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大躍進，大躍進中的毛澤東

作者：春天的驚雷

簡短的前言

　　隨著歷史的逝去，歲月的流水沖去了當年當事者的情感、是非之糾葛埃塵，會使后來者對歷史的視察變得清晰起來。從這一點上說，今人對毛澤東當年發動的大躍進和大躍進中的毛澤東，已有可能“洞若觀火”了。

　　首先要說：全文較長，其實可分多次連續發出。本文屬舊文重發（去年5月曾連載過10次），似不應再遇障阻。文中，比較敏感人事的名、詞，均已作了“技術性”處理。

　　其次要說：這是我過去的一組共十篇文章的合成篇。這一組文章盡用張××、吳冷西的著作和《毛澤東傳》的材料（這些材料的原本，我在上世紀７０年代末曾接觸過，——但當時不準記錄。根據我的記憶，張、吳的材料是真實的）寫成。所以，本文的澄清歷史事實的作用，都應歸功于張、吳等人，我不過是代為宣傳而已。本來，是不準備再發此文的，怎奈，這幾天又有多人寫這段歷史，有的有較大出入，故于匆忙中，將過去的十篇文章作了大的調整和修改，然后合十為一，發到網上。這里，我還得鄭重提議，想搞清這段史實者，不妨去親讀張××的《還清白于毛澤東》、吳冷西的《回憶毛主席》和官方大作《毛澤東傳》；更應該趁參與這段歷史的人，特別是廣大群眾，其中好多人還健在，多搞些社會調查。
本文寫述了以下十個大問題：

　　一   大躍進伊始，毛澤東即意識到會有“差失”而布置調查
　　二   毛澤東聽取匯報，產生新認識 
　　三   毛澤東確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進 
　　四   毛澤東批評“窮過渡”說：即使我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五   毛澤東針對當時畝產可達10萬斤的浮夸，搖頭撇嘴說: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
　　六   毛澤東要求“凡鼓吹高指標，鼓吹浮夸風的一律不登報” 
　　七   毛澤東要求“浮夸性”宣傳要轉變：“如果不轉,《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 
　　八   1958～59年毛澤東屢次三番地召開糾"左"會議，他尖銳指出：“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  
　　九   不幸為毛澤東言中——1959年，確有人因搞“浮夸”而得“實禍”
　　十   當年的廬山會議，本意仍是反左的，后來突然變成反右，其中“謎底”，今已現端倪
 
　　這是一個事實：毛澤東是大躍進的發動者，并且，為了發動真正的大躍進，之前，他還曾反過“反冒進”。 

　　但是，毛澤東的這一切，都是實來求是的。更因毛澤東是個辯證大家，又是一個無私的為國為民的執一奮斗者，他的幾乎是前無古人的“始終同人民大眾混在一起的”革命經歷，使他得到了無窮智慧。他邃慮懷遠、高瞻深矚，早在建國前夕，就預測到自己隊伍中會有李自成，會有意志薄弱者，會有中途“扭傷腳者”，于是，他早就吹風“不當李自成”，講“兩個務必”……建國后，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他也是洞察到“其中‘劫數’”而希圖通過勇敢的“歷劫”開創社會主義道路的。他提倡煥發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力，提倡躍進，但因他也素知當時國人心態中的某些不公、不純和不正，──又時刻警惕某些人“走極端”,搞假“躍進”真“冒進”。有一個鐵證，即北戴河會議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但北戴河會議后不久，毛澤東便意識到有些人的浮夸、冒進，立即要求全黨進行實際的調查研究。 

　　某些人有這樣的一個怪邏輯：說到大躍進，他們認為這是浮夸、冒進；而說到自己的浮夸、冒進，他們又說，這是毛澤東逼出來的。其中荒唐，──遠離歷史糾紛，早已站到歷史糾紛之外的今人，是不難辨識的。 

一、大躍進伊始，毛澤東即意識到會有“差失”而布置調查 

　　1958年10月,他派吳冷西、田家英,去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調查,以便有效的糾正一些人的"左"傾錯誤,使人民公社運動納入健康發展的軌道。 

出發前，毛澤東作了如下的講話，──以下是吳冷西的回憶(吳冷西:《憶毛主席》)： 

　　……我們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在于：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并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干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說,因此，公社化過程中的具體做法,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你們這次下去調查，要帶兩本書,一本是中國人民大學編輯的《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本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發前要把這兩本小冊子通讀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學編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這么辦。
 
