煩，據他的侄子吳延飛在一篇文章里講到毛澤東曾發話：“吳亮平與王明不是同路人，他不是什么‘二十八個半’中的，三十八個半也沒有他。他對革命的立場是堅定的，對黨是忠誠的，工作是積極的。”“我黨第一代馬克思主義翻譯家不多了，吳亮平翻譯《反杜林論》功不在禹下，有大禹治水之功啊!”這樣，吳亮平也就沒有進“牛棚”。這些都說明，毛澤東是有恩于吳亮平的。唐文在毛澤東與吳亮平的關系問題上說三道四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唐文還說什么與毛澤東接觸多了就知道他的弱點了，關系就不好處理了。要論接觸多，那毛澤東的警衛員和秘書顯然接觸更多，而作為毛澤東的同事和戰友，像朱德、陳毅、周恩來等與毛澤東的接觸肯定也遠遠多于吳亮平，他們也都沒有對毛澤東的所謂弱點作出過什么概括，怎么偏偏吳亮平會做出什么概括，這就不能不使人對于此說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產生極大的懷疑。

這里有必要談談唐文所引用的馬小山和吳菲菲寫的一篇題為《追憶亮平大伯》的文章。馬小山和吳菲菲是何許人也？從網上搜索了一下，不得其詳。不過從文章題目里對吳亮平的稱謂可以知道，兩人應該是吳亮平的侄兒、侄女之輩。他們是作為“親屬”寫這篇追記文章的。不過“親屬”二字在法律上是有嚴格的界定的，作為一個法律概念，“親屬是基于婚姻、血緣和法律擬制而形成的社會關系。我國法律所調整的親屬關系包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孫子女和外孫子女、兒媳和公婆、女婿和岳父母、以及其他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如伯、叔、姑、舅、姨、侄子女、甥子女、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等。”吳菲菲當是吳亮平的侄女，屬于“旁系親屬”，而馬小山恐怕只能算是“沾親帶故”。本來，在吳亮平1986年去世時，他的直系親屬的兄弟、夫人、子女都還在，在這方面，我們見到了一篇他三弟吳良璞寫的文章，但卻沒有見到他的夫人及子女寫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似乎也輪不到馬小山和吳菲菲來寫這樣的文章。是不是馬小山和吳菲菲與吳亮平特別親近因而對他有特別多的了解呢？看來也不是。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在《追憶》里曾向讀者介紹吳亮平為毛澤東與斯諾談話做翻譯一事，說“那次采訪歷時十幾天，自始至終由大伯擔任翻譯。每次采訪完畢后，斯諾把記錄稿送大伯，由大伯譯成中文后送毛澤東審閱，經毛澤東閱改后再譯成英文。采訪結束后，全部英文稿又由大伯全部審校。經過審校的全文，成為《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名《西行漫記》）的第四章《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馬小山、吳菲菲：《追憶亮平大伯》，載《吳亮平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頁）這里的所謂“追憶”從很本上來說就不能成立，因為1936年當吳亮平給毛澤東和斯諾做翻譯時，他們恐怕都還沒有出生，又怎么可能有這事的“追憶”？實際上，他們的說法都來自斯諾的另一著作即《紅色中華散記》一書的附錄《人物小傳》，對于這個“人物小傳”，中譯本譯者曾特別加按語聲明，“人物小傳（一）（二），系斯諾根據當時所收集到的資料寫成。由于資料的局限性，有些并不準確，同事實他有出入。……此處按原文譯出，僅供參考。”事實也正是這樣。關于吳亮平替毛澤東和斯諾當翻譯的情況，1979年8月，吳亮平本人就在《1936年的談話》的《前言》里作了訂正。他寫道：“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時我只做了簡要記錄供口譯之用。當時在場的雖還有與斯諾同來的馬海德醫生，但他只是在一邊旁聽，沒有實際參加談話；也沒有其他人做速記或做記錄，毛澤東是按照司農所提的問題，憑記憶而談，沒有寫成成篇文字。斯諾按照我的口譯做了筆記，關于毛澤東個人革命經歷部分，斯諾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整理成文，尤黃華譯成中文，經毛澤東仔細審閱后做了少數修改，叫黃華照改后推給斯諾。”（《毛澤東自述》增訂本，1996年版，第8頁）吳亮平的這一說法在斯諾的《紅色中華散記》的正文部分也得到了印證。那里說，“我在保安最初同毛澤東會談以及采訪別人時，都是吳亮平擔任譯員。我到保安之后，經征得毛澤東同意，我要燕京大學派王汝梅（黃華）趕來給我當翻譯。王汝梅及時趕到前線同我會合，以后一路上給我當了翻譯。”（斯諾：《紅色中華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頁））在這方面，曾經采訪過吳亮平的《解放日報》的理論部編輯編輯司徒偉智在《吳亮平談“西行漫記”及其他》一文里也用吳亮平的話指出，“談話時，我把毛主席的話，做了簡單記錄，并譯成英文，斯諾隨聽隨記，談話后，斯諾據此寫成文章，交毛主席審閱，毛主席作了幾點改動，經黃華同志照改后送還斯諾。斯諾書中說，是我把中文稿在譯成英文稿，這不對了。你想想看，原先已經有英文稿了嘛，沒有必要再譯嘛。”（載《吳亮平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頁）顯然，馬小山和吳菲菲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這也說明，他們對吳亮平不僅缺乏直接的了解，也缺乏間接的了解，這樣的人寫出的東西又怎么可能如他們自己所說“就記憶所及，提供一些片段材料供史界和讀者參與（？）”呢？

