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玉蘭：十個為什么？——讀毛澤東的書的一些體會

【老田按：1966年6月，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呂玉蘭，結合自己的合作社管理經驗，介紹了自己學習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怎樣對待人生的體會，由報社記者幫助整理成文章《十個為什么？》，發表在《河北日報》上。不久，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和香港《文匯報》等海內外多家報刊雜志陸續轉載，在當時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這篇文章今天讀起來還很有意義，體現一個從16歲就走上合作社管理崗位的小學畢業生，在十多年的集體農業管理崗位上的感悟，她把自己所碰到的管理難題結合對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體會，做出了一份的思考。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在中國的傳人林毅夫博士說，集體農業不可能有效率，關鍵就在于農村干部總是選擇一個較低的監督水平同時社員選擇一個較低的投入水平，洋博士顯然認為社員干多少活完全是干部監督和控制的結果，這個關鍵性的假設到底對不對，我們來看看只有小學文化的呂玉蘭是怎么說的，比較一下洋博士的規范學術論文和小學生的長期管理體驗，不是沒有意義的。】

一、為什么有人說我“傻”，怎么看待“精”和“傻”？

立場不同，對精傻的看法不同
人有說我是“傻玉蘭”，認為我頭腦簡單，不懂得“幸福”，不會“生活”，只知道傻干。
我傻不傻呢？我不會損公肥私，不會投機取巧，不會打自己的小算盤，要說這就是“傻”，我就算“傻”。
可是，我對黨、對國家、對集體，是費腦子的，一個心眼拼著干，要說這是傻，我不答應。傻不傻，那看你算的什么賬！
“你這個人沒頭腦。”我說得看是什么樣的頭腦。
滿腦子只一個“我”字，是一個人主義的頭腦。
腦子里“公”字掛帥，就是共產主義頭腦。
人的立足點不同，算法不一樣，想的不是一個理，怎么會互相理解？你說我太傻，我覺得我有自己的聰明。
毛主席說：“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著。”為什么活著，為誰活著，這是條總根兒，總根不一樣，開不出一樣的花。
立場不同，看法不同，依我看，私心眼的人最沒見識，最愚蠢，一個人有私就有偏見，無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時代不同，精傻的標準不同
以精傻論是非，作為衡量人的標準，這個“傻”是有階級性的。老貧農常對我說：舊社會，統治階級糊弄人，說窮人傻，該窮，富人精，該富。那時候窮人被人看不起，說話不占地方，不呆也呆，不傻也傻。
在舊社會，一個人只為統治階級賣力，那才是奴才、傻瓜。
社會制度變了，時代變了，精傻的標準也變了。
有的人，土地、牧畜歸集體，思想沒歸集體，身子坐在社會主義大車上，腦子里還是“我”當家。你說“為人民服務”，他不信；你真為人民服務，他說你傻。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公”字當頭，“私”字退位，“小精人”越來越少，“大傻子”越來越多，我們的社會就變成“人不為公，天誅地滅”了，變得“私”字和“偷”字一樣臭。
傻于集體，傻于人民，傻于社會主義。
公而忘私的人，被那些損公肥私的人諷刺為傻子。
“你說我‘傻’，我就‘傻’！”
前后兩個“傻”字，意義完全不同。
“我傻于集體，傻于人民，傻于社會主義”，就是后面那個“傻”字。
“寧當一輩子的大傻子，不當一天小精人。”我們領導群眾開展了精傻的大討論，批判了“小精人”，表揚了“大傻子”，“精”臭了，“傻”香了，人人爭當革命的“傻子”。
有人評不上“傻子”急得要哭；有人聽到叫他“小精人”，他覺得比罵他還厲害。