　　毛澤東鄭重地告訴我們,他的意思不是要我們搞本本主義,按圖索驥,對號入座,也不是要我們照本本宣傳,而是想使我們對馬恩列斯關于共產主義說過什么，有個大致的了解,下去調查，面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能道聽途說,人云亦云。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一一實事求是,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 

　　毛主席還交代：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時，就不要干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同級干部如此,上級干部更加如此),找群眾談話時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干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了解各種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選一兩個女同志,那樣，同農村婦女談話比較方便。他盼咐我們下去不要張揚。
 
　　根據毛主席的囑咐，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車離京南下,第二天抵新鄉下車。我們同新鄉地委商定,當天下鄉。田家英一組留在新鄉去七里營公社調查,我帶一組去修武縣。四天為期,然后調換,我回七里營公社,田家英去修武縣。 

　　關于修武調查： 
　　我和記者們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縣,我們先請縣委一位副書記介紹全縣辦成一個大公社(13萬人)的一般情況,然后分別同城關大隊(原為公社)大隊長、五源鄉(大隊)的支部書記、艾曲鄉(大隊)艾曲村的生產大隊長談了話。還召開了群眾和下放干部座談會,最后才請縣委書記單獨談他們對一縣一社的看法。在修武縣調查的四天中,我們還利用晚飯和中午歇晌的時間串家走戶,同個別群眾接觸。 

　　從調查中了解到,這個一縣一社是由原來245個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縣統一收支,生產資料全歸公有,由公社(縣)統一調撥,生活資料的日常消費由公社供給,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干部都說,他們實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實行低水平的供給制,辦了公共食堂,敞開肚皮吃飯。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接觸的干部和群眾生產情緒很高。當時，正巧碰上他們全縣總動員大煉鋼鐵,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礦石,不叫苦,不叫累,興高采烈,十分感人。因為辦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婦女都上山了。但從中也了解到,由于大辦鋼鐵,地里莊稼沒人收,只見低年級的小學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沒有摘下來,只有幼兒園的老師帶著一些小孩摘一點點,據財貿干部對我們說,本該收籽棉900萬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萬斤。敞開肚皮吃公共食堂當然大家高興,許多人都說,一生也沒有像這兩個月吃這樣飽的飯,但好幾位老人(有的原是貧農,有的原是中農)都在發愁,說:"這樣吃法長不了。 

　　最后我們同縣委書記談了一個晚上,他先說了一縣一社的優越性,也談了今后三年規劃,但提出了不少關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給制疑問和顧慮。 

　　11月1日，我們我同田家英進調查輪換，我從修武縣轉到新鄉，田家英則從新鄉轉到修武。 

　　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鄉縣委給我們簡要介紹時,著重說明他們為什么沒有像修武那樣搞一縣一社,只搞了一個"縣聯社"的招牌,似乎他們以為我們是贊成一縣一社的。新鄉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經濟比修武富裕,糧棉都高產,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第二天,我們去七里營公社,這是全國第一個掛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這個公社有5個大隊,79個生產隊,人口3萬,耕地9萬畝。年收入1218萬元,是新鄉最富的公社。這里給我們的印象最新的是,他們實行了供給制。據公社書記說。他們實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學、育、婚、樂,以至理發、洗澡、縫紉、電費,都由公社包了,這十六包的費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調查了七里營公社以后,我們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圍的兩個大隊(劉莊和陳莊)。其中劉莊大隊(即史來賀同志當支部書記)給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實在,說得也實在。史來賀同志,既講成績也講困難。他的大隊有800多人,1900畝土地,總收入31萬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為96元)。當時他正在發愁的是還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沒有人收。大部勞力上山煉鐵去了。 

　　興寧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開居住 在新鄉,我們還調查了一個公社一一興寧人民公社。這是一個4000戶、2萬人口的社,實行軍事化,全公社編成了15個營,50個連。尤其特別的是,實行房屋公有,搞集體住宿,社員男女老幼分開,按連、排編制集中居住。我們具體的調查了東郭大隊,這個大隊共有224戶,開始時有150戶男女老幼分開住,現在仍有60戶集中在8個地方,男女各住4處,實行禮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據大隊干部說，這是公社統一布置的,大多數人意見很大,只有少數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隊干部說,正考慮改變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時,就顧不得下來調查前規定的守則(不要隨便表示意見),忍不住指出這種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錯誤,共產主義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還想不通,說河南許多地方都這樣作,并說有位中央負責同志當時就說過,共產主義社會也要革家庭的命,這位中央負責同志不是別人,就是劉某某。 

