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時代偉大的中國農業灌溉革命-農業現代化的起步 

蘇拉密

本文為《制度性干旱---論中國北方大旱荒的社會成因》的一部分，前2天在QQ群披露后被熱心的網友以“偉大的中國農業灌溉革命”為名剪切為4篇發表在有關論壇。今保持原文邏輯貼出，這僅是其中正面回顧毛澤東時代的部分，用“論毛澤東時代偉大的中國農業灌溉革命”為標題并不合適，但為尊重網友的意見，姑且如此。

論毛澤東時代偉大的中國農業灌溉革命---農業現代化的起步



一、灌溉革命的背景：中耕保墑--中國古典農業的核心和特征


在中國北方廣大的干旱、半干旱農業區，作物年需水量為1000mm左右，年降水量卻只有200-600mm，而且降水的季節分布極不平衡。在社會尚不具備能力組織大規模灌溉的古代中國，為解決這種十分尖銳的供、需水矛盾，勞動人民發明了以“保墑”為核心的耕作體制。

“墑”，指的是土壤水分。

保墑,在古代文獻中也稱為“務澤”；“務澤”，就是“經營水分”。

所謂經營，就是通過深耕、細耙、勤鋤等手段來盡量減少土壤水分的無效蒸發，使盡可能多的水分來滿足作物蒸騰。

“鋤禾日當午”一句童孺皆知，若要問農民為什么要冒著炎炎烈日終日鋤禾不止？通俗的回答是“除草”。

實際上，除草只是較為淺顯的原因之一，鋤地的核心是“松土保墑”。《齊民要術》就特別強調：“鋤不厭數，勿以無草而中綴”；就是說，鋤地是不論次數的，沒有草也要鋤。這又是為什么呢？

近代土壤學揭示，土壤在過水后會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細管，還會在縮水過程中開裂；“松土”，就是將這些毛細管切斷，把這些裂縫堵塞；從而“保墑”。---抑制水分沿毛細管上行至地表蒸發和直接經裂縫蒸發。

松土保墑，一般在雨后土壤表面干燥到不泥濘時進行。用鋤頭在土壤表面松出10厘米左右厚的“暄土”，暄土不會開裂；暄土層與下層之間的毛細管也被切斷了，不再能從下層獲得水分，因此會迅速干燥成無水分可供蒸發的“被子”，把下層水分牢牢地“捂”在土壤中。

中國最早的農學論文《呂氏春秋.任地》論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 意思是說鋤地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土壤干旱，具體做法是把土壤弄脂膩、酥松。

農諺“鋤板底下有水”、“鋤頭自有三寸澤”就是對松土保墑的生動總結。

松土保墑，又被現代農業稱作“暄土覆蓋法”。覆蓋，也是是防止一切水分蒸發的最有效途徑。分布在中國甘肅、青海等地區的“砂田”就使用卵石來覆蓋地表，竟然也能在極度干旱的環境中生產出西瓜、蔬菜等高需水產品。正宗白蘭瓜，就出產于砂田。毫無疑問，和石片覆蓋、秸稈覆蓋、塑料薄膜覆蓋相比，“暄土覆蓋”具有“同質覆蓋”的無比優越性；這也是中國古典農業的“超前性”所在。

松土保墑的原理又和槍支等精密鋼鐵制件的“發藍”工藝很有點類似。發藍就是“以氧制氧”：讓金屬表面迅速氧化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鐵薄膜，保護下層不再被繼續氧化 。松土保墑則是以“表層干燥化”來防止“深層干燥化”。



中國古典農業發端于春秋時期。走出了石器時代刀耕火種的華夏先農，開始有意識地提高土壤對水分的保持能力，逐步建立起“深耕”、“易耨（nòu）”的耕作體制。

“深耕”，就是逐年加深耕作層厚度。可以打破常年耕作踩塌形成的堅實“犁底層”，減小作物根系下扎阻力，擴大作物供水、肥空間；可將下層“死土”翻起，熟化其結構，風化其養分，提高土壤的耕作性能和肥力。深耕還可提高雨季的降水的吸納，以供作物旱季消耗，可稱為“深耕蓄墑”。

