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李慎明

　　（2011年4月23日）

　　筆者認為，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有三件大事分外值得關注：一是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二是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是1991年底的蘇共亡黨、蘇聯解體。這三件大事，都對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中的俄國十月革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前兩件大事給我們共產黨人帶來無盡的喜悅與振奮；而蘇共亡黨、蘇聯解體這第三件大事給我們共產黨人帶來的則是令人的震驚和痛惜。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與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有著根本不同的性質。馬克思在論述巴黎公社的失敗時曾明確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而為人所稱頌。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里。那些扼殺它的劊子手們已經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不論他們的教士們怎樣禱告也不能把他們解脫。” 而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巨大逆流﹑災難和反動﹐是人類歷史發生的大曲折﹑大逆轉﹔葬送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蘇聯的叛徒們也同樣已經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不論他們的教士們怎樣禱告也不可能把他們解脫。

　　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多次反復強調反面教員的獨特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沒有中國土地革命時期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中湘江戰役五萬余人的鮮血﹐便沒有后來的遵義會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為有犧牲多壯志”。沒有蘇共亡黨、蘇聯解體這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乃至人類歷史上這一重大災難﹐我們便不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的艱辛與壯烈﹐因而也反襯不出社會主義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雄偉與瑰麗。當然﹐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湘江戰役五萬余人的犧牲與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對于共產黨人來說﹐雖同為悲劇﹐但屬于兩種不同性質的悲劇。雖然從對革命造成重大損失這一點上看﹐不存在極“左”比極右好的問題﹐但畢竟是屬于兩種不同性質的悲劇。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湘江戰役五萬余人的犧牲畢竟是仍要革命的問題﹐而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則是對革命背叛的問題。二者在這點上無疑有著原則的區別。在今后社會主義運動的征程中﹐我們無疑要繼續警惕犯過去“左”的錯誤﹐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在糾正一種傾向的同時﹐也要警惕被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的產生 ——注意右的錯誤思潮的發生。鄧小平曾說：“東歐、蘇聯的事件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壞事變成了好事。問題是我們要善于把壞事變成好事，再把這樣的好事變成傳統，永遠丟不得祖宗，這個祖宗就是馬克思主義。” 因此﹐對蘇聯解體﹑蘇共亡黨這一重大歷史現象進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訓﹐對加強各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建設乃至全人類解放事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今年，是蘇共亡黨、蘇聯解體20周年，其深遠意義正在顯現。

　　如何為蘇共亡黨﹑蘇聯解體這一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定性呢﹖是一場大災難還是一次大進步呢﹖前幾年﹐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其它各國﹐對這一重大問題都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從一定意義上講﹐“好得很”與“糟得很”各不相讓。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1913年﹐歐洲那些自稱“文明的”國家正在進行軍備競賽﹐而成千種報紙﹑成千個講壇﹐用成千種論調以“愛國主義”﹑“捍衛文化”等幌子為擴大軍備尋找理由。針對這一現象﹐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團或者社會集團﹑勢力和人物在維護某些提議﹑措施等等﹐那總是要提出‘對誰有利？’這個問題的”；“公眾先生們﹗別相信空話﹐最好是看看對誰有利﹗”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對誰有利﹐對誰是災難呢？

