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運動始末

序

    一、紅衛兵之謎

我國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震驚世界的紅衛兵運動，究竟真相如何？對絕大多數世人來說，目前依然是個謎。關于紅衛兵運動的描述，目前國內外已經有了不少著作或文章，但是，我認為，這些著作和文章多數與事實真相有一定的差距，相互矛盾和撲朔迷離之處頗多。

中國古時候有個寓言叫《瞎子摸象》，說的是有四個瞎子去摸一頭大象，其中一個瞎子剛好摸到了大象的腿，于是說，大象象一根柱子；另一個瞎子剛好摸到了大象的尾巴，于是說，大象象一根繩子；還有一個瞎子摸到了大象的耳朵，于是說，大象象一把扇子；最后一個瞎子摸到了大象的牙齒，于是說，大象象一根大蘿卜。目前國內外有關紅衛兵運動的文字性論述多數與“瞎子摸象”的情況差不多。

例如，現存的關于紅衛兵的回憶文字中，數量最多的是部分知識份子回憶其在文革中如何遭受迫害的文章，在這部分人的記憶中，留存得最多、最刻骨銘心的是這么一種紅衛兵形象：臂戴紅袖章，手持皮帶或各種打人工具，每天兇神惡煞地對他們進行訓斥、辱罵乃至毆打；實際上，這部分知識份子中的很多人當時在“牛棚”中受苦，對“牛棚”以外的社會上發生了些什么事情一無所知，因此，他們的記憶中只有也只有“暴徒式”紅衛兵這么一種形象。又例如，文革中的許多黨政干部被“造”了“反”，他們也記得許多來造他們反的人胳膊上都戴著紅袖章，于是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紅衛兵＝造反派，因為他們當時都處在被批斗、被隔離的境地，所以，他們并不知道，紅衛兵是分不同派別的，除了造反派紅衛兵以外，還有“保守派”紅衛兵，而且，在紅衛兵運動初起時，即1966年8、9、10三個月，“保守派”紅衛兵占了絕對優勢，當那些造反學生（最初并未形成紅衛兵組織）沖擊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方省委、市委時，保守派紅衛兵們曾打著“誓死保衛××省委！”（或“××市委”）、“不許狗崽子翻天！”等大標語，為捍衛各級黨政組織而戰。也許有的人在文革中是一個普通的城市市民，他可能親眼看到過紅衛兵在城市里破四舊、抄家、給人戴高帽子游街，或者親眼看到過紅衛兵在街頭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表演文藝節目、張貼大標語，等等，但是，他可能并不知道紅衛兵從何而來，又從何而去，在1966年8月份的全國各大城市里，在很多市民眼中，紅衛兵仿佛是一夜之間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天將。所以，即使是文革的親歷者，也未必對紅衛兵運動有真實的、全面的了解。

目前更多的是并未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們，他們或者是從上述形形色色關于紅衛兵的回憶文字中認識紅衛兵，或者是從文革時留下來的照片或影視資料中認識紅衛兵，而在這些照片或影視資料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是毛澤東八次檢閱紅衛兵時，成百萬的紅衛兵手舉紅寶書狂熱歡呼的埸面，于是，很多人據此認為，紅衛兵是一群具有極度宗教式狂熱的青少年，而這種極度宗教式狂熱，恰恰可以表明這些青少年愚昧無知，易受某些人的操縱和利用。

以上這些關于紅衛兵形象的描述是真實的嗎？從具體某個局部來看，都是真實的，這就好比前面故事里講的四個瞎子，每人摸到的大象的局部以及由此產生的感覺都是真實的，但是，從總體上來說，就是大謬不然了，如果我們說：“大象象一根柱子”、“大象象一把蒲扇”，那肯定是非常荒謬的。現存的很多關于紅衛兵運動的論著和文章，往往就是根據作者所得到的某些不全面的資料或所謂親歷者的記述，再加上作者自己的主觀推斷，然后在此基礎上，作出各種似是而非的結論。