“易耨”，就是經常鋤地。松土除了保墑、刈草外，還可提高地溫；因為蒸發吸收熱量，減少蒸發就可以積累熱量。農諺說的“勤鋤地發暖，多鋤地不板”就是這個道理。


在古代中國，人們甚至把“鋤地”作為判斷國家制度的標準。

“深耕易耨”演化為成語源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表達了儒家學派的政治主張：“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就是說“讓老百姓能夠經常鋤地的政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

在孔、孟之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則以法家的“國治觀”把“深耕易耨”作為判斷國家安全的標志。

《管子.八觀》寫到：
行其田野，觀其耕耘，計其農事，則饑飽之國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謹，...以人猥計其野，...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

這段話的大意是：只要看一下它怎么耕地、鋤地就知道這個國家的安全狀況了。不能讓百姓深耕勤鋤，而是讓百姓們湊到“非耕作場所”（猥計其野）去打麻將、賭“六合采”、選“超女”，即使不發生旱、澇等自然災害，也依然要被饑荒和動蕩籠罩。

到北魏時期，出現了賈思勰的農學巨著---《齊民要術》，進一步把耕作體系發展為“耕-耙-耱-壓-鋤”，標志著中國以“保水”為核心的古典耕作體制的成熟和完善。“耙”是用鐵齒將犁耕翻起的土塊切碎，兼有減小播種阻力和松土保墑的目的；“耱”是無齒耙，著重于播種后將地表拖細碎、平整；“鎮壓”是通過碾壓或拍打的方式將播、鋤造成的坷垃支翹壓實。在《齊民要術》體系中，“耱”、“壓”、“鋤”都以保墑為直接目的。


在世界范圍內，中國古典農業又被稱為“中耕農業”。
“中耕”指的在播種與收獲之間、在植株間進行的田間耕作。主要包括鋤草、松土、培土、鎮壓、間苗等環節。中耕，是中國傳統農業的獨具特征；特別是鋤頭，作為中國古典農業的標志，是鐮刀和犁鏵不可篡越的。

“中耕保墑”耕作體制之所以單獨在中國形成，除了中國北方干旱、半干旱的氣候背景迫使華夏先農去探索、實踐這條道路外，還得力于在2000多年前的西漢就普及的條播（耬播）技術。---整齊、有間隔的分行栽培，使得中耕成為可能。而歐洲公元17世紀前都是手工撒播，亂七八糟的植株間根本就沒有人的立腳之地和下鋤空間。到18世紀歐洲才普遍采用條播技術。1731年，農技推廣家杰思羅·塔爾還在努力勸說歐洲農民采用他的“馬拉鋤地法” 。當宋代中國已經成功地將北方古典農耕技術移植到南方、改革為江南稻作體系、取得平均畝產量343市斤的成就時，歐洲作物的畝產才約合76市斤。毫不吹牛地說，直到18世紀，歐洲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農業”，什么叫“intensive cultivation”或“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在日本，農史家熊代幸雄、西山武一等人認為：《齊民要術》所代表的“旱農的經驗原理與現代旱農的科學原理已十分接近” 。學者神谷慶治則驚嘆不已：“即使用現代科學的成就來衡量，在《齊民要術》這樣雄渾有力的科學論述前面，人們也不得不折服”...現代日本旱地農業所采取的最先進的技術理論與對策“和《齊民要術》中講述的農學原理，卻幾乎完全一致，如出一轍”。

中國北方農民數千年來面向黃土背朝天,日復一日地鋤地，鋤地，為的就是用有限的水分生產出盡可能多的糧食。為了提高鋤地效率和改善孤單枯燥的勞動環境,人們還結成“鋤社”。在元代大農學家王禎的《農書》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幅農民用傳統方法手工鋤地的鄉村風俗畫。該書寫道：“在北方的村莊里，農民常結為鋤社，一般由10家結為一社。先鋤一家的田地，這家就為其余各家來鋤地者提供飲食。其余各家輪流照此辦理，在10 天內輪流完...這是完成鋤地任務的快速方法而且是一件樂事。如果有一家患病，或出了什么事，其它各家就合力相助。...秋收之后，鋤社社員們都拿出酒和豬蹄來，參加慶祝豐收的盛宴。”




二、灌溉革命的發生---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起步


水者，地之氣血，如筋脈之流通者也。
---《管子·水地》（公元前7世紀）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
---毛澤東


