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的公開信

要求查處《炎黃春秋》雜志

尊敬的胡錦濤總書記并中共中央：

尊敬的吳邦國委員長并全國人大：.

我作為一個入黨七十多年的共產黨員、新四軍老戰士、離休干部、普通公民，對《炎黃春秋》雜志長期以來造謠、誣蔑、攻擊毛澤東以及我們的黨和國家的言行，已感到難于容忍！今提出：一、《炎黃春秋》的十大政治錯誤事實；二、處理意見和建議。

一、《炎黃春秋》的十大政治錯誤事實

（一）《炎黃春秋》發表作者劉澤華的文章造謠說：“馬克思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見《炎黃春秋》2011年第9期第22頁）。

《炎黃春秋》散布這個謠言的意圖是明顯的：既然連馬克思自己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么還有誰是“馬克思主義者”呢？這就意味著世界上不存在“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這顯然是為達到他們動搖四項基本原則的目的。

《炎黃春秋》散布這個謠言已不止一次，筆者批駁這謠言也不止一次了。2012年《中華魂》第1期又發表筆者的文章：《如此彌天大謊》，再次對所有造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謠言的“精英”人物作了徹底的揭露和批駁。

（二）《炎黃春秋》2011年第9期第24頁上，劉澤華造的另一個謠言說：“《矛盾論》有抄襲之嫌”

劉澤華以《〈矛盾論〉有抄襲之嫌》為小標題，誣蔑毛澤東。但他舉不出確實的證據，更無論證。已有人有理有據批駁過這類不值一駁的荒唐謠言。

（三）《炎黃春秋》堅持造謠說《矛盾論》的“觀點”不是“毛澤東的原創”

特別是在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已經為此發表聲明、辟謠之后，2011年《炎黃春秋》第12期第71頁上再發表題為《〈矛盾論〉是毛澤東的原創嗎？》文章，胡說：“《矛盾論》吸取了蘇聯學者的十個觀點，在《矛盾論》中并沒有見到相應的說明”。說這些“觀點”不是“毛澤東的原創”，這是該雜志及其作者對抗中央的“聲明”，仍堅持“《矛盾論》有抄襲之嫌”。

大家知道，任何一個思想家或學者，都會吸收前輩的思想觀點和精華加以運用和發展。其實所謂“十個觀點”都是蘇聯某個“學者”“原創”嗎？即使馬克思創造自己的學說也有“三個”來源呢。《矛盾論》是毛澤東根據自己學習馬恩列的基本觀點，結合中國實際所寫的講稿。根本不存在也用不著抄襲蘇聯學者觀點，毛澤東對所引證馬、恩、列以及黑格爾等人的觀點和論述，都已一一注明出處，共寫了37條注釋作了說明。毛澤東引馬恩列原著的“觀點”比引蘇聯學者所轉述的第二手“觀點”更準確可靠。反毛“精英”翻了幾本蘇聯教科書，看到有些蘇聯學者也引過這些“觀點”，就胡說毛澤東“抄襲”了蘇聯學者“原創”的“觀點”，同時作者還胡說“《矛盾論》有可能出自陳伯達之手”。這樣造謠、誣蔑除了說明《炎黃春秋》及其作者的卑劣心態和反毛之心切還能說明什么呢？

必須指出：毛澤東從來沒有說過他要離開馬列的基本觀點、原理去創造“新觀點、新原理”，相反，他明確地告誡全黨說：“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見《改造我們的學習》）。這種“結合”就包括他1937年寫的講稿《矛盾論》在內。毛澤東就是忠于馬恩列的基本觀點、原理，在“結合”中國的實際方面下功夫，運用馬恩列觀點、原理去實踐，帶領我們的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這豈容造謠、詆毀？

（四）《炎黃春秋》還造謠說孫中山未提出“三大政策”，誣蔑毛澤東對“新三民主義”的論述無“根據”

同上《炎黃春秋》第56頁上還發表《“新三民主義”是一種訛傳》的文章。作者在引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義”的論述后，胡說“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沒有“根據”的。作者以自己查閱《孫中山全集》沒有見到孫中山本人說過“三大政策”這四字為依據，武斷地說“三大政策”這句話“查無實據”并做出結論說：“孫中山未曾提出過所謂‘三大政策’，那么以三大政策為標志的‘新三民主義’也就子虛烏有。”作者由此抹殺孫中山提出和實踐“三大政策”的事實，誣蔑“三大政策”是“訛傳”，誣蔑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以三大政策為標志的‘新三民主義’是子虛烏有”。