　　劉某某不但在河南主張這樣做,而且還到江蘇去推廣。1958年9月19日-28日,他到江蘇視察時,在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五個條件時,同在河南講的一樣,他是這樣說的：“……第四,改善社會勞動組織。.例如,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轉變成規模較大的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農村勞動組織大進一步的改進,這種改進,大大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調配,大大有利于農村生產的發展。又例如,實行鄭州提出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壯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夠各自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劉某某認為，"男女老少換班",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實行"家庭革命"的一個舉措。(以上所引,見《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同志視察江蘇城鄉》)

二、毛澤東親自調查并聽取匯報，產生新認識 

　　吳冷西和田家英的河南調查，不久便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對大躍進的一系列問題已有了新的認識。以下，仍是吳冷西的回憶：
 
　　調查告一段落，我們即回鄭州向毛主席匯報,──在我們赴河南時，他本人也走出紅墻，親自開始調查，11月前后，便到了鄭州。 

　　關于"一縣一社"問題。11月6日,我們從新鄉到鄭州,當晚毛主席要我們向他匯報。我們按原來計劃，先扼要介紹情況，后由我著重匯報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
 
　　我說到：修武縣委書記雖說一縣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認為公社和國家的關系不同于國營工廠和國家的關系,公社的產品不能全部由國家調撥,國家也不能供給公社需要的所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實行同國營工廠一樣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兩個問題他擔心不易解決:一是遇到災年國家能否跟平年一樣撥給公社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二是遇到豐年國家能否全部收購公社的產品。我說,這位縣委書記既怕災年饑荒,又怕豐年谷賤傷農。我還說到修武縣委書記懷疑他們實行的低標準的供給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說這只能是很勉強的"溫飽"。 

　　毛主席詳細地問了縣里同國家的經濟關系,互相間進行哪些交換。我匯報說,修武縣同國家的經濟來往主要有兩種:→是納稅,主要是農業稅即公糧,工商稅不多;二是交換,主要向國家交售統購的糧、棉、油料等農副產品,和向國家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這兩種交換都是商品交換,現金結算的。
 
　　關于供給制。毛主席對供給制也很關心,在田家英匯報時,詳細詢問了七里營公社十六"包"的具體內容,并且提出,這樣低標準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談到,七里營公社的十六"包",是新鄉地區包得最多的,但標準仍然很低,"食"是吃飯不要竅,都吃公共食堂,據估計一年需42元(菜、肉未計)。"衣"一項是一年21尺布,二斤棉,兩雙布鞋(因婦女上山煉鐵、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醫藥費每人每年2元為限,產婦補助一斤紅糖,20個雞蛋,殯葬和結婚各補助10元,看戲不要錢,那年只看了一次戲,六次電影。田家英和我都認為，這只是平均主義,不能說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說是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 

　　聽完匯報，毛主席的認識有以下幾點： 
　　(一)一縣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會損害富社的積極性,還是要搞"按勞分配"。毛主席談到一縣一社時提出,一縣一社太大了。縣委管不了那么多具體事,而且全縣各地生產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按勞分配。凡是有利于發展生產的就干,一切不利于發展生產的就不干。供給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強管理,粗細糧搭配,干稀搭配,農忙農閑不同,要學會勤儉過日子,不能放開肚皮大吃大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采取"包"的辦法,量力而為。延安時期搞供給制,是屬于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是不得己而為之,不能作為分配方式的榜樣,所以全國解放后,就改行工資制了。 

　　（二）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談到修武縣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說,修武不同于鞍鋼,產品不能調撥,只能進行商品交換,不能稱謂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體所有制。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一起,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表明他實際上是不贊成搞全民所有制的,縣里的產品不能全部調給國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為一縣之長,不能不慎重考慮,尤其是國家對縣,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證按照縣里的需要調撥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遇到災年更加不能保證,這也是明擺著的。他提出的問題使我們想到:如果生產力沒有高度發展,像北戴河會議關于人民公社決議中指出的,產品極端豐富,工業和農業都高度現代化,那么,生產關系上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從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 

