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運動始末

第一階段    文革初起

一、從批海瑞、三家村黑幫到批校領導、教師

文革最初稱為“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后來才改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埸運動之所以被稱為“文化革命”，是因為運動的發起者的初衷是要搞一埸意識形態里的大革命，對新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來一埸大掃除，全面清除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以及一般人的思想領域中殘留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觀念，以達到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目的。同時，運動的發動者認為，資本主義復僻的危險主要來自共產黨內部高層領導人物中的“走資派”，因此，早在文革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就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文革中，他繼續堅持將此作為運動的重點。

文革運動是從批判各種文藝作品中的“大毒草”開始的。自毛澤東從六十年代初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并開始重視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以后，就不斷地有一些影響廣泛的文藝作品在報刊上被宣布為“大毒草”，并遭到批判（作者自然也就遭了殃）。這里所謂的“大毒草”，就是指被認為包含有大量“封、資、修”思想的文藝作品，例如，長篇小說《三家巷》、《苦斗》，電影《武訓傳》、《清宮秘史》、《早春二月》、《北國江南》等。

對于文革開始前夕的在校大中學校師生們來說，報刊上三天兩頭地出現批判某某大毒草的重頭文章已經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當然，他們誰也不知道這些文章出臺的背景和意圖。他們只是知道，很多文藝作品他們以前都看過，而且還看得津津有味，誰也沒有看出其中的“反動”之處來，直到將這些作品批判為“大毒草”的文章出來后，才恍然大悟，只能怪自己的覺悟和水平太低，把毒草當成了香花。當一部電影被定為“大毒草”以后，為了推動批判運動，電影院通常要放專埸，各學校都要組織學生集體觀看，電影的放映過程中會不斷地插入“畫外音”，隨時對影片中的情節、臺詞、鏡頭中的“反動”之處加以批判，看完影片回校后，學校要組織召開批判會，要布置學生人人撰寫批判文章，在批判會上發言。對被定為“大毒草”的小說和其他文藝作品的批判活動也大致差不多。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在師生中開展的這類批判活動成為不久將要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戰前練兵”，正是在這類批判“大毒草”的活動中，學生們學會了如何寫批判文章，如何運用“顯微鏡和望遠鏡”去逐字逐句地、吹毛求疵地查找別人作品或言論中的“問題”，再加以穿鑿附會的引申和上綱上線，最后給作品和作者判處死刑。學生批判文章中常用的慣用語、套話，大多源自報刊上的那些有背景或來頭的重頭批判文章，這些慣用語和套話成為以后文革運動中的大字報上的常用語。一部又一部原來受到師生們歡迎的文藝作品都被判定為大毒草的事實，也使學生們體會到了什么叫“階級斗爭的復雜性”，逐步養成了他們以懷疑、審視的眼光去看待人和事的思維習慣。“濫用階級斗爭理論”所特有的思維方式滲透到了大多數學生的思想和行為中。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á海瑞罷官ñ》一文。人們后來才知道，這是一篇大有來頭的文章，是毛澤東親自布置的，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訊號。1966年4月，全國報刊又開始大批鄧拓的雜文集《燕山夜話》和鄧拓、吳晗、廖沫沙合寫的《三家村扎記》，來勢很猛，鄧、吳、廖三人迅速成為全國皆知的“三家村黑幫”，其中，鄧拓和吳晗不僅是著名學者，也是政界要人，鄧拓當時是北京市委書記，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與此同時，以彭真為首的原“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被撤銷，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被改組（當時的一般群眾尚不知道《五·一六通知》）。

1966年的上半年，全國各高等、中等學校都接到上級指示：組織學生批判《海瑞罷官》（后來又加上了批判《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扎記》）。當時各學校處于緊張的復習迎考時期，尤其是各中學的高、初中畢業班，更處于升學考試的強大壓力下，因此，多數校長內心深處都不情愿讓學生犧牲寶貴的復習時間去搞批判，但上級又強調這是嚴肅的政治任務，校長們不得不敷衍一番，他們往往有意無意地限定參加批判活動的學生的人數和時間，希望走走過埸，擺擺樣子；更有些腦袋瓜“聰明”的校領導，試圖將“批判”與“學術討論”結合起來，例如，在批《海瑞罷官》時組織教師和學生討論“如何看待封建時代的清官?”等問題，這樣做，既能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又能增進學生的歷史知識和其他方面的知識，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一舉兩得。他們當時并不知道這埸“批判”的嚴重政治背景；他們更不知道，他們那些頗為沾沾自喜的“小聰明”，以后將成為他們在運動初期壓制、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罪狀（后來在批彭真等搞的《二月提綱》時，也提到彭真等人企圖將批《海瑞罷官》引向“學術化討論”的罪行）。