如果按《炎黃春秋》和作者的這個邏輯，在《馬恩全集》中找不到馬克思自己把自己的學說概括為“馬克思主義”，在《列寧全集》中找不到列寧自己把自己的學說概括為“列寧主義”，在《毛澤東選集》中找不到毛澤東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概括為“毛澤東思想”，那么，豈不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都可以被說成“查無實據”、無“根據”、“子虛烏有”、“訛傳”？

其實，孫中山提出和實踐“三大政策”，是客觀存在的事實。1923年1月26日發表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便是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最終確立的標志。李大釗是“孫中山邀請加入國民黨，由孫中山親自主盟加入國民黨”的（見《國共兩黨關系史》第34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孫中山的名言“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就是要“扶助工農”。北伐革命就是貫徹“三大政策”的行動。這還不能使舊三民主義變為新三民主義嗎？怎能因為孫中山提出“三大政策”后不久逝世，未來得及作四個字的概括，就誣蔑孫中山“未曾提出過‘三大政策’”呢？

《炎黃春秋》及其作者不僅誣蔑孫中山，還誣蔑毛澤東關于“新三民主義”的“論述”屬“謠言”，同時還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會上贊揚“三大政策”，也誣蔑為以“訛”傳“訛”，“信謠”、“傳謠”。

實際上，造謠惑眾恰恰是《炎黃春秋》自己的所作所為，偏偏還要賊喊捉賊。

（五）《炎黃春秋》為大地主劉文彩翻案，徹底顛倒是非功罪

《炎黃春秋》發表文章介紹《大地主劉文彩》。該文寫道：“劉文彩晚年熱衷于維護地方公益事業，個人出資2﹒5億元和3000畝田產興辦了其時四川師資設備最好的‘文彩中學’…曾獲國民政府教育部與行政院嘉獎”。劉文彩本是“惡霸地主”，作者為他“抱屈鳴冤”（見《炎黃春秋》2010年第1期第43頁）。劉文彩在解放前早已病死，沒有起義立功，難道共產黨應同國民黨一樣“嘉獎”他？

劉文彩能說清楚其財產的來源嗎？作者全文沒有具體寫到他有一事一例一莊罪行或錯誤。卻得出結論說：經過“反思”“改變”了“過去的集體記憶（人們的共識）”：“一些明主、英豪被從神壇請下來，成了暴君、欺世盜名之輩；惡霸與軍閥被還原其本來面目，成了開明紳士和愛國人士”。矛頭所指不言而喻。既誣蔑革命領袖又美化所有的“惡霸與軍閥”。徹底顛倒是非功罪。

作者說：“社會已經變化”：“一元文化、政治經濟高度集中的社會向多元文化、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社會的變化”。說整個社會向“多元變化”是荒謬的。

但是，這卻說出了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的“精英”們玩弄“多元化”的陰謀，他們為了恢復剝削階級專政，首先是打出“多元化”招牌為剝削階級代表劉文彩爭得“多元”中的“一元”的地位，這樣，就似乎與無產階級的那個“一元”成了并列關系。就可以平起平坐的“你說剝削階級壞被剝削階級好”，“我就說剝削階級好被剝削階級壞”了；《炎黃春秋》及其作者發表這文章就是站在剝削階級這個“一元”的立場上為劉文彩說話。杜導正說：“《炎黃春秋》不聽中國當局的命令，《炎黃春秋》的存在就是勝利”。可是，這個剝削階級的“一元”存在了，被剝削階級的“一元”《中流》等雜志卻不允許“存在”。這證明“多元化”是騙人的，實際上是以“剝削階級”的“一元”來取代“被剝削階級”的“一元”。

（六）《炎黃春秋》為“三反”運動翻案，否定人民群眾有反腐敗的參與權。

《炎黃春秋》多次發表“老黨員”的文章說：“‘三反’、‘五反’等也是‘左’的、錯誤的”。（見《炎黃春秋》2010年第1期第14頁）作者不是說在“三反”過程中有某些錯誤，而是說“三反”本身就是“左的、錯誤的”。這是全盤否定。

接著，《炎黃春秋》2010年第2期第15頁上，再刊登為“三反”運動全盤翻案的文章武斷說：1952年的“三反”是“寧左勿右的運動操作”。“劉青山、張子善的案子，無非是毛澤東為了讓運動升溫火起來，而借他倆的人頭的一點權力技術和操作”。并胡說“劉青山、張子善的腐敗案”“以今天的標準，即使五六萬元被一個地委書記和專員放進了自家的口袋、挪用，也只能算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以他們的級別，多半是不會被起訴的”。這是對“三反”運動也是對“新中國反腐敗第一大案”的全盤否定。建國之初我國處于經濟短缺困難的時期，劉、張貪污挪用之款“按當時的市場物價是可購買小米一億斤，可購買豬肉四千萬斤”的巨款（見《新中國反腐敗第一大案》第20頁，法律出版社1990年出版），竟被《炎黃春秋》及其作者縮小成“五、六萬元”的“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

