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wèi)兵運動始末

第二階段  工作組時期

1．工作組跑步進校

當全國各城市的大、中學校的校黨組織及其負責人普遍受到學生大字報的猛烈抨擊、正常的教學秩序和工作秩序大亂時，這些情況自然紛紛被反映到各地的市委、省委以及各中央主管部委處，再進一步被反映到當時處在“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那里。這些中央和地方的黨政領導人普遍表現(xiàn)得十分焦慮、緊張、不安，大多主張盡快向各學校派遣工作組，以控制局面，掌握運動的主動權(quán)。

派遣工作組本是文革前處理基層單位領導班子問題時的一種常用方法。當某個基層單位黨政領導班子的主要負責人出了嚴重問題，被認為不宜再擔任該基層單位領導工作或被認為需要對其進行調(diào)查處理時，該基層單位的上級黨組織往往會派出工作組，一方面，暫時接管該基層單位的領導工作；另一方面，對原領導班子成員的問題進行調(diào)查，向上級黨組織提出處理意見。據(jù)筆者了解到的情況，實際上，在文革初期向各學校派出工作組以前，已經(jīng)有不少學校的反校領導的學生上訪教育主管部門、市委、省委或中央部委，提交他們所匯編整理的本學校校領導的“推行資產(chǎn)階級教育路線”的“問題”材料，強烈要求上級黨組織派工作組來本校，對本校領導所犯“問題”進行調(diào)查處理。

對于當時全國學校中出現(xiàn)的混亂局面，毛澤東是處之坦然的，他認為，“亂就亂它一陣子”，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對于劉少奇等人提出的派遣工作組的急切要求，毛澤東的態(tài)度是模棱兩可的：“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但是，當后來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派遣工作組的決議并電告毛澤東后，毛澤東還是答復同意了。據(jù)此，許多文革史研究者為劉少奇抱屈，指責毛澤東耍陰謀，他們說：派工作組明明是經(jīng)毛澤東同意的嘛，為什么要歸罪于劉少奇？但是，這些研究者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點：派不派工作組其實只是個方法問題，關鍵在于派工作組到各學校去，究竟是想干什么？達到什么目的？

從社教運動到文革前期，毛澤東的思路實際上已經(jīng)明晰：最危險的敵人在上面，因此需要放手發(fā)動群眾，通過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來清洗黨內(nèi)的“走資派”，當時的情況下，群眾（學生）的積極性剛剛起來，遠未達到毛澤東希望的程度（即能夠解決黨內(nèi)“走資派”的程度），豈可輕易將學生們的積極性打下去？劉少奇則認為階級敵人主要在下面，堅持通過工作組的形式來實現(xiàn)黨組織對運動的領導，當發(fā)現(xiàn)有人敢于向工作組以及站在工作組背后的上級黨組織挑戰(zhàn)，并且這把火有可能燒出校園，燒向各級黨政系統(tǒng)時，他認為，這些敢于向黨組織挑戰(zhàn)的人就是階級敵人，必須進行無情的打擊或鎮(zhèn)壓。如果說，文革前期存在著所謂“兩條路線”的分歧的話，這一分歧即在于此。

所以，即使派遣工作組一事當時確曾得到過毛澤東批準，毛澤東也絕不會同意讓工作組到各學校去“滅火”，去抓“右派學生”的，而這些恰恰是劉少奇派工作組的目的。后來的事實證明，派遣工作組是劉少奇在文革中的一項極為重大的失策，也許是他這一輩子的最大失策。

從6月3日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起，至6月底，除極少數(shù)以外，全國絕大多數(shù)城市都向各大學和中學派遣了工作組（少數(shù)未派工作組的學校則派遣了駐校聯(lián)絡員）。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fā)出通知：全國高等學校的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以便學生們集中精力參加文化大革命。這一通知精神與工作組“滅火”的使命是相悖的，因為這一通知等于向全國昭告中央絕沒有在短時間內(nèi)結(jié)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如果說，這個通知下發(fā)以前，各學校的校園里還不時可以看到一些學生躲在某個“陰暗角落”里偷偷復習功課的話，那末，通知下發(fā)以后，學生們就對參加高考徹底死心（不僅是高考，所有大學和中學的期末考試統(tǒng)統(tǒng)取消了），全副身心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來了，而工作組離完成“滅火”任務的使命也就更加遙遠了。

2．工作組進校起初被視為反校領導學生的勝利

起初，反校領導的學生們對工作組進校是熱烈歡迎的。首先，按照傳統(tǒng)慣例，工作組一進學校，便宣布接管學校的黨政大權(quán)，而原先的校領導事實上就處在了“靠邊站”、接受審查的地位，這不能不被視為反校領導的學生們的重大勝利。其次，在中央和地方黨政組織向各學校派出工作組的同時，也對少數(shù)在前一階段的“揭批資產(chǎn)階級教育路線”中被證明是“罪行”嚴重，且“民憤”很大的某些校領導作出了組織處理決定，其中，著名的有原高教部部長、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匡亞明等，被停職反省或撤銷一切職務，北京和地方各省、市，都有一些大、中學校的校領導被上級正式下達文件停職或撤職，而這些組織處理決定通常是由進校后的工作組宣布的，這對反校領導的學生們來說是一種極大的精神鼓舞。因此，工作組進校后，在全國校園中普遍又掀起一輪新的批判校領導的高潮。

