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鳳凰網：一個全面顛覆中國革命的專題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8-10-24　　

       （本文大意：“鳳凰網”《土地兼并的歷史偽命題》根據“局部數據”，對中國革命黨，包括孫中山的國民黨及毛澤東的共產黨關于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的認識與論斷全面否定，進而對孫中山及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國革命運動全面顛覆，提出了毫無根據的“中國古代是重商性的農業社會”、 “土地不是越來越集中，而是越來越分散”、“土地自由買賣也很難導致兩極分化”、 “中國古代社會這樣一個桃花源式的‘傳統社會’”、“農民起義是自然災害造成的”、“蘇維埃革命形成的關鍵在于中共對農村的歷史性介入” 等荒唐觀點，并極力為中國要走“過程公平”的資本主義道路張目。本文一一批駁之。 ）　　

        中共10月12日結束三中全會，“鳳凰網” 13日即推出了一個所謂“土地兼并的歷史偽命題”（以下簡稱“偽命題” ）的專題。 “偽命題”共分4個大部分，計含15篇文摘或書摘。“偽命題”前有“導語”引入，后有“結語”作終，每部分前、每篇文章前都有類似“導言”或“摘要”的文字，其目的顯然是畫龍點睛，幫助讀者一睹得要，一步入轂。文旁附有多幅彩圖，文后列出所有注釋，算得上圖文并茂，引人注目。從這些看來，“專題”編者很專業，也很用心。但是，“偽命題”的主題卻不是這些手段可能奏效的，它不是一個學術性專題，它是一個政治性專題；它不是一個探討性專題，而是一個結論性專題。“偽命題”的主題，看似單就“土地兼并”展開議論，實則是對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顛覆。 “偽命題”要證明的，是“土地兼并”的無害、有益與正確，很顯然，它在中共三中全會結束之際推出，顯然是配合所謂“土地流轉”的一篇力作，其分量與意義，自是遠在“鳳凰網”同類專題之上。“偽命題”的推出，證明了要求證“土地流轉政治正確”，非全面顛覆中國革命與中國革命黨不可。但是，歷經近百年的中國革命，不是一個偶然的歷史事件；已經有八十多年歷史的中共及其他革命黨，不是幾個團伙打拼出來的團伙幫派；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前行中的一個必然進程，中國共產黨及其他革命黨是幾千萬人為了人類生存發展流血犧牲的階級政黨，要全面顛覆它們，那實在是個“力氣活”，不是拉幾個幫腔，起一頓亂哄，翁翁蠅蠅，凄凄歷歷，就能奏效的。“鳳凰網”推出這樣的“專題”，無異于自取其辱。本人雖自覺學識淺陋，但為略識幾個文字的人的良心所驅使，仍不憚力量小大之懸殊，后果禍福之預料，作振臂一呼，以壯中國正在為民眾奮斗者的聲色也。　　

  關于“偽命題導語”的導語　　

        “偽命題”編者在其“導語”中說： “對于土地問題的認識，人們普遍受到了階級斗爭理論的影響，認為允許土地買賣的情況下，必然導致‘大魚吃小魚’的兼并，并有此引起普遍的失業，進而造成嚴重的社會動蕩，然而，只有我們對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稍稍進行一下微觀分析，就會發現，原本我們所熟知的大而化之的‘土地兼并周期論’，其實不過是一種書齋中的臆想罷了。” 很顯然，編者所努力致于的，是清除“階級斗爭理論的影響”，其主張的核心不難斷定：允許土地買賣，不會導致“大魚吃小魚” 的兼并，不會由此引起普遍的失業，不會進而造成嚴重的社會動蕩。很明顯，這是在為“土地流轉”張目。我們在拜讀“偽命題”時，能夠隨著編者去查《漢書》，披《元史》，印證《皇朝經世文續編》或者核實《一個匪區農況變遷之描述》，自然不錯，但是，誰也無需將話題扯得太遠，討論重心是“土地買賣”，根本意思是求證“土地流轉”的政治正確，這才是“鳳凰網”推出這樣一個“專題”的核心用意。重古文而輕當世，陷文牘而略說綱，那就辜負了“偽命題”編者的一番苦心了。　　