但是，偏偏有那么一些“史界”人士對于這么一篇并無史料價值的東西頗感興趣，竟然將其收進了《吳亮平傳》。在這方面編者的粗率和疏漏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同一本書里兩篇相隔不遠的文章對同一件事所提供的事實竟然是完全相反的，怎么可以讓它們“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呢？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唐先生這位在社科院近代史所當研究員、一生以史為業的“史界”人士者竟然還積極參考這樣的低水平的文章，把它所提供的材料作為自己文章的論據加以引用，這是不是有點滑稽呢？

唐文引用的材料前面已經提到，即：“正如他在‘文革’后黨中央1979年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說：‘從毛澤東個人來說，他犯錯誤的根源有三：一是帝王思想，二是小農意識，三是驕橫專斷。’”人們看到，唐文引用的這個材料與《追憶》的原文顯然有所不同。原文說，“那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而唐文說的則是“1979年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唐文在引用時已經把1978年 改為1979年，把三中全會之前改為三中全會之后。應該說這個改動是正確的，問題是，這兩個時間的背景是很不一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主要是批“四人幫”，批“兩個凡是”，但但并沒總體上有從否定毛澤東；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出現了一股反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這個思潮在社會上表現是“西單墻”，國內外的敵人互相勾結，造成了很大的混亂。這個是超在革命隊伍內部也有明顯的表現，而其目的，就是想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在1979年1月18日倒月8日展開“理論工作務虛會”。鄧小平在3月30日做了《堅持實現基本原則》的講話。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作為中央黨校的顧問，作為一直敬佩毛澤東并且與毛澤東曾有過許多交往的吳亮平怎么會否定毛澤東，說他有“帝王思想”、“小農意識”和“驕橫專斷”呢？須知，就在參加務虛會之前，他剛剛在1979年1月1日出版的《紅旗》第一期上發表了《永遠銘記毛主席關于戰斗唯物主義的教導》一文，此文被置于這期《紅旗》的第一篇，看來是為配合務虛會而發表的。在這篇文章里，他是這樣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的歷史作用的，他說：“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的偉大領袖，是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締造者，他的豐功偉績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他的光輝思想將照耀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同志的偉大旗幟，是我黨我國人民的無上責任，也是我黨我國人民的光榮權利。半個多世紀以來，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斗爭，他老人家在個別問題上出現一時的缺點、錯誤是難免的。我們要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去理解。這同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勛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的的，絲毫無損于毛澤東同志的 偉大光輝的形象。”（載《吳亮平文集》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頁）不可能想象，剛剛對毛澤東作了如此高的評價的吳良平，到了務虛會上就大講什么毛澤東有“帝王思想”、“小農意識”和“驕橫專斷”！而在參加了務虛會后，他滿腔熱情地積極投入到整理斯諾等采訪毛澤東的文稿、編輯《毛澤東自述》一書的工作。他在1979年8月寫的《前言》里以飽滿的熱情，充分肯定毛澤東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光輝典范。他寫道：“早在抗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即1936年7月，毛澤東以馬列主義的真知卓識。科學地深刻地分析了行將到來的抗日戰爭的形勢和開展國內、國際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指出了持久戰的戰略，和中國必勝的根據。后來抗戰發展的進程，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見的正確性。這是馬列主義科學分析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預見力的典范，是毛澤東半個多世紀領導我和革命締造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確的革命路線的光輝范例之一。”他還說，“1936年10月間，斯諾從前線部隊回來，多次請求毛澤東談談他自己的革命經歷，他考慮很久才同意了。他談了自己的成長過程和紅軍長征的經過。毛澤東的這次敘述，不僅是無比的珍貴，而且是如何對個人成長進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的光輝典范。他沒有任何的矯飾，辯證唯物主義地闡述了自己如何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中國黑暗舊社會中斗爭過來，如何從一個早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舊社會舊思想的某些影響的少年成長起來的過程。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到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導師和革命領袖的光輝燦爛的發展進程。”（吳亮平：《前言》，載《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在這里，哪里看得到什么“帝王思想”、“小農意識”和“驕橫專斷”的影子？

