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有篇文章：《沁園春·雪》問世：知識分子斥之帝王思想 ，拍舊社會知識分子馬屁，攻擊毛主席。其中一段：
前幾天看《新文學史料》上 方錫德 先生整理的吳組緗上世紀40年代在重慶的日記，吳組緗恰好也談了讀《沁園春·雪》的感想，與王蕓生的見識完全相同。這則史料雖是細節，但可以看出當年重慶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許多事物的敏感。吳組緗說:“昨日《大公報》轉載毛澤東填詞《沁園春》一首……毛主一切為大眾，于文藝尤主‘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卻作這樣的詞。毛反對個人英雄主義，而詞中充滿舊的個人英雄主義之氣息。看他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些霸主比高下；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意與 蔣 先生爭勝，流露躊躇滿志之意。說山河壯麗，所以古今英雄都要爭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類英雄之一。這些氣味，使我極感不快。”（《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1期第34頁）
-----這些說法，是不是真實，難說；不過，就以為它真實的吧。
文章后面說，從這里“可以看出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于是，有人跟貼，吹噓這些人，才是什么“真正的有良心的正直的知識分子”。
其實，這些“知識分子”才是趨炎附勢的，他們是“附”在“很強大”的蔣介石政府立場，以小人之心度 毛澤東 君子之腹也！
對“鳳凰網”這篇同樣是趨炎附勢的文章，網友大量跟貼批判。我這里不多發言論，僅僅轉載兩段跟貼，并且附上那篇“高論”文章，讀者自己去鑒別。“毛澤東這首詞是在1936年紅軍東征途中，住在袁家溝白治民家寫的，時間是2月7日深夜，”其情趣與胸懷，與什么“帝王思想”風馬牛不相及！
http://blog.163.com/zjd_8213701/blog/static/33582026200992693817457/
附1（網友貼）： 這樣一篇趨炎附（貶人民領袖）勢，貶低毛澤東的文章，還把當時那些趨炎附（國民黨）勢的文人吹噓成為什么真正的知識分子，弄巧成拙（蟲），把自己搞得丟人顯眼，丟人顯眼哦！
附2（網友貼）：《沁園春·雪》寫作時間考證始末（摘要）
1982年春，延安革命紀念館館長杜建國來重慶市政協訪問。為了弄清毛澤東寫此詩的具體時間，重慶政協的尹凌老同志特地請杜對此進行一番實際考察。杜建國館長回到延安后，專門會同毛澤東原警衛員賀清華、白海山，沿著當年東征路線查訪；并參照毛澤東原來秘書高治，陜西清澗縣老干部白煥儒、白克明等的回憶，從而查明毛澤東這首詞是在1936年紅軍東征途中，住在袁家溝白治民家寫的，時間是 2月7日 深夜。
1945年8月28日 毛澤東從延安飛赴重慶，同國民黨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柳亞子正住在重慶。柳亞子 8月30日 拜訪毛澤東后， 9月6日 毛澤東偕同周恩來、王若飛驅車前往沙坪壩南開中學津南村看望柳亞子。毛、柳再次見面，談詩論政，相聚甚歡。
當時柳亞子正在為完成他亡友林庚白遺愿，選編一本《民國詩選》。林庚白的書稿是民國十五年著手的，那時限于條件，取材有限。柳亞子先生要把《詩選》的范圍擴大，首先想到的就是毛澤東的《長征》詩。他根據世上流傳的版本抄了一份，請毛澤東校訂。結果不但得到《長征》詩，還喜得一首《沁園春·雪》詞。后來柳亞子在毛澤東為他的紀念冊題寫的《沁園春·雪》的“附記”中說：“1945年重晤渝州，握手惘然，不勝陵谷滄桑之感。余索潤之寫《長征》詩見惠，乃得其初到陜北看大雪《沁園春》一闕。”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文化、學術界都據此把毛澤東書贈《沁園春·雪》給柳亞子的時間理解為：“ 1945年9月6日 ”。后來柳無忌編的《柳亞子年譜》和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也是這樣講的。
1983年12月《毛澤東書信選集》出版，內載毛澤東由重慶返回延安前夕， 10月7日 致柳亞子信稱：初到陜北時，填過一首詞，似于先生詩格略近，錄呈審正。
該書編者對“填過一首詞”一句，特別注明：“指毛澤東1936年2月寫的《沁園春·雪》。”至此，才真相大白。
附3（鳳凰網 原文）： 沁園春·雪》問世：知識分子斥之帝王思想
共有評論416條
在毛澤東的所有詩詞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沁園春·雪》了。
關于這首詞的經歷，將來很有必要寫一篇“《沁園春·雪》傳播小史”。我現在見到的史料，有周策縱關于這首詞的來歷以及胡喬木與這首詞的一些傳聞，如果努力，我想還可以找到更多史料。[還要繼續造謠]
我親眼見過發表這首詞的最早史料，是儲安平當年在重慶主編的《客觀》周刊，當時這本周刊的“副葉”是聶紺弩主編的。這首詞發表后，當時知識分子有很多議論，有些知識分子從這首詞中看出了作者的胸臆。我平時看書比較注意收集他們對這首詞的看法。
多年前我寫一篇關于《大公報》王蕓生的文章，曾引過他當時給傅斯年的一封信。王蕓生把《沁園春·雪》抄給傅斯年，抄完以后，王蕓生寫了這樣一封信:“ 孟真 先生:日前之晤，承問笑話，忘記談一事，即毛澤東近作之《沁園春》也。特另紙錄陳，以見此人滿腦子什么思想也。”（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216頁）
前幾天看《新文學史料》上 方錫德 先生整理的吳組緗上世紀40年代在重慶的日記，吳組緗恰好也談了讀《沁園春·雪》的感想，與王蕓生的見識完全相同。這則史料雖是細節，但可以看出當年重慶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許多事物的敏感。吳組緗說:“昨日《大公報》轉載毛澤東填詞《沁園春》一首……毛主一切為大眾，于文藝尤主‘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卻作這樣的詞。毛反對個人英雄主義，而詞中充滿舊的個人英雄主義之氣息。看他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些霸主比高下；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意與 蔣 先生爭勝，流露躊躇滿志之意。說山河壯麗，所以古今英雄都要爭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類英雄之一。這些氣味，使我極感不快。”（《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1期第34頁）
吳組緗早歲出身清華，受過自由民主的教育。作為“五四”后成長起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對于帝王思想極其敏感，“五四”的影響在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身上的特征非常明顯。當年聞一多、金岳霖等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就是看到《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精神挑戰，在思想上產生了對蔣介石的反感。聞一多曾說過，他無論如何不能接受公開向“五四”挑戰。
“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也許可以作為學術對象爭論下去，但科學與民主精神確實對那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影響，那種影響不是表面的，而是發自內心的感受，有時候是類似于宗教的一種情感。一切反科學和不民主的東西，在那一代知識分子中很難引起共鳴。有時候在對一首詞的傳播經歷和評價中，可以看出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可惜這個感受到了后來無法表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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