一 是誰陷進了“自然經濟的誤區”？　　

     “偽命題”的第一大部分標題是“走出自然經濟的誤區”，本部分共收文摘4篇。編者為這一部分所加的“導言”說：“將經濟、歷史問題簡單化的自然經濟理論流傳甚廣，幾乎左右了我們對古代農村的全部認識，然而事實上，我們的很多固有認識本身就是片面，甚至錯誤的。” 編者舉第一篇文摘，質問道：“‘小農’真的靠種地就能生存嗎？” 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引經據典，說，除了“種地”，“小農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農桑之外的副業生產。” 編者舉第二篇文摘， 又質問道：“農村家庭工業真的是落后的生產方式嗎？” 他的答案還是否定的。他引經據典，結論說，中國家庭手工業可以發展為使用機器的家庭工業，工業與農業相結合的生產組織形式，不像過去人們認為的那樣無法容納生產力的發展。編者舉第三篇文摘，又發出了第三問：“中國古代農村真的是‘自給自足’嗎？” 他的答案仍是否定的。他引經據典，結論說，漢代農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基于小規模經營的集約農業的進步，這是一個農業社會，卻是一個重商性的農業社會。編者舉第四篇文摘，作第四問：“‘地權不均 ’一定會導致社會不公平？”他的否定答案一如既往。他引經據典，結論說，“與傳統時代0.53左右的土地分配吉尼系數相應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數將只有0.26-0.3上下。而這個數字區間在當今社會統計學的眼中屬于‘平等社會’！既然如此，中國古代社會這樣一個桃花源式的‘傳統社會’又怎么會出現社會不公？由此可見，將中國古代社會不公的根源歸結為土地的分配不均，分明是一種極為武斷的說法。” 　　

人們不禁要問，“偽命題”的編者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四地質問，并一成不變地給予否定，究竟是在批判誰呢？所謂“自然經濟理論”究竟是什么樣的理論呢？是不是真如這位編者所質問的，有誰以為“‘小農’靠種地就能生存”， “中國古代農村是‘自給自足’” 呢？世界林林總總，理論汗牛充棟，如果不是“偽命題”編者在其“導語”中點明了清除“階級斗爭理論的影響”，我們還真的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尋找“偽命題”編者竭力批判的對象。只是按照編者的引導，我們才發現，“偽命題”在這里一而再，再而三四質問并一成不變地給予否定的，不是別的，乃是收入了《毛澤東選集》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篇毛澤東與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寫作的課本中，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民族” “古代的封建社會” “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 做了系統的分析，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論斷，并由此分析和說明了中國革命的發生根源與發展道路。　　

對于自周朝以來延續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國封建時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人歸納了以下主要特點：　　

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地主和貴族對于從農民剝削來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換。那時雖有交換的發展，但是在整個經濟中不起決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和皇帝，擁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農民則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農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種地主、貴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將收獲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獻給地主、貴族和皇室享用。這種農民，實際上還是農奴。　　

三、不但地主、貴族和皇室依靠剝削農民的地租過活，而且地主階級的國家又強迫農民繳納貢稅，并強迫農民從事無償的勞役，去養活一大群的國家官吏和主要是為了鎮壓農民之用的軍隊。　　

四、保護這種封建剝削制度的權力機關，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在封建國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各地方分設官職以掌兵、刑、錢、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　　

在這時在，中國共產黨人將它在“階級斗爭理論影響”下對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政治的認識與論斷講得一清二楚。究竟是誰為了“階級”而主張“‘小農’靠種地就能生存”，或者究竟是誰為了“斗爭”而以為“農村家庭工業不是落后生產方式”，這是需要“偽命題”編者給予澄清的，否則，這些就都變成了“階級斗爭理論”頭上的罪過。至于說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這倒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種認識，但如果不是無理反緾的話，誰也會明白，這種認識與“中國古代農村是‘自給自足’”毫不沾邊。誰也明白，以“自給自足”概括“自然經濟”，不過是在說這種經濟的“自用”而非“交換”，這正是中國古代，也是一切封建社會經濟的最基本特征。“偽命題”的編者稱漢代便是一個“重商性的農業社會”，不知所據何在？ “統治者防止舍本逐末，防止商人兼并農人”，哪來的“中國古代社會的重商性”？在“偽命題”下文中，編者還舉了王莽政敗時宮中藏有通貨黃金70萬斤，李自成進京時宮中藏銀達7000萬兩，這些便都是朝廷雖能聚斂，但并不用于交換的明證。這一切，不正是證明了毛澤東的中國古代“雖有交換的發展，但是在整個經濟中不起決定的作用”的結論嗎？　　