實際上，吳亮平并沒有說毛澤東有“帝王思想”，此話是蔣介石強加于毛澤東的。我們知道，毛澤東傳重慶談判期間 ，柳亞子向毛澤東要詩，毛澤東以1936年寫的《沁園春•雪》詞一首相贈，此詞在報上刊登后，在山城重慶引起了轟動。蔣介石沒有這個本領，寫不出這樣的作品，他的那些部屬同樣也沒有這個本領，寫不出這樣的作品，于是就放暗箭，說毛澤東的這一首詞體現了他的帝王思想。這完全是是一種惡意攻擊。現在一些人撿拾蔣介石的余唾來攻擊毛澤東完全是徒然的，因為毛澤東在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上，是最最平民化的一位領導人。有一件事許多人都知道，因為毛澤東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里曾經講過。他說，“1941年邊區老百姓出20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哎呀，雷公為什么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 政策呢？要！”(《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頁)這樣的話如果是出現在封建社會給帝王知道了，那還了得？不僅說此話的人要掉腦袋，恐怕還要株連九族。但是，毛澤東通過調查，不僅不怪罪老百姓，反而積極改進政策：實行精兵簡政的政策，開展大生產運動。試問，這樣的事，封建帝王能夠做得到嗎？關鍵在于，毛澤東和封建帝王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在封建帝王看來，“朕即天下”，而在毛澤東看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一個是帝王至上，一個是人民至上，可謂冰火兩重天，怎么說毛澤東是“帝王思想”呢？

至于說毛澤東有“小農意識”，同樣是沒有根據的。不錯，毛澤東出身于一個農民家庭，但是并不是出身于農民家庭的人就一定有所謂“小農意識”的。如果對少年時代的毛澤東稍有了解，就會知道，毛澤東對他那個家庭，特別是對他的父親，實際上是叛逆的。他對斯諾說，“我13歲時終于離開了小學，開始在地里進行長時間的勞動，給雇工們當助手，白天干一個整勞力的活，晚上還要替父親記賬。”（《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頁）實際上，毛澤東是他父親的一個小長工。他認為“父慈子孝”,二者是聯系在一起的。如果為父而不慈，甚至虐待剝削子女，又怎么能夠要求子女對他孝順呢？實際上，他跟他父親的關系很不好，常常發生對抗。參加革命后，他站在廣大貧苦農民一邊與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紳進行斗爭，當然是受到馬列主義的影響，但與他少年時的經歷也不無關系。毛澤東很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但是，他對所謂“小農意識”有深刻的認識。他說，“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限于永遠的窮苦。”（《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頁）他還有一句很有名的話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鞏固的社會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頁）我們知道，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在中央蘇區開展互助合作運動；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又號召“組織起來”，積極組織農民辦“變工隊”、“扎工隊”等農業兩的互助合作組織。解放后的情況就更不必說了。令人奇怪的是，一些人一方面造謠說毛澤東“有小農意識”，一方面卻堅持搞小農經濟，反對農業社會化，力圖使小農經濟這種落后的生產方式永久化。究竟是誰有“小農意識”，不是清楚而又清楚的了嗎？

