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兩面性說

唐昌黎

前　　言

　　文化大革命為20世紀的重大歷史事件。歷史經驗說明，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是個長期過程，往往要經歷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有個全面的正確的解釋，在幾年內倉促下的結論，多是浮淺的乃至錯誤的。其原因在于，凡重大歷史事件，其產生的原因錯綜復雜，其中有必然因素也有多種偶然因素的巧合。重大事件的影響甚為深遠，近期效應和遠期效應并不一致，有些是短期有害而長期有利，有些則相反。再者，評價歷史事件的人，都有個思維慣性，特別是和事件有利害關系的人難免有傾向性，由于以上三種原因，認識重大歷史事件就很復雜而艱難，在短短幾年內難以得出正確結論，現舉兩個例子。上世紀30年代開始了一場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是一起重大歷史事件，當時的蘇聯和各國共產黨人，都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資本主義就要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行將最終勝利。西方的學界政界人士則感到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有巨大優越性，主張放棄市場經濟，改行計劃經濟，如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泰勒，力主學習蘇聯的計劃經濟。美國總統羅斯福宣稱美國要搞“計劃資本主義”。當時信奉市場經濟的只有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在孤軍奮戰。過了40年，到1970年代，計劃經濟由盛而衰，市場經濟敗而后興，人們的認識來個180度大轉彎。進入21世紀，號稱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改革在拉美和俄國受到重創，計劃經濟又以國家主義（宏觀調控、國家干預）面貌出現。經過70多年的實踐和思考，終于弄清經濟運行有兩類人（公務人和私家人）用兩只手在控制，經濟自由主義和經濟國家主義在輪流坐莊，對此筆者在《經濟學的千年論戰》（載《理論學刊》2004年9期）一文中有詳細論述。30年代危機事件說明，在幾年內人們的認識多是浮淺的，乃至錯誤的，過了70年才得到較為全面的認識。另一個事例，是1991年發生的蘇聯劇變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一時間國際反共勢力氣焰囂張，說馬克思主義死亡了，社會主義崩潰了，福山匆忙地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宣稱歷史已終結，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取得最終勝利。與此同時，全世界共產黨人也認為，蘇聯復辟了資本主義。經過16年的演變，現在可以初步判定，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是根本錯誤的，蘇聯復辟說也未必正確。上述兩件事例說明，對重大歷史事件倉促作出的結論，都是膚淺而不正確的，有些是根本錯誤的。同時可以看出，經濟危機事件是個單純經濟問題，判斷的難度較小，但也用了40—70年時間才搞清楚。蘇聯劇變帶有總體性，判斷起來更為復雜困難些。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可說是最難判斷，是20世紀最難的理論問題。

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在辭世前3個月（1976年6月13日）召見華國鋒，說自己一生中作了兩件事，一是領導中國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現在可以判定兩件事都是20世紀的重大歷史事件。毛公辭世，當時的領導人提出“兩個凡是”，核心是肯定文化大革命。1978年進行的真理標準討論開始否定“兩個凡是”。1982年中央通過決議文件，在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的同時，又提出“兩個否定”，即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領導人又提出不搞爭論，“兩個否定”成了不可爭論的真理，以致國內沒人研究“文革”。國外有人研究，并出現了一門文革學，如英國人羅德思克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資料之豐富令人驚嘆。進入21世紀，人們特別是基層民眾，懷念毛主席的情感日濃，由此開始對“兩個否定”的置疑。知識界有人在網上著文，肯定文化大革命，呼喚再來幾次。20世紀的重大歷史事件，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中國革命，蘇聯劇變等，都有大批人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是20世紀的重大歷史事件，外國有一批人在研究，在中國只是黨史中涉及到，多限于收集資料，可說是有史無論。“文革”已過去30多年，已成為歷史，應開始作一番學術解讀。現在有關資料出版很多，結合個人親身經歷和思考，初步提出兩面性說：“文革”具有兩面性，有積極的一面和消極的一面，或者說有正面和負面，下邊分四點來講。