在這一部分中，我以為“偽命題”編者根據“土地基尼系數”與“收入分配基尼系數”推導出來的“中國古代社會這樣一個桃花源式的‘傳統社會’”的結論，以及“這樣的平等社會又怎么會出現社會不公” 的疑問是最為有趣的。我以為，即使是按照“當今社會統計學的眼光”，以為“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桃花源式的傳統社會”，也是不多見的“歷史性見解” ！ 湊巧，我手頭就有一篇沈從文大師寫于1935年、發表在《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上的記事，題目正好就是《桃源與沅州》，其中沈大師較詳盡地記述了自己在桃源縣桃源鄉桃源洞的閱歷。他首先記述了桃源洞中的“后江妓女”，“人類一種最古老的職業”在桃源的興旺，是時已是經營存規章，身價由行情，抽稅依制度，美名曰“花捐”。在略述了當時從常德直達長沙的公路如何“在湘省經濟上具有極大意義”，也就是轉運被稱為“特貨”即煙土，以及桃源劃子上一天可掙八分錢的水手歲月之后，沈大師又寫了沅州南城門上的“一片觸目黑色”：“大約在清黨前后，有個晃州姓唐的青年，北京農科大學畢業生，在沅州、晃州兩縣，用黨務特派員資格，率領了兩萬以上四鄉農民和一些青年學生，肩持各種農具，上城請愿。守城兵已得到長官命令，不許請愿群眾進城。于是雙方自然而然發生了沖突。一面是旗幟，木棒，呼喊與憤怒，一面是居高臨下，一尊機關槍同十枝步槍，街道既然那么窄，結果站在最前線上的特派員同四十多個青年學生與農民，便全在城門邊犧牲了。其余農民一看情形不對，拋下農具四散跑了。那個特派員的身體，于是被士兵用刺刀釘在城門木板上示眾三天，三天過后，便連同其他犧牲者，一齊拋入屈原所稱贊的清流里喂魚吃了。”　　

“階級斗爭理論的影響”也真是厲害，現在被人們大大稱道的沈從文大師，當年竟然也深深地被影響了一番，所留下的記述桃源鄉的文字，竟然未給今日“偽命題”的編者留下半點惠風和暢的景象。要人們“走出自然經濟理論的誤區”，第一要做的，恐怕不是救共產黨人于“誤區”，倒是起沈從文大師于地下，問問他何以如此“袒護無產階級”了。　　

二 這就是“土地兼并的真實歷史”嗎？　　

在引導人們走出了“自然經濟誤區”而走進了“偽命題”編者所判定的中國古代“世外桃源”之后，“偽命題”編者要給人們展示中國古代“土地兼并的真實歷史”了。為什么要這樣呢？因為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關于中國古代經濟的論述中，所指出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封建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和皇帝，擁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農民則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農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種地主、貴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將收獲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獻給地主、貴族和皇室享用。這種農民，實際上還是農奴。”　　

很明確，針鋒相對，不舍分毫。那末，“偽命題”的編者是如何來論證他的“土地兼并的真實歷史”的呢？　　

        首先，“偽命題”的編者說，“清朝以前的土地兼并程度到底怎樣？無法找到完整的統計數據。” 既然他以為“無法找到完整的統計數據”，那他憑什么就斷言中國共產黨人關于“土地兼并”的論述是不真實的呢？他說，“文人撰文，多有夸張。譬如詩人所寫的：‘白發三千丈’。人的頭發，三尺就很長了，怎么可能有三千丈？” “董仲舒說的‘富者田連仟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就是文人的泛泛而談，根本不是科學的表述，他應該指出某地富者占田多少貧者占田多少，告知土地兼并的具體數據。” 李白與董仲舒學的是四書五經，尊的是孔圣人，他們怎么能懂得用“具體數據”來寫詩或如編者一樣地用“基尼系數”論證中國古代社會是“世外河源”呢？這些東西，真是死有余辜！　　