中國傳統農耕體制對水采取“保”的態度，其實是落后的生產力和落后的社會形態面對干旱環境的被迫選擇。“保”，只可能盡量減少水的損失，而不能根本解決降水過少的惡劣條件。因此，將人工灌溉引入耕作體制，成為中國農業從古典向現代邁進的最重要的步驟。

早在4000年以前，中國先農們就懂得臨河引水和挖井汲水灌溉，并產生了以“都江堰”為代表的水利工程和人工灌區。可惜，受生產力和社會組織方式落后的桎梏，沒有能完成農業的灌溉革命；中國農業長期停留在自然狀態。至1949年，自大禹起的4000年間，舊中國共累計完成灌溉面積2.4億畝，約為總耕地面積的1/10，而且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區；在干旱缺水、更加需要灌溉的北方，灌溉面積所占比例可忽略不計，蓄水工程能力近似于零。經兩千多年陸續擴建的“都江堰”、“河套”等灌區面積直到1949年均未超過300萬畝（現存千萬畝的規模皆為新中國前30年擴建）。

1957年，毛澤東主席發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時代強音。此時的中國，由于工業革命才剛剛起步，水利建設最初所依賴的是新生的先進社會組織方式---農業合作化、集體化制度。中國農民就是靠人眾心齊、大錘鐵鍬、手推肩扛，拉開了中國農業灌溉革命的輝煌大幕。水利部長傅作義曾做了一個題目為《四個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總結,說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個月擴大灌溉面積一億多畝,相當于舊中國四千年以來所積累灌溉面積的一半。(參看《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五號第64～65頁)。在以后的十幾年歲月里，隨著工業革命進程所提供的機械、能源、技術的強有力支持，到70年代，中國農業完成了人類文明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灌溉革命。

截止“五五計劃”的結束時的1979年，全國擁有有效灌溉面積7.3億畝，占世界灌溉面積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積超過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積占實際耕作面積的比例）提高到了46%，處世界領先地位（美國現有灌溉密度為13%[注]）。同時還完成了2.6億畝的除澇和7000萬畝的鹽堿治理。其間，共建成大、中、小（10萬立方米以上）型水庫8.6萬座，數百萬座被民間稱作“水庫”的塘壩（10萬立方米以下）不在統計之列。總庫容4千多億立方米。人工河渠總延長300萬公里，配套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里[038]。最保守估算，工程總量土石方也當在300億立方米以上。

300億這個天文數字是個什么概念呢？萬里長城的工程量為2億立方米；舉傾國之力、歷經15年建設還沒有完工的三峽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開挖、回填、混凝土澆注總量不超過3億立方米。也就是說，在1957-1979的20多年間，新中國水利工程的建設強度為平均每年5座三峽工程。

巨大的工程量不僅是灌溉面積的數倍增加，也是灌溉結構的戰略調整。灌溉要解決的是天然降水與作物的需水矛盾，這個矛盾在降水豐富的南方遠沒有北方尖銳。雖然在干旱地區實施灌溉要比濕潤地區困難（水源短缺），但增產效果卻更為強烈。因此，在新中國新的灌溉面積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華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躍提高到了74%，超過了南方平原地區，也超過了“都江堰”等經典灌區。

籍此，中國一舉扭轉了“南糧北調”的被動局面，徹底圓解了用7%的土地養活24%人口的千年夢想；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三、精耕細作、八字憲法、大寨道路
---灌溉條件下對“保水”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農業與工業有著本質的差別；至今，人類還不能象合成聚乙烯顆粒一樣合成大米。這就意味著，農業的現代化只能是用工業的、科技的、社會的手段來加強和改善農業，而不能徹底取代。同時，農耕的對象是幅員遼闊的地表和體積龐大的土壤地層、水源水體；一旦把現代工業、科技、先進的社會組織方式等威力巨大的因素加入進來，特別是在灌溉革命條件下對環境水源的大規模轉移；農業就不再是簡單的糧食生產問題了，甚至會引發環境的變遷；這將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安全。

灌溉的本質是支取環境水源補充農田水源。環境水源取決于大氣降水等氣候、地理因素。也就是說，在特定區域內，環境水源的儲量和盈余能力都是一定的。

一個區域（一般按大流域計）的環境水源盈余量有多少？---在水源儲量不透支、水位不下降的情況下，通常就是除去維持河道生態所必需水量以外的入海水量。假如灌溉耗水超出了環境盈余量，靠透支地下水、土壤水等水源儲量或克扣生態需水來維持，其灌溉就是不可持續的；終有一天會因儲備耗盡、生態惡化，導致灌溉體系崩潰。假如能夠有效地減小單位面積的蒸發耗水，就可能維持較多的灌溉面積。

