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

——讀《當代中國的浙江》卷相關章節的聯想和“實事求是”的我見

張亦民

“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與政治改革的兩大未獲成功的敗筆。加上30年來的否定之宣傳，特別是那些欲將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的“西化”改革者，更是加油添醋，任意夸大，歪曲宣染，把毛澤東時代說得一無是處，使許多人有談虎色變之感。說起“大躍進”就是大煉鋼鐵，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大搞浮夸風，餓死幾千萬人等等；講到“文化大革命”，那是“十年浩劫”，在政治上制造冤假錯案，在經濟上滑到“面臨崩潰的邊緣”等等，更為“資改派”鼓吹“西化”“私化”“非毛化”、否定毛澤東時代和“告別革命”制造依據。

最近在翻閱資料中發現，八十年代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的《當代中國叢書》之一的《當代中國的浙江》卷上下冊。這本書出版于1987年12月，顯然是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后，作為國史部分來編寫的，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的官方是怎樣評估“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于是特地閱讀了這兩節的內容，為更深地評價“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再思考。

（一）

浙江卷的“大躍進”一節，共11頁，約8000余字，主要敘述了過程與問題。對此，我不持異義。最后用13行336個字記錄了大躍進的業績，對此，我也不持異義。其業績在陳述問題后急轉直下的指出：“但這一時期，浙江的經濟建設也還是有成績的。一批工業骨干企業建設和投產，為浙江經濟的發展打下了物質基礎。杭州鋼鐵廠、新安江水力發電站、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杭州汽輪機廠、杭州重型機械廠、杭州玻璃廠、江山水泥廠以及長廣煤礦公司等大中型企業都是在這個時期建設起來的。大量的農田水利設施的興建，為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據不完全統計，全省在這幾年一共興建大中小型水利工程9700多處，其中蓄水量在7000萬立方米到6億立方米的水庫有8座，可以灌溉大量農田。排灌設備也有很大改善，到1961年，抽水機等機構排灌達到17萬馬力，電力灌溉400萬畝農田。尤其可貴的是，在嚴重困難的局面下，浙江人民在中共浙江省委省人民委員會領導下，始終團結一致，艱苦奮斗，為戰勝困難進行了艱苦的斗爭。”

讀完“大躍進”這一節，有如下幾點感想：（1）據專家介紹，“大躍進”這個用詞是孫中山先生圍繞中華復興而提出的，具體反映在他的《建國方略》之中，只是未能實現而被一些人貶為“孫大炮”。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獲得成功，毛澤東再提“大躍進”，意在迅速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是對孫中山思想的繼承與發展，雖遭失敗，卻是共產黨和毛澤東改造中國的一種氣魄，一種大膽探索創新的實驗，雖敗猶榮。（2）就事論事來說，書中提及的問題（錯誤）和成績都是客觀存在的，不可否定的。關鍵在于怎樣看存在的問題和取得的成就。就以8千余字中僅有336個字的成就而論，大躍進就不該完全否定。舊中國的浙江雖有些絲綢、五金、造紙、制藥等方面的工業，但所有重工業都是通過大躍進建立起來的，書上列舉的杭州鋼鐵廠等等都是迄今仍在帶動浙江工業建設作用的骨干企業。浙江的工業化進程，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大躍進”開始的，是“大躍進”為浙江現代工業建設填補了歷史空白，奠定了基礎，實在是工業建設史上的一次飛躍。至于水利建設的成效，老農們至今贊不絕口。當然，我們不能用成績否定錯誤，問題在于要歷史地看，“失”是暫時的，“得”是長遠的。（3）要看到，發動大躍進的是毛澤東，發現和大力糾正大躍進中錯誤的也是毛澤東。毛澤東承擔起大躍進中發生錯誤的責任，是偉人敢于承擔的風格，有的人利用毛澤東帶頭檢討承擔責任，反而把錯誤都推到毛澤東的頭上是更為錯誤的。（4）關于餓死人的問題，浙江可能是幸運，書中講到營養不好，出現浮腫病現象，但未提到餓死人的事。

（二）

關天“文化大革命”問題，這是《當代中國的浙江》卷第三章的全部內容。這一章共24頁，一萬五千余字。同“大躍進”這一節一樣，在敘述了“文革”過程和問題之后，用20行560字對經濟建設方面作了如下概括：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浙江遇到新中國建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雖然十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從1966年的78.51億元增加到1976年的136.24億元，增長了73.5%，但是產值中水分很大，產需脫節，產品質量低劣，經濟效益很差。十年中，生產的發展是兩頭差、中間好，五年增產、五年減產。增長最快的是1969年、1970年、1972年，增長幅度都在10%以上。工業產值從1969年到1973年年均增長10%以上。1969年、1970年的增長與1967年、1968年工業生產連續下降有關；1972年、1976年的增長是，是因為批林整風中經過整頓，糾正了不少錯誤政策，社會比較安定，生產方針比較切合實際。十年中，集體、社辦的工業比重上升較快，1966年全民與集中工業（包括社辦工業）產值的比例是83:17，1976年則是63:37。集體工業的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5.8%。農業產值從1966年的32.78億元增加到1976年的58.22億元，十年共增長77.6%，其中1972年增長13.3%。農業增產較多的是糧食、蠶繭、茶葉。十年中五年減產，都是因為社會動亂和工作指導方針錯誤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作為反面的教訓，正被浙江人民所吸取。粉碎“四人幫”后，浙江人民為彌補十年內亂的損失而努力工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奮力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浙江。”

