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運動始末

第一階段  文革初起（續）

3．校領導等著抓右派

當學生和部分青年教師把大字報批判的矛頭越來越多地指向各大、中學校校領導的時候，當時的校領導們都作何反應呢？許多校領導經驗主義地認為：這是1957年反右斗爭的重演。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斗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黨員和已經參加“革命隊伍”的人的心目中，把黨組織看得非常神圣，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說一聲“這是組織的決定”，都會無條件地去執行，甚至為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乃至生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黨組織就等于黨，反對黨組織就是反黨。1957年的反右運動，更加強化了這一觀念，因為在那埸運動里，許多人就是因為給本單位黨組織或黨組織的負責人提意見而被扣上了“反黨”的帽子。

文革初的很多校領導（以及后來的很多黨政領導干部）怎么也想不通的是，在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里，怎么可以容忍那些人肆無忌憚地攻擊黨的一級基層組織（黨委、黨總支、黨支部），這不是想翻天嗎？所以他們堅信，他們所在的黨委、黨總支、黨支部不可能被打倒，要不了多久，那些給校領導、校黨組織寫大字報的學生和青年教師將被定性為右派份子，他們等這一天的來臨。

和校領導一樣犯了經驗主義錯誤，在文革初起時把這埸運動看作是1957年反右運動重演的，還有許多年紀稍大的教師。1957年至1966年相距不到9年，很多教師對前一次運動記憶猶新。有的教師自認為已經接受了1957年反右運動的深刻教訓，下決心在1966年的文革運動中，不管發生何種情況，都堅決站在學校黨組織這一邊；有的教師甚至還希望自己在新的反右運動中立功，爭取能夠火線入黨之類；也有的教師出于好心，多次跑到學生和青年教師那里，苦口婆心地勸告：你們太年輕了，你們太不懂得厲害了，你們這樣做是要吃大虧的。

根據運動后來的大字報揭發，當時某中學的一位教導主任，在看學生大字報時，一邊看一邊口中不停地念叨：右派，右派，都是右派！同樣根據后來的大字報揭發，某些學校的校領導已經悄悄地召集“左派”開會，布置了搜集學生和青年教師“右派言行”的任務，于是，有人借故混到學生和青年教師群中偷聽談話，有人半夜里打著手電筒偷偷抄錄學生大字報，等等。

實際上，運動到了這一步，已經開始有了你死我活的味道。如果運動按照校領導們的意愿發展，勢必成為1957年反右運動重演，那就有大量的學生和青年教師要遭殃，而且，很可能這一次抓右派的規模和人數要比1957年那次大得多；如果運動朝著部分學生和青年教師認為的方向發展，那就意味著大多數學校的校領導被打倒。在中國社會漫長的歷史中，師生關系歷來是被視為情同父子關系的，而文革一開始，就使他們站到了這樣一個悲劇性的對立位置。

4．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震動全國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了這張大字報，并發表社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中央電臺和人民日報的這一舉措直接出于毛澤東的指示，在全國產生了強大的震憾力。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點名批判了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京大學黨委的三位主要負責人：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學部干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該大字報列舉的三位領導人的“問題”有：（1）認為文革運動“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斗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要作的細致”；（2）聲稱“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領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要積極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3）在開展運動的方式上，認為“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4）“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針對上述“問題”，大字報的作者認為，“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原文詳見水陸洲先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論》連載九）

文革后，有一些資料認為，當初聶元梓等人寫這張大字報是有重大背景的，是在中央的某些要人的事先策劃、指使下寫的，關于這一點，聶元梓本人堅決否認，被指認參與其事的曹軼歐也予以否認，因此，在沒有更直接的證據的情況下，我傾向于相信聶元梓和曹軼歐的話。而且，我認為，這張大字報是否出于事先周密策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向全國播發的，只要確認這一點就足夠了。因為向全國播發這件事的意義要比這張大字報本身的意義更重大得多。

毛澤東為什么要向全國播發這張大字報？我的看法是，因為這張大字報解決了毛澤東當時心中的一個難題。早在文革前，毛澤東就已經形成了“資本主義復僻的危險主要來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觀點，因此，在社教運動中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條》里就已經提出將運動的重點放在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而在文革開始時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也已明確了這一意思。但是，怎樣來清洗這些走資派呢？這是一個大難題。在通常情況下，最高執政者的各種意圖只能通過各級黨政系統層層下達，方能得到貫徹執行，而貫徹執行后的信息反饋，也只能通過各級黨政系統層層上傳，才能到達最高執政者那里。而這些正常的程序，對于清洗“走資派”這件事來說，是完全無效的，因為走資派既然是“當權派”，那就意味著其把持著某一級別、或某一領域、或某一地區、或某一單位的領導大權，清洗“走資派”的意圖肯定是不能通過這些“走資派”自己來層層下達和貫徹執行的。而且，毛澤東想得可能更深、更廣，即他不僅想要清除大大小小的“走資派”，還想要鏟除產生這些“新生資產階級份子”的土壤。因此，他決定采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充分發動群眾，對各級黨政官員來一次全面的鑒別和清查。但是，毛澤東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作為最高執政者，他的行動極不自由，他幾乎無法越過各級黨政干部而直接與群眾接觸，唯一能夠不經過各級黨政班子而將他的意圖直接傳達到群眾中去的就是中央直屬的報刊和廣播電臺之類的媒體，因此，這些媒體在文革中始終起著很重要的作用。除了最高執政者的政治意圖能夠直達廣大群眾的有效途徑問題外，還有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動員廣大群眾起來參加對各級黨政干部的鑒別和清查，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恰好就符合了這一需要，因為這是一張將斗爭矛頭直指一級黨政領導班子負責人的大字報，通過支持這張大字報，即可傳達相關的意圖和信息。