　　（三）把夫妻分開搞集體住宿,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當我們匯報到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主席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干部頭腦發昏了,怎么共產黨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的好。(按:所謂搞"集體住宿"即某某鼓吹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別編班集體住宿3"搞軍事化生活","行動戰斗化""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夠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 

　　(四)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么得了?談到群眾大煉鋼鐵的干勁很大,地里莊稼沒人收時,毛主席說:1070萬噸鋼的指標,可能鬧得天下大亂。從北戴河會議到年底只有四個月,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么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吳冷西:《憶毛主席》95-103頁)

三、毛澤東確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進 

　　在本網民的認識中，從來都認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剛建立后的一段時期內，老一輩們在探索中前進，出現冒進，或反過來，出現某保守，都是可能的。只要事后改正，今人就不應有過多的指摘。但有一點必須搞清，歷史的本來面目是什么，就應承認什么。 

　　現在，我們本著以上精神，來看當年哪些人在搞浮夸風？又是怎樣搞浮夸、兜售所謂的"共產主義"的。 

　　1958年9月1日──28日,某某某到江蘇視察,又大談"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及培養人民共產主義精神"問題。"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呢"?他指示應該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 
　　第二,徹底把婦女從繁瑣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 
　　第三,大規模地進行技術改革,改革各種勞動工具,提高勞動效率; 
　　第四,改善社會的勞動組織,例如,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轉變成規模較大的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農村勞動組織大進一步的改進,這種改進,大大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調配,大大有利于農村生產的發展。又例如,實行鄭州提出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壯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夠各自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 
第五,發展多面手,一人多藝,提高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平。 

　　某人認為，做好這五件事,不僅可以解一決勞動力緊張的困難,而且將會使整個社會的勞動制度、勞動組織發生根本的變化。
 
　　這里，某人講的"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的五個條件,實際上就是他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不同的僅僅是變了一下說法:在河南,是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五個條件。在江蘇,是作為"建立美好共產主義生活"的五個標志。他特別注重第四條,即"改善勞動組織……",他把這一條看作是"共產主義家庭革命"。他所倡導的"家庭革命",就是康有為《大同書》中破九界之說的"破家庭界"。無論是在徐水縣搞"共產主義"試點,還是在河南、江蘇視察,他都反復強調這一條。 

　　原來,某些人搞的"共產主義”,不是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此胡鬧,豈能不天下大亂! 

　　某人在河南的具體做法： 
　　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則將夫妻、父母、兒女分開,各自編在青壯年男子班、青壯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別各自到各自的營房住宿(原來社員的房屋,由公社統一調配,分為集體住宿營房和家人團聚營房)。每星期準許夫妻、父母、兒女回團聚營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體營房過軍事化生活,如此循環往返,群眾對此很是反感。 

　　毛澤東知道后批評說:這是胡來,哪有共產主義不要家庭的呢?這不是幫國民黨蔣介石誣蔑共產黨的忙嗎?哪里這樣做,我就支持哪里群眾起來造反。
 
　　某人到江蘇視察,還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實行"供給制"的做法。他在江蘇常熟視視察時說:"實行糧食供給制以后,將提高人民共產主義覺悟。"他問和平公社黨委書記:"秋后,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起了起來,有個老頭說,過去提心受苦?輩子,怕吃不飽肚子,這下子可好了。"蘇州地委第一書記晗江在匯報中說:"群眾都非常贊成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們說,一個心思丟下了,一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某人聽后說:"這兩句話,兩個心思,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這就是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志。"(《某某某同志視察江蘇城鄉》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 

　　某人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干部勢必跟著走,鄉干部一改,縣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黨員干部會上說:"我經過河北、河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贊成這樣的分配制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又說:"如果要說供給制,標兵在哪里?五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各級干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 

　　某人的關于實行"供給制"和實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張;不僅在國內大力宣傳實行,而且對國際友人也大講特講。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個外國議會代表團談話中也談到吃飯不要錢。他說:"現在公社的性質基本上還是集體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這部分還要增加,兩三年后,很多公社就會變為全民所有制"。 

　　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批評說"吃窮飯"搞"窮過渡"的做法,指出:"現在就是吃窮飯,什么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要犯冒進主義錯誤。"聽了毛澤東的這番話，某人立即插話說：“農村(人均)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一批(指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此時，彭真也插話說:"我們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建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機械化、電氣化、園林化)的標準壓低,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過渡。"毛澤東說:"按照某某某、彭某的意見,是趁窮之勢來過渡,趁窮過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版187、189頁) 