還有說毛澤東“驕橫專斷”，不知究竟有什么根據？毛澤東辦事都注意從調查研究入手，從實際情況出發，重大問題都是通過會議作出決定，怎么能說他“驕橫專斷”呢？我們看到，那些曾經與毛澤東有近距離接觸的人，他們都肯定毛澤東虛懷若谷、平易近人、作風民主。吳亮平的中央蘇區后，毛澤東主動與吳亮平談話，艾思奇到延安后，毛澤東主動去看他，差不多所有知名的文化人到延安，毛澤東都親自會面，與他們長談。世界上像這樣的領導人有幾個？不僅如此，毛澤東雖然已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仍虛心閱讀一些哲學家的著作，還用心寫下了兩萬字左右的讀書筆記。世界上有多少這樣虛心好學的領導人？

寫到這里，不能不讓人懷疑：馬小山和吳菲菲怎么能夠看到吳亮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他們既不是務虛會的參加者，也不是黨史研究的專門家，有什么權利去查閱中央理論務虛會的會議檔案？再說，1979年的檔案材料還沒有到解密的時候，還屬于保密的檔案，馬吳二人又有什么資格“發布”還在保密之中的檔案？而且從馬吳二人文章的思想政治政治傾向看，有極大可能是一個為了一定目的而制造的謠言！而唐文則充當了其傳謠者的角色。

我說唐文“拿不出像樣的材料”，還包括該文所引的毛毛的話：“毛澤東是一個偉人，但同時也是一個性情中人，他記怨又記恩，看人和處理人不免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毛毛只是鄧小平的女兒，與毛澤東并沒有什么接觸，她的這個評價究竟有多大意義呢？當然，鄧小平與毛澤東是有較多接觸的，但是，這話并沒有說是鄧小平講的，而她自己也并不是毛澤東的研究者，唐先生作為歷史研究者為什么要引用這樣的話呢？無非這樣的話對于他詆毀毛澤東有用。因此，在這里，我也想來談談對于這句話的看法。

人當然是有感情的，僅僅根據個人感情而不很據大局理智地處理人和事的人，就難免甚至必然要發生錯誤，這樣的人是不能做大事的。實際上，對于任何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來說，都應該以革命的原則來考慮問題，而絕不能以個人的恩怨來處理問題，如果一個人自己的 個人的恩怨，心胸狹窄，不能從大處著眼，這樣的人還能成為偉大領袖嗎？這一點人還能夠領導革命獲得成功嗎？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里有幾句話是這樣說的：“馬克思是當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誣蔑的人。……他對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們當做蛛絲一樣輕輕拂去，只是在萬不得已時才給以回敬。現在他逝世了，在整個歐洲和美洲，從西伯利亞礦井到加利福尼亞，千百萬革命者無不對他表示尊敬、愛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膽地說，他可能有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995年版，第777-778頁）毛澤東也是這樣的人。他作為一個革命領導人，在處理人和事上總是從“公”字出發，而決不考慮一己之“私”。這在歷史上是有許多事情可以證明的。我們知道，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不僅犧牲了許多戰友和同志，還犧牲了多位親人——包括妻子楊開慧，兩個弟弟，一個堂妹，一個侄子，還有一個兒子，甚至連毛家祖墳都被挖了。毛澤東恨不恨？當然恨。但是，他并沒有感情用事。抗戰時，他以民族大義為重，以和平方式解決了西安事變，并且和蔣介石達成了再次合作共同抗戰的協議，就是一例。同樣，解放后對蔣家的舊居和祖墳還進行了很好的保護，也是出于公心。此外，“三反”時處理劉青山、張子善也是一個典型。劉、張二人跟自己革命出生入死，屢建戰功，知道與他們有沒有感情？當然有，但是他非常清楚，如果任其貪污腐敗而不嚴肅處理就會喪失共產黨和新中國在老百姓中的 擁護和支持，其后果就會不堪設想，毛澤東從大局考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處決的決定。把毛澤東說成是只記個人恩怨的人，是對毛澤東的肆意詆毀。