但是，校領導們限制學生參加運動或將運動引向學術討論方向的企圖落空了，一些學生不顧校領導的軟硬兼施的勸說和制止，在校園內貼出了“大字報”。“大字報”這種形式最早出現于五十年代的“整風”和“反右”時期，文革時最早貼出“大字報”的學生是誰？他們怎么想起來貼“大字報”的？這個問題目前無從考證了。可以肯定的是，大字報這種當時對絕大多數學生來說還頗為新鮮的玩藝兒一旦出現在校園，立刻受到群起仿效，很短的時間內，所有學校校園里的大字報都有鋪天蓋地之勢。對此失控局面手足無措的校長們紛紛向上級教育局領導、向各地方省、市委領導緊急請示，但得到的答復大多是對學生們的積極性“不可壓制”，要盡可能地“引導”運動走向有序化的方向，同時，也要求“內外有別”、“大字報不得上街”、“注意保密”，等等，其目的是企圖防止各學校校園里燒起來的這把火引向社會，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這些后來都成為校長們、教育局領導們、省市領導們的“罪狀”）。

大字報最初的內容仍然是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黑幫”或者某些已被報刊上點名的“黑幫份子”，可是很快地學生們就不滿足了，因為批來批去就是哪幾個誰也沒見過的黑幫份子，以及那一出戲和兩本書，肯定會感到厭倦的。于是，不知有誰帶頭，開始“聯系實際”，運用在此前各種批判活動中學到的思想武器，揭批起本學校的“資產階級白專路線”來了，把矛頭開始指向了學校領導乃至部分教師。

二、一埸全國性的打倒校長運動

文革初，已經有內部消息傳出，說是毛澤東認為，我國建國后十七年來的教育領域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后來毛澤東的這段話被正式公開：“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既然毛主席都認為教育領域的問題很嚴重，學生們揭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本學校的表現，自然也是理直氣壯的了。開始的時候大字報的語氣還是比較溫和的，大多數于給校領導或老師們“提意見”性質，但很快地，隨著問題越揭越多，問題的性質越來越“嚴重”，大字報的語氣也就越來越嚴厲，給校領導和部分老師扣的帽子也就越來越升級了。

這段時期在學生（也包括部分青年教師）大字報上揭出的各學校存在的問題，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在貫徹黨的“階級路線”方面存在的問題。

例如，一些重點學校的校領導在招生工作中只重考試分數而不重階級成分，把若干升學考試中成績優秀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優先招進了學校，自然，相應地就把那些成績較差的工農子女關在了學校大門外。又例如，大凡當老師的都有個臭毛病，喜歡學習成績好、舉止文明的學生，而不喜歡那些學習成績差、上課調皮搗蛋、三天兩頭缺課逃學的學生，所以，在選拔學生會干部或班干部、評三好學生等方面，總是有意無意地偏向前一類學生而排斥后一類學生，還有的老師或校領導公開號召大家向前一類學生學習，而對后一類學生往往經常給予訓斥、歧視，個別老師甚至有體罰后一類學生的行為。直到這類事情在文革中被上了大字報，很多老師和校領導才大吃一驚地知道或注意到，原來他們一貫喜歡的那些學生有很多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而他們不喜歡的甚至懲罰過的那些學生，原來有很多是工農家庭出身的。這就被上綱上線到了“階級感情”的高度，這些校領導和老師們愛什么人？恨什么人？他們要為哪個階級培養接班人？他們希望哪個階級的子女學好文化知識以便將來騎在哪個階級子女的頭上？等等。

2．在引導學生走“又紅又專”道路還是走“白專道路”方面的問題

例如，大字報揭出大量校領導和老師的言行，證明這些人在教學中只強調學習好而不努力突出政治，樹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白專典型”為學生們學習的榜樣，在課堂上公開宣揚“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白專思想，以文化學習沖擊政治活動，等等。這類問題也被提升到了企圖讓學生從共產主義接班人變成修正主義接班人的高度。

3．在課堂上宣揚“封、資、修”毒素方面的問題

由于當時學校的中年以上教師基本上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舊知識份子，在講課時或平時與學生和青年教師的接觸中說話不注意，難免說出一些帶有封建思想色彩或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色彩的言論，這些言論都被大字報揭發了出來。由于個別教師平時說話特別不注意，此類言論特別多，學生們還將大字報所揭露的個別教師的此類言論搜集匯總起來，編輯成“×××反動言論集”，加以公布。也有的教師，如語文課教師或歷史課教師，在講課中稱頌了中國古代的某些帝王將相，也被上了大字報，大字報作者曰：皇帝是什么人？皇帝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最大頭子！