　　一、給俄羅斯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

　　改革開放以來﹐不要說在中國的北京﹑上海等這些大城市﹐就是在偏遠的鄉鎮﹐都在大興土木，推土機﹑吊車隨處可見。2002年6月﹐筆者到俄羅斯訪問﹐先到莫斯科。偌大的城市上空﹐偶見轉動的吊車。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季塔連科告訴筆者﹐現在要比此前衰敗的十年好不少。就這樣﹐還是有70％的國內外資本轉悠在莫斯科。你們到了莫斯科以外的幾乎所有地方﹐都可以進一步體會到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給我們國家﹑民族和人民帶來的嚴重災難。接著我們來到伏爾加格勒（原來叫斯大林格勒）訪問﹐從下降的飛機上即看到在寬闊的伏爾加河上高聳著九座大橋墩。下飛機后問前來迎接的州長﹐回答說這是通往哈薩克斯坦的一座鐵路橋﹐修通后對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很有好處。但因聯邦政府不給錢﹐1990年被迫停工。筆者接著問﹐二戰前﹐斯大林格勒有六大工業區﹐矗立在延綿80余公里的伏爾加河兩岸。二戰中﹐這六大工業區被夷為廢墟。二戰后﹐僅用三年左右時間﹐又一座延綿80余公里的斯大林格勒新城在這里聳起。現在的主要建筑還都是那三年建設的。那時有資金嗎﹖他說﹐沒有。筆者又問﹐三年左右時間﹐可以建一座新城，而12年左右時間卻建設不了一座新橋。這是為什么﹖他沉默少許說﹕“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樣。那時﹐人們有信仰﹐有干勁﹐餓著肚皮也干。現在很迷惘﹕我們的過去錯了﹐將來要往哪里走﹖我們一無所知！”隨后﹐我們代表團又來到俄羅斯遠東地區幾個地方﹐在那里﹐可以明顯看出﹐衰敗得更為厲害，原來集體農莊大量房子的門窗歪七扭八、破損不堪。

　　2003年10月筆者再次訪問俄羅斯。訪俄期間﹐筆者與莫斯科大學原副校長、俄羅斯社會科學研究院院士﹑莫斯科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多博林科夫長談。他說﹕“俄羅斯近年來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質損失﹐無法計量。實際上﹐所謂的改革使俄羅斯倒退了20－30年﹐有些精神損失﹐無法估量”。在這次訪問中，我們獲得從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大約十年間有關俄羅斯社會倒退的不少具體資料﹐概舉如下﹕

　　1、經濟領域﹕國內生產總值急遽下降﹐現代工業大國變成原材料附庸。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衛國戰爭期間僅僅下降了22％﹔同期工業生產減少了64.5％﹐農業生產減少了60.4％﹐盧布貶值﹐物價飛漲五千多倍。一些現代化航空航天企業改行生產簡單的日用品。1990－2001年間﹐科技領域就業人數從250萬下降到80萬﹐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到美國﹑西歐甚至發展中國家就業或謀生。從一定意義上講，俄羅斯已變為西方歐美發達國家甚至新興工業國家的原料附屬國。

　　2、社會領域﹕分化混亂﹑人口銳減。今日俄羅斯，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成為現實。1989年10％最貧窮人口收入與10％最富裕人口收入為1比4.7﹐而1999年這個比例將近1比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無家可歸﹑流浪兒童﹑賣淫﹑艾滋病和性病等社會問題成堆。每年約有50萬婦女流落到國外賣淫。蘇聯解體本身，使它不只失去大片國土，還使其銳減1億多人口。就是俄羅斯本身的人口也在逐年減少。根據2002年10月人口普查結果﹐全國人口總數僅為1.45億人﹐比1989年減少兩百萬人。根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2005年提供的數據﹐俄羅斯男子的平均壽命為58.6歲﹐比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時男性平均壽命的63.4歲還低4.8歲﹐這使得俄羅斯成為全歐洲男子平均壽命最低的國家。

　　3、社會治安領域﹕犯罪猖獗﹐罪犯逍遙法外。劇變十年間各種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劇增。1990年俄羅斯殺人案為1.43萬起﹐1998年為2.3萬起﹐2001年為2.98萬起﹐2002年已超過3.2萬起。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蹤人口超過十萬。 實質上每年有20萬人被害。犯罪案件急劇增加﹐每四個成年男人中﹐就有一個有前科。俄羅斯平均每五分鐘就有一人被殺。平均每十萬人口有一千個犯人 — 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針對平民百姓的那些犯罪現象非常猖獗﹐有組織犯罪甚至滲透到最高的一些權力機關﹐事實上社會現在處于全面的恐怖狀態。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的自由派卻依然要求用市場作為解決所有社會經濟問題的綱要﹐他們依然竭力鼓吹小政府﹐繼續弱化、削弱國家各方面的職能。這些自由派所說的“人權保護”實際上保護的是罪犯。