　　據1958年的統計,顯然是夸大了的統計,中國農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這樣的貧窮狀況向共產主義過渡,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毛澤東尖銳地指出,一些人所說的向共產主義過渡,實際上是平均主義。其后,某某某、彭某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產主義過渡,等富起來了再過渡困難就大了?!毛澤東反復地指出: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必須有生產的極大發展,物質條件極大的豐富,還有一個人民覺悟的極大提高。"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不是馬列主義。 

　　盡管毛澤東苦口婆心地講,一些人就是不聽,我行我素。致使毛澤東不得不召開一系列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里需要提到這樣一句話:"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長期以來，宣傳、理論界沒有說清楚在歷史運動中搞"窮過渡"的是誰?反對"窮過渡"的是誰?致許多不知底細的人,聽了這句話，都在猜,一直猜了20多年（不少人甚至直接暗示：這是毛澤東的錯誤）。到了今天，人們才弄明白,搞“窮過渡"的是別人；反對"窮過渡"的卻是毛澤東。 

　　然而，歷史卻已發生了一個大誤會,一些人說,毛澤東搞的是"窮社會主義"。對于這種誤會,在不斷翻開歷史真實一頁的今天，真正撰寫歷史的人民，會作何感想？

四  毛澤東批評“窮過渡”說：即使我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現在的人們大都會承認，任何人都會有錯誤，尤其是事業的開創者。今人，當以這樣一個客觀的態度，看待老一輩在社會主義探索中所犯的錯誤。不過，應當搞清歷史，是誰的錯誤就是誰的錯誤，不可張冠李戴。本文，仍在說明，作為大躍進的發動者，毛澤東雖也有這樣那樣的缺失，但作為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卻一直是十分清醒而又實事求是的。并且，從來都反對不切實際的浮夸、冒進。
 
　　前邊，我們揭示了“窮過渡”的提倡者（也從側面指出某些人混淆視聽的錯誤），及毛澤東對此的已有的批評態度。這里，我們則進一步地說明這一點。 

　　根據吳冷西等人的回憶，毛澤東當時反復說：中國是個大國,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即使根據現在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按:指山東壽張縣。某某某1958年7月14日到那里視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們提出"苦戰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口號。見吳冷西:《憶毛主席》137頁)不知天高地厚,說什么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里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 (按：此是批評某某某、某某某和彭某等人持“窮過渡”的觀點)？要“窮過渡”，這樣的共產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澤東又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農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按:此指某某某、某某某和彭某)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指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會議──本網民注）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過渡。
 
　　吳冷西回憶說，談到這里,毛澤東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忙忙的過渡。我今每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毛澤東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要劃清兩條線:一條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更不要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
 
　　毛澤東還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12年內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并沒有說到那時候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按:此主要指當時的一些重要負責人一一筆者注)頭腦發熱,想搶在赫魯曉夫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參見：吳冷西:《憶毛主席》一一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111一112頁。
 
　　后來，根據《人民日報》報導，某某某在河南視察,聽取了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黨委的匯報,并作了重要指示。毛澤東也于1958年10月派吳冷西和田家英率領調查組到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作調研,進一步“認”證了某某某等人搞“窮過渡”的后果。 

　　在某某某的明確要求下，七里營和修武人民公社，實行了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一核算,統一收支,共負盈虧,貧隊和富隊一齊拉平;實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給制,實行十六包；消滅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別編班,分開做事,分開居住等等。
 
　　毛澤東知道后批評說:這是胡來,哪有共產主義不要家庭的呢?這不是幫國民黨蔣介石誣蔑共產黨的忙嗎?哪里這樣做,我就支持哪里群眾起來造反。 

　　接著，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批評"吃窮飯"搞"窮過渡"的做法,指出:"現在就是吃窮飯,什么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要犯冒進主義錯誤”。
 
　　毛澤東尖銳地指出,一些人所說的向共產主義過渡,實際上是平均主義。其后,某某某、彭某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產主義過渡；某某某和彭某認為，等富起來再向共產主義過渡，困難就大了。 

　　毛澤東反復地指出: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必須有生產的極大發展,物質條件極大的豐富,還有一個人民覺悟的極大提高。"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不是馬列主義。 
 
