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共亡黨我們學到了什么﹖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李偉

　　致讀者的話：

　　烏有之鄉網站轉發了我最近在一民間內部刊物的文章《從蘇共亡黨我們學到了什么?》借此機會，與讀者談談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寫這樣一篇文章，有了這樣一個題目，并向讀者表明我在這方面思想觀點的變化。

　　今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發布會”。該書的觀點是：“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烏有之鄉的一些讀者讀過我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關于蘇聯亡國的討論》，副標題是“論蘇聯亡國的根本原因”。隨后，公開發表在重慶《探索》2010年第一期，文章的題目改為《否定斯大林是蘇聯亡國的根本原因》，烏有之鄉又做了轉載。從題目可以看出，那時，我對蘇聯亡國根本原因的看法與《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一書的觀點不同。此書的基本觀點和思想方法，引起了我的思考。

　　會后，我思考了很久，反復比較與該書的觀點，感到我的觀點是有缺陷的。缺陷在哪里呢?——缺乏主語，即誰，什么人否定斯大林。雖然我的文章里有這樣的主語，但是沒有展開論述，沒有作為一個主要問題加以論述，而把論述重點放在斯大林問題上了。那時所以沒有就“什么人”的問題展開論述，是受一些客觀因素的限制，因為當時是針對一篇題為《蘇聯解體的挽歌》而寫，不好把批評的對象說得太重，否則文章很難發表出來。

　　今天我向讀者宣布，關于蘇聯亡國的根本原因的基本觀點，我已經改變了。于是就產生這樣一個題目的文章。今天看來，這個題目很好，也是一種直面作者思想傾向和基本觀點的邏輯格式，即從某某某我學到了什么?建議大家試試。

　　我是不同意《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一書關于蘇共亡黨根本原因的論斷。我與該書的分歧，是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法、研究方法上的不同造成的。這里涉及到現象和本質，結果和原因，形式和內容，這樣幾對哲學范疇和方法上怎樣運用的問題。

　　比如：我們問一個人，你怎么把蘋果扔了，他說因為蘋果壞了、腐爛了。這是日常生活了一種常見的因果聯系。可是，如此總結問題的本質和原因，有多大的科學含量呢?實際上，把蘋果扔了是一種現象，是一種結果，但是蘋果壞了、腐敗了、腐爛了又何嘗不是一種現象，一種結果呢?!蘋果腐爛了，即使不主動扔掉，蘋果自身也會化為烏有，不復存在。任何東西腐爛到一定程度，還留它干什么，作肥料可以。

　　從邏輯上講，“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這一觀點，在思想方法與上面舉的扔蘋果的例子是一樣。“蘇共的蛻化”同“蘇聯解體”，實際上是同一個邏輯發展進程。一個腐爛、蛻化的東西，有什么存在的價值?它的解體或不復存在是注定的，早晚的事情，必然的事情。在這個問題上，科學研究要搞清楚的根本問題是，什么東西，什么細菌把蘋果搞腐爛了，真正的原因在這里。“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這一觀點，在我看來，過于膚淺，混淆了現象和本質，結果和原因。

　　由此，我首先問自己，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一名為消滅資本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的革命戰士，我從蘇共亡黨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中，又經過二十年的研究，到底學到了什么真正有科學價值和實踐意義的東西。文章的題目就這樣產生了。

　　我希望讀者都能深入地思考一下，問問自己，主動地寫點什么留下，對這種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深入思考，才能鍛煉自己，否則很難又有什么提高和進步。

　　謝謝讀者閱讀，敬請提出批評意見。

　　蘇共亡黨亡國20年了，我們對它的考察和研究也20年了。我們該認真地盤點一下，清理一下，20年來，我們從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里學到了什么?無疑，不同的國家﹑政黨﹑階級或人們都能從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里學到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對于無產階級政黨和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場極大地震蕩和改變了當代世界的歷史運動，揭示了什么最需要我們學習和汲取的最有價值的東西或最根本的歷史經驗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這樣幾個問題需要首先得到明確和解決。

　　第一，是什么人滅亡了蘇共?