唐文“拿不出像樣的材料”，還表現在它引述李銳的話：毛澤東后來“談到王明路線和洛甫任總書記時說，‘你當權不如我當權’”。（《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頁）盡管李銳這人名聲不好，說話不負責任，單位了準確批駁他的謠言和謬論，我還是想把他的原話重新引用一下。他是這樣說的：“（毛澤東L越來越迷信自己，安于搞個人崇拜。談到王明路線和洛甫任。總書記時，說‘你當權不如我當權’，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從領導一元化發展到‘大權獨攬’，這就從制度上形成個人獨斷專行了。”（同上）

李銳的這些話顯然是經不起推敲的。人們要問，毛澤東在 什么帝國講過這句話？李銳在該書引述毛澤東的話從來不注明出處，好像毛澤東都是對他一個人說的，這可能嗎？他自然有一點本錢，就是1958年春節做過毛澤東的所謂“兼職秘書”或“通訊秘書”。其實這是一個虛職，是指連虛職都說不上，而只不過是毛澤東的一種幽默或戲稱，究其實不過是要他不時向毛澤東寫信反映一點情況或提出一點意見罷了（為了廣泛了解情況，毛澤東也曾要他的警衛戰士在回鄉時這樣做過），而絕不是讓他在毛澤東身邊做秘書，而且時間僅僅一年而已，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之后李的這個“頭銜”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他哪里會聽到毛澤東講那么多話？

問題還在于，說毛澤東曾說“你當權不如我當權”這話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說它不符合事實，是因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后實際上已經當了權，而在六屆六中全會開會前共產國際已經明確了“以毛澤東為首”的地位，但是，毛澤東并不急于擔任最高領導的職位，而總是勸洛甫繼續“負總責”，并且在王明回國后讓他擔任書記，負責統一戰線方面的工作，怎么會說出“你當權不如我當權”這樣的話來呢？實際上，毛澤東很注意團結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前面提到，共產國際也一再要求中共領導有一個團結的氛圍，毛澤東是不可能說那樣的話的。說它不符合邏輯，是因為這個話是加了引號的直接引用，而且用的是第二人稱，是直接對王明和張聞天說的，李銳在當時不可能在場，他怎么會知道呢？再說，如果毛澤東確曾講過這樣的話，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書里還能不大做文章？同樣，張聞天也是一個自視很高的人，也不可能接受這樣的說法。

至于毛澤東說“大權獨攬”，那是毛澤東在他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講的，但是這根本不是指他個人，而指的是中央和地方的黨委領導集體。原話是這樣說的：

（二十八）在省、地、縣三級或者在省、地、縣、鄉四級的干部會議上，討論一次黨的領導原則問題。討論一下這些原則是否正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這幾句話里，關于黨委的責任，是說大事由它首先作出決定，并且在執行過程中加以檢查。“大權獨攬”是一句成語，習慣上往往指的是個人獨斷。我們借用這句話，指的卻是主要權力應當集中于中央和地方黨委的集體，用以反對分散主義。難道大權可以分攬嗎?這八句歌訣，產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為了反對那時的分散主義而想出來的。所謂‘各方去辦’，不是說由黨員徑直去辦，而是一定要經過黨員在國家機關中、在企業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團體中、在文化教育機關中，同非黨員接觸、商量、研究，對不妥當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過，方才去辦。第三句話里所說的‘原則’，指的是: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和個人作用的統一(黨委和第一書記的統一)，中央和上級的決議。”（《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356頁）

在以上一段話里，毛澤東關于“大權獨攬”是指他個人還是指各級黨委，說得清清楚楚，李銳居然把它說成所謂“這就從制度上形成個人獨斷專行了”，歪曲毛澤東思想到這種程度，只有反毛的人才做的出來，而唐文居然也不能認識李銳其人其文，實在也是很可悲的。

唐文所引用的最大的謠言莫過于引用了當時剛剛被中央有關單位剛剛辟謠不久的那個由浙大教授葉航傳播出來的謠言——《“毛澤東選集”真相》。唐文說 ，“張聞天寫的一些黨內文件和文章，如張聞天與周恩來起草的《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張、周和林伯渠等起草的《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都成了《毛澤東選集》的“偉大篇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聯合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的書面報告《關于<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中央檔案館藏。該《意見》稱，經過中共有關部門的審核、考證，發現在《毛澤東選集》四卷的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只有12篇，經毛澤東修改的有13篇，其余諸篇壘是由中共其他領導成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