現存的絕大多數有關紅衛兵的記述文字還有一個缺陷，就是缺乏對紅衛兵的行為基礎和行為邏輯的分析。很多文章著力強調紅衛兵的“暴虐”，也有很多文章強調紅衛兵的“狂熱”，但是，這種“暴虐”和“狂熱”究竟從何而來？紅衛兵的種種行為究竟是在何種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的支配下產生的。看了這些文字資料，只能給人這樣一種印象：紅衛兵的行為是無法理解的，只能用“瘋子”這個詞語來概括和說明。難怪目前很多年齡較輕的人看了有關文革紅衛兵的記述文字后會感慨地說一聲：“看不懂”或“不可理解”。似乎在四十多年前的某一段時期，我們國家整整的一代青少年全體都發了瘋。實際上，作出相關記述的作者自己，也未必真正了解和理解紅衛兵運動。

二、新中國的同齡人

為了更易于了解支配紅衛兵在文革中的各種行為的思想基礎和行為邏輯，我先對文革開始時的一代青少年作個概要的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9年10月成立的，而文革開始于196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說，假如有一個孩子正好在1949年10月出生，那末，在文革開始時他（她）的年齡是17周歲不到一點，按照我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小學入學年齡普遍為7周歲來推算，這個年齡的孩子在文革開始時大概是上高中一年級或初中三年級。由此可知，文革開始時，我國的中學在校學生（即所謂的“老三屆”）都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出生的，他們都可以被稱為新中國的同齡人。至于當時的大專院校在校生，可能要早出生幾年，但到他們開始懂事時，也已經生活在新中國了。

在這些新中國的同齡人中，名字叫“建國”、“建華”、“建中”、“成華”、“立華”的特別多，也有不少人的名字叫“抗美”“援朝”、“衛國”，等等；還有一些人的名字叫“南下”、“進滬”、“臨杭”之類，能夠想見，這些人的父母很可能是當年革命軍隊里的將領或隨軍干部，在解放大軍南下或者占領上海、杭州等地時剛好生下了他（她）們。這些名字往往表明他（她）們的父母一輩對他（她）們以及對新中國的未來寄托著無限的希望。

那末，這一代與新中國同時成長起來的青少年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受到的是什么樣的教育呢？了解這一點，對于我們正確理解文革中這一代青少年的行為是有幫助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前半期，我國的在校學生，除了學習文化知識以外，還普遍受到三個方面的教育：

一是革命英雄主義教育。

與新中國同時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少年，幾乎都是聽著革命英雄故事長大的。全國剛解放不久，很多經歷過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抗美援朝時期的革命英雄都健在。那個時候，各學校的校領導往往可以很方便地約請到某一位英雄來校給學生們講其親身經歷過的戰斗故事，而且，在當時這種做法很時興，很多機關、團體、廠礦也經常邀請英雄人物去做報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全社會都洋溢著一種崇拜革命英雄的氣氛。當時出版的小說、詩歌，上演或上映的戲劇、電影，許多是歌頌革命英雄的，而且很多小說的作者都自己親身參加過革命戰爭，小說、電影中的英雄人物及其行為通常都是有現實中的真人真事為原型的。所以，對那個時代的很多青少年來說，英雄并不是遙不可及的，而是就在他們的身邊。有不少青少年學生渴望成為英雄，常感嘆自己出生太晚，沒能趕上革命戰爭年代，沒有了當英雄的機會。因此，當文革出現了可以讓這些青少年顯示其“英雄主義”的機會時，他們是不肯放過的。