據(jù)了解，文革中最早的對學校領導和部分老師進行開大會批斗或戴高帽子游街（當時只限在校園內(nèi)）的事件發(fā)生在工作組進學校之后，這是文革中最早出現(xiàn)的暴力和人身污辱行為。這些行為絕大多數(shù)屬于少數(shù)激進學生的自發(fā)行為，主要責任不在工作組。文革期間的工作組一般傾向于恢復和維持學校正常秩序，其中，如6月18日發(fā)生于北京大學的對校領導的批斗和游街，北大工作組采取了制止并向立即上級報告的做法；但也有資料說，6月23日發(fā)生于師大女附中的對包括卞仲耘（文革中第一個活活被打死的老師）在內(nèi)的校領導的批斗活動中，工作組則至少是采取了縱容的態(tài)度，

3．工作組的矛盾處境

工作組一進校就發(fā)現(xiàn)自己處在一種十分矛盾尷尬的境地中。這種矛盾處境的根源來自派出工作組的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方省委（含自治區(qū)、直轄市黨委，以下相同，不另行說明）、市委領導人，歸根結(jié)蒂來自于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等人。

矛盾首先表現(xiàn)在他們在任何公開的埸合都必須表明自己是熱烈地、無條件地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是支持革命師生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但實際上他們的真實使命是來“滅火”的。在決定派出工作組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說：“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組，要象消防隊員救火那樣快。”

當時的各級黨政領導人以及受命于各級黨政領導人的工作組成員，絕大多數(shù)都對這埸運動心中無數(shù)，不知道發(fā)動這埸運動的意圖和運動發(fā)展的方向，不知道這埸運動到底該怎么搞，甚至對這埸運動本能地有一種恐慌（當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提出“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個概念時，這些搞黨政工作的人不可能一個個都麻木到無動于衷）。后來在7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大會上，劉少奇就派工作組問題作檢討時，說了句大實話：“怎么進行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所以，劉少奇等賦予工作組“滅火”的使命是容易理解的。即使不能將全國校園里燃起的這把燒向黨政組織的大火滅掉，也至少應將其限制在一個可控的范圍內(nèi)。在決定派出工作組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還對運動作出了“八項指示”：內(nèi)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開會要在校內(nèi)開，不要開大規(guī)模的聲討會；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連；不要包圍“黑幫”住宅；不要打人和侮辱人；防止敵人破壞等，但偏偏這些“指示”只是上級口頭傳達下來，沒有任何白紙黑字的文件。

更重要的矛盾表現(xiàn)在對誰是階級敵人的認定上，究竟是絕大多數(shù)校領導，還是那些反校領導的學生和青年教師？從工作組進校后的種種表現(xiàn)上來看，很顯然，工作組以及站在工作組背后的各級黨政組織領導人選擇了后者。6月23日，劉少奇在批轉(zhuǎn)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文革”報告時批示：“當牛鬼蛇神出籠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迸疽螅皩Υ笾袑W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對于高中應屆畢業(yè)生中的一些人，“經(jīng)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斗爭和戴帽”。

前述中央政治局會議后派出的全國第一個工作組是6月3日進駐北京大學的，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進校時間是6月9日，北京地質(zhì)學院工作組的進校時間是6月15日，外省市的工作組進校時間應該比北京更晚一點。但是，6月23日，中共中南局、西北局關于抓學生中“牛鬼蛇神”的請示報告就已經(jīng)送到了劉少奇的辦公桌上，劉少奇也當即作出了批示，與工作組進校時間的間隔之短，甚至短到舍不得給“牛鬼蛇神”們哪怕多一點“表演”的時間和機會。僅從這一點就可以說明，在決定派出工作組時，各級黨政領導人實際上就已經(jīng)確定了基本立埸：工作組不是去幫助學生們整校領導的，而主要地是去對付反校領導的學生的。其實這很好理解，沒有一個黨政負責人希望在自己領導的范圍內(nèi)絕大多數(shù)學校的校領導都是壞人，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他這個黨政負責人將置于何地？同樣，也沒有一個黨政負責人不企圖極力維護黨政組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反對黨組織就是反黨”這是當時很多黨組織成員以及圍繞在黨組織周圍的群眾積極份子的共識。

接著也就容易理解工作組進校后的一些反?，F(xiàn)象（至少在當時的反校領導的學生中被認為是反常的）：這些上級黨組織派來的人，一方面口口聲聲支持師生參加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卻對學校里的揭批“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各種活動絲毫不感興趣，多方給學生設置禁令，把運動引向冷冷清清，道理很簡單，一揭批“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就勢必要聯(lián)系本校實際，一聯(lián)系本校實際，就勢必會增添校領導們的“罪狀”和助長反校領導學生們的氣焰；工作組一方面責令原學校的主要負責人檢查自己執(zhí)行“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一方面又背地里與原校領導“勾勾搭搭”（學生大字報語），而一些原校領導也從原來的垂頭喪氣而變得神氣起來，對反校領導的學生擺出一副等待“秋后算賬”的架勢。漸漸地，學生們發(fā)現(xiàn)情況越來越不對，工作組開始在師生中“摸底”，對師生進行“左、中、右”排隊分類，秘密召集所謂“左派”學生開會，或指派“左派”學生悄悄搜集其他師生的言行材料，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引起了學生們的懷疑和不安。終于在部分學校引發(fā)了一埸“驅(qū)逐工作組”運動。

文革期間的工作組的形象很丑陋。據(jù)后來學生的大字報揭露，不少工作組負責人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甚至有的工作組成員行動鬼鬼祟祟，其實工作組成員的這些表現(xiàn)是由于其“公開說的事不是要做的，要做的事不能公開說”這個矛盾處境所致，與他們的個人品質(zhì)無關。

（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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