五、毛澤東針對當時畝產可達10萬斤的浮夸，搖頭撇嘴說: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

　　現已掌握的各種資料表明，在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搞浮夸、說大話的第一人，是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此人在戰爭年代曾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即表示，河南今年增產幾百億斤不成問題，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毛澤東根本不信，認為這不可能、是一種形“左”實右。 

　　而此人根本不聽毛澤東的批評，不久便用“事實”來“反駁”毛澤東：河南遂平縣出現了小麥3200斤的報道，接著，河南西平又出現了小麥7320斤……從此，浮夸風愈刮愈大。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這種虛報產量稱之為放“衛星”。 

　　該年7月14日，某某某到山東視察，一個公社的干部向他回報說：玉米、谷子，每畝3萬斤至5萬斤，地瓜（紅薯、山芋）30萬斤，籽棉畝產1萬5千斤……某某某聽了贊揚說：你們打倒了科學家……這是一個革命。這一講話公開報導后,全國各地的實驗田紛紛地把原來幾千斤的牌子,換上了幾萬斤。大田畝產幾千斤的報導,也跟著改變了腔調,變成了畝產數萬斤。(見1958年8月4日《人民日報》) 

　　1958年8月,某某某又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3000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的指標,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谷子。……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于畝產一、兩千斤的根本沒有人提了。”(見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某某某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省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那么做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現在回過去看，當時某某某親手培養的"共產主義"典型徐水縣,其浮夸風之嚴重，當是全國之最。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某某某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某某某卻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 

　　前邊說過，一些反對毛澤東的人們,他們有自己的邏輯：他們說,大躍進是錯了,因為大躍進搞浮夸;他們對搞浮夸的人說,浮夸是毛澤東的錯,因為他發動了大躍進。大家看,這些反毛澤東的人們遵守的就是這樣的邏輯。 

　　還有一些貌似客觀公正的人,他們說,雖然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搞浮夸,但不能全盤否定?于是他們絞盡腦汁發明了一個新詞:"晚年毛澤東",晚年毛澤東是錯了！其實，無論對毛澤東全面否定，或否定晚年毛澤東,這兩種人的共同之處是"自編歷史,張冠李戴"。
 
　　我認為，剛建國，共產黨人無建設的經驗，犯點諸如浮夸，抑或保守的錯誤，本屬在所難免。關鍵在于：能否實事求是，直面錯誤，不要諉過。是社會主義造成的錯誤，還是資本主義思想產生的錯誤；對今日來說，要搞清“浮夸風來自何方？何人?”澄清之后,是誰的就是誰的,不顛倒是非，以便今人正確地選擇社會主義道路。（要知道，有個別人正是通過張冠李戴，來指證毛澤東的失誤，最終否認社會主義的） 

　　某某某的浮夸,已為大量事實所證明,現在我要問：有誰聽過、看過，或掌握了毛澤東的浮夸呢? 

　　實際上，毛澤東一向反對浮夸風,向浮夸風做了堅決的斗爭。浮夸風作為黨內的一種勢力,雖然克服它是很困難的，但毛澤東始終不懈! 

　　請看下面的幾件事: 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去天津新意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匯報說,畝產可達10萬斤,毛澤東聽后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澤東說:不可能的事。他指著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人民日報》曾登過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戲地站在稻秧上,毛澤東搖頭風趣的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 

　　毛澤東到湖北省,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我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跡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139頁)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農林口上報的各地匯總的糧產指標超過1萬億斤。毛澤東說:搞不了這么多。經與農林口商議壓縮到了5000-6000億斤(相當平均畝產300-350斤)農林口負責人說,不能再壓了,再壓就打擊群眾積極性了。 

　　1958年11月初,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今年的糧食產量9000億斤,有假,最多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底數,其余1600億斤當作謊報。人民是騙不了的,敵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別人的豬說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麥子報成400斤。畝產萬斤這股風是《人民日報》刮起來的。"他提醒人民日報說:"要冷靜,這次會議之后,畝產廣告要逐漸減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絕跡。否則,《人民日報》就會變成中央日報(按:國民黨報紙一一筆者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號召全黨為爭取今年實現鋼鐵翻一番、為生產1080萬噸而奮斗。會間毛澤東向與會人員詢問:現在鋼鐵生產僅400萬噸,到年 