在毛澤東時代，隨著灌溉革命的進程，中國在環境水源盈余能力很小的北方擁有了大規模、高密集的灌溉農業；然而，正如《黃河年均入海水量變化圖》所揭示：并沒有發生透支水源儲量和生態需水的問題！---截止70年代，黃河流域平原的淺層地下水平均埋深為3-5米，---這是個最適合農業耕作、而且還持有合理“土壤庫容”（以備洪澇）的優選水位[]；年入海水量依然保持300多億立方米，扣除河道生態需水200億立方米，還有100多億立方米的盈余可供以后擴大灌溉面積。

我們在驚嘆之余回觀歷史，意外地發現：奇跡誕生于對中國古典農業優秀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一）毛澤東主席發明“精耕細作”成語

1955年，在完成了暴風驟雨般的土地革命和簡短的戰亂恢復后，新中國開始規劃農業的現代化遠景。自1955至1960的6年里，毛澤東主席在廣泛調查、深入研究、集思廣益的基礎上，親自起草、多次修改（注037），主持制定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40條”），提交人民代表大會公布實施。在這部具有法規性質的綱領性文件中，“發展灌溉”和“精耕細作”同時被列入條款。

《綱要》規定：

（五）興修水利，發展灌溉，防治水旱災害。
（十一）一切農業合作社都應當實行精耕細作，改進耕作方法，...及時鋤草間苗，加強田間管理，...

倍受史家推崇，毛主席創用了一個新詞---“精耕細作”。遍覽中國古代文獻，并沒有“精耕細作”一詞；和是管子使用的是“深耕謹耘”、孟子使用的“深耕易耨”、《齊語》使用的是“深耕疾耰”。顯然，先賢們都局限于具體工序的耕作要求，而“精耕細作”則“高度概括了包括整個中國古典農業體系在內的全部技術原則，其涵蓋要深廣得多”。從“深耕易耨”到“精耕細作”，反映了中華民族思想的深化和超越。

文獻研究還發現，在1956年的《綱要（草案）》里，毛主席使用的還是“深耕細作”，但到1957年《<綱要>（修正草案）》公布前，毛主席就在其它場合使用“精耕細作”了：“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靠精耕細作...，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透過“深”和“精”一字之差，我們看到了毛主席書房的徹夜燈光。為了準確把握技術問題，毛主席甚至還通篇研讀了威廉斯的《農作學及土壤學原理》等技術專著。之后，“精耕細作”便取代了“深耕易耨”,成為成語。

“精耕細作”雖然作為中國古典農業的基本原則早已確立千年；但是，若缺乏必備的社會機制保障，再好的原則也很難被普遍遵行。比如鋤地就經常被看作是“有空可以多干、無空可以少干”的“閑活”。“有草鋤草，無草松土”是看不到“搭鋸見末”的經濟效益的； “汗滴禾下土”既沒有桑拿的痛苦，“鋤禾日當午” 也沒有敲鑼打鼓求雨好玩；沒幾個農民一定要把“齊民要術”進行到底。也難怪，貧下中農沒幾壟地可侍侯；地主家又舍不得“銅子兒”和窩頭雇人從事這種“不緊要”的活計；也就幾個中農家的婆姨、半大小子還在“東一犁溝西一壟”地從事著鋤地的勾當，幺幺倆倆散落在孤獨的田野。這種現象越是到王朝末期就越是明顯。王禎筆下的田園牧歌也只是在田畝兼并尚不十分尖銳、鄉社功能良好的社會環境中或可存在。

真正使“精耕細作”得到全面實行的是社會主義運動。農民們成群結隊、忘乎所以，為一成不變的勞作參合了許多“不本分”的內容。先在田間出一出風頭、賽一賽干勁，再到地頭去“掃文盲”、念報紙、大批判、“提覺悟”。甚至連廣播體操、“擊鼓傳花丟手絹”也被搬到了田邊地壟。民兵干脆就帶著槍支，在墳包青紗帳間展開軍事行動。一時，女人的尖叫、男人的粗吼交織一片。