一、高揚民主和破壞法制

在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會議以后，中國在向著民主法制的目標前進，1957年進行的反右派運動，在民主道路上發生了大倒退，對于給領導提意見的人，視作向黨進攻，加以打擊，民主黨派和知識界人士不敢講話了。1959年反右傾以后，黨內人士也不敢講話了，由此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制度，可稱之為家長專制。各級政府，各個單位，書記就是家長，一人說了算。1957反右到“文革”是最缺少民主最沉悶的9年，言路堵塞，萬馬齊喑。在反右以前，報刊有一些批評文章，起到輿論監督作用，之后輿論監督完全失效。其他監督機關也起不到作用。從一個典型事件可見當時的政治狀況。據原河南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在1993年3月的講述，信陽地區在1958年和1959年成倍虛報產量，國家成倍爭購，農村糧荒嚴重，有幾十萬人餓死，干部和知識界誰講真話就遭批斗。農民向北京寫信反映情況，當時地委書記路憲文下令扣壓的信件達1.2萬封。毛澤東得知后，稱這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要補民主革命的課。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民眾起來批斗領導干部，把家長專制打得落花流水，可說是補了民主革命的課，故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與國民黨斗爭的繼續。在“文革”前夕，毛澤東認為，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形成龐大的勢力集團，謀取私利，壓制群眾，共產黨有腐敗變質的危險，他對官員腐敗深惡痛絕，決心要清除腐敗官員，按當時語境，稱之為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防止和清除腐敗稱作防修反修，不能依靠黨的官員，而是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來批評和監督官員，實質上是推行一種直接民主，他稱之為大民主。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部分成功，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打破了長達9年的家長專制，大大推進了民主。原先人們不能給領導提出一點意見，都是唯唯諾諾，唯上是從，“文革”喚起群眾起來造反，打破了這種政治沉悶局面，敢于公開批判領導者。最典型的事例發生在大學，1957年時學生給領導提意見，被打成右派。到了1966年，學生給領導提意見，工作組仍按照1957年的老辦法加以壓制打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并稱學生的行為是革命行動。二是打破了身份枷鎖。自土地改革和工商業改造以來，中國社會即存在一大批政治邊緣人，其中包括出身于地主資本家階級的，有歷史問題的，直系親屬有被殺被關的，社會關系中有這樣那樣問題的，有海外關系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挨過整的，這類邊緣人在入黨、參軍、提拔、上大學方面都受到歧視，在摸底排隊中打入零冊，每發生一件壞事就首先列為懷疑對象，運動一來就成為挨整對象。邊緣人受到歧視，帶有一副身份枷鎖，而且枷鎖日益加重，到“文革”前夕的四清運動時達到頂峰。文化大革命的對象是黨的領導干部，稱作走資派，將地富反壞右列為走資派的階級基礎，除兩類人以外的都視作革命群眾。當了10多年邊緣人的群體，打破了身份枷鎖，劃入到革命群眾的行列。綜上所述，文化大革命的實質是一場大民主運動，集中體現為打破了存在十年之久的家長專制、一言堂，在平等、自由方面是一大進步。由于“文革”所倡導的民主是以群眾運動為中心，是一種盧梭式民主，現代稱之為廣場民主或體制外民主，毛澤東稱之為大民主，這種民主形式拋開法制，會導致社會混亂，造成嚴重惡果。在肯定“文革”進步一面的同時，也要揭示其消極倒退的一面。解放后，各級黨和政府還是注重法制建設的，一般稱之為政策界限，如肅反運動中有明確的政策界限，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以上，軍隊中連長以上，一貫道中點傳師以上，且有罪行的，可認定為反革命分子，而且要由肅反五人小組批準。“文革”的對象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當權派指黨的領導干部，而什么叫走資本主義道路則沒有界定標準。從法理上說，政府官員走資本主義道路是違反憲法的，應當按照一定的程序，由人大彈劾，憲法法院審判。“文革”運動完全拋棄法制，由群眾認定誰是走資派，結果把所有領導干部統統定為走資派，并進行奪權。奪權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而是一種非法行為。同時也破壞政治規范。“文革”前中國初步建立一套政治規范，1954年制定憲法，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明確了一系列的政治規范。到了5月，開始了反右派運動，開始破壞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以及黨和知識界的關系，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破壞黨內高層內部的關系，但這仍然限于局部范圍，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全面破壞了政治規范，全面奪權，打倒一切，造成政治大混亂，出現無政府狀態，不得不由軍隊接管政權和各個單位。我們認為“文革”是一場大民主運動，其正面是發揚了民主，反面是破壞社會秩序。當前國內外人士多認為“文革”不是民主運動，是一種破壞，是一場浩劫。其原因在于，對民主理想化，將幾百年的民主歷程，壓縮到幾年，一看到不合現代民主的東西，就不認為是民主。近代民主，起于英國13世紀建立的議會制，至今有700年了。現代民主起于200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英美法等國的議會民主制，經過200年的演變，才有今天的樣子，一人一票的選舉制，直到20世紀下半期才實現。中國北洋政府時期，已經有了政黨制、國會、內閣和選舉制等民主制度的要素，同現代民主制相比，人們不承認北洋政府是民主制，但同清朝君主制相比，確系民主制。與此類似，人們之所以不承認“文革”是一種民主運動，是和現在相比，同“文革”前的家長專制相比，確是一場民主運動。