　　4、國家職能領域﹕嚴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黨制，嚴重搞亂、破壞了其政治制度﹐弄虛作假盛行，貪污腐敗成風。每年用于賄賂的金錢高達數百億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間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動。國內到處都是政治公關﹐政治作秀。一些私人的新聞傳媒往往把人民看作是可以操縱﹑欺騙的物件。在社會生活的許多重大問題上﹐普通人民的意見被漠視﹐被排斥。國家缺乏經過科學論證的發展構想﹐缺乏解決內政﹑外交問題的戰略性思維。人們對政治的失望在增加﹐對政治領袖的失望在增加，對其“民主制度”的失望也在增加。

　　5、精神道德領域﹕社會盛行“叢林法則”。理想信念混亂，倫理觀念混亂﹐喪失了傳統的善惡觀念和區分是非的能力﹐社會道德基礎惡化﹐精神面貌全面倒退。一些大眾媒體向社會民眾傳輸西方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只是為了巧取豪奪和追取個人的利益﹐從而造成原有的勞動倫理和熱愛勞動品德的喪失﹔造成是非混淆﹑善惡混淆﹐世風日下﹑金錢至上。許多青年不愿從事勞動﹐更多的是希望一夜成為銀行家﹑公共關系專家甚至向往罪犯﹑搶劫犯或者是敲詐者。一些大眾傳媒﹐如一些電視節目和電視劇甚至公開美化犯罪和黑幫。在嚴重的社會經濟和精神道德危機下沒有出路的悲慘生活﹐導致了自殺這樣一種社會悲劇現象迅速攀升。1990年俄羅斯自殺人數達2.64萬人﹐1998年為3.54萬人﹐而2001年已經達到3.97萬人。

　　6、國際地位方面﹕從超級大國淪為二流國家。其最明顯的標志，就是20年過去了，俄羅斯現在的GDP仍然沒有達到其1990年的水平。俄羅斯當局在劇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迎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需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逐步主動放棄自己的盟友﹐甚至全面撤退﹐逐漸喪失超級大國的地位。俄羅斯在獨聯體的地位同樣也在弱化，致使其它國家迅速填補空白。俄羅斯的地緣政治也發生了巨大的逆轉：昔日祖國的概念，今日分崩離析，已付東流。自波羅的海三國、中亞和外高加索各前加盟共和國獨立后，俄羅斯的版圖銳減到17世紀初彼得一世時的規模，并失去波羅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和黑海一帶的天然良港。正所謂：“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李煜：《浪淘沙》）

　　近些年﹐筆者先后四次訪俄﹐無論是季塔連科﹑多博林科夫還是其它有識人士﹐在談到蘇聯解體﹑蘇共亡黨所造成的巨大災難時無不痛惜萬分甚至淚光閃灼。1994年，著名作家、前持不同政見者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對《真理報》記者談到：“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對現在發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國被糟蹋成這個樣子，好像“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母親被強奸一樣。再沒有比這更難受的了。”

　　蘇聯部長會議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新著《大國悲劇》中也說﹕蘇聯解體“給俄羅斯造成巨大損失﹐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種情況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經濟﹑國防能力﹑科學發展﹑生產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 為說明這點﹐他從無數確鑿的事實中﹐僅舉1999年國家杜馬專門委員會彈劾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材料中的幾例。但這幾例卻用去整整近九頁的篇幅。雷日科夫在這九頁中說﹕“蘇聯統一經濟空間﹑國民經濟和科學的破壞﹐產生了近千萬的失業大軍”﹐“1998年的失業人口在超過2500萬”；“比較幸運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國民總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則為200－300個家族據為己有﹐他們攫取了國家財富的絕大部分﹐同時也攫取了國家的權力”。

　　二、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造成極大的災難與低潮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東歐國家脫離了資本主義體系先后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從1950年開始﹐東歐國家開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讓我們看看劇變前蘇東主要國家國民收入﹑工業總產值與主要歐美國家增長的對比。在1950－1984年間，蘇聯國民收入﹑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9.9和14倍﹐保加利亞為14和29倍﹐匈牙利為5.1和9.2倍﹐民主德國為7.6和11倍﹐波蘭為5.9和14倍﹐羅馬尼亞為17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為5.3和9.4倍。而在1950－1982年間，美國國民收入、工業總產值則分別增長1.8和2.1倍﹐英國為1和0.9倍﹐法國為2.9和2.9倍﹐聯邦德國為3.4和3.9倍﹐意大利為3.1和5.3倍。