        那末，清朝以后的“數據”是不是就完整了呢？可惜的很，編者仍然“僅能找到一些局部的數據”，但這并不會耽擱編者得出“土地兼并的真相”。敵方的觀點“數據不完整”而非真相，自己的觀點“數據不完整”就是“真相”，這就是“偽命題”的立論邏輯。所以，當我們讀到這一部分文摘中的“統計值” “地主占地率” “分配平均度” 等等“專業術語”時，千萬別為其“科學性”所嚇倒，須知，這些“值、率、度”也是建立在“局部數據”上的。　　

        “偽命題”編者不僅會從“局部數據” 得出“真相”，還會“從理論上推斷”。什么“理論”呢？他沒有說，但他會。他說：“從理論上推斷，中國歷史上的大地主也不會太多，因為弟兄們平分家產的制度使得土地經營規模‘細碎化’。由于家境富有者的兒子往往也較多（富人往往納妾生子），所以每個兒子所分財產就不多。舊時有‘好家產頂不住三份分’的俗語，就反映了這一情況。于是，地主很難連續幾代都保持大量土地，俗語說‘富不過三代’就是這樣。” “偽命題”的編者剛才是很將以李白的“白發三千丈”與董仲舒的“富者田連仟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作依據嘲弄了一番的，但是，我看編者這“從理論上推斷”，也不比將李白、董仲舒的一句詩、一聯文作依據者強到那兒去。據我猜測，“富人往往納妾生子”，大約也是以地廣財足為基礎的。首富的皇上“兒子往往較多”，再怎么“分家”，也都是各地為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會因此而“細碎化”的。以為“分家制度”與“富有者兒子往往較多（富人往往納妾生子）” 可以印證“中國土地兼并的真實歷史”，真讓人們見識到了“偽命題”編者的嘴臉。　　

        “偽命題”編者還舉出了一個詞人辛棄疾，說它詞中的一句“千年田八百主”是受“階級斗爭理論影響”人們的“土地因買賣而兼并”的依據，而這是辛棄疾教子不要貪圖仕途的家訓，不足為憑的。并且，還舉出了“關中地區地權交易平均周期的研究”為證，證明“按此頻率，全部土地平均周轉一次的周期至少為400年左右，若按地塊計更達千年以上，”因而，“因買賣土地而失地而分化”也就不成立了。接著，編者又從“純理論角度”與“純邏輯角度”雙“角度”論證“土地自由買賣也很難導致兩極分化”。在這里，恐怕很少有人會去下功夫弄懂“純理論角度”或“純邏輯角度”到底是一種什么“角度”，因為，人們急于要知道，在“百戶”“千戶”直至“萬戶侯”的社會中，除了豪紳皇室的直接掠奪，哪里有什么真正意義上的“土地買賣”？在這樣的社會中，陳勝吳廣盜跖闖王之流，他們除了耕種貴族皇室的土地，他們還有自己的地產嗎？　　

        “偽命題”編者還拉來了一個“美國的趙岡教授”，說，“趙岡教授曾指出，在中國所謂封建社會的兩千年中，土地不是越來越集中，而是越來越分散。” 編者說，“這個結論合乎情理但似乎難于證明，因為很難找到明清以前可計算吉尼系數的地籍資料。” 因人而異、難于證明的“情理結論”也是立論的依據嗎？編者說，“古書中雖不乏‘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之類的文學描述，也不乏某大豪強擁有多少萬頃地的‘案例’。但是許多經驗性研究表明這些文學化的描述是難以當真的。” “文學描述” 憑什么就一定不能“當真”？“苛政猛于虎”，《捕蛇者說》《三別三吏》雖無“局部數據”，難道是孔夫子、柳子厚、杜子美的憑空捏造嗎？何況，在“偽命題”的第四部分中，反對以“文學描述”當真的編者，不是也將《水滸》“小說中很熟悉的那種‘莊主’帶領‘莊客’造官家反的場面”作為他反對“抑兼并”的根據嗎？我們固然不贊成將文學描述當成經濟學統計資料，以詩詞策論登第的士臣們也不可能為我們后人準備經濟學統計資料，但是，我們也更不相信“合乎情理但難于證明”的“結論”，也更不相信什么“經驗性研究”。這樣一些“合乎情理但難于證明”的“結論” “經驗性研究”，滿腦子“諾獎得主理論”的現世經濟學家，不是也推出了“冰棍理論”“西門慶法則”，這樣“合乎情理但難以證明”的“理論”嗎？我看到的是“諾獎獎袍”掩遮下的專吃工農大眾的獠牙。　　