　　分清敵我不僅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研究歷史和總結歷史經驗的首要問題。

　　關于蘇共亡黨的問題，首要的、第一位的問題，是必須要搞清楚是誰把蘇共滅亡了，滅亡蘇共的人都是些什么人，所謂蘇共亡黨的根本原因不在別的地方，就在這里，就是要對滅亡蘇共的社會力量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揭示，否則這20年我們就白干了。

　　可是20年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著墨不多，講的也不多。

　　蘇共亡黨蘇聯亡國是一場波及了十分廣大的地區﹑波及了十分廣大的人口的一場改變了當代世界格局和面貌的歷史運動，顯然這不是哪一個人或者哪幾個人物就能做到的，而是一種具有顛覆性或破壞性的社會力量造成的。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政黨和領袖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僅適用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和革命，也適用于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和他們搞的反革命。無疑，戈爾巴喬夫的作用不是他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所作所為，而是他代表了一個階級，他是在領導一個階級在活動，是這個階級的領袖，實際情況也確實是這樣。

　　分清敵我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必須判定戈爾巴喬夫到底是一個什么人，他的真實面目是什么，只有這樣才能看透他搞的“改革”的本質，不對所謂的改革有任何幻想和保留。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利加喬夫，在1992年出版《戈爾巴喬夫之謎》一書，經過補充，重新出版，改名《警示》，他這樣說﹕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一伙人搞的改革就是要摧毀社會主義制度，消滅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

　　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原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在2001年揭露說，戈氏曾私下說過﹕“共產主義思想對我已經過時。”曾是戈爾巴喬夫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蘇共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在《共青團真理報》上發表文章說，當戈氏還是農業部長時，雅氏與戈氏就找到了共同語言，一致認為必須消滅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兩人一致還認為，為達此目的，要千方百計進入黨的領導核心，繼而影響并左右黨的政策。此文反映了雅﹑戈二人的真實面目，——蘇共的領袖竟是蓄意扼殺蘇共的人，這就是事物最大的真相和本質。正是他們有組織﹑有預謀的活動，迅速摧垮了蘇共。

　　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經濟學教授戴維?科茨，近年對蘇聯解體的原因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2000年5月來華訪問，就這個問題作了專題講座。戴維提供了一項來自美國的調查，分析結果是：蘇共黨政干部只有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76.7%的人認為應當實行資本主義。他說：“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我這里指的是大約十萬人左右的占據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這個“精英集團”想實行資本主義，以便他們享有更大的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顯然，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數據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地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所以，“從根本上說，是蘇共的精英集團搞垮了蘇聯”。可以說，最根本的敵我之分就在這里，這就是滅亡蘇共的動力和源頭。

　　一個比較公認的觀點是，導致和形成蘇共亡黨這一歷史結果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時代。這就是為什么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新一代領導人，自稱是“蘇共二十大的產兒”，他們的政治思想直接接受的是赫魯曉夫時期非斯大林化和“解凍”思潮的影響，他們是一批披著共產黨外衣的徹頭徹尾的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戈爾巴喬夫的歷史作用是什呢﹖他的上臺、當政，其實就是干一件事情，就是向全世界正式宣讀蘇聯共產黨的死亡書，就是告訴世界，披著共產黨外衣的蘇共黨內資產階級不再需要蘇聯共產黨這件外衣了，在蘇聯要公開實行資本主義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我們來看看戈爾巴喬夫自己是怎么說的。

　　早在1983年，戈爾巴喬夫就說過：“我們的社會要改頭換面，徹底改變自己的性質。”

　　1991年11月他說：“應當改變制度，我當時就得出了這個結論。但是如果一開始，社會還沒有做好準備，就這樣提出問題，那將一事無成。”

　　蘇聯解體后，他竟躊躇滿志地說：“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經實現，我感到安寧。”

　　只有十足的“特務”才能說出這樣的話，這說明戈爾巴喬夫是一個披著共產黨外衣的不折不扣的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他代表的也就是這樣一群人。他只代表蘇共黨內外資產階級，是蘇共黨內外資產階級的領袖。這就是戈爾巴喬夫的真實面目和本質，人們不要被他曾經的假象所忽悠了。

　　第二，他們滅亡蘇共的主要手段是什么?

　　在研討蘇共亡黨蘇聯亡國這一問題上，有這樣一種現象，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派別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斯大林，一致地認為“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而其它原因談得不多，甚至不怎么談。這一思想現象很值得有思想的人們認真思索。

　　帝國主義、各國資產階級及其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派別為什么總是緊緊抓住斯大林問題不放，為什么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斯大林，緣故何在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他們提出了蘇共亡黨亡國“問題的總根子則是斯大林種下的”這樣一個命題和論斷，可以說是他們發現了蘇共亡黨蘇聯亡國之根，這一現象突出地反映了他們的反革命嗅覺，突出地表現了他們的政治敏銳性。——馬克思說過這樣一句話：“任何一個時代的反動分子都是反映時代精神狀態的準確晴雨表。”這句精妙之言，真可謂一語破的。

　　蘇共黨內外資產階級滅亡蘇共的手段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否定斯大林，通過否定斯大林，通過批判和否定所謂的“斯大林模式”，搞垮﹑搞臭﹑直至滅亡蘇共;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是蘇共黨內外資產階級滅亡蘇共的切入點和突破口。這是從赫魯曉夫開始到戈爾巴喬夫的幾十年中，蘇共黨內外﹑國內外各種反共勢力共同使用的一個手段，這是一個非常鮮明的歷史特征。