作者結論是：“以運動非法制方式反腐敗，是有害的，至少是弊大于利的”。實際上，這是把“三反”運動視為禍“害”，這恰恰表明《炎黃春秋》及其作者是站在腐敗分子立場全盤徹底否定“三反”運動。相反的是，絕大多數正常人無不稱贊“三反”運動真是好！它使干部隊伍、社會風氣清明了幾十年；它使國內外有識人士都對共產黨政權的清廉刮目相看；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初期的“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運動都是充分肯定的。這豈容《炎黃春秋》及其作者否定？！

顯然，《炎黃春秋》及其作者否定人民群眾對“反腐敗”有參與權，同時否定黨有權領導和發動群眾“反腐敗”。他們要把“反腐敗”變成少數“精英”的“特權”，一概由他們制定“法律”，再由他們包辦“操作”；實際是制造保護腐敗的“法律”和輿論，要使腐敗在中國愈演愈烈，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七）《炎黃春秋》造謠、誣蔑我國的“鎮反”“肅反”運動

《炎黃春秋》發表《公安工作“大躍進”》的文章說：“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書記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談會上說，‘有些人雖然沒有現行的破壞活動，但可能是危險分子，可以釆取秘密逮捕的方法（具體方法…）把他們抓起來…一個不放，死也讓他們死在監獄里’，于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制訂捕人計劃，下達捕人指標。‘大躍進’嘛！下級層層加碼，捕人指標越來越大”（見《炎黃春秋》2010年第1期第18-19頁）。這段話本身就荒唐得不合邏輯，明明是高峰在青海省“座談會”上的“講話”又不是布置工作，怎么緊接著就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制訂捕人計劃……”連中央都無條件地服從高峰在“座談會”上的“講話”了呢？如果照這個方針抓人，不僅“危險分子”，連“可能是危險分子”也要抓，而且抓了死也讓他們死在監獄里。全國有這么多監獄收容嗎？還說什么這是“抓人”的“‘大躍進’嘛”。實際上，關于鎮反，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我國是依法進行“鎮反”的。關于“肅反”，黨的方針是“不冤枉一個好人”和“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除了反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之外，沒有一個人不說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是好的。豈容《炎黃春秋》如此造謠、誣蔑、丑化“大躍進”和黨的歷史？

（八）《炎黃春秋》宣揚某“老黨員”的錯誤政治觀點，蓄意動搖黨的信仰

作為責任編輯的杜導正發表杜潤生的文章，杜導正生怕讀者不了解還著重介紹“杜潤生1936年入黨，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宣傳部長，在多處任地委書記，離休前任國務院農辦副主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抬出這么多頭銜，以加重杜潤生發表支持謝韜反社會主義的文章之“份量”，杜潤生說謝韜文章的發表“是很好的現象……表明我們黨的理論思維相當活躍”。試問：杜導正、謝韜、杜潤生“這三位”否定社會主義的先生能代表“我們黨”嗎？接著，杜潤生寫道：“我自己沒有什么主義…我愿借此機會，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見《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第1頁）。請問杜潤生：“難道你在入黨時沒有宣誓‘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永不叛黨’嗎？”你在入黨七十幾年后怎么“變”成了一個“沒有什么主義”的人？如果宣誓“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永不叛黨”是欺騙黨的話，那末，你就是騙子；或者，是你后來叛黨了，拋棄了你信仰過的“共產主義”？

（九）《炎黃春秋》負責人杜導正造鄧小平的謠言給鄧小平臉上抹黑

杜導正發表《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展》否定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荒謬文章說：“我記得鄧小平對非洲領導人的‘談話記錄’說”：“我勸你們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我建議你們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杜導正接著寫道：“對這段話，我非常欣賞，最后一句尤其精彩……遺憾的是它沒有收到《鄧小平文選》里”（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4期第11頁）。顯然，這是杜導正在撒謊、造謠，但他這樣說正是他自己的思想觀點和主張，這充分暴露了杜導正一伙人的真面目。

①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最大的貢獻是肯定了四項基本原則，這是我國的立國之本和改革開放的根本前提。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鄧小平沒有公開發表過與此相反的言論。