毛澤東發動“文革”所倡導的民主，同西方現在通行的議會民主大相徑庭，因而不被承認是民主。議會民主歷經200年，確有大的進步，在100年前，工人和婦女以及有色人種都沒有選舉權，現在實行一人一票制，向平等目標邁進了一大步，而被選舉權則不平等，因為選舉活動要耗費大量時間和金錢，勞動者為生計奔忙，既無錢也無時間，沒有當選的條件。同時應當看到，西方國家在社會層面實行的是民主制，而在企業內部則是一種獨裁制，這樣一來，受雇傭的人工作時間生活在獨裁制下，業余時間生活在民主制下。因此共產黨人稱議會民主是假民主、形式民主、資產階級民主，毛澤東當然不會有所借鑒，而是要另搞一套，這就是大民主，從而發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二、理想與現實脫節

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整肅黨內腐敗分子。當時的語境和今天大不相同，作一切事都稱作干革命，參加工作稱參加革命，清除腐敗分子稱作大革命，又因為起于文化領域，稱作文化大革命，腐敗分子則稱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修正主義。當時的腐敗現象遠遠沒有現在嚴重。但毛澤東的理想太遠大，對干部要求極其嚴格，就對干部中的問題估計得過于嚴重。他已年過七旬，希圖在有生之年解決干部問題，從而采用激進手段，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歷史經驗證明，思想家都是理想遠大，與現實脫節。如孔子周游列國，游說過70個國君，沒人采納他的政治主張，弟子顏回對孔子說：“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焉。”意為孔子的理想極其遠大，同現實脫節，天下國君不能采用。孔子從不認為理想錯了，而是天下人全錯了。在他去世前七天，作出最終結論：“天下無道，莫能宗予。”毛澤東是掌握最大權力的政治家，他要用權力推行其思想家的遠大理想。我在《一代思想家毛澤東》（載《探索》2006年6期）一文中講過，毛澤東的核心思想可概括為平等主義，他所理解的共產主義就是平等社會。他領導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目標是爭取平等，執政時仍以追求平等為目標。要實現平等就要鏟除特權階層。1963年中共中央批判蘇聯修正主義，關注“和平演變”。在1964年12月21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有的常委提出，農村的富裕農民是特權階層，毛澤東說：“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樣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騎在人民頭上，農民不好混，窮得要死。”在1965年初發布的“四清”運動23條中，首次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概念。1965年初他在一份報告上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農是兩個對立的階級。”（逢先知編《毛澤東傳》2003年版1368頁）1965年他幾次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毛澤東傳》1390頁）在“文革”前夕，毛澤東已形成了一種固定的看法，中國存在一個特權階層，即今天講的特權腐敗分子，按當時的語境稱之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修正主義，這些人要復辟資本主義，使勞動人民再受苦受難，發動“文革”就是清除官僚主義者階級，阻止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的理想是追求平等，消滅一切不平等，除了階級不平等以外，還要消滅因職業分工產生的不平等，1974年12月對周恩來發表談話：“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以，林彪一類如果一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毛澤東傳》1714頁）可見，毛澤東的理想極其遠大，幾百年時間才能實現，要在幾年實現，就脫離了現實。