二、為什么我把革命當作終身大事？

眼要看到共產主義，心要裝下整個世界。
高小畢業后，回家鄉參加農業生產，當了農業社長，入了黨，受到黨的教育，這才知道：一個人活在世上，跟世界是個什么關系。解放全人類，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一生是最光輝的一生，干革命才是我的終身大事。
沒有人民的大天下，就沒有勞動人民的解放！現在有人好說：“掙工吃飯，憑的是力氣！”忘了掙的誰的工，吃的是誰的飯？社會主義江山不保，哪來的按勞分配原則？土地在地主手里，你有力氣頂啥用？
我把個人婚姻和國家五年計劃聯系起來，我是想，今天我們每個人能有幸福，是因為有我們自己的國家，有國才有家，個人的事是和國家的聯系在一起的，好比大盆套小盆，小圈套在大圈里。
我們要往遠處看，圈要往大里劃，眼要看到共產主義，心要裝下整個世界……
大多數人的利益是大事，個人利益是小事……個人幸福是小事，革命是大事。我常想雷鋒說的這句話：我活著就是為了讓多數人活得更美好。這話對，讓絕大多數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眼光遠大和鼠目寸光。
……小局要服從大局，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把黃金時代獻給革命比過早的纏在家庭、孩子身上意義大，因此，我才把終身大事，從個人婚姻移到“革命”二字上來。

三、為什么越挨斗我干得越歡

1960年冬整風……有的同志問我：有的人受了批評躺倒不干，你為什么能頂住風，壓住浪，越斗干的越歡呢？你當時是怎么想的？我想：整風不是整的我，是我身上的缺點、錯誤。
整風開始，大家提了工作上的缺點，爹娘埋怨我當干部費力不討好，不讓我干啦。我帶著這個問題學習了《整頓黨的作風》這篇文章。
錯誤、缺點就像我身上的瘡，不治就要化膿，越爛越大。
治的時候，疼，以后就好了。人不能不犯錯誤，知錯認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我把日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看作是小洗臉，整風運動就是大洗澡，澡洗過了，渾身輕快。
我們有成績、有優點，黨都看見了。黨來整風，不是對我們為難，是愛護，是培養，是怕我們變壞了。黨來整風，就像大人教育小孩，不護短。
要在整風中挺得住，先要對整風有個正確認識，把正確態度，把成績和缺點他開來，一分為二看自己，不能一好遮百丑，有了成績，就不愿讓人說“不是”。
“眾人是桿秤，斤兩稱分明”不要光信自己全對，聽不得群眾的批評。
他們斗的不是我，是我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整風運動中，幾個人對我惡毒攻擊。他們上告我在1948年混入黨內，多笑話！那時我還不到十歲。我看清了他們的鬼把戲，他們斗的不是我，是我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們想斗懵了我，躺倒不干，我不中他們的奸計。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他們反對我，證明我做對了。他們反對得越厲害，越證明我對，我就更堅決干下去。
我想，你反對我頂個屁用，你們反對我，貧下中農可支持我呢！夜里有幾個老貧農在房上、院里暗暗保護我，安慰我，有這些人給做主，怕什么？該干什么還干什么。
臨散會了，我說：“大家不要走，有工作要布置，整風要整出干勁來……”這樣一來，他們也就無計可施了。

小困難小考驗，大困難大考驗

斗我的那幾天夜里，覺我是睡不著，就學起毛主席著作來，想起了過去的英雄。我想起了英雄劉胡蘭在敵人鍘刀面前英勇不屈，我能在歪理前面嚇倒？“烈火煉真金”，這是黨對我的嚴重考驗。平常里說得挺堅決，來到節骨眼上，看我能不能頂住風浪，堅持真理，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一把“我”字丟開，一想到考驗，不怕“鬼”的愣勁就上來了。
現在我一遇上風險，就想到是對我最好的考驗。小困難是小考驗，大困難是大考驗。一次困難一次磨煉，越磨越快，越煉越純。常走百里路，十里八里就不當回事了。“礦石越煉越精，混水越澄越清。”沒有斗爭，我哪來的斗爭經驗呢？
黨和群眾從正面教育了我，階級敵人從反面教育了我，現在就有人……說：“你們越跟玉蘭作對，她越堅強，她這個人就是你們把她鍛煉出來的。”