　　但20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之后﹐使國外原有的15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十個國家改變性質或不復存在﹐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個多民族聯邦制國家先后解體﹐世界上其它國家共產黨的總人數由原來的4400多萬銳減為一千多萬﹐且多數喪失了執政地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步入空前低潮。

　　1989－1990年﹐在短短一年多里﹐波蘭﹑匈牙利﹑民主德國、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六國﹐政權紛紛易手，執政40多年的共產黨或下臺成為在野黨﹐或改變了性質。緊隨其后﹐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于1992年3月在大選失敗后下臺﹔在南斯拉夫﹐先是南共聯盟不復存在﹐原南斯拉夫聯邦內的各邦都發生了劇變﹐其后在經歷近一年之久的內戰后﹐最終分裂為六個獨立國家。伴隨共產黨喪失執政地位﹐東歐各國的社會制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政治上﹐實行多黨制為基礎的議會民主﹔在經濟上﹐否定以公有制占有主導地位﹐大肆推行私有化﹐生產大幅度下滑﹐持續的奔騰式通貨膨脹﹐嚴重的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逆差﹐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人民實際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使人們預期將在較短時期內實現繁榮和富裕的希望落空﹐為之付出的沉重代價卻遠遠超出事先的想象。

　　據俄羅斯《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雜志提供的數據﹐“1990－1993年﹐獨聯體國家生產總值下降的幅度很大﹐其中亞美尼亞下降的幅度超過50％﹐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摩爾多瓦﹑塔吉克斯坦大約減少40％﹐烏克蘭下降30％多﹐烏茲別克和白俄羅斯比較穩定﹐只降低17％和24％。”

　　東歐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下降的幅度也很大﹐從1990－1993年，羅馬尼亞下降20.8％﹐保加利亞下降26.6％﹐捷克下降22％，斯洛伐克下降25.8％﹐波蘭下降5.8％﹐匈牙利下降17.1％。

　　從劇變至今的近20年來﹐保加利亞舉行六次議會選舉﹐先后組建11屆政府﹐沒有一屆政府或一位領導人連任。現在﹐除煙草、鐵路﹑港口﹑核電站等少數經濟部門還掌握在國家手里﹐70％以上的國有企業都被私有化﹐且大多賣給了外國人。97％的銀行已是外資銀行。在私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人們健康狀況惡化﹐人口從原來的近900萬減少到現在的780萬﹐有100萬人（且大多是年輕人和有一技之長的知識分子）外流。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少數人暴富﹐大多數人貧困。由于經濟處于停滯狀態﹐基礎設施陳舊﹐鐵路﹑公路﹑街道﹑房屋都是劇變前甚至是50年前建造的﹐房屋墻體剝落﹐路面失修﹐到處是一派破敗景象。

　　我們再來看看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給古巴帶來的災難。20世紀70年代﹐在經過前一時期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的探索后，古巴開始實行依靠“社會主義陣營”實施國家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戰略。古巴與蘇聯實行經濟一體化﹐并于1972年加入經互會﹐發揮蔗糖生產的比較優勢﹐用蔗糖換取蘇東國家的工業產品﹐滿足人民所需的消費品和國家實行工業化所需的生產資料。古巴與經互會國家的貿易占古巴外貿總額的85％﹐每年從蘇聯進口石油1300萬噸﹐占國家石油需求的90％。與蘇聯的經濟一體化保證了古巴的經濟命脈﹐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古巴經濟年均增速70年代為7％﹐80年代上半期為8％。 同時﹐古巴的社會建設事業也得到快速發展。80年代末﹐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古巴與蘇聯的經濟一體化同時為古巴埋下嚴重隱患。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幾乎摧毀了古巴整個對外貿易﹐美國趁機強化經濟封鎖。古巴遭受這一“雙重封鎖”的致命打擊﹐被迫進入“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1989－1993年古巴經濟萎縮35％﹐ 1993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1989年的66.1％。 直至今日﹐古巴尚未從“雙重封鎖”中完全恢復過來﹐走出“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勞爾‧卡斯特羅語）。直到2008年初﹐菲德爾‧卡斯特羅還在《起義青年報》上發表文章進一步表示說﹐蘇聯解體對古巴來說是“一個毀滅性打擊”。

