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來賀：堅決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

老田按：在毛澤東眼里，大官的覺悟遠遠低于小官，當官的覺悟不高于群眾，這是他的群眾路線的隱含意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曾經指望大官們實現“三個正確對待”——“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哪一個大官實現了這種正確對待。倒是在農村基層，很多腳踏實地的干部能夠正確對待自己和群眾，史來賀無疑是其中的一個。能不能正確對待群眾的利益，實際上是能否做到不脫離群眾的關鍵，也是能否堅持“扁平化管理”（也就是所謂“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關鍵。總是認為自己最正確，最高明，自己的官位和官威一分一毫都不容許觸動的人，是不可能走群眾路線并堅持扁平化管理的，是必然要拋棄鞍鋼憲法走向馬鋼憲法最后把國企徹底搞垮的。

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劉莊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史來賀就不是這樣，他雖然是全國勞模，是同類干部中間最出類拔萃的人物之一，但他也沒有認為自己高明得不得了，不需要接受外部監督和內在反省，因此，他能夠領導群眾走共同富裕道路，也能夠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這恰恰是那些高官們完全做不到的，只要是做到了三個正確對待，就必然會成為分田幫眼里的“持不同政見者”。杜潤生等人在分田的時候，就非常擔心農村基層的毛氏干部反對，認為他們是持不同政見者，所以需要運用殘酷手段予以打擊，排斥異己。

那些僥幸逃脫了杜潤生等人的打擊和算計，想方設法把集體經濟堅持下來的村莊，在全國農村中間都率先實現了工業化和富裕起來。那些高官們絕不在權勢和地位方面做出一絲一毫的讓步，這就必然采取一種與群眾參與管理尖銳對立的態度，就必然走到與毛澤東晚期思想尖銳對立的地步，不可能不搞“非毛化”；而那些做出了實際成績的基層干部基本上都堅持做到了兩點：一是不會無限制地膨脹自己，二是能夠正確對待多數人的利益和意愿；有了這兩點就能夠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及其晚期實踐。看起來，如何對待多數人的利益，如何看待自己的權力和地位，這兩點決定了一個官員對于毛澤東思想和群眾運動（這是群眾監督干部和參與管理的主要形式）的態度。

史來賀文章原載：林英海主編《毛澤東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1-238頁

1958年8月5日下午，當時由新鄉縣七里營鄉剛剛轉為七里營人民公社才兩天的黨委書記田秀清來到劉莊，很神秘地告訴我：快作好準備，中央領導要來我們這里視察。他猜測，不是毛主席，就是劉少奇、周總理。他說，這次中央領導人要視察咱公社三個村:七里營、劉莊、王屯，這三個村都是試驗田搞得好。我心里很激動，我問他，咱們該作些啥準備。他說，要保密，只能你一人知道。接著我倆就商量如何迎接，決定立即把通向七里營的土路修好。第二天，我哪里也沒敢去，幾個村干部在村里等候。直到晚上，田秀清興沖沖地來告訴我:“毛主席來了！今天下午視察了七里營，劉莊和王屯沒有去成，是因為下了雨，路上泥大，汽車進不了村”。看他那高興勁兒，我真羨慕。田秀清說，毛主席站在公社門前，看咱們掛的“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大牌，足足有5分鐘。毛主席還問了為什么用這個名字，而沒有用別的名字，最后稱贊，還是用人民公社名字好。