②杜導正說這次的“談話記錄”“沒有收到《鄧小平文選》里”，似乎唯有他手中握有此“鐵證”，這是撒謊、造謠。筆者查閱了《鄧選》，其實，這次“談話”是收了的。這就是鄧小平與非洲莫桑比克總統的“談話”，鄧小平是說：“你們根據自己的條件，可否考慮現在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會主義，貧窮絕不是社會主義。要講社會主義，也只能是講符合莫桑比克情況的社會主義。”（《鄧選》第3卷第260頁）鄧小平說的“這些話”與杜導正的“謠言”顯然不同，鄧小平是要他們“根據自己的條件”搞社會主義。鄧小平沒有“勸”他們“不要搞社會主義”，更沒有說搞別的“什么主義都可以”。

③杜導正在這同一文章中還說：“鄧小平說，我們搞了二十多年社會主義，可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并沒有搞清楚”。這又是撒謊、造謠。鄧小平的原話是首先強調：“中國搞資本主義不行，必須搞社會主義……我們多次重申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接著才說：“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過去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不是完全清醒”是指有些人“忽視了發展生產力”（見《鄧選》第3卷第63和28頁）。杜導正卻斷章取義再加撒謊、造謠，他說包括鄧小平本人在內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沒有搞清楚”，因此，杜導正說鄧小平“勸”非洲國家領導人“不要搞社會主義”，搞別的“什么主義”都可以。就在同一文章中，杜導正也寫到“講這些話足以扣上‘叛徒’的帽子”。那末，請問杜導正：到底是誰曾經“講這些話”？“‘叛徒’的帽子”應“扣”在誰的頭上？

請問《炎黃春秋》杜導正：你們豈不是存心動搖我國的立國之本——四項基本原則，搞亂我國人民的思想，同時也給鄧小平臉上抹黑嗎？

（十）杜導正的言行令人懷疑他是否已放棄中國國籍、獲得了某國的國籍

杜導正接受香港《明報》的訪談，據新加坡《聯合早報》2011年6月6日報道，其中一段話原文照錄如下：“對于《人民日報》日前刊登的署名‘中紀聞’的文章要求中共黨員遵守‘政治紀律’，并稱這是‘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杜導正說：‘不要理睬它，鎮靜。我們在黨內生活這么多年了，是是非非，斗來斗去都有經驗’。”《聯合早報》還有一段話原文照錄如下：“杜導正說：‘作為敢言媒體之一的《炎黃春秋》創刊20年，已接到中國當局整改命令達11次。……雖然未來仍會遭受當局打壓，但存在就是勝利。’”對以上報道，我們沒有看到杜導正在《炎黃春秋》或別的報刊上有過否認的聲明。

這就令人懷疑杜導正還是不是中國人、是不是中共黨員，他在香港向報界發表談話，是面對世界的講話，為什么號召大家“不要理睬”《人民日報》、中國當局，并傲慢地宣稱已戰勝“中國當局”十一次“打壓”的“命令”？

試問：《炎黃春秋》難道是某個國家大使館駐北京的附屬單位？它可不理會“中國當局”的干預，還聲稱要繼續戰勝“中國當局”的再次“打壓”。即使是外國的駐京單位，攻擊駐在國的領袖理應受到駐在國的驅逐出境處理。

以上僅舉出《炎黃春秋》的嚴重政治錯誤的一部分，已可見該雜志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締造者毛澤東的污辱和攻擊。它反毛、反共、否定孫中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它違反憲法，攻擊四項基本原則，理應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譴責、聲討并追究其法律責任！

 “2003年6月10日的《真理報》《消息報》都報道《我們的時代》的主編維諾格拉多夫被統一俄羅斯黨開除出黨，因為他一個月前在報上發表攻擊斯大林的文章。”（見《馬思主義研究》2004年第1期）

二、處理意見和建議

現在，根據胡錦濤總書記莊嚴宣布的“毛澤東是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這個指示，為了維護毛澤東和他締造的黨和國家不受誣蔑和攻擊，我提出如下意見和建議：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凡是共產黨員公開誣蔑、攻擊我們的黨和國家的締造者毛澤東的一律開除黨籍，凡屬于國家工作人員開除公職，凡屬于軍人開除軍籍，觸犯法律的依法懲處。

對《炎黃春秋》應立即查封，進行查處，對它多年來散布的謠言和錯誤言論進行徹底批判，肅清其已造成的惡劣影響。對該查處的媒體都該查處，對該整頓的都該整頓，對該追究責任的都該追究責任。

原《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刊物是捍衛四項基本原則的，是有功的，應即復刊，今后應多辦這一類刊物。

     希望黨和國家總結過去允許《炎黃春秋》這類刊物出版的教訓，今后應要求各級黨委加強對媒體及其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及時批判和抵制各種錯誤社會思潮。不讓此類事再次發生。真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根本前提。

此致

敬禮！

中共南通市委黨校離休黨員干部陳守禮

               2012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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