　　最后看看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給朝鮮帶來的災難。朝鮮自1948年建國以來﹐在經濟建設中取得了較大的成就。1948－1984年工業產值平均增長率為17.3％。1984年工業總產值相當于1946年的431倍﹐糧食產量為1946年的5.6倍﹐人均國民收入增長65倍﹐人均國民收入1986年達到2400美元。朝鮮在20世紀70年代就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化學化﹐但在20世紀80年代，朝鮮也形成了依賴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石油的高度機械化的農業體系。蘇東劇變后﹐朝鮮石油緊缺﹐大部分農業機械嚴重閑置﹐使原來幾乎全部依賴進口的鉀﹑磷肥嚴重匱乏（朝鮮化工只生產氮肥等）﹐導致農業危機﹐引發嚴重的糧食問題。盡管朝鮮并不是經互會成員﹐但原來朝鮮對外貿易的70％也是同蘇東國家進行的。蘇東劇變后﹐朝鮮經濟持續九年出現年均約2％的負增長﹐1995年的經濟負增長率高達4.6％。蘇東劇變使朝鮮對外貿易額從80年代的一百多億美元減少到1997年的不足十億美元。人均國民收入從1990年的1064美元降至1997年的741美元。 朝鮮現在經濟困難﹐無疑有其它方面的種種原因﹐但是﹐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和經互會的不復存在難道不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嗎﹖

　　三、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人民造成巨大災難

　　過去筆者總認為，蘇東劇變后，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它使得富國、富人愈來愈富，窮國、窮人愈來愈窮。現在筆者認識到，從本質上說，這新的一輪經濟全球化是以極少數人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為主導的。新的一輪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是全球范圍內極少數富人愈來愈富，絕大多數窮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階層 愈來愈窮；極少數富人愈來愈富，幾乎所有國家本身其中包括發達國家本身愈來愈窮。資本主義國家僅僅是資本存在和運作的方式，是承載和包裹資本的外殼，是為極少數富人服務的奴仆，奴仆不可能富有。由于蘇東原來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全面社會福利參照體系的坍塌﹐美國﹑瑞典﹑法國、德國等西方發達國不僅所有制﹑分配﹑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右轉﹐就連已建立好的福利體系都在右轉。2000年﹐美國貧困人口為3160萬﹐2001年增加130萬﹐2002年又增加170萬﹐達到3460萬。而到2007年則增至3620萬﹐其中有2950人靠領取食品券過活。 1980年﹐英國達不到全國平均收入水平40％的人口為一百萬﹐而到1999年增加到了八百萬。 現在﹐法國有25個億萬富豪﹐卻有七百多萬個窮人﹐近70萬身負重債。 根據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數據，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總和大于4•16億最貧窮人口的收入總和。2007年9月12日英國《衛報》報道：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與最貧窮的27億人的收入相等，相當于世界所有人口收入的40%。比爾•蓋茨、巴菲特、保羅•艾倫三人總資產比世界上最不發達的43個國家GDP的總量還多。現在，美國一半以上的州政府從理論上已經破產；而各國的主權債務幾乎都在急遽增加。按照物理學能量守衡的定律，財富不會減少，也不會增加，而只會轉移。各國主權債務的增加和全球范圍內絕大多數窮人的愈來愈窮的過程，就是極少數富人在世界范圍內運用各種手段極其貪婪甚至殘酷地聚斂巨額財富的過程。當中等收入階層大量失業，被拋入貧困行列，國家亦十分貧窮之時，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就不可避免。