雖然這次毛主席沒有來劉莊，但令我終生難忘的是，以后我卻有幸9次受到毛主席的親切接見：第一次是1958年9月底，赴京參加全國民兵英雄會議，毛主席、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并合影留念，10月1日還登上天安門觀禮臺同毛主席一道觀看國慶閱兵活動。第二次是1959年10月1日，作為第一屆全國勞動模范在天安門觀禮臺上觀看國慶10周年慶祝活動，受到毛主席的接見。第三次是1960（第231頁）年9月，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民兵英雄”稱號，在北京開會時，受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接見。1961年、1962年、1963年的三個年底，作為全國植棉模范三次進京參加全國棉花工作會議，毛主席、周總理接見了我們。第七次是1965年1月，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參加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合影留念。第八次是1970年8月，作為農業勞動模范參加國務院召開的北方地區農業會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在北京接見了我們。第九次是1975年10月，作為農業勞動模范出席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這次會議開幕在山西省昔陽縣，結束時在北京，毛主席接見了全體代表。

我常常想，人是應當有一點精神的，我之所以幾十年來，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同群眾一起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能夠不斷上新臺階，連續做出新成績，靠的是強有力的精神支柱。我的精神支柱是毛澤東思想。多少年來每當我遇到困難，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就會在我眼前浮現，老人家的親切教誨也就在耳邊響起。這時，我的熱情、干勁就會象火山一樣迸發。因此我相信一條，精神對物質有巨大的反作用，這是馬克思主義常識。

我又常想，毛主席雖然犯有錯誤，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里是正確的。他是我們黨的創始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新中國的締造者。他在理論上的最大貢獻就是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指引，就不可能取得中國革命勝利，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鄧小平說，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這就是說，我們今天還是按毛澤東思想辦事。如何按毛澤東思想辦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的體會，毛澤東思想是一（232）回事，我們自己領會又是一回事，要真正按毛澤東思想辦事，必須同本地實際相結合，這樣就能把事情辦好，毛澤東思想就會發揚光大。否則，再好的思想，也辦不好事。所以說，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

今年是毛主席誕辰100周年。我最近想了很多問題。我是在農村干了幾十年的基層干部，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有幾個方面毛澤東思想對我影響最大，我也是一直堅持的。

第一，實現農業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是經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周總理在1965年1月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來的。這次會議我參加了，我是第一次作為人大代表參加會議。以后歷次會議除1975年1月四屆人大沒有讓參加外，其余全部參加。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里提出了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其中包括農業現代化。在通過周總理提出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府工作報告時，我看到毛主席鼓掌了。我很激動，受到了莫大鼓舞。此后我就開始思考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劉莊。這個問題先后思考了幾年，到1969年就下了決心。1969年我發現劉莊農業發展中出現了新情況，就是收入與投入之間出現負增長趨勢。1969年同1957年比：1957年收入14萬元，1969年為30萬元，13年增長1倍多；1957年投入為8萬元，1969年為20萬元，年增長2倍多。解放20年了，只解決個溫飽問題。劉莊人的話:“混個肚兒園，有點零花錢”。我們經過反復討論，決心跳出“高產窮隊”的困境，發展工副業。（老田按：農業投入中間化肥投入不可能達到邊際收益低于零的現象，高產窮隊應該是機械化搞得特別過頭的結果——就是說機械化的成本過高以至于不恰當地降低了可分配凈值；高產窮隊還有一個原因是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的水平，超過農產品收購價格的價值補償水平，這對于賣糧多的先進大隊影響特別明顯，屬于行業性的邊際報酬遞減現象——為了奪高產而把成本投入水平提高到超出價格補償水平的地步。改革后把高產窮隊歸結為錯誤的“以糧為綱”政策，這純屬胡說，農業產品結構調整的條件直到1980年前后才具備——全國的糧食產量水平高出溫飽需要，沒有這個條件在局部和微觀進行結構調整，也不是不可以，那實際上意味著“開小灶”——給特殊待遇——減少征購指標或者讓吃返銷糧，這種方法只能用于樹典型，沒有推廣價值。）