毛澤東按照理想發動文化大革命，又按照理想來發動人，培養人，他所設想的也是理想人。他認為群眾是革命的，同革命干部結合起來，同走資派斗爭，并在斗爭中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什么時候出現修正主義，就有革命力量與之斗爭，從而保證共產黨永不變色。毛公所設想的人都是按照他的理想而活動的人，是一種理想人，同現實人是脫節的。群眾是個人的組合，人并非都是只有革命性的一面。我曾著文講過，人具有求生向上的本性，所謂向上就是追求一種更好的生活狀態，包括得到更多的財富、更高的地位、更大的名聲，實現更高的理想，革命者為理想而奮斗，也體現人向上的本性。人人都追求向上，就需要有公平的制度，所謂公平就是貢獻與所得對等，或者說付出與所得對等。在“文革”前，革命有功或政績突出的，在經濟建設或科學文化建設上貢獻大的，得到較高的地位和收入，人們感到公平，并激勵人向上。以往革命者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險，多是為理想而奮斗。“文革”時所說的革命造反，既不冒什么風險，又不用付出艱辛的勞動，卻可以得到權利，權利成了“文革”的最大推動力，一號召奪權，人人都來爭權奪利。被奪權的領導干部也不會甘心，會支持某一派，以圖東山再起。群眾組織也會擁立某一領導干部，以便得到回報。其結果是長期陷入派性斗爭，以致無法收場。“文革”的理想是崇高的，100年內也不能實現。“文革”設想的是單一化的革命群眾，現實中參與的人是多樣化的。開始時，有相當多的人特別是青年人，為理想目標而投身于“文革”，也有相當多的人（包括一些領導干部）為了功利目的而參加“文革”，進展的結果是發生了逆淘汰，那些有理想的人一個個因失望而淘汰出局，那些為權利目的而參加“文革”的人日益增多，上自中央文革小組，下至各個群眾組織，都被這些人把持，不擇手段地掠取權利。由卑劣的人去完成崇高理想，理想與現實脫節，只能是以失敗告終。

三、順社會運行軌道和逆社會運行軌道

判斷歷史重大事件有個最終的標準，即是否符合社會運行軌道，或者說是否符合社會發展規律。這里要辨明兩個問題：第一，什么是社會運行軌道；第二，文化大革命是否符合社會運行軌道。

我在《從二元選擇論看社會制度變革》（載《人文雜志》2002年6期）一文中講過，社會運行沿著兩條軌道前進，一是發展軌道。所謂發展，特指生產力發展，或者說經濟發展。從人類歷史看，生產力是不斷發展的，世界各國有共同的發展軌道，以勞動資料為坐標，都經歷了石器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時代、電力時代、電子原子時代，除了大的自然災害和戰爭時期以外，各國經濟都在或慢或快的發展，人的生產實踐推動社會沿發展軌道前進。發展軌道簡單易明，勿需多談。二是平公軌道，需多談一些。