當然，毛澤東不可能認為各級黨政干部統統都是壞人，他心目中的走資派始終只能是“一小撮”，到文革運動的中后期時，他就一再向造反派強調要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但在運動剛開始時，首先要解決如何發動群眾、如何讓群眾敢于起來批判黨政領導干部這個問題，就不能給群眾加框框了。所以，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聶元梓等人的這張大字報一播發，全國大多數大、中學校的校領導都立即遭到了炮轟。

對于在文革初期給校領導貼大字報的學生和青年教師來說，聶元梓等的大字報的播發，已經非常明確地告訴他們：反對校黨委或校黨支部的負責人不等于反黨。如果在此以前這些學生和青年教師們尚有點不自信、猶豫、惴惴不安的話，現在則完全相信自己在前一階段的所作所為是對的，從而更加無顧忌地投入對本校領導的揭批斗爭中去。而且，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中所批判的北大校領導在文革初期的那些所謂“罪狀”，很有普遍性，當時大多數大、中學校的校領導在運動初期都有過類似言行，學生們完全可以將這張大字報上所批判的北大校領導的“罪狀”與本校領導的類似言行加以對照，用這張大字報上同樣的批判語言和罪名來加諸于本校領導。

對于各學校的校領導們來說，則處于完全的手足無措之中。反對黨組織就等于反黨，這是他們多年來養成的信念，也是使他們確信運動的最后將以他們的勝利而結束的精神支柱，當這一條被否定后，他們的思想防線就基本處于瓦解狀態。所以，在6月1日以后，面對學生和青年教師的又一輪更猛烈的大字報浪潮，他們基本上已無還手之力，各學校的領導班子開始出現癱瘓現象。

也是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學生開始到上級主管部門、市委、省委等反映學校情況，將匯編整理的本校領導的“罪行”材料送呈上級主管部門、市委、省委，強烈要求派工作組到本校來查處本校領導者的“嚴重問題”。

5．清華附中出了個“紅衛兵”

文革初起時，學生和教師們寫大字報都是簽署真實姓名的，但很快地開始流行起簽“筆名”來了，這些“筆名”的含義都是很革命的，如“紅旗”、“衛東”、“紅心向黨”、“千鈞棒”、“愚公”，等等。漸漸又地出現了一種“集體筆名”，即幾個觀點立埸相同的人共用同一個筆名，即當這幾個人或單獨、或合作發表大字報的時候，都簽署同一個筆名，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使簽署這個筆名的大字報顯得很多，給人以實力很強的印象，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容易出名。當然，數人使用同一個筆名的前提是觀點立埸相同，并且會經常在一起進行討論和溝通，但這樣的數人往往只是一個松散的個人之間的聯盟，不具備最起碼的組織形態。我在這里所說的“不具備最起碼的組織形態”是指：沒有明確的負責人、沒有起碼的內部制度和組織紀律、加入或退出時不需要履行起碼的組織手續。

    “紅衛兵”這三個字，最初就是清華附中的高中學生卜大華、駱小海、王銘、張承志等七、八個學生共用的一個集體筆名。據有關資料，這幾位學生在1965年9月就曾因高中各班改選班委會時“不貫徹階級路線”而貼過小字報；在文革初起時，卜大華等人因指責校方不積極引導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批判和討論，與校團委書記和校領導發生過沖突，曾一度搞得氣氛很緊張。1966年5月29日，這幾位學生在圓明園舊址聚會，一致同意在再寫大字報或小字報時均以“紅衛兵”為簽名。6月2日，貼出了以“紅衛兵”名義發表的首張大字報。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這首張紅衛兵大字報的內容空洞無物，除了空喊一頓口號以外，并沒有什么實質性內容，但也許是當時校園里的那種熱烈的氣氛所致，也許是“紅衛兵”這個名字相當有吸引力，這張大字報吸引了不少讀者，也有很多人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表示支持，在這些簽名中，還不乏“××中學紅衛兵”的字樣，但這類簽名只能看作是簽名者對“紅衛兵”這個名稱很感興趣，所以在自己的名字前也冠以“紅衛兵”字樣，并不能作為當時不少學校也已成立紅衛兵組織的證據。

在文革的初起階段，在全國（農村和少數僻遠地區除外）的大多數大專院校和中學里，形成了校領導（包括站在擁護校領導立埸的師生）與反校領導的學生（包括部分青年教師）之間的對抗。

在這一時期末尾出現的“紅衛兵”，起初僅僅是北京清華附中幾位學生寫大字報時所用的一個“集體筆名”，而這幾位學生，當時是站在反校領導立埸的。

當時站在反校領導立埸的都是些什么樣的學生呢？目前無從考證。但根據我的分析，至少有兩類學生不會反校領導，一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即后來所說的“黑五類子女”），在那個大講特講階級斗爭的年代，作為“黑五類子女”，他們自然處處謹言慎行，既不敢更不允許他們去反對當時被視為神圣的學校黨委（黨支部）；二是那些一心一意死讀書、做學問而不關心政治的學生，他們被視為“資產階級白專路線”的產物，被反校領導的學生當作批判的靶子，自然也不會站到校領導的對立面。那末，反校領導的學生是否都是些不肯好好讀書的呢？也不一定。尤其是反校領導學生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很可能也是些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從他們的文章中顯示出來的才華至今令我驚嘆不已（清華附中的那幾位最早的紅衛兵中，后來有人成為著名作家），這些學生的特點是：非常關心政治，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有敢于為理想獻身的精神，但是，由于從六十年代起，我國所有的學校都把“階級教育”列為重要的教育任務、教育內容，加上所有報刊媒體的持續宣傳，這些學生都已經習慣于“濫用階級斗爭理論”所特有的那種思維方式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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