二是共產主義人生觀的教育。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在黨的有關指示下，全國學校加強了對學生的共產主義人生觀教育。當時的共青團中央多次在全國青少年學生中發起關于共產主義人生觀的大討論，討論的主要題目是：人活著是為了什么？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什么樣的青春值得歌頌？等等。由于原來的《少年先鋒隊隊歌》作曲者馬思聰出了問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這首歌已經非正式地成為少先隊隊歌。作為共產主義人生觀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黨中央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學雷鋒”運動。雷鋒是解放軍中的一名普通的因工傷而死亡的戰士，與那些在革命戰爭年代在血與火中走過來的英雄人物相比，他并無什么驚人的事跡。當時之所以要把雷鋒放到一個超越以往所有英雄的位置上去宣傳，在全國開展規模如此之大、持續時間如此之長的“學雷鋒”運動，其目的就是要突出“毫不利已、專門利人”、“把一切獻給黨和人民”的雷鋒精神，即共產主義精神。因為在1958年中國進行的那次失敗的共產主義試驗中，毛澤東已經意識到，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可能是阻礙建立共產主義制度的最大障礙。因此，即使在文革中，毛澤東仍然將“斗私”放在“批修”的前面，要求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在自己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經常狠斗“私”字一閃念。

三是階級斗爭教育。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毛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口號，黨中央在全黨和全民中開展了深入持久的“階級教育”活動，而當時的青少年在校學生是這埸“階級教育”的重點。當時的全國各城市都舉辦了階級斗爭教育展覽會，每個學校都必須組織學生觀看這類展覽會。各學校經常組織召開“憶苦會”，邀請舊社會受過苦的老工人、貧下中農給學生講他們在舊社會受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之苦。六十年代上半期涌現了大批以階級斗爭為主題的小說、詩歌、戲劇、電影，其中，著名的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奪印》、《槐樹莊》等，不僅編成話劇、搬上銀幕，還被眾多地方戲劇所移植。名列八個樣板戲之一的京劇《海港》（移植于淮劇《海港的早晨》），也是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斗爭為主題的。當時我國拍攝的電影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種類是“反特影片”，代表作如《羊城暗哨》、《古剎鐘聲》、《秘密圖紙》等。在那個年代，小說、戲劇、電影等文藝作品對青少年思想、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影響，要比現在大得多，而所有描寫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階級斗爭主題的文藝作品中出現的階級敵人形象，都有共同特點：他們隱藏在善良人們的身邊，表面看起來道貌岸然或慈眉善目，平時用一些剝削階級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觀念來拉攏腐蝕干部或青年人，企圖以這種方式來達到他們的各種反革命目的。當時某地農村有一位名叫張高謙的少年，是個貧農的兒子，被本地一個蓄意進行階級報復的地主殺害了，于是，張高謙的事跡被廣為報導，絕大多數中學都組織學習張高謙與地主斗爭的事跡，張高謙的事跡還被編成話劇和不少地方戲劇上演。當時的所有媒體都在不斷地告誡青少年們：階級敵人就隱藏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邊，我們必須警鐘長鳴，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的我國一代青少年，是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三、“濫用階級斗爭理論”是文革悲劇的根源

文化大革命是一埸歷史悲劇，而造成這埸悲劇的罪魁禍首并不是某一個個人，而是當時我國執政黨在思想理論上進入了一個嚴重誤區，這個誤區就是“濫用階級斗爭理論”以及由此而來的對當時我國階級斗爭形勢估計的嚴重夸大。文革也是一埸失敗的革命，因為這埸革命的結果與其發動者的初衷大相徑庭，而文革之所以失敗，其最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濫用階級斗爭理論”在當時的全黨和黨的領導人的指導思想中，占據了主導地位。

1．文革開始前我國是否存在階級斗爭

文革前我國社會是否存在階級斗爭？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首先，當時在鞏固新政權與企圖復僻舊政權的兩大勢力之間，仍存在著激烈的較量。國民黨政府在撤往臺灣時，將大批軍、警、憲、特人員轉入地下，這些人在新中國成立后，為配合國民黨反攻大陸的企圖，不斷地進行破壞、暗殺、竊取情報乃至發動武裝暴亂等活動，經過十幾年的較量，到六十年上半期，盡管絕大部分國民黨特務組織已經被破獲，但并不意味著所有殘留的敵特份子已經全部肅清。國民黨政府撤到臺灣后，時時不忘反攻大陸，僅六十年代初趁大陸三年嚴難經濟困難時期，臺灣派往大陸的經美國人特殊訓練的武裝特務即多達47批。在國際上，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進行全面的軍事和經濟封鎖，美國的第七艦隊就在臺灣海峽巡弋，與中國處于準戰爭狀態。六十年代初，中蘇關系公開破裂，社會主義陣營的所謂兄弟國家絕大多數追隨蘇聯，中國不見容于美蘇兩大陣營，在國際上處于空前孤立地位，新政權的鞏固受到嚴重考驗。