平公軌道是平等公正軌道。平等是人與人之間的相同性，指與權力和利益有關的相同性。如公有制是平等的，私有制是不平等的。一人一票是平等的，性別、種族歧視就不平等。公正、公平、公道是一個意思，指一定階段、一定范圍的平等，如人們多認為起點平等和過程平等（機會均等）是公正，這就是一定階段的平等。一人一票的政治規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一定范圍的平等，經濟領域的等價交換，也是一定范圍的平等。按勞分配是貢獻與所得對等，是公正，不是平等。按需分配是平等，在現階段不能實現。可見，公正是平等的初級階段，平等涵蓋公正，平公軌道也可稱平等軌道。社會運行沿著平公軌道前進，是由人的政治實踐推動的，所謂政治實踐包括三種：一是革命，革命就是反抗階級的、民族種族的剝削壓迫，就是爭取平等。二是民主，民主就是民眾爭取平等和公正的運動。三是改革，過度的不平等不公正，引起群眾反抗乃至發生動亂，危及到政權穩定，執政者也會加以改革，推動社會沿著較為平等公正的軌道前進。三種實踐活動推動社會沿平等公正軌道前進。至此可以發現，有兩類人在推動社會運行，一是私家人，指以謀生為職業從事生產活動的人群，主要有勞動者和經營者，私家人推動社會沿發展軌道運行。同時勞動者又是革命和民主運動的主體，其活動目的是為了反抗不平等不公正，具有公共性質，故勞動者人群又具有公務人身份。政府官員是公務人，主要職能是維護社會秩序，出于維護政權的目的，就要糾正過度不平等的狀況。這樣一來，公務人在推動社會沿平等軌道運行。正是兩類人的實踐活動，推動社會沿兩條軌道運行，對此，我在《兩類人假說》（載《經濟學家》2007年2期）一文中作過論述。人類社會沿著發展軌道和平等軌道前進，是以歷史時間來觀察的，以百年為計量單位。古代社會發展緩慢，但在幾百年時間內，比以往在兩條軌道上前進了。封建社會比奴隸社會，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生產力更加發展，也更加平等公正。社會主義優越于資本主義，就在于生產力能達到更高水平，更加平等公正。而在一個短的時期，以十年為計量單位，兩條軌道有時相悖，過度平等會阻礙生產力發展，不平等有適當差距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所謂適當差距，就是根據貢獻與所得對等的公正原則所形成的差距，由權力壟斷或者說由腐敗所形成的差距，會阻礙發展。執政者時常面臨到在平等與發展之間的兩難選擇。

毛澤東是革命家，革命就是反抗不平等。他又是一位平等主義思想家，作為主政的政治家，自然是優先選擇平等軌道，兼顧發展乃至不顧發展，典型事例是對農村包產到戶的態度。1961年至1962年有些地區試驗搞包產到戶，證明可以增產。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到廣東安徽考察，回來報告說，包產到戶可以增產。時任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力主包產到戶，并得到劉少奇、鄧小平的支持。毛公力排眾議，反對包產到戶，他于1962年8月在一次談話中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毛澤東傳》1238頁）。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毛公要消除一切不平等，首先是消除黨內特權階層，力主領導（官）與群眾（民）平等，并進一步消除職業不平等，采取一些舉措，包括知識青年到農村，辦五七干校，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半工半讀，半供給制，等等。從這一系列論點和舉措看來，毛澤東傾向平等軌道，主張平等優先，劉少奇等人傾向發展軌道，主張發展優先，這是兩種執政方略的分歧，分歧的擴大，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有不少人將“文革”視作個人權力之爭，是站不住腳的。