        其實，我們是不必在編者的“局部數據”上耽擱功夫的，“偽命題”編者的用意也是以看他的“顯然論斷”為要緊。他說，“顯然，這一分析至少足以表明：把地權問題說成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首要問題、把地權不均說成是傳統中國社會弊病、社會沖突和社會危機的主因，從而把平均地權說成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主要手段，甚至是根本改變中國社會性質、結束‘封建社會’、完成‘民主革命’的標志，是沒有根據的。” 從“偽命題”編者的這一“推斷”中，我們不僅看到了他們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顛覆，更看到了他們對包括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以及他所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面顛覆。問題的關節就在這里： 要證明“土地流轉”的“政治正確”，就得全面顛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要全面顛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自1840年以來中國志士仁人的一切革命，一切革命黨的一切斗爭，也非得予以全面顛覆不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革命，不是割斷歷史的胡鬧，不是精英構建的神話， 而千百萬民眾拋頭顱灑熱血流大汗奮斗十幾代人的鐵血歷史。要全面顛覆它，這樣的“力氣活”，是批倒董仲舒的“富者田連仟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讓“白發三千丈”的李白也來作陪綁，就可以奏效、自以為有“根據”的嗎？　　

三 是“自然災害造成了農民起義”嗎？　　

        可以說，“偽命題”從“走出自然經濟的誤區”，到“揭示土地兼并的歷史真相”，到了這一部分才算是“圖窮而匕現”，盡露崢嶸。為了證明中國古代“土地兼并”的不存在，“合乎情理難于證明的結論”也作了依據；為了證明中國今日“土地流轉政治正確”，不憚遺笑天下的立論“農民起義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偽命題”的編者，簡直是到了顧頭不顧腚的地步了。　　

        本部分的第一篇文章摘自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劉正山編寫的《經濟學林論劍》一書中。劉正山的這部大作，也是“偽命題”編者摘用最多的一部專著。在《農民起義與土地兼并無直接關系》標題下，編者做了這樣的摘要：“認為土地兼并程度嚴重而導致了農民起義，這樣的說法沒有根據。實際上，中國歷史上發生的農民起義，絕大多數是災荒所致。據傅筑夫先生統計，自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元年）起，至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止，總共1850年間，重災年份竟有1242年之多。這足以說明農業生產存在的較高風險，當災難來臨時，農民或由于政治權力的壓迫，如賦稅壓力；或由于生存的壓力，被一部分有政治取向的組織所引導，如黃巾起義與太平天國起義中的宗教力量，極有可能揭竿而起，而這些起義中參與的人群本身便包括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甚至地主。”　　

        編者引劉正山的結論說，“秦朝末年的陳勝、吳廣起義，顯然與土地兼并無直接關系，現在的歷史教科書也承認這一點。” 誰的歷史教科書承認了這一點？是北京版的還是上海版的？今日主流歷史教科書還以為中外千百年來的歷史是“衣食住行史” ，連“二戰”都上不了他們教科書的臺面呢，他們還管什么陳勝、吳廣與土地兼有無直接關系？用“現在的歷史教科書”來作證，尤如甲偷要乙偷來證明清白一個樣，雖然“顯然”，但是沒人信的。　　