后來，有人為這種勞動形式取了一個外號叫“大呼隆”；雖不十分雅聽，倒也相當貼切。據說，這種勞動“出工不出效”。說實在話，在灌溉革命以后，“中耕保墑”從“比較效益”考慮就毫無意義。“有草鋤草”尚能節約肥料陽光，在除草劑不發達的年代還算可以；“無草松土”就有點“勞民傷財”。你保持的那點水分在灌溉條件下只要輕松推上馬達、從容提起閘門就完全可以省略。雖說是節約了一點電力，但怎么也抵消不了體力活動對糧食的消耗；而且還磨損農機具、鞋底子。

然而，若不經歷史的深刻啟示和水源危機的昭然明示，誰也不會想到：正是這種“無效勞動”減少了灌溉對環境水源的耗散，保證了灌溉的規模和持續；成為勞動轉化為資源的典范。也正是“大呼隆”方式，在漫長的播種與收獲間隔期為相對閑余的人力提供了有樂趣、有約束、能普遍參加、能持之以恒的社會主義人性化勞動，為“精耕細作”從原則成為制度建立了組織機制。

同在1957年，毛主席先后提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和“精耕細作”，科學地解決了“在灌溉革命條件下，還要不要堅持‘耕作保水’？”的問題。古老的中耕保墑技術，在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起跑線上獲得了嶄新的生命，被放到了和灌溉同樣重要的地位上。

60年代，著名農業勞動家陳永貴，還借鑒“深耕”原理，將“淺鋤”改革為“深刨”。在玉米、豆類等行距較寬的作物中間，鋤耕深度可達20-30厘米。蓄、保墑兼顧，取得了良好的增產效果，作為“大寨經驗”被學習推廣。

“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為了把廣大農民從繁頓的手工鋤地中解放出來，新中國在50年代就開始生產新型畜力和動力鋤草機。但中耕機械和翻耕、普播、收獲機械相比，有著在“棵間運行”、要求“靈活準確”的特點和難點；在“大躍進”中，中耕機和“水稻插秧機”同成為攻關重點。經不懈努力，至60年代，已推廣使用“通用架萬能中耕機”---可更換多種工作部件：鋤草鏟、松土鑿、松土輪、培土器、鎮壓磙、壟作鏵、開溝鏵等。至70年代，由小汽油機直接驅動工作部件、類似于“田間機器人”的水稻中耕機已批量生產。


（二）、農業八字憲法

假如說“精耕細作”是對中國古典農業優良傳統的繼承；那么，“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就是繼承基礎上的發展。

“水”，說的是“灌溉”；“管”，就是“中耕保墑”為核心的田間管理。把“水”和“管”同時納入“八字”，毛主席再次對“灌溉條件下”繼續堅持“保持耕作”提出明確要求。


在“八字”里，除了“管”，至少還有“土”、“肥”和“保水”有密切關系。

“土”，指的是農田基本建設，包括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等。土地凹凸或界埂密布，就增加地表面積，水分蒸發就加強。土壤板結，則毛細作用劇烈---深層水分很容易通過毛細管“潮”到地表蒸發。

靠集體制度，農民們鏟除了條條人為的“私有界埂”并填平低洼，營造出一片片“水平方”。也只有“產權”和“經營管理權”屬于集體，農民們才有權對不同土質的地塊進行“客土”互換，黏土摻沙土，沙土摻黏土，配兌出不易開裂、不易板結、不易粘連，保水條件、耕作性能均佳的人工“壤土”田。

前文指出，毛澤東時代為水利投入的工程量是巨大的；但是，水利的目的物是“水”，“工程”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農田基本建設的目的物就是“土”、“石”本身，這就決定了農田基本建設所動用的工程量要比水利大的多。

《河南省志》（1994）載：在1971—1975的“四五”期間，河南省大規模地開展了農業學大寨、農田基本建設運動。每年冬春4個月，最高上工人數達到800—1600萬人，占全部農業整、半勞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億立方米。

25.79億立方米，大約就是10座三峽大壩的工程量。這還僅僅是一個省的一半農業勞力、在5年內用每年4個月冬春農閑時間干的活！

《當代湖南簡史》（1997）則客觀地對這段歷史進行了文字描述：“在‘農業學大寨’的推動下，為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湖南連續幾年組織幾百萬人在冬、春兩季開展農田基本建設，聲勢十分浩大……”