四、為什么我當干部不覺得“賠本”？

當干部先弄清哪是本？哪是家？

過去，俺爹好說：“家里事你也不管，自留地你也不望，哪是你的家？”說我是“賠本干部”。
我想：干部是大家的管家人，黨把全村交給我們了，我們就要把擔子擔起來，革命是我的本，集體是我的家，我吃飯在家，人是公共的。
俺村生產隊長呂世周，以集體為家，從來把隊上的事情比自己的看得還重要，把“私”和“公”的位置調換了個過。換得好，當干部就得把心放在“公”字上，不能把職務看成是特權，“一個人當干部，全家沾光”。干革命是不能講賠本賺錢的，革命需要的時候，連生命也可以貢獻。要不，白求恩到中國來犧牲了生命這筆帳怎么算？

當干部究竟為誰？

有的說：“咳！當干部沒落頭。”我不理解這話，我們天天說為人民服務，是真的還是假的呢？為人民服務還有什么“落頭”呢？其實當干部賠本的思想，說穿了，就是因為有找“落頭”的思想作怪。
干革命是自覺的，不能有雇傭觀點。革命不是做買賣。有人說當基層干部不如脫產干部拿工資，我是這樣想：干革命的人不在領不領工資，不革命的人領多少工資也干不好，革命都不拿工資也一樣干得好。過去老一輩革命者，流血犧牲，可誰為了工資干的？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的最大的“落頭”。
有人覺得冤屈，說：“不給他干”。給誰干呢？給上級干的嗎？上級給誰干的呢？我們不是一個村的共產黨員，是中國的共產黨員，是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的，不是給哪個人干的，任何時候也不能賭氣。

當干部是否吃虧？

有人說當干部吃虧，是否真吃虧？
要是當干部不為集體想，光想自己多弄點，生產搞不好，自己挨點子罵，個人也多收不了。
尤其是貧下中農當干部，是掌階級的印把子，為自己辦事，我們不抓印把子，讓人家抓到手里，自己就沾光啦？！
當干部不覺得賠本是最明白的帳，喊“賠本”、找“落頭”是最糊涂的賬。

五、為什么越怕出事越出事？

干革命就不能怕“事兒”

過去怕“事兒”，老覺得自己村里人落后，“事兒”多，自己難得哭過，給區婦聯寫信要求不干了。
去省里開會，聽到講《矛盾論》，才知道客觀事物都是矛盾著的，矛盾是沒完的，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出現。
有了毛主席《矛盾論》的思想武裝，以后遇上“事兒”，就往矛盾上想，想“工作就是斗爭”，思想上沒有怕“事兒”的包袱了，出了“事兒”不愁也不怕。
矛盾不是怕掉的，是斗掉的。我常想：越怕出“事兒”越出“事兒”，敢于斗爭就是勝利。“掉下樹葉來怕砸著腦袋”，“走路怕踩死螞蟻”，那樣的人還能干革命？
十多年來斗爭生活過慣了，斗爭成了我一種最大的精神愉快。一沒“事兒”壓住頭，就悶得慌，沒精打采，沒意思。干起工作來，幾天幾夜不睡也不困。

遇上“事兒”要豁上干

1963年鬧洪水，有的人說：“完了。”我說：“干哪！”我越遇上“事兒”吃得越多，豁上干，不能豁上不干，那年抗住了洪水。
舊社會里“認命”，“認倒霉”，那是迷信，是舊的處世哲學，不能聽那一套。
危急的時候，直是豁上不干，“事兒”就越大，也就徹底完了；越是豁上干，“不怕死了還怕什么？”有一分力氣拼一分力氣，就能轉危為安，至少也少損失。
膽子大，泰山也不怕，膽子小，一塊磚頭也嚇倒。“膽大漂洋過海，膽小寸步難行”，干革命就要有膽量，只能壓住困難，不能叫困難嚇住。