        編者引劉正山的結論還說，漢朝發生農民起義的地方，基本在現在的河北、山東、安徽等土地兼并程度少，遠離“基本經濟區” 的地方，而“基本經濟區”是土地集中程度較高的地區。“由此可見，土地兼并程度與農民起義沒有關系。” 我們也可以來一句“由此可見”： 由此可見，作者與編者是只想論說其一，不想言及其二的。 “基本經濟區”之“土地集中程度高”而未見農民起義，只不過說明那里的皇權統治更為成熟、網絡更為嚴密、鎮壓更為殘酷罷了，農民稍有反抗，即如沈從文大師所描敘的桃源紀事，為首的“黨務特派員” 也會被刺刀釘上城門示眾三天，終于不可成事，也就難見于經傳罷了，除此之外，還能說明什么呢？恐怕實際上，在編者那樣的“基本經濟區”，不僅不會見到農民起義的發生，還會十分和諧一片升平，李白正在那兒如癡如醉地欣賞“霓裳羽衣曲”呢。　　

        “據傅筑夫先生統計”而“1850年間，重災年份竟有1242年之多”，就能證明“農民起義是自然災害引起的”嗎？東漢末年獻靈二帝的無道，皇室的黑暗，割據的藩籬，民難的無邊，終于導致了黃巾起義，社會大亂，連欽定的正史都不加遮掩，“偽命題”編者究竟以何為據而歸罪于“瘟疫肆虐”？張角借行醫以號天下，不過是具體起義手段而已，陳勝吳廣還魚書狐鳴呢。這不過是他們缺乏正確的思想路線領導而一時的迷途而已，連幾千年前的司馬遷都明白的怎么一回事，“偽命題”編者還要“從純理論上” “從純邏輯上”以“經驗研究”出什么新鮮玩藝兒來嗎？　　

說到“自然災害”，還難免讓人們想到“主流理論家”對毛澤東時代“三年自然災害”的“赦免”與對所謂“極左路線”的毒詈。同為“自然災害”，“三年自然災害”與“古代自然災害”命運何其懸殊乃爾！“偽命題”編者們“難于證明”的“結論”之“合乎情理”，由此可見其一斑矣！　　

        其實，在劉正山的大作中，真正值得一說的是災民“被一部分有政治取向的組織所引導”，這才是問題的要害。本部分的最后一篇文摘，其標題即《30年代前后土地革命的根源并不在“地權不均” 》，其中的主張很明確：“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國南方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區域，從當時各種調查材料提供的數據看，這一地區地主、富農占地約30%，貧雇農占地約20%，就更大規模的東南地區而言，該數據也有相當的代表性。上述數據顯示東南地區土地占有不如許多歷史著作描繪的那樣畸形。從東南農村農民生存狀況看，普遍的貧困意味著農村確已醞釀著爆發革命的條件，但什么情況下發生，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和當地的土地占有狀況相聯系，也不能單純用貧困解釋。蘇維埃革命形成的關鍵在于中共對農村的歷史性介入，是特殊社會政治態勢下各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 江西、福建地主富農占地約30％，貧雇農占地約20％，只給出占地的百分數，而不給出各自人口的是寡是眾，這樣的“局部數據”，其“代表性”在哪里？這樣的“局部數據”，與當今的“平均收入”一個樣，做做文章可以，充充代表也行，但用于解釋革命與土地占有的關系，或者證明天天都是好日子，半點用也不起的。　　

        1930年代中國南方“蘇維埃革命形成的關鍵在于中共對農村的歷史性介入，是特殊社會政治態勢下各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 劉正山氏的這一“中共介入說”，也不能說全無道理。 據我所知，沒有革命的理論，沒有革命的政黨，尤其沒有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中國農民的革命運動是不會成功的，這大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理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毛澤東就說充分地說明了這樣的道理。一，地主階級殘酷的剝削與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窮苦和落后，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二，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因而也就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三，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與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舉行起義，這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但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這種農民起義與戰爭得不到正確的領導，就總歸于失敗，歸于被統治階級所利用；三，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政治侵略，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中國產生了無產階級，這是中國先進政黨產生的階級基礎；四，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無產階級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無產階級終于找到了正確的思想武器；五，中國無產階級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要勝利，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中國社會各階級中，農民是工人階級最堅固的同盟軍。貧農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最廣大的動力，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農民起義離不開工人階級的領導，工人階級革命離不開農民的加盟，革命成功之后的政權則是以工農聰盟為基礎的國家。的確，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與對中國革命的基本認識，廣泛而持久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變革與發展，這不在于別的，只要在于它的正確與無誤。劉正山氏在這里一句“中共介入”，將中共說得仿佛是天外來客，這只能說明他偏執于一已的“情理”而不想正視歷史的現實。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定要與農民（毛澤東說農民這個名稱在這里主要指貧農與中農）結盟在一塊的，唇齒相依的。中國無產階級從破產農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數，它與廣大農民的聯系是天然的，是割不開的。　　