唐文和《炎黃春秋》雜志這樣做，其真正的用意，是把已經遭到中央有關部門否定、被確定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的謠言，再次搬上紙面媒體，以擴大其政治影響。雖然他們很清楚，這樣做是極其錯誤的，但是，為了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不惜明知故犯，仍然頑固地這樣做了。他們信奉戈培爾“謊言只要重復一百遍就會變為真理”的信條，以為這樣做對于詆毀毛澤東一定會產生巨大的效果。但是這么一來，卻在全國人民面前暴露了他們的丑惡嘴臉和骯臟的靈魂。事實畢竟是事實，而謊言終究是謊言。中央檔案館館員齊德平同志的文章和筆者的上一篇文章都用鐵一般的事實揭露了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的謊言。在這篇文章里，我想還要用更多的事實作進一步的揭露，使這類謊言無處無處藏身。

顯然，唐文根據上述謠言把《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說成是“張聞天和周恩來起草的是不符合事實的。我們知道，毛澤東在1936年12月寫的這一著作，是對第二次鍋內戰爭爭論的總結。毛澤東參加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全過程，而張聞天和周恩來都是自二次國內各目種種 后期才到蘇區去的，特別是張聞天，出來都只是一個“文官”，沒有指揮過戰爭，周恩來雖然領導過南昌起義，但是也缺乏在根據地領導戰爭的實際經驗，由他們來起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不可想象的。而毛澤東，早在1927年就領導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了井岡山，他從戰爭學習戰爭，逐步掌握了戰爭的規律，，由他來寫這樣一本書，應該是是最適合不過。再說，毛澤東的這一著作最初是他在紅軍大學講課的講稿，不可能想象一個人講課卻要讓別人給他寫講稿，這樣的課能夠講好嗎？如果再讀一讀《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看看他的語言，也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來。書中說：“我們的戰爭是從1927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失敗了，秋收起義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部隊，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四月，南昌起義失敗后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1928年5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有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成熟出來了，那就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個十六字訣的軍事原則，立三路線以前的中央是承認了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頁）應該說，像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會說，也只有毛澤東能說，無論是張聞天，還是周恩來，衙門都不會這樣說，也不能這樣說。此書是毛澤東所著難道還是一個問題嗎？

至于《論持久戰》，前幾年有人說是蔣百里（蔣方震）首先提出的，現在又有人說是張聞天、周恩來和林伯渠起草的。我曾經在批駁趙于平的文章和上一篇批駁《“毛選”真相》的文章里強調指出，毛澤東關于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基本思想，早在抗戰爆發前一年即1936年7月16日與斯諾的談話里就已經相當明確地講過了。后來他又在《論持久戰》一書的開頭用三頁多的篇幅引述了他的這個談話。我很懷疑，這些一再否定毛澤東是《論持久戰》一書的原創者是毛澤東的人是不是讀過毛澤東的這一著作？如果讀過的話，這三頁多的引文就是最好的證據，為什么還視而不見要提出該書是別人原創或是別人起草的這樣的問題呢？在這里，我想提一提此事的兩個見證人：一個是唐文所非常崇拜的吳亮平，還有一位是毛澤東當年的警衛員翟作軍。先說吳亮平，他在1979年8月為1936年7月毛澤東與斯諾那次談話寫的《前言》里說道，“毛澤東在1938年寫 《論持久戰》這篇著作時曾經引用了他同斯諾談話的幾個段落。他根據抗戰10個月的 經驗，對于談話中所作的論述作了進一步的有系統的發揮，寫成了《論持久戰》這不直到抗戰直到完全勝利 的光輝名著。這一著作的主要論點，毛澤東早在兩年前同斯諾的談話中，就已經指明了。”（吳亮平：《前言》，載《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另一個見證人是抗戰初期擔任毛澤東警衛員的翟作軍，他親眼目睹了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的全過程。在《〈論持久戰〉的誕生》一文里，他記述了毛澤東一個多星期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寫作此書的情況，還記述了他送毛澤東手稿到解放社付印和毛澤東校閱清樣、進行修改以及送書給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征求意見的情況。（翟作軍：《〈論持久戰〉的誕生》，載《我眼中的毛澤東》上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06頁）常言道，“眼見為實”，他們都是親眼所見，難道還有什么可懷疑的嗎？