4．破壞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問題

即在文革開始批判《海瑞罷官》和《燕山夜話》、《三家村扎記》時，有意限制學生參加批判活動，或有意將嚴肅的政治斗爭引向“學術化討論”的方向。關于某些黨的高級領導人企圖將政治批判學術化的問題，當時報紙上已經公開批判了。

5．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的遺留問題

大字報揭發，某些教師五七年積極參加“神仙會”，發表攻擊黨的右派言論，但后來，在校領導的多方保護下，才僥幸未被戴上右派帽子。于是，這些被揭發的教師被稱為“漏網右派”，而相關校領導也被加上了“包庇右派”的罪責。

6．教師和校領導的“個人歷史問題”

文革開始的1966年距1949年全國解放不到17年，因此，除了當時20幾歲的青年教師外，35歲以上的教師都屬于從舊社會過來的舊知識份子，40歲以上的教師還經歷過日本人占領時的年代乃至更早的年代。在那些社會激烈動蕩的年代，一方面，一個人要想讀書讀到大學畢業，其家庭經濟條件必然比較富裕，一般的勞動者家庭是不可能供得起一個大學生的；另一方面，由于時局混亂，變幻不定，影響到這些舊知識份子的個人經歷也大多數相當復雜，一些人為了謀生而從事過不少職業，遷居過不少地方，而這些復雜經歷給他們留下了各種各樣的“個人歷史問題”。例如，有的人在上學期間參加過“童子軍”或“三青團”；有的人當過國民黨政府的公務員，并且在當公務員期間為了保住飯碗而集體加入過國民黨；有的人在解放前參加過進步學生運動，還加入過共產黨的地下黨或外圍組織，但由于逃難、遷居、家人勸說（當時參加地下黨活動是要殺頭坐牢的）、黨組織被破壞等原因而主動或被動地脫離了組織，主動或被動地停止了參加地下黨活動；有的人在解放前當過報刊編輯或記者，而在文革中被學生查出其在解放前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中有歌頌“蔣委員長”的語句，或“值此勘亂建國時期”、“共匪”之類字樣，等等。

至于文革開始時的各學校的校領導中，有許多在解放前是地下黨成員。但由于解放前國統區斗爭環境險惡，不少城市的地下黨被多次破壞又多次重建，而地下黨成員又通常處于秘密的單線聯系的狀況，這就給不少地下黨成員的歷史上留下了一些說不清、道不白、無人可以作證的“問題”或“疑點”。由于當時的地下黨經常有重要人員被捕犧牲，經常有人叛變，黨組織的重要資料經常被遺失或銷毀，組織內部人員關系也比較混亂，例如，文革時某重點學校的一位很有名的校長，他自填的履歷表上寫著他是1949年人黨的，還填寫了他的入黨介紹人的名字，但經學生一調查，他的那位介紹人卻是1951年入黨的，原來解放軍入城后那位校長到黨組織進行黨員登記時，那位介紹他參加地下黨活動的人自己還只是一個地下黨外圍組織的成員。諸如此類的事情不少。

因此，當這類問題一個接一個地被大字報揭露出來時，相關的教師便一個接一個地被扣上了“歷史反革命”、“脫黨份子”或“逃兵”、“反動文人”、“叛徒嫌疑”、“假黨員”等帽子。而當這類被揭發出來的所謂“隱藏在教師隊伍里的階級敵人”越來越多時，人們就越來越感到觸目驚心。于是，有人就在大字報上寫下了這樣的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也有人畫出了本校的“百鬼圖”。至于教師隊伍中何以有這么多的“階級敵人”，原因被歸結為是學校領導“長期招降納叛”的結果，如果學校領導者本人也有歷史的或現實的“問題”，那就結論呼之欲出：該校領導是個混進黨內的階級敵人，長期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企圖在學校實行資產階級統治。

上面所說的那些所謂“問題”，在文革前的各大、中學校里是普遍存在的，幾乎沒有那個學校在這些“問題”上是干凈的、無懈可擊的，因此，當批判的矛頭指向揭批本校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當每個學校的幾百名、幾千名學生和部分教師被動員起來，人人都搜索枯腸地、絞盡腦汁地來回憶、調查和揭發學校領導和部分教師的上述問題時，每個學校領導的“罪行”都幾乎會罄竹難書，沒有一個學校的領導人是可以全身而退的。運動發展到這一步，幾乎每個學校都發出了打倒校領導的呼聲，演變成了一埸全國性的打倒校長運動。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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