　　帝國主義﹑各國資產階級及其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派別如此看重斯大林問題，下那么大的力量宣講斯大林問題，絕非無中生有，空穴來風，而是這個問題對他們來說太重要了。否定斯大林，決不單單是否定斯大林一個人，而是否定了與斯大林密切聯系的一系列重大事物。因為斯大林代表著一個階級﹑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代表著一種社會制度﹑一種生產方式﹑一條社會發展道路，代表著一種理論思想體系和一種道德精神體系。否定了斯大林，也就使斯大林所代表的這一切事物統統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此，蘇共和蘇聯還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嗎﹖正是由于否定了斯大林，蘇共亡黨蘇聯亡國就成為了必然，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在帝國主義﹑各國資產階級及其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派別看來，只要緊緊抓住斯大林問題就夠了，至于其它問題，諸如黨的建設﹑群眾路線﹑干部問題﹑思想理論等等，本來就不是他們的思想體系的內容，不要指望他們會在這些方面能有什么研究和討論。不要把階級之間的敵我問題和馬克思主義者同志之間討論的是非問題混為一談，敵我之間是沒有共同語言的。

　　蘇聯的演變和解體就是從否定斯大林來擾亂和瓦解蘇聯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西方資產階級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大規模地搞思想文化滲透。戈爾巴喬夫之流與之相互策應，全盤否定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全盤否定蘇聯的歷史，譴責蘇聯建立的是“極權官僚主義制度”，是“兵營式的共產主義模式”，要予以“摧毀”﹑“打碎”，“根本改造整個社會大廈”，同“萬惡的過去”“徹底決裂”，提出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就搞亂了人們的思想，瓦解了黨的凝聚力，也為敵對勢力逼共產黨下臺、奪權改制提供了口實和條件。否定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否定黨的領袖和黨的實際活動，就是把自己擺到了接受審判的被告席上，必然會毀掉共產黨賴以生存發展的思想理論基礎和社會政治基礎而垮臺。

　　第三，蘇共亡黨是什么性質的歷史事件，是一場什么性質的斗爭﹖

　　弄清了是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或方法滅亡了蘇共，就好確定蘇共亡黨是什么性質的歷史事件，那是一場什么性質的斗爭。關于這個問題，20年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研究著墨不多，說的也不多，講的也不多，倒是一些非馬克思主義者在事件發生前后就對此作出了明確地判斷。

　　比如，從青年時代起就反對斯大林﹑對蘇維埃制度不滿的俄羅斯哲學家季諾維也夫經過對蘇聯國內發生的事態的研究，在1987年得出結論說，“歷史性大背叛的時代正在開始到來”。后來季諾維也夫明確提出，蘇聯發生的是一場反革命，蘇聯是被國內外敵對勢力人為地扼殺的。

　　在動亂時期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后來在撰寫《大動蕩的十年》一書中認為：“所發生的一切的實質，確切的評價應該用如下的一個著名的概念 ——反革命。更確切地說，是彌漫性的反革命。”

　　俄共三大(1995年1月)綱領認為，“1991年8-11月實行反革命政變并試圖永遠禁止共產黨”。

　　我完全同意他們的論斷。我們研究和總結蘇共亡黨這一事件，要想從這場歷史運動中得出科學的結論，必須首先判定它的基本性質，才能為我們科學地研究和總結這一歷史事件和這場歷史運動牢固地建立一個判斷事物的基本立場和方向。

　　既然是一場反革命，那么就要確定是誰反誰的革命﹖無數事實表明，當年導致蘇共亡黨亡國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斗爭的核心是政權問題。整個過程可以說是蘇共黨內外資產階級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向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反攻倒算，奪取政權，徹底滅亡了蘇共，埋葬了社會主義。所謂“反革命”，無疑就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一場革命，是資產階級革無產階級的命，所以蘇共亡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復辟事件和反革命復辟運動。

　　第四，蘇共黨內的資產階級是怎么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既然滅亡蘇共的主要力量是來自蘇共黨內資產階級，而階級的形成是要有經濟基礎的，那么蘇共黨內的資產階級又是怎么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從黨外來看，存在產生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廣大土壤，那就是商品經濟和小生產，這是產生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這是個歷史事實，關于這一點列寧和斯大林都有過深刻的論述。

　　在列寧活著的時候，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由于缺乏技術和管理人才，給舊俄國留下來的一批技術和管理人員以高薪。斯大林延續了這個政策，并把這個政策擴大到了黨和國家。在黨內，產生﹑形成了一個高薪領導階層。這個高薪領導階層后來成為特權階層，就是相當大一批黨政領導干部利用和運用了他們自身的地位和權利，把他們管轄范圍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任意支配，長期據為己有，私有化了。這就是蘇共黨內資產階級形成的經濟基礎。