其次，建國前后進行的全國農村土地改革，被劃為地主或富農成份的人多年乃至多代形成的大量家產一夜之間全部或絕大部分被沒收，分配給貧苦農民，本人及其家屬更被責令在群眾監督下強制勞動改造，這些人能不對新政權恨之入骨？在整個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全國各地農村中，地富份子報復殺人、投毒、破壞生產之類的事件屢屢發生，很多地方發現了地富份子暗藏的“變天賬”，詳細記載在土改時被貧苦農民分去的田地、房產和其他財產，以備有朝一日國民黨政府“光復”大陸時作為反攻倒算的憑據。建國后，雖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采取了“公私合營”的和平方式，大部分資本家雖然是自己敲鑼打鼓地把企業獻出來的，但他們在內心里真的都是那么心甘情愿？

再次，雖然當時建國時間不長，但干部隊伍里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已經開始抬頭，引起毛澤東的嚴重警覺。毛澤東也敏銳地認識到，一些共產黨人在登上領導崗位后，有可能不再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而是會設法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和某個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從而導致政權性質的改變。尤其是中蘇分歧公開化以后，毛澤東從蘇聯的事例上更加堅定了這一觀點。

2．“濫用階級斗爭理論”的表現形式

文革前我國社會仍存在嚴重的階級斗爭，這是一回事；但濫用階級斗爭理論，則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是一種完全錯誤并可能產生嚴重不良社會后果的思維方式。濫用階級斗爭理論，并非文革特有的現象，甚至并非中國特有的現象，如前蘇聯的斯大林時代發生的對黨內進行的大規模清洗等，也是濫用階級斗爭理論的表現。在中國共產黨內，在紅軍時期、在抗日戰爭時期，都曾發生過對黨內或革命隊伍內的清洗運動；建國后，這類運動發生得更頻繁、規模更大，如五十年代的反胡風反革命集團斗爭、57年的反右斗爭、反彭德懷集團的右傾機會主義斗爭、六十年代前期的社教運動等，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則把濫用階級斗爭理論推到了極致。

濫用階級斗爭理論的表現形式如下：

（1）懷疑自己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是“階級敵人”。毛澤東就曾懷疑自己的身邊睡著中國的赫魯曉夫。文革初期，“懷疑一切”的思潮非常流行，當時有一位位居要職的中共高級領導人在接見造反群眾代表時稱，除了毛主席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懷疑和炮轟（這位領導人后來自己在文革中被整死了）。在文革前期，絕大多數有點實權的單位領導人被懷疑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絕大多數稍有點名氣的知識份子或工程技術人員被懷疑為“反動學術權威”，絕大多數文藝界人士被懷疑為宣揚封、資、修思想毒素的“黑幫份子”，絕大多數學校的中年以上的教師被懷疑為“牛鬼蛇神”，只是到了文革中后期，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經過嚴格的審查后，才陸續得到“解放”，而另一些人則在整個文革期間始終沒有“解放”。此外，文革初，絕大多數文藝作品被懷疑為“大毒草”，除了八個樣板戲以外，幾乎所有的文革前的戲劇、電影、小說、詩歌等都被禁止了，直到文革中后期，才陸續有一些文藝作品，如浩然的《艷陽天》等被允許出版，而一些文革前拍的經審查認為是比較好的電影、現代劇，如電影《青松嶺》、京劇《六號門》等，則是經過重拍或改編后，才被批準上映、上演。