唐文還根據《“毛澤東選集”真相》的謠言說什么《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也是張聞天、周恩來和林伯渠寫的，這同樣是一個極大的謊言。實際上，早在1937年10月25日，即早于《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七個月，毛澤東在與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里就指出，“現在八路軍采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這和我們過去在國內戰爭時采用的戰法，基本原則是相同的，的是由一些區別。”他還說，“軍事工作的第一要務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要達到此目的，必須采用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避免一切被動的呆板的戰法。如果大量采用運動戰，而八路軍則用游擊戰以輔助之，這勝利之券，必操我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379頁）在這里，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提出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原則。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提出這一戰略原則，這是和他過去就進行土地革命戰爭所積累的經驗分不開的，也是與他認真學習軍事著作（包括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分不開的。相比之下，張、周、林等由于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和未曾鉆研過軍事問題是很難提出這一套戰略來的。在1938年2月27日到3月1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我認為過去中國抗戰沒有大踏步的進退，只是硬拼，這是錯誤的。只是死守一處，結果還是失手。”。“正規軍分為作戰兵團與守備兵團。共產黨組織赤衛隊及游擊隊有豐富經驗，要告訴全國。”他還說，“戰爭的具體形勢，內線和外線的作戰是互相交錯的。日本包圍我們，我們在戰役上也包圍日本。”（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12頁）這些戰略思想后來都構成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的基本框架。顯然，毛澤東不是在1938年5月才有這些思想，而是早就有這些思想了，難道還要張聞天、周恩來、林伯渠來起草文章嗎？當然，其他人在貫徹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方面也做過不少工作，但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是這一戰略思想的提出者。如《周恩來傳1898-1949》里就說，“毛澤東很早就預見到這個形勢的到來，提出過許多戰略性的意見。周恩來到山西后，對布置八路軍在華北敵后的游擊戰爭抓得很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頁）

唐文還說什么“西安事變時，毛澤東主張審蔣被張聞天糾正”，這同樣也是毫無根據的彌天大謊。由于西安事變發生之前，中共中央并不知曉，事件發生后，張學良曾致電毛澤東和周恩來才知此事。十三日，政治局開會研究此事。毛澤東首先作報告，他說，“對蔣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把握。張學良向蔣說了與紅軍聯合，楊虎城亦講了，都碰了釘子。然而蔣不一定是是始終不變的。根據情況的變遷，有可能逼他走與我們聯合。現在與南京妥協的范圍縮小到怎樣處理紅軍的問題，焦點是在這里。”周恩來接著發言說，“毛主席的報告，我完全同意。”他著重分析了南京政府內部各派系和各地方軍閥對事變采取的態度，也分析了國際上各種力量的動向。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應該采取的對策。（1936年 12月13日會議記錄，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頁）張國燾在會上也作了發言。他說，“在西安事件意義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內亂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問題。”“因此，打到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張聞天不同意這個意見，說：“我們不采取與南京政府對立方針”，“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在軍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進攻。”最后，毛澤東在作結論時說，“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對立。”（1936年12月13日會議記錄，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417頁）唐文說什么毛主張“審蔣”，其實從從以上所引的材料看，此說是毫無根據的。實際上，張聞天的發言并不是針對毛澤東的，而是針對張國燾的，而毛澤東的結論也是針對張國燾的，在毛澤東與張聞天的主張之間并不存在什么對立，更談不上什么張“糾正”毛的問題。包括唐寶林在內的一些人想人為地制造這種對立，這是造謠，其目的是為了揚張抑毛，抬高張聞天，抹黑毛澤東，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在他們看來，這些謠言只要經他在報刊上一宣傳，人們就會信以為真，變成真理了，天下哪里有這樣的事？！隨著謠言的被揭露，必定是造謠者和傳謠者名聲的破產。有人不信這一條，總想碰碰運氣，結果只能是碰得頭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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