六、為什么我不怕得罪人？

要說村里當干部得罪人，得看得罪什么人……對于自己人，盡量不傷害感情，少得罪人，怎么樣才能少得罪人呢？我的體會是：
越怕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
辦事就要顧一頭，一邊倒。顧社會主義這一頭，往貧農下中農這邊倒。為人民干革命，不會人人都叫好，月亮那么明，做賊的還反對呢！怕得罪人，說什么“為一個人多一條路，得罪一個人多一堵墻”，“出頭的椽子先爛”，是個人主義思想，我是為公得罪人，不是為私得罪人，所以我不怕。
在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的時候，向黨向國家說實話，就得罪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人；不得罪他們，就害黨害國家，得罪了人民；在集體里，對損害集體利益的事不管，就會得罪廣大貧農下中農。
越管得不堅決，得罪的人越多
我對違犯制度、侵犯集體利益的人，管早、管小、管嚴。一個人開了個壞頭，就會有十個八個的跟上來。管早了，把壞事兒的苗子管住，成不了事。管嚴了，不給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鉆空子，得罪人反而少。
越管得不公，得罪的人越多
身教重于言教，幾百雙眼睛看著咱，辦事不公，眾心不服，就得罪大多數人；管早管好，一步一個腳印，處理一個問題就是一個樣板，榜樣最有說服力。
每次發放賑濟，那些“小精人”，在會上研究了賑濟款。呂玉蘭不同意……，這種慣于耍手腕的人，自以為掌握了群眾，其實，不過像毛主席說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很聰明，其實都是愚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他們拿著國家救濟款去買“好”，這樣的“好”是不長久的，回過頭來人家就會想：“你跟我有私，就跟別人有弊，不能相信你。”

七、為什么我團結人不怕“吃碰”？

沒把階級兄弟團結好，是自己第一個不對

倪修禮是貧農，十幾歲參軍抗日，為革命流血奮斗，過去我們不團結，第一是對他照顧不夠；第二，他是復員軍人，我向他學習不夠，沒有好好依靠他。
看到自己不對，感到很痛心，虛心檢查自己，就有團結的誠意了。我想：“團結他，就是克服我身上的缺點，改正我身上的毛病，過去我不對了，今后不能再不對。”

怕“吃碰”放棄團結，自己愛面子也是不對

我還想，就不能團結同志，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能不能團結群眾大多數的問題，是能否接好革命班的大事情。團結的任務艱巨，越能鍛煉我，我把團結當作“大山”，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行了。
多團結一個同志，革命就增加一分力量……我為革命團結人，不怕“吃碰”。

說話他不聽，是自己幫助人的方法不對頭

有幾次跟他談話，談不成，就想，他居功驕傲，看不起我，聽不進別人的話去，不跟他談了。
又一想：“求進步的人好檢討自己，不求進步的人好埋怨別人。”應該首先檢討自己，我說話，為什么他不聽？是我的責任。不是他不明白道理，是工作還沒做到家，是我沒把道理說透，是我的方法不對頭。像搞試驗一樣，把團結人當成一項嚴肅的工作來做，失敗一次就找一次教訓，吃一次“碰”就檢討一次。
從生活上關心他，用階級感情感動他。先感情交融，再思想交流。等對方腦子不“崩簧”的時候，再思想見面，開展批評，他就聽得進去了，團結的愿望就實現了。

八、我為什么帶頭實干？

沒有身教就很難言教

當干部要宣傳教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每天要說很多話，人家聽不聽話？關鍵在于身體力行。人就是這樣，說的不誠，聽的就不信。那年東風渠開口子，天寒水冷，我用嘴招呼，沒人下水，我帶頭跳下水去，大家也隨著下去了。
做領導工作，實干省很多勁，實干是最省力的領導。“說一千，道一萬，不如帶頭干。”