（2）隨意給個人貼“階級”標簽，即試圖確定每一個人的階級屬性，凡被確認為屬于敵對階級的人，即被視為“階級敵人”。而在這樣做的時候，標準極其混亂，態度極其草率。確認一個人是否有罪，是否屬于新政權的敵人，不是從主觀上的是否故意、行為上的是否證據確鑿、后果上的是否對社會、國家和他人造成嚴重危害等方面作全面的考查，而是僅僅根據他（她）的少量言論、行為和所謂歷史問題，進行捕風捉影、穿鑿附會、擴展引申的所謂分析，通過無限上綱的方式加以罪名。尤其是建國后以言論定罪的做法的盛行，造成了無數的冤、假、錯案，其結果是將大量朋友和自己人，即新政權的順從者、擁護者，乃至新政權的功臣，都錯劃成了新政權的“敵人”。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將判定一個人是否右派的權力交給了各單位的基層黨組織，因此，一個基層黨組織的負責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很輕易地給一個向其提過意見的人戴上右派帽子；而在文革中，更將判定一個人是否階級敵人的權力交給了“群眾”，致使各種有機會操縱利用群眾組織的人執掌了隨意入人于罪的權力，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后果。

（3）一旦將一個人判定為“階級敵人”，即剝奪了他（她）的一切基本的公民權利甚至最起碼的人身權利。“階級敵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對這些“階級敵人”進行任意地毆打、辱罵以及其他侵害行為而不必為之承擔法律責任，相反，同情“階級敵人”不幸遭遇者，倒是有可能被扣上“階級立埸不穩”的帽子，受到與“階級敵人”相同的待遇。由此而造成了文革運動中數度出現的較普遍的并且很嚴重的對所謂“階級敵人”的人身虐待和人身污辱行為，其中有的人被直接虐殺，有的人因忍受不了虐待和污辱而自殺。實際上，即使是真正的新政權的敵人，只要他（她）已經不再存在對社會、國家和他人的實際危險，也應該給予起碼的人道待遇，但在文革中，在“理解群眾階級感情”的名義下，縱容了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進行的極不人道的虐待和污辱。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在這兒所說的“濫用階級斗爭理論”，并不是主張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其實，階級斗爭理論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曾經起過非常重大的正面作用，而且，在對一個社會的各種利益群體斗爭的宏觀分析中也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理論工具，但“濫用階級斗爭理論”就不同了，它是一種把階級斗爭理論簡單化、庸俗化的錯誤思想表現。

3．毛澤東應對“濫用階級斗爭理論”承擔首要責任

文革開始前，“濫用階級斗爭理論”實際上已經在中共黨內和黨外的相當一部分靠近黨的群眾中（尤其是與新中國一起成長起來的青少年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對于這一點，作為當時的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應負首要責任。一方面，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初開始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他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還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還存在資本主義復僻的危險性，強調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后來還被確定為黨的基本路線。不管毛澤東當時的這些論述出于什么樣的動機或出發點，也不管毛澤東的這些論述中存在多少合理的和正確的成份，但實際上對全黨進入“濫用階級斗爭理論”思想誤區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推進作用。

4．劉少奇與毛澤東在“濫用階級斗爭理論”問題上的分歧

在“濫用階級斗爭理論”問題上，劉少奇與毛澤東確有分歧，但分歧是否在于劉少奇反對“濫用階級斗爭理論”呢？答曰：否。實際上，劉少奇是一位“濫用階級斗爭理論”的積極份子，在很多情況下，劉少奇往往表現得比毛澤東更激進。例如，在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劉少奇主持制訂的《后十條》與毛澤東主持制訂的《前十條》相比，在對我國農村的階級斗爭形勢的基本估計上，后者要比前者更夸大得多。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親自帶隊到河北撫寧縣盧王宕開展“四清運動”，并總結出“桃園經驗”，經當時的中共中央批準，在全國推廣，該經驗的主要內容是：先搞扎根串連，訪貧問苦，從小到大逐步組織階級隊伍；然后開展背靠背的揭發斗爭，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統地進行階級教育，開展對敵斗爭；最后進行組織建設，等等，我們不難從中看出，桃園經驗實際上是把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村當成了敵占區來對待了，從工作隊一進村，就將農村基層干部當成了假想敵。在文革初期，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向全國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在學生和青年教師中抓右派，也整了不少學生和青年教師，只是因為工作組在學校的時間短，才沒有造成更嚴重的后果。總之，在將無辜者整成“階級敵人”，或者對“階級敵人”進行殘酷斗爭時，劉少奇并不手軟。