“偽命題” 編者雖然借了劉正山的文章來為“土地兼并”張目，來為“農民起義”另尋緣由，“階級斗爭理論影響”倒是是消除了，但與歷史與現實相距也十萬八千里了。在自己的一伙里相互“印證”，“沙龍”一番，倒也可以，用以爭取民眾，指導社會，那就真是“書齋里的臆想”了。我不想打什么蜀犬吠日的比方，那太傷感情，但是，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也算得上人中豪杰，如果本事不到，就別沖著他們亂嚷嚷，否則，于他們無損，于自己倒是太不合算了。　　

四 也談“抑兼并”與“不抑兼并”是誰的博弈　　

      “偽命題”的第四部分是回答“‘抑兼并’與‘不抑兼并’是誰的博弈”的，編者為其引文說：“中國古代經濟史上有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那就是從先秦直到明清延續數千年的關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爭論。‘兼并’(亦作‘并兼’)即今所謂的‘兩極分化’、‘大魚吃小魚’之類。主張國家應當嚴厲制止這種事態的即為‘抑兼并’，而主張國家應放任不管的即所謂‘不抑兼并’”。　　

         在前文中，編者所引《明顯被高估的土地兼并》，其“論斷”是“土地兼并程度并不高”，為“自然災害是農民起義原因”打基礎。而在這里，編者發現的“中國古代經濟史上耐人尋味的現象”卻將前邊的這一“論斷”自行推翻。 “土地兼并程度并不高”，何以“從先秦直到明清延續數千年” 都存在著“關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爭論” ？難道古之先賢有逐尾求末的嗜好并此毛病會“延續數千年”嗎？“由此可見”， 立論要穩當，也真的不容易，“構建理論”不是個省氣力的活。不過，我并不想在這一點上迂回，因為，這一點也是“偽命題” 編者在這一部分的枝節，不是這一部分的關節。　　

       “偽命題”編者引文中說：行“抑兼并”，王安石變法對那些“阡陌閭巷之賤人”中的“大農”、“富工”與“豪賈”開刀的，朱元璋立法“多右貧抑富”，著實把當時的“富民”收拾了一番，“豪民巨族，削殆盡”，結果是“國進民退”，不行；行“不抑兼并”，司馬光以“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的基礎理論治天下，也不行。“抑兼并”與“不抑兼并”輪流作莊，則造成“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 “繁榮――崩潰”的“怪圈”，更不行。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權力捉弄財產’的封建經濟不可能講‘過程的公正’，無論專制朝廷的‘公權力’還是貴家勢要的‘私權力’都既不讓規則公平更不讓起點公平，于是國家的‘自由放任’會放出無數土皇帝與土圈子，卻放不出一個中產階級，而國家的經濟統治也只會‘與民爭利’，卻統不出個理性調控機制。” 那么出路在哪兒呢？“問題的核心” 是“過程的公正”， “根本的問題是：傳統經濟過程沒有確立‘過程的公正’，而這是建立近代經濟(有規范的市場經濟)所必需的，也是使傳統經濟、傳統國家走出那種‘繁榮-崩潰’往復循環的怪圈所必需的。” 　　