眾所周知，否定“文化大革命”，除了政治上如毛澤東說的“全面內戰”“打倒一切”之外，就是越說越玄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之說。那么，看了這一段在一萬五千多字中僅占560字的成績，也是說明“文革”結束時“經濟頻臨崩潰的邊緣”之說完全是別有用心的謊言。事實是，浙江和全國一樣，“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雖受派性干擾而受到影響，但照常完成兩個五年計劃，就全國而言，自1973年啟動“四三方案”，化43億美元引進有關吃、穿、用方面的化肥、化纖、乙稀等大型成套設備，為改革開放后能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起著重大作用。八十年代后期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取消票證供應和市場的日益繁榮，雖然與改革開放的政策分不開，但千萬不能忘記毛澤東時代艱苦奮斗和29年的工業積累所起的作用，不要忘記毛主席、周總理親自制訂的“四三方案”所起的作用。

“文革”與“文化大革命”一樣，就事論事來講，文中所指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也是同1981年所作的“歷史決議”相符的。值得指出的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所謂“經濟到崩潰的邊緣”的叫喊聲越來越響。這除了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斗爭越加激烈矛盾越加集中之外，沒有其它可言。

（三）

前有所述，浙江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并無異議。問題是錯誤與成績怎么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怎樣看錯誤的性質？與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方向是否相背？導致錯誤與失敗的原因在哪里？能否以存在的錯誤否定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判斷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是不是就是生產力？以人為本與生產力的關系怎么擺？不顧工農勞動大眾的主人公地位的社會能不能稱社會主義社會？依靠少數富豪恩施過活的是否也屬共同富裕？能否說，失敗的就是錯誤的？能不能從一種傾向否定另一種傾向中總結吸取正確的經驗教訓？如此等等，都要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

什么是實事求是？現在人們把實事求是說成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草民不敢茍同。如果能成立的話，那么這個精髓的創導者屬于漢朝的班固了。實事求是由“實事”與“求是”兩個詞組成，前者講事物的客觀性，是指已經存在的事物，后者指事物的真理性，是指已經客觀存在的事物基礎上，進一步探索發展規律（求是）的問題。這就是毛澤東一直強調在“求是”問題上存在兩種不同認識乃至兩條路線斗爭的原因。眾所周知，改革開放的政策是基于大家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存在問題的“實事”而受到擁護的，但究竟怎樣的改革、開放，就出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改革開放觀，即“求是”問題上的兩條路線斗爭。離開了這一條，實事求是就變成就事論事，就無馬列毛主義可言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是沒有錯誤的。但還要看“實踐”與“檢驗”的對象是什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歷史過渡時期，并非化學實驗很快可以“檢驗”出是非真偽的。毛澤東生前將自己一生干了“兩件事”。這兩件事，按照毛本意可以理解為，第一件事是打倒蔣介石，奪取政權，是武化革命；第二件“文化大革命”是意識形態上的革命，是“文”的革命，沒有這兩種文武革命，是保不住無產階級政權的。戰略家譚偉東將文化大革命提到價值革命與人類精神結構大變革和當代最偉大的普世價值的歷史基點來看，是更為接近毛澤東發動“文革”要旨的。因此，對實踐標準，不是一時一事的，還要有時間來檢驗實踐。歷史才是最后檢驗真理與實踐的判官。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驗證了毛澤東在國內提出“反修防修”的主張是有遠見的。許多同志就是從此覺悟過來的。老革命家王震同志最后頗有感悟地說：毛澤東看問題比我們早看50年。就是這個意思。

馬克思主義者是講動機與效果統一的，但動機與效果之間，畢竟是存在距離的。常言道，說的容易做的難。一般而言，動機與效果之間在實踐中會出現四種結果：一是動機好，效果也好；二是動機好，效果不好；三是動機不好，效果也不好；四是動機不好，結果好（是指偶然的巧合）。這四種情況的存在告訴我們：對任何事物要注重分析，籠統地肯定或否定都是偏頗的。

動機與效果的關系告訴我們：失敗的東西不一定就是錯誤的，因為世界上邪惡戰勝正義是常有的；同樣，眾多人爭相擁護的東西也未見得就是正確的，因為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里，假象也往往可以迷惑廣大群眾。其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過渡時期，各種經濟模式都可以試，各種錯誤也允許犯，唯有馬列毛主義老祖宗不能丟。失去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與信仰，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清醒頭腦，就會成為只顧私利不顧全局，只顧目前不顧長遠的短視者，成為“只知早晚而不知春秋的秋蟬”，會把黨和國家民族引向危機與絕境。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兩個30年，各有春秋，都有得失，為我們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正反面經驗教訓，只要掌握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善于從正反兩方面的聯系和區別中總結經驗教訓，我們的黨就會變得更加成熟，我們的國家就會變得更加強大，我們的民族就會變得更有希望。

201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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