下這個決心很不容易，因為當時報上正宣傳大寨經驗，抓階級斗爭，不允許搞工副業。我們只得偷偷地干，掛牌是農具廠，產品卻是汽車喇叭。賣喇叭賺了錢，又辦起了面粉廠、磚瓦廠、電瓶廠、造紙廠等。搞工副業賺了錢，反過來以工補農，除了摘棉花、玉米收割外，其余實現了機械化。1980年全村各業收入達205萬元，人均收入1708（233）實現了小康水平。我體會，農民要達到小康，僅靠種植業很難，必須搞工副業，對農產品深加工，使農產品多次轉化和增值。但是，1980年以后，我們又發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問題:一是全村企業雖不少，但規模小，產品同周圍村雷同，互爭原料，缺乏后勁，難以繼續快速發展。二是資金、技術實力已積累到了一個新高度，但同企業規模小，品種單一發生矛盾。有了矛盾，就產生了爆發力，劉莊再次到了轉折關頭，我們決心突破，躍上新臺階，辦大企業。經過市場調查，我們選擇了藥品工業，先后生產肌苷、潔霉素、農藥等。藥品屬生物工程，在國內屬尖端產品，我們農民能生產出來，在中國5千余年的歷史中，未見未聞，連專家也為之驚嘆。這說明，農村集體經濟不能停留在一個水平上，不進則退，進就是上臺階，一步一步地進，就邁上了現代化。現在劉莊無論生產規模、技術、產品質量都達到了國內農村最高水平，走在了農村現代化前列，這是幾十年來，聽毛主席話，響應中央實現農業現代化號召的結果。

第二，走共同富裕道路。

堅持共同富裕，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毛主席提出并一貫為之奮斗的理想和目標。毛主席把走共同富裕道路看成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前者要逐步克服貧富不均狀態，后者卻會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出現兩極分化的結果。可惜的是，他老人家在理解共同富裕時偏向了平均主義一邊，真理向前多走了一步，成了謬誤。教訓使我們認識到，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同步富裕只能養懶漢，不能激發勞動干勁。正確的辦法，就是要讓一部分人通過勤勞致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幫助和帶動后富，最后達到共同富裕，走一個“之”字之路。劉莊無論是改革前還是改革后，從不搞兩極分化和平均主義。對內我們實行的是有差別的共同富裕。全村700多整半勞力，人人有工作，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實行工資制加獎勵；工（234）資劃為20個級別，按工種，按貢獻、民主評定，最低12級，最高20級，每個級別一天差0.2元，最低和最高每月相差48元。除基本工資外，有超產獎，年終分紅。1992年，除“五保戶”外，全村人均分配3000元，勞均分配6000元，最高戶人均4000元，最低1500元。劉莊既消滅了貧困，也找不出收入超過別人十倍、幾十倍的“暴發戶”，對外我們實行的是先富幫后富。我們先后幫助過修武縣的萬箱鋪:原陽縣的東李寨、八里莊;新鄉縣的東石碑、東五莊、東楊興、豆腐村、西街、陳莊、小張莊、府莊、溝旺、楊莊等3個縣13個村發展經濟，共同致富，這十幾個村的經濟建設和精神面貌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幫帶的方法，一是從抓思想入手，幫助干部群眾樹立商品經濟觀念，二是抓班子建設充分發揮戰斗堡壘作用，三是提供多種服務，包括籌措資金、技術援助、加強企業管理、銷售產品等。通過幫帶，不僅使這13個村的兩個文明建設取得了進展，而且對周圍許多村都產生了強大的輻射力。從七里營鄉看，先后涌現出了宋莊、李臺、龍泉等省市先進典型，使全鄉形成了一個層次不同，類型各異、遠有樣板、近有標兵的學先進網絡。毛主席提出的共同富裕原則，象太陽的光輝灑向了人間，照亮了新鄉大地。