        在這里，我們就把握住了“偽命題”編者要議論的核心。　　

        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抑兼并”與“不抑兼并”之爭，雖然也可以看作是封建經濟集團內部的“窩里斗”，但實質上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蛛絲馬跡。當“富工” “富豪”的經濟發展影響到了皇權統治時，“抑兼并”就要開始了。當“豪民巨族削殆盡” “民中豪以上皆破家”而“積貧積弱”時，“不抑兼并”又回歸了。“抑兼并”與“不抑兼并”的斗爭沒有什么好玩之處，無論是“洪武皇爺”的嚴刑峻法，還是司馬光相爺的幫閑要王安石為宋亡擔責，都不是什么與腦袋無關的事。這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發展的艱難步履。其實，這也不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現象，后來成了列強的西方諸國中資產階級的發生與發展，對封建領主的斗爭，也是血淋淋的。所不同的，是西方諸國的資產階級成功了，他們終于爬上了統治者的寶座，而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商品經濟先驅，卻沒有盼到“過程的公正”的到來。一八四零年英國一聲炮響，轟垮了“抑兼并”與“不抑兼并”的自然經濟基礎，也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送來了斷根符。列強攜堅船利炮“租借”中國口岸，以印度鴉片換取中國白銀，簽訂條約騎在中國皇上頭上拉屎，建工廠變中國皇上的子民為其會說話的工具，立銀行令中國皇上的宮殿里窮得叮噹響，養通司買辦與皇上對著干，引誘小財東跟著他們跑，裝備中國的提督與中國的總兵對陣，沒有帶來半錢“過程的公平”。離了“過程的公平”就無以起步的中國商品經濟，除了本土的“土皇帝土圈子” 之外，不過只多了一伙洋奴買辦。　　

哀嘆中國“傳統經濟過程沒有確立‘過程的公正’”，或者高呼當代今天“‘過程的公正’仍是問題的核心”，都是沒有用處的。“瓦缶何須怨鋼琴，公平不度漢陽關。” 一百五十年前，中國發展不了資本主義，只能當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找不到歸宿的混血兒，今天，中國仍然走不上發展資本主義的“公平過程”。 這與“抑兼并”或“不抑兼并”的“朝廷”沒有太多的關系，“抑兼并”而“國進民退”，或“不抑兼并”而“中國制造”，在一會兒罵你“惡棍暴徒”、一會兒夸你“責任大國”的西方諸強打捧結合的圍堵下，充其量，還是一個“窩里斗”，算不上關鍵。即便是沒有人來追究“新階層原罪”，都認可“最初財產來路清白”，他們也無法“通過自由交易實現財富的積累”。不信，睜眼看看改革開放橋頭堡的驚惶失措，側耳聽聽“新階層”的叫苦連天， 就應該清醒一二分。“朝廷”剛為幾百種“中國制造”提高了退稅百分點，小財東們為“不抑兼并”的歡呼還未合上嘴，“外夷”就又削了“中國制造” 的價。都說華爾街金融風暴沒有影響到中國的實體經濟，“新階層”的鋪子可是倒了一片。洋朋友將鐵礦粉價平空抬了近一倍，中國鋼廠一螺螺的鋼錠卻只好暫時堆在倉庫里。在“共產政權受害者紀念碑”前罵中國罵得狗血噴頭，要中國掏腰包則夸它夸得口舌發麻。 這天天都在進行的“過程”中，何“公平”之有？ 這“過程”里只有資本的“道理”，強盜的“邏輯”。 　　

不過， “偽命題” 編者的心思不在已經焦頭爛額的“中國制造”上，在這上面是不好求證“過程的公平”了，他的心思是在“土地流轉”上，他在“為當前的三農問題求解”。然而，當“中國農業為資本打開了大門”，“中國農業的資本時代到來了” 的時會，那“過程的公平”的嚷嚷，就不僅是“書齋里的臆想”，恐怕簡直就是“碼頭上的串騙”了。 如果“朝廷”真的以“不改變集體所有”，“不改變土地用途”，“不損害農民權益”的許諾為真，在“表揚與自我表揚”面前真的忘乎所以，放開大門，讓資本大舉進軍中國“三農”，十億黔首無所逃其削刻，那災難恐怕就不是幾個人的連哭帶喊能濟事的了。反正，現在企圖察“過程” 論“公平”的中國小農們，已經是非死即傷了。這就是“數千年來中國農業社會的紛繁變動”的“解”，一個求資本主義發展而永遠不可得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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