　　這里有一個內容和形式的矛盾。

　　從內容上看，他們已經把自己所管轄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據為己有了，任意支配，已經成了他們自己的私人物品;但是在形式上還不是他們個人的，還缺少一個法律形式上的承認或認可。

　　毛澤東說得好，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產階級上臺。20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上臺，可以認為蘇共黨內的資產階級還沒有形成，還只是一個一個的散亂的資產階級分子。但是到了蘇共第二十二大，制定并通過了一個系統的“全民黨”、“全民國家”的新黨綱，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這表明蘇共黨內的資產階級基本形成并占據了領導地位。實際上這個時候，從內容上講，蘇共已經不再是個無產階級政黨了，是披著共產黨外衣的資產階級政黨。經過勃列日涅夫18年的經營，搞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蘇共黨內的特權階層發展壯大，成為一個披著共產黨外衣的資產階級。這就是形式和內容的矛盾。那個時候，蘇共黨內的資產階級還需要蘇共這個外衣做掩護，蘇共這件外衣，這個形式，對他們是有用的，是形式幫助了內容的發展。到戈爾巴喬夫當政，蘇共這個外衣，這個形式，對蘇共黨內的資產階級已經沒有用了，已經束縛他們了，形式阻礙內容的發展。戈爾巴喬夫當政，他的歷史任務和歷史作用不是別的，就是脫掉蘇共這件外衣，就是向全世界宣布蘇共早已經死亡了。扔掉了蘇共這件外衣，蘇共黨內的資產階級就可以沒有顧慮地“合法”占有他們已經取得的財產。這就是為什么戈爾巴喬夫不經任何手續，一個人就敢站出來宣布解散蘇共，而有兩千萬黨員的蘇共竟毫無反應。這說明什么?這說明蘇共早就名存實亡了，沒有一點存在的價值和必要了，誰都不需要它了。

　　俄共三大(1995年1月)認為，“腐朽透頂的上層及其助手們決定用權力換財產。當他們的行為遇到真正的黨員的抵制時，他們就禁止共產黨人在國家企事業的勞動集體中活動”。

　　滅亡蘇共的資產階級力量是由哪幾部分人構成的?社會階級基礎是什么呢?絕大多數的政要和學者都沒有涉及這個問題，最鮮明地表述這個問題的是美國學者戴維?科茨。他經過研究認為，蘇聯改革過程中，形成了一個新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集團和階級聯盟，這個聯盟由三部分人構成：一是“新興的企業家階級”;二是羨慕西方﹑迷信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三是蘇共內部占據黨政領導職位的“精英”集團。如果只有企業家和知識分子擁護資本主義，他們永遠也奪取不了政權。主要是蘇共內部特別是中央政治﹑經濟﹑黨務的管理機構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從維護既得利益并希望獲取更多利益出發，形成了強烈的親西方﹑親資本主義的政治傾向，他們就是支持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毀黨喪國路線的社會階級基礎。這個分析是發人深省的。

　　第五，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里最有價值東西是些什么？

　　蘇共亡黨亡國已經20年了，人們對它的研究和考察也20年了，揭示和總結了一系列的或各種各樣的歷史事實和經驗教訓。不同的國家﹑政黨﹑階級或人們都能從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里學到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那么對無產階級政黨和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其中最有價值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東西是什么呢?

　　蘇共亡黨亡國為世人展現了一幅社會主義社會演變﹑復辟﹑倒退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圖景，使我們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有了一個真實的感受和全新的認識，特別是對經過了社會主義改造，在基本上改造了﹑消滅了歷史上的即來自舊社會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之后，在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里是如何重新產生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里，特別是無產階級政黨里的資產階級是如何產生﹑形成﹑發展壯大，直至重新奪取政權的，由此建立起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和政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里階級和階級斗爭的一整套的新的思想理論。

　　蘇共亡黨亡國是一個任何人﹑任何階級也無法否認和掩蓋的歷史事實，而真理是靠事實而存在的，再清楚不過地揭示和證明了這樣一個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和真理，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存在著無產階級政黨內產生修正主義并篡奪黨和國家領導的危險性，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那么怎樣才能解決這些社會矛盾和問題呢﹖無疑，要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只能靠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如果無產階級政黨不敢于﹑不善于領導人民群眾主動進行反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階級斗爭和思想教育，就一定會失敗。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來看，這些事實和真理是蘇共亡黨亡國這一歷史所提供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里最根本的東西，是其中最根本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是其中最大的道理，其它有價值的東西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而大道理是管小道理的。無產階級政黨和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把它作為觀察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燈塔，照耀和指導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的全部工作。只有這樣，無產階級政黨和馬克思主義者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才能不斷地排除各種艱難險阻，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方向不斷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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