“肥”，我們這里要突出強調的是“有機肥”的“保水”性能。

有機肥的主要成分是“腐殖質”，土壤中腐殖質的含量越高水分就越不易蒸發。

腐殖質的主要成分是“腐殖酸”。腐殖酸有什么作用？現代最常用的農業抗旱劑---“旱地龍”的學名就叫“黃腐酸”。黃腐酸能和水結合為分子量極大的“凝膠”，就如同“果凍”、“涼粉”一樣。涼粉中膠合的水，“炒”都“炒”不出來，但埋到花盆里，卻可以緩慢釋放，為植物吸收。

在“嬰兒一次性尿片”和“婦女衛生巾”中經常可以發現一些比白糖細小的顆粒，這些顆粒通常是學名為“聚丙烯酰胺”的“高分子吸水樹脂”；這玩意在以色列、日本等國經常被用來改良土壤或沙漠。腐殖酸的水合性能就和“高分子吸水樹脂”類似。

腐殖質還可以改良土壤結構，克服板結，減緩土壤的毛細作用。

在建國之初，毛澤東主席在積極主導化肥工業的同時大力提倡有機肥。1955年，毛主席在關于蘭溪上華合作社養豬廠的批示里，發出了“養豬積肥”的號召。1959年在給《人民日報》的信中，毛主席寫到：“農林牧三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農、林業是發展畜牧業的祖宗，畜牧業是農、林業的兒子。然后，畜牧業又是農、林業（主要是農業）的祖宗，農、林業又變成兒子了。這就是三者平衡、互相依賴的道理。...一人一豬，一畝一豬，如果能辦到了，肥料的主要來源就解決了。這是有機化學肥料，比無機化學肥料優勝十倍。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肥工廠”。毛主席清晰地勾勒出循環農業、生態農業、健康農業的基本框架。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1957修正草案）》還明文規定，“綠肥種植”可計入“復種指數”。1959年,毛主席又提倡:“沼氣既能點燈做飯又能作肥料,要大力發展”。

到60、70年代，中國在努力建設化肥工業并取得長足進步的同時，有機肥料的推廣使用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廄肥、綠肥、堆肥、漚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氣渣、風化煤...等廣泛肥源被用于提高土壤腐殖質。在有“煤苗”的地區，“風化煤”還被農民們用土法制造成“腐殖酸銨”、“腐殖酸磷”等較高等的產品。一場學習大寨、建造“海綿田”的群眾運動在全國展開。大寨改出的“海面壤”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可見土壤容重之輕、腐殖質含量之高。

“農業八字憲法”是中國古典農業優秀傳統與現代先進科學技術的文化結晶，標志了“毛澤東農業思想”的建立。“八字憲法”比較全面地概括了自然要素與人類勞動在農業生產中的關系；在“八字憲法”里，農業不再是單一的糧食生產，而成為農業、工業、科技密切聯系，農、林、牧、魚循環發展，農業生產與自然環境相互友好，城鄉相互促進的系統工程。

有“好事者”杜撰了“袁隆平PK毛澤東”的傳說，說是袁院士早在50年代就指出“八字憲法”里少了一個“時”；還說袁院士為此受到了“毛粉絲”們的批判。實際上，并不是毛澤東不知道“時節”、“時令”，一個讀過《農作學原理》、發明了“精耕細作”成語、起草了農業發展大綱的人怎么可能不考慮“時”呢？不信自己看：《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就有“不違農時，及時播種”的條文（第十一條）。但是，誰一定要讓“八字憲法”把“時”字寫進去，用老百姓的話來說：那可真是相當的“白脖子”（外行）。

我們知道，“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的前四個字說的是農業勞動的對象、也是作物生長的基本要素，后四個字說的是人類勞動。要把“時”寫進去的人無非是認為“時”也屬于基本要素。可是對不起，在人類已經達到的認識成果中，偏偏“時”已經失去了作為“基本要素”的資格！