毛澤東的核心思想可概括為平等主義，他一生中追求平等，反對一切不平等，文化大革命是平等主義的大爆發，他在去世前夕，將發動“文革”視作一生中所作的兩件事之一，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人類社會沿兩條軌道運行，一是發展軌道，一是平等軌道。毛澤東發動“文革”，是要推動社會沿平等軌道運行，這就順應了社會運行軌道，或者說順應歷史潮流，具有正義性，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文革”以來的三四十年，世界不少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頗快，但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官員腐敗甚是嚴重，社會沖突日甚，從實踐上證明，脫離平等軌道的危害性，也證實了毛公高揚平等的正確性。在肯定“文革”順應社會平等軌道的同時，也要看到逆社會發展軌道的一面。由于社會沿平等軌道運行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而且是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逐步的趨向平等，在一定的時期，只能達到初級的平等，即一定階段、一定范圍的平等，“文革”是將長期歷史過程壓縮成短的時期，超越歷史階段，這就會脫離發展軌道。由此出發，“文革”倡導的平等有平均主義色彩，挫傷了人的積極性，社會秩序生產秩序遭到破壞，對經濟發展甚是不利，導致經濟停滯，人民生活水平沒有提高，而此十年正是世界上特別是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使得中國與發達地區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人類社會有一種調節機制，當社會過度傾向某一軌道而遠離另一條軌道時，就會出現一種力量加以糾正。一般說來，當社會過度傾向發展軌道而遠離平等軌道時，便會通過革命或民主運動，也可通過改革，以糾正過度不平等的狀況。當社會過度傾向平等軌道而遠離發展軌道時，便會通過改革以糾正發展停滯的狀況。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過度傾向平等，而遠離發展軌道，這就迫切需要改革，改革的阻力小，進展順利。蘇聯情況和中國不同，赫魯曉夫從1956年即嘗試改革，幾易領導，改革收效甚微。其原因之一，在于蘇聯未發生過大的混亂，原有制度和行為未暴露出大的弊端，改革動力弱。中國十年“文革”大混亂，為以后的改革提供了強大動力，這是任何人都未想到的。這正應了老子的名言：“禍兮，福之所倚。”經過近30年的改革，中國經濟有了飛速發展，絕大部分人的生活有所提高，這的確是福。改革傾向于發展軌道，偏離平等軌道，導致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特權腐敗叢生，潛伏著巨大危機，這就要居安思危，牢牢記著老子的另一句名言：“福兮，禍之所伏。”對此，我在《執政中道定理》（載《中共長春市委黨校學報》2007年1期）一文中有詳細論述。

四、長期效應和短期效應的分裂

在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公有制或以公有制為主體，擁有財富的社會集團不占主導地位，擁有權力的社會集團占居主導地位，控制住權力和財富，這個權力集團走什么道路，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至關重要，列寧和斯大林都未發現這個問題，毛澤東首次發現并提出當權派問題。“文革”過后3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當權派問題的極端重要性，蘇聯的傾覆，正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些當權派造成的，當前中國的特權腐敗現象十分嚴重，也是當權派問題。根據多種調查資料證實，今天俄羅斯的億萬富翁，有90%是昔日蘇聯的高級干部。今天中國的億萬富翁，有90%是高干親屬。而早在40年以前，毛公高瞻遠矚，洞察未來，首次提出了當權派問題。愛因斯坦有句名言：“正確的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毛公提出當權派就是正確的提出問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現實意義，其視野之遠大，目光之深邃，是繼任者望塵莫及的。當時特權腐敗現象剛露端倪，現實意義不大，在30年之后，特權腐敗現象極其嚴重，當權派問題就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從長遠觀點看，文化大革命是有正面效應的，時間越長，正面效應越顯現。毛公發現了當權派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依靠民主法制建設，而是搞名曰大民主的群眾運動，起到破壞作用，導致十年動亂，其負面效應是顯而易見的。而評價文化大革命的話語權，完全掌握在“文革”中受打擊的人群（政界和學界精英）手中，也就只看到負面，而看不到正面。再過20多年，掌握話語權的會轉移到與“文革”無關的人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兩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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