第三，用科學思想武裝、教育農民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是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的一句著名論斷。這句話講出了國情，講出了農村工作的方向，幾十年了，我沒有忘記它的深刻含義。搞社會主義，光是經濟富了還不全面，還應該讓農民精神上富有。農村改革以來，我們一些干部看到農民手中的錢多了，光顧了高興，卻忘記了毛主席這句話，使得農村中的社會主義信念動搖了，集體主義觀念淡薄了，好象除了錢就沒有別的了，于是封建迷信、聚眾賭博等陳規陋習泛濫成災。我們常常議論這些問題，決不能讓劉莊人精神上成為“叫花子”。我們堅持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235）文明建設的兩手伸得一樣長，握得一樣緊，抓得一樣硬。兩手抓的關鍵是抓人。路是人走的，業是人創的，錢是人掙的，人是大腦支配的，把人引向正路，比啥都重要。管好人的辦法，主要靠思想政治工作。我們抓思想政治工作有三點體會。一是根本性的問題經常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熱愛黨、熱愛國家、熱愛集體、艱苦奮斗、勤儉創業等教育，這都是要經常抓的。二是規律性的思想教育提前抓。比如取得成績容易驕傲自滿，滿足現狀，要提前抓謙虛謹慎，不能翹尾巴；遇到困難了，遇到失敗了，容易悲觀失望等。這都是規律性的，大形勢變了，要提前抓。三是新出現的思想苗頭及時抓。比如去年春節，一些年輕人說，今年要好好喝一場酒。互相串聯，我請你，你請我，準備好煙好酒。發現這種情況，我們就及時抓了一下，通過黨員聯系、干部包片通知：過年喝好酒吸好煙是可以的，但不能大吃大喝。通知后，沒有發生大吃大喝現象，春節過得也挺不錯。此外加強制度建設，也是必要的。黨內有黨內制度，干部有干部制度，群眾有群眾制度。劉莊的黨員、干部、群眾受教育比較多，一個月召開1~2次群眾大會，各生產經營單位一個月6次，我們堅持了幾十年。現在，從劉莊這個小社會看，全村14姓，比較安定團結。迷信、賭博、偷盜，基本上沒有。老人去世了，送個花圈、帶個黑紗紀念紀念，沒有燒香的，穿孝的。結婚典禮，由團支部負責組織。春節堅持團拜，見面握個手問個好，代替過去的磕頭。

第四，牢記毛主席教導，不斷前進，永遠進步

新中國成立以來，毛主席領導下搞了許多次政治運動，這些政治運動總體上看大部分是正確的，也有搞錯的，但依我看，毛主席是想把干部教育好，讓干部真正當好人民公仆。所以，毛主席的出發點是好的，這點勿庸置疑。正是基于此，無論是在政治運動，特別是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靠邊站”（236）時；或是在創業中作大難，遭挫折時，我都沒有怨言，熱愛毛主席，熱愛毛澤東思想的信念始終未動搖。我是1949年入黨，1952年當選為黨支部書記，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使我認識到，農民出身的黨員干部，身上既有勞動人民的優良品質，又有農民小生產者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是同無產階級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接受無產階級思想教育，增強黨性觀念，時刻也不能松懈，我接受黨性教育，主要靠內外結合。從外因講，是靠黨的各級組織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和灌輸，包括開會、學習、參觀、表揚、批評等方式方法，從外部促使我不斷進步。從內因講，要處理好三個關系：一是干部與群眾關系。干部與群眾沒有啥區別，要說區別就是干部只能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不能占便宜。象我這樣的人，想個人發財致富還不容易?可我發了財，那村里1400多群眾咋辦?過去捆在一起受窮，鄉親們沒說過一句話，現在富了，我如果往錢眼里鉆，能對得起鄉親嗎?我這輩子認準了一個理:堅持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帶領群眾致富，群眾富了，我就富在其中。干部有了群眾觀點，干起事來，既有辦法，也有力量。二是下級與上級關系。農村工作的任務太多太重。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都得從一個針眼里穿過。上邊動動嘴，下面跑斷腿。要處理好下級與上級關系，作為下級得學會把上級指示精神與本村實際相結合，這就看干部的修養水平了。頭腦簡單的干部是處理不好這個關系的。三是局部與全局關系。具體說就是劉莊與國家關系。劉莊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共產黨，沒有改革開放的富民政策，就沒有社會主義新劉莊。我們經常進行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劉莊人的國家觀念，多辦企業，辦大企業，多向國家交納稅金，支援貧困地區發展，加快中國現代化進程。