沒有實干就很難實現領導

去年抗旱打井，打不成，下井的人說：“咱這地皮不行，打不出井來。”我和黨支部副書記下井了，挖成了。接著就干起來了，一連挖出好幾眼井，抗旱當中起作用不小。
我就想，當領導，自己不實際干，不接觸實際，就沒有真知，只能人家說啥是啥，這不是領導人，而是被領導。別看發號施令不少，實際是個傳聲筒。

不敢闖，就很難得到經驗

我15歲當上干部，哪里來的經驗，就靠一個“闖”字。“小卒子過河永遠走直道。”有的人自己不干，專挑別人的毛病。這種人不知道：干，最多是幾個指頭的毛病，不干是十個指頭的毛病，不干就是最大的錯誤。
“一回生，兩回熟，事不過三。”不學不懂，不干不會。你會我不會，距離就在“學”上，差距就在干上。
黨要我們當革命的促進派，鼓勵我們去闖，只要按照毛主席指的方向走，該闖就闖。在省里開會，省委領導同志囑咐我說：“要有這股闖勁，干革命就要闖”。我記住這話，回家來又學了一遍毛主席的《實踐論》。今年生產堅決不當小腳女人，堅決把糧食產量搞上去，闖出一條高產的路子來。“天大的事由地大的人去干”，不邁大步闖，就老是不能大大改變面貌。

九、為什么我不講“人情”？

要公對公，不要私對私

舊說法：“人熟是一寶”、“人熟不講理”。我們不能鬧那一套。不能打著“公”的招牌利用職權，憑人情辦事。必須按原則辦事，按規定辦事。不能把公事辦成私事，我們做一切事情都要往公事上想，我們身上只有公，沒有私－－才算大公無私。
我病了，有的同志對我照顧好，我認為他這是一種階級感情，是對我做政治工作，我感謝他，不一定在私人方面回敬他，在工作上努力，把工作做好，以工作成績來報答他，不能“得人一牛，還人一馬”，要公對公，不要私對私。

對我好也可能對我歹

有人對你好，不一定就真好，得用階級分析。1962年，一個人給我送燒餅、送掛面，這是“好事”吧，實際是讓我犯錯誤，是讓我給他辦事。我說：“你越給我送東西越不好辦，要我不按政策辦事，送個金山也不行。”
“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軟”。在村里仗憑職權受人家的禮物，送來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場送掉了，禮沒有白送的，送禮的人想的是送一個，得十個，受禮的人是沒有不上當的。階級敵人慣愛來這一套，我們要加倍警惕。
我在聽話的時候，心里在有個底，好話、壞話，要看他的目的，好不能光看對我好，要以對集體、對社會主義好為標準。

不能用私人感情理解階級感情

我娘病了，稍一好我就去開會，有人說我對娘不孝。
這些年，我工作中遇上困難，資本主義勢力斗爭我，心里多難過在父娘面前沒掉過淚，可是見了上級黨委，眼淚簌簌地掉，有人對我這種感情不理解。我對他們也不理解，我覺得爹親娘親不如黨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
日常里，有的人就用私情來理解公情：
比如說：“我這工作好啊！”什么好？是有名有利好，是清閑不累好，還是指的對革命貢獻大好？我看，什么工作也好，都是為革命而干，就看做好做不好。我們干一行愛一行，不是因為個人的興趣，是因為它是革命工作。再比如：“你工作干得好，行行出狀元”。干工作往好上干，是對革命貢獻大，不是為當狀元，立志不能立個人的名利志，發奮不能發個人的名利奮，要立革命的大志，發革命的大奮。

十、為什么我一個心眼的突出政治？

抓人抓思想最實際，抓虛不虛，光抓實際不實際

沒有強調突出政治以前，我也是習慣于抓實不抓虛，一研究工作就是積多少肥，打多少井、增多少產、植多少樹，搞什么副業、不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參加省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聽解放軍“紅九連”的報告，人家解放軍做什么工作先想到人“辦事先管人，管人先管心，管心先知心”，我回來決心照著辦以后，很有成效。
什么事都是人干的，人是根本，人的思想是根本。