　　四、相對于蘇東劇變后的低潮而言，世界左翼和社會主義思潮已經在全球范圍內開始有所復興

　　筆者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講，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可以說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為主導的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要推力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這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無疑是一柄“雙刃劍”。它的正面效應是有力地推動了發展中國家GDP的高速增長等。但也要看到，冷戰結束后，美國一家獨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才能夠和敢于利用其在全球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軍事、科技等強權，特別是其中的金融霸權，放手、放肆地掠奪他國，張著大嘴“巧吃”、“白吃”世界。正因如是，美國國內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才長期出奇地低廉，加上美國文化霸權的大肆渲染，其所謂“民主制度”才能夠在美國內得到較多數民眾的認可并得到較為穩定地維系，在國際上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追捧。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助長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念和一系列政策在全球范圍內的泛濫和推行。從一定意義上說，目前這場正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是蘇東劇變給世界帶來災難的最新表現，這不僅是對美國這種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特別是其中金融霸權肆意泛濫的絕地“報復”，是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理論的有力清算，更是對美國所謂“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戰。貧富差距的拉大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化，進一步引發著全球社會動蕩加劇，。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從歐洲到中東、北非再到亞洲、拉美，社會不安情緒彌散，廣大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廣大民眾對資本主義普遍不滿，大規模街頭抗議增多，極端政治事件頻發，不少國家政局不穩，全球社會動蕩風險明顯上升，其中值得關注的亮色，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視。各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積極開展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研究和應對。國外共產黨在一定地區、范圍內進行著有限的聯合活動。全球具有相當影響力的英國著名作家、記者弗朗西斯•惠恩在2009年新出版的《馬克思［資本論］傳》中說：“馬克思并未被埋葬柏林墻的瓦礫之下，他真正的重要性也許現在才剛開始。他可能會成為21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 對這種已經開始復興的左翼和社會主義思潮我們一定高度關注，統籌考慮，各國左翼學者應該運用多種方式形式進行積極合作與配合，這是世界社會主義能夠堅持和發展的極其有利的國際上的機遇。

　　五、世界社會主義前景展望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之中。世界已經步入歷史發展的快車道。目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尚未見底，仍在深化，其根本標志是世界各個國家特別是各主要大國的主權債務都在急遽增加。由于新一輪金融危機在未來幾年內極可能存在的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新興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今后幾年內也都有可能面臨著國際壟斷資本新一輪的洗劫。當然，其洗劫的手法和手段將是多種多樣甚至是十分殘酷的。世界各大戰略力量正在加強合作，同時也有激烈的競爭和博弈直至較量。歷史的經驗反復證明，經濟危機發展的結果必然是政治危機。必要之時，所謂的“國際社會”必然尋求戰爭之道去力圖擺脫。這是它們企圖擺脫危機的最后也可能是最有效的途徑。過去我們講“地緣政治”，現在可不可以加上“貨幣政治”和“資源政治”？這三種政治相加，特別是能夠理解“金融政治”的獨特作用，似乎才可以解釋當今世界上所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在未來二、三十年，相互合作、競爭、博弈、較量的結果會是什么？筆者認為，還很難說一定是一個結果，各種可能性都有。如果世界上其它各主要大國應對正確，美國霸權從此有可能從其頂峰下逐步跌落下來，當然，這個衰落過程，極可能要用幾十年時間。假若如是，這也是我們衷心所希望的現有的中國、越南、古巴、朝鮮、老撾五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巍然屹立與世界社會主義思潮的較大復興。我們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充滿信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著光輝的前途。當然，在特定條件下，也決不排除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遇到新的更大的困難。這正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多次反復強調增強憂患意識，要居安思危的深意所在。世界社會主義若步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世界社會主義步入新的更大的低潮。若如是，世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各資本主義大國為重新瓜分世界也可能會重新醞釀并發動新的世界性戰爭。當然，這是從大歷史和歷史的長時段來說的。世界格局中期前景的不確定，從一定意義上說，其根本原因是人們對指導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理論的認識還不成熟和不完善，或是說還僅在尋找或形成之中。但不管世界格局中期發展的前景如何，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是，從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開始直到21世紀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個世紀的世界格局，都可能處于一種激烈動蕩甚至跳躍的狀態，這是世界各種各類重大矛盾特別是生產社會化乃至生產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這一根本矛盾長期累積沖突的必然結果。中國的老子提出了“物極必反”的思想；中國還有句充滿哲理的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筆者堅信，世界各國人民將在無比豐富的社會實踐和多姿多彩的經驗教訓中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在2050年前后，將是世界社會主義的又一個無比燦爛的艷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