為什么這樣說？

不信你去查閱任何一本中學教材或辭典，無論是“五要素”還是“七要素”，看哪一個包括有“時”？

“五要素”說的是“光、氣、水、溫、肥”，“七要素”說的是“光、氣、水、溫、肥、土、種”；就是沒有你們念念有辭的“時”。

這是為什么呢？

現代科學認為：“時令”或“時節”已只是現象而不是本質。“時”的本質對于“天文學”是天體運動的周期；對于“歷法學”是赤道、黃道；對于“農業學”則是光照強度、長短和空氣的溫度、濕度。恐怕只有對“陰陽學”，“時”才是神秘的“陽氣上升”、不可取代的“基本要素”；---或曰“運去金變土，時來土成金。只要光照強度、長短和空氣的溫度、濕度符合要求，什么“時不時”的我都可以種西瓜。作為農學家，袁院士不至于“白脖子”到連這都不知道吧！

當然，毛澤東不是神。“八字憲法”在最初確實少了一些東西。后來，毛澤東告訴竺可楨：他已看到竺可楨的《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系》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農業八字憲法“是管地沒管天”，在八字外，還應加上“光”和“氣”兩個字。看來，不是神的毛澤東還是很能接受“人間煙火”的。

與其“好事”地將不是要素的東西硬說成“要素”，還假托袁院士之名，還不如用先進的科學成果來發展“八字憲法”，使其更加完整、準確。


（三）、大寨道路---治山、改土、保水的典范

作為貫徹落實“農業八字憲法”的典范---“大寨道路”的主要物質內容是：治山改土---“人工梯田”（包括“水平竹節溝”）、“人造小平原”、“人造海綿田”等。后二者的灌溉性能和保水性能都是無可質疑的，我們在前文也進行了充分的論述。但對于“梯田”，30年來主流都宣傳說是“水土流失”。

客觀地考查，“梯田”并不就是大寨的發明，在中國漢文化區，梯田之名出現在宋代。菲律賓的“伊富高梯田”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1995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國著名的云南原陽“哈尼梯田”、湖南“紫鵲界梯田”也都在為“申遺”忙得不亦樂乎。這些梯田一個個景色綺麗。怎么就那么巧，偏偏“大寨梯田”就和“水土流失”聯系了起來？現在大寨“狼窩掌”也已經成為旅游景點，一眼看去山清水秀、郁郁蔥蔥，“水土流失”不知道是什么時候發生的。

梯田到底是“水土流失”還是“保水”？

科學的監測和研究表明，在同等水文、地理環境中，梯田“蓄”水能力要遠大于林地、草地！如果合理使用，其“調”水能力則更具有林地不可比擬的“靈活性”。

下圖表是“黃河上中游管理局”多年、多點的觀測資料。


圖表反映，對于一般的降水（頻率≥50%），森林的攔蓄能力尚能接近于梯田；但降水越大、越需要攔蓄水時，林地、草地就越不如梯田。

對于10年一遇的洪水（頻率10%），梯田的平均減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
對于20年一遇的洪水（頻率5%），梯田的平均減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


圖表還反映，在土質較好的延安大砭溝，森林與梯田的攔蓄能力之間的差距還沒有那么大，但在土層瘠薄的離石王家溝，森林與梯田的差距越發被拉大。這就說明起到攔蓄作用的主要是土壤。而“水平梯田”就是通過以“梯度”取代“坡度”、以加厚土壤層提高吸附能力的方式來克服重力下滑、穩定水體的。

在前文，我們在否定干旱成因的“森林論”時，曾援引監測資料：北方喬木林地攔蓄的水分還不夠自身消耗，從“調”水功能看，它的“可調量”是“零”。

那么梯田呢？

梯田的“蓄”水能力雖然大于林地，但梯田在耕種情況下騰發量并不比林地小，同樣無“可調量”。但是，農作物生長周期短，梯田因此獲得良好的“機動性”。

所謂“機動性”是說：在梯田建成后，可根據具體情況決定休耕、輪耕。在糧食充分，水源緊缺的情況下，可將梯田放荒。這時，梯田的“蓄”水能力仍然不變，但騰發量卻減小為“荒坡裸地”，荒坡裸地的年騰發量僅為降水的48%。這樣，放荒的梯田就有一半以上的降水成為“可調量”---或緩慢釋放為徑流，或下滲為土壤、地下水，形成水源。在水源充足或糧食緊張的情況下，梯田可隨時復耕播種。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到：梯田在水土保持、水資源形成、抗擊洪澇、糧食安全方面的優越性都是森林所不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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