如何做思想工作？如何個別談話？

個別談話，不要光說人，也叫人家說自己，要有來有往，互相交心。提高了人家，也提高了自己，這有什么不好的呢？
“話不投機半句多”，說話先掛鉤，啟發自覺，促使個人思想打架，內因起作用。“一筆畫不成龍，一锨挖不成井”。什么病用什么藥，急于求成反倒壞事。

抓自己的學習，才能領導群眾學習

毛主席在《實踐論》里教導，要虛心體察情況，這個“體”字，我的領會是反反正正的想。干部常想：“假如我是社員”。下級常想：“假如我是領導”。這樣互相體察，上下左右的事就好辦了。
我領導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首先自己抓緊學，一個是起帶頭作用，一個是體會如何帶著階級感情學，如何帶著問題學，讀了哪些話在思想上起作用大，然后再研究群眾的學習情況。
思想改造是看不到的，不虛心體察是發現不了的。自己抓緊跟“我”斗，才能想出教育別人跟“我”斗的點子。

附注：這篇文章的成文經過，根據呂玉蘭的丈夫江山介紹如下：

1966年3月，《河北日報》編輯部又專門派出記者，前去東留善固采訪，為玉蘭整理出了反映她的人生體會的文章《十個為什么？》

當時，玉蘭作為年輕的村黨支部書記，激動地向來訪者回顧自己15歲辦“鐵球合作社”以來艱苦奮斗的事跡。有時她自己落淚，記者們也跟著落淚。不僅事跡生動，口語也十分生動。當時，邢臺地震余震未消。《河北日報》領導聽說這一情況后，特地派楊殿通等人，到東留善固采訪，讓玉蘭系統地口述自己的事跡，特別是要求原原本本地記載她的思想口語，挖掘她的內心世界。

楊殿通在介紹整理和發表《十個為什么？》一文的過程時，這樣回顧道：“我們在村里住了20來天，天天聽呂玉蘭念叨自然而然的思想口語。那時，她很忙，既要抓村里的工作，地里的生產，又要去外地開會，還要接待記者采訪。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她仍然不忘奉獻，把自己節余下來的錢，買成文具，寄給邢臺地震重災區，很叫我感動。我們邊看邊問邊聽邊整理，整理成3萬字，題目是《十個為什么？》集中反映了呂玉蘭的崇高精神境界。因為字數太多，報紙上不好登，我們又從3萬字精選出9000多字，打印交給報社領導。領導看到摘文，就稍作修改，馬上在《河北日報》上發出去了。”

我手頭保存著一本《邢臺日報》社于1966年7月1日贈送給玉蘭的剪報本，上面剪貼著全國報紙刊載《十個為什么》的各種報樣。這篇文章，最先由1966年6月14日《河北日報》用頭版的整版篇幅予以發表。6月16日，新華社全文播發。接著，《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大公報》、《光明日報》、《健康報》等中央報刊，以及《南方日報》、《山西日報》、《陜西農民報》等眾多的省、地、市報紙，和香港的《大公報》，分別予以轉載。不久，人民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還專門出版了《十個為什么？》單行本的小冊子，有的還一版再版，十分暢銷。一時，《十個為什么？》這篇文章廣為流傳。

“全國各地的來信多極了！”有一次，玉蘭在向我談起《十個為什么？》發表后廣大讀者雪片般的來信，興奮地說，“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收到的信裝了兩麻袋。有的隨信寄來了毛主席像章，有的表示向我學習，有的在信中提問題讓我解答，有的要上我們村插隊落戶，還有的向我求愛，等等。有的不用回信，有的需要回信，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和要求。我忙不過來，組織上專門派了兩個人，負責辦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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