“老牛明知夕陽短，不用揚鞭自奮蹄”。我今年已經63歲，在黨的領導下，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點成績，黨給我很多、很（237）高榮譽，我內心里很不安，總覺得為黨為人民做的貢獻太少。一個時期以來，我整天思考，今后怎么辦?怎樣才能做出更大貢獻?把劉莊建設得更好，為社會主義增光添彩。我最了解我自己，我的優劣只有我知道，你表揚我，我心里有數，你批評我，我心里也有數。我對批評最感興趣，如果不開展批評，就覺得生活得無味。一個人做幾件好事容易，最難的是做一輩子好事。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肩負著帶領群眾艱苦創業的重擔，只能勇往直前，做一輩子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奔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張敬民整理)

(本文作者史來賀同志是中共新鄉縣七里營鄉劉莊總支書記、河南省特等勞動模范、全國勞動模范)

1958年8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這是在公社的棉田里

【在人們的簇擁下，胡少華等同志陪同毛主席走到公社的大門前，毛主席仔細看著門上掛的牌子——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胡少華隨即向毛主席說:“這是全縣第一個人民公社。”耿起昌（按：時任新鄉地委書記，粉碎四人幫后遭遇鄧胡記官僚構陷，獲冤獄15年死于獄中）問毛主席:“這個名字可以嗎?”毛主席用肯定的語氣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毛主席在河南》第156頁）】

全部圖片均出自：中共河南省新鄉縣委宣傳部編《人民公社好一一紀念毛主席視察七里營、發出“人民公社好”偉大號召二十周年》農業出版社1978年08月第1版

該書在《前言》中間說：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視察了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向全國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偉大號召。

二十年來，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朝氣蓬勃，興旺發達。它實行政社合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相結合，充分顯示了“一大二公”的巨大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有力地保證了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和農村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勝利發展。

二十年來，特別是毛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以來，七里營人民公社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干社會主義，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成為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單位。一九七三年以來，公社糧食平均畝產超千斤，比公社化前增長了六點五倍，棉花平均畝產超百斤，比公社化前增長一點五倍。五年內平均每年向國家貢獻糧食一千一百多萬斤，棉花四百多萬斤。全社儲備糧達四百多萬斤。公社公共積累達四百五十多萬元，公社、大隊兩級積累已占三級積累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五。文教衛生福利事業有了蓬勃發展。到處是一片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新景象。

當前，七里營人民公社廣大群眾正和全國人民一道，決心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在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努力實現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做出自己的貢獻。七里營人民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個縮影，它的成長，充分證明了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偉大預見。

七里營公社的農田基本建設成就：

十九年過去了，我們七里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全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實現了“井渠雙保險，早澇保豐收”，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實現了高標準園田化，昔日的沙荒鹽堿地變成了平展展的肥沃良田。（中共河南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委員會：《人民公社好》，載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全社三萬一千畝棉花，從一九六六年以來，連續十一年，平均畝產皮棉一百一十三斤，比公社化前增長近一倍。毛主席視察過的棉花試驗田畝產皮棉最高達到三百五十八斤。全社從一九六五年起，糧食畝產上了《綱要》，一九七一年跨過了“長江”，去年奪得了畝產一千四百二十斤的大豐收，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盡管去年以來大旱八個月，全社五萬畝小麥，今年仍獲得了畝產六百四十二斤的好收成。（中共河南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委員會《人民公社好》，載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七里營公社的農業機械化成就（機耕面積由公社化前的百分之十五提高到一百分之九十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