那末，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分歧在哪里呢？分歧在于，毛澤東主張將階級斗爭的矛頭主要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他認為，資本主義復僻的危險主要來自黨的高層領導者中的“走資派”，而劉少奇則主張將斗爭的矛頭主要指向社會下層的“階級敵人”，包括“地、富、反、壞、右”、已經被中央定性的“黑幫份子”、農村的“四不清”干部、學校教師中的“牛鬼蛇神”、“右派學生”等。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這一分歧其實在1964年底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上已經出現，而在文革初期至劉失去權力前，這一分歧變得嚴重了。毛澤東的大字報中指責劉少奇制造“白色恐怖”，就是反對劉少奇的矛頭向下。1966年紅衛兵運動中的兩派對抗，以及兩派紅衛兵對“造反”的不同理解，分歧就在于，將造反的主要矛頭始終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是指向社會下層的各種“牛鬼蛇神”，紅衛兵運動中的這一分歧，與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在“濫用階級斗爭理論”上的分歧是密切相關的。

5．整人者常被整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句話用在濫用階級斗爭理論盛行時代，特別確切。也就是說，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想打倒他（她），就總能從他（她）的歷史和現實言行中找出一些“罪狀”來的。即使是美人兒的“冰肌玉膚”，如果拿顯微鏡去仔細照，也能發現沾著細菌和污物；即使是詩人眼中清泠皎潔的月亮，如果拿高倍望遠鏡去照，也能發現坑坑洼洼的陰影。文革期間有關中央報刊就曾公開提倡用“毛澤東思想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去分析和發現階級敵人的蛛絲馬跡。一個人一輩子說過無數的話，做過無數的事，哪能連一點點灰塵都找不出來？所以，一旦被盯上，很少有人能幸免。

這就又引出了濫用階級斗爭理論盛行時的另一個現象，就是整人者常被整。因為當一些人在整另一些人時，這些整人的人本身并不干凈，也不可能干凈，所以，一旦情況有變，別人整起他（她）們來也毫不費力。五七年反右運動時一些基層黨組織的負責人專給別人戴右派帽子，但在文革中，他們又成了挨批斗的走資派；1966年的“紅八月”中一些高干子女紅衛兵兇殘地毆打所謂的“牛鬼蛇神”，而在不久以后，他（她）們的父母成了走資派，他（她）們中的一些人也因對抗中央文革而被抓入獄；一些在運動前期曾積極造反的“老造反派”，在新革命委員會成立后因“反三紅”的罪名遭到鎮壓；文革時顯赫一時的中央文革，其成員大部分在文革過程中的各次事件中就垮了臺，被判了政治死刑，僥幸留下的少數幾個，在1976年被作為“四人幫”一灼燴了。如果我們能夠把相關的原始文件和資料都找出來對比一下，就會發現，在他（她）們整別人時和別人整他（她）們時，所使用的手法非常相似，甚至他（她）們批判別人時和別人批判他（她）們時所使用的思維邏輯，乃至所使用的詞語也非常相似，諸如主觀臆斷、捕風捉影、斷章取義、無限上綱之類也都成為常用的手法。

所以，我贊成對文革作科學的研究，在闡明事實真相的前提下，作實事求是的不帶任何偏見的思考，以吸取文革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給我們留下的教訓和經驗。我發現，至少有一些在文革中挨整的人，他（她）們自己在文革中或者文革前（如五七年反右時）也曾經整過別人，正因為如此，在敘述文革經歷時，他（她）們總是說一半留一半，不敢把事實真相全部說出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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