　　底還有4個月,4個月能生產700萬噸鋼嗎?大家都說能行。毛澤東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詩人李商隱的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中國共產黨60年大事簡介》,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頁)。毛澤東還說:"1080萬噸鋼的指標,可能鬧得天下大亂……怎么得了(吳冷西:《憶毛主席》第95-103頁)。 

　　然而，20多年來,無論黨內和黨外,竟然冒出了這樣一些人,他們公然說:毛澤東不知道一畝地產多少糧食。硬要把大躍進中的浮夸風按在毛澤東頭上,說什么浮夸風是毛澤東鼓吹起來的。他們的公式是:大躍進搞浮夸,浮夸風就是大躍進。他們翻箱倒柜,把大躍進的歷史翻了個底著天,但是,卻沒有找到毛澤東鼓吹浮夸風的一點事實。 

　　那些說毛澤東鼓吹浮夸鳳不知一畝地產多少糧食的人,應該還記得《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簡稱《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吧,這個"綱要",是1955年11月間,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同14個省、區黨委書記共同商定的農業十七條。同年12月,發各省征詢意見,1956年1月形成農業四十條草案。經過兩年實踐,1957年下半年,做了第一次修改,1957年9月20日一10月9日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擴大)基本通過。毛澤東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比較適合中國情況的,不是主觀主義的。原來有些主觀主義的東西,現在我們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大會通過。1960年4月,提交二屆人大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
 
　　《綱要》要求，從1956年起12年內,糧食畝產量黃河以北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達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河以南達到800斤,棉花(皮棉)畝產量按各地情況分別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并且要求各地農村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農業科學研究和農業技術、農業勞動生產率、交通運輸和商業及郵政、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個大發展。 

　　這個《綱要》在黨內正式通過的時間是1958年5月下旬。這時,正是大躍進發動初始。毛澤東親手制定,經過4年準備,與14個省區負責人商討,兩次中央會議討論適才形成。《綱要》的產生,可謂慎之又慎。毛澤東花4年的心血，所產生的文件在其墨跡未干之時,黨內竟有人說，毛澤東頭腦發熱,鼓吹高指標,大刮浮夸風。
 
　　并且，一直到今天，我們不少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還在抱定那個決非事實的歷史──說毛澤東搞了浮夸和冒進，人云亦云。我得再次為精英們的理論研究能力、創新能力悲嘆！

六、毛澤東要求“凡鼓吹高指標，鼓吹浮夸風的一律不登報”  

　　有人認為，大躍進是毛澤東發動的；毛澤東的大躍進在實踐上就是“窮過渡”“搞浮夸風”“大冒進”。這一觀點的荒唐在于用“兩極思維”去套用辯證法、去框改實際。這好比一個神經病人說：俺要么餓死，要么──你自然叫我多吃、吃飽點──俺就只能拚命地吃得撐死，撐死的責任就是“因為你叫我吃飽！” 

　　殊不知，現實中的任何物事，除其兩極，還有若干個中間性層級。在大躍進問題上，即在當時，毛澤東的大躍進理論，就在同“浮夸”“冒進”“窮過渡”的言行斗爭著。關于這方面的情況，以上五點，我們已講了許多。我相信，隨著歷史真實面目的揭示，這方面的情況會越來越多地被公布出來。 

　　今天，我要繼續說，早在大躍進之初，毛澤東以其辯證法的睿智──很快就發現了一些人的言行“極端”，便明確要求，凡鼓吹高指標，鼓吹浮夸風的，一律不登報；他還到處勸誡人們，不要吹牛皮、放大炮，要實實在在。 

　　據當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的回憶，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和大煉鋼鐵運動中，毛澤東先后多次找他談話，要求《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要敢于抵制“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不登“五風”文章，不發“五風”消息，一定要卡死。吳冷西回憶說：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63、第64頁） 

　　報紙宣傳要慎重，不要講過頭話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會議期間，毛主席專門找我就《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做了五點指示： 

　　‘1、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干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2、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郁郁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說一年實現的，有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也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余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沒事干了嗎？要留給后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致。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報紙對一些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干部和群眾方面明確。意識形態上和上層建筑的重要性就在這里。 

　　‘4、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5、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并報中央書記處’。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后來陸定一同志說，夏天太忙秋后再說”。（吳冷西：《憶毛主席》第70、第72頁） 

　　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尋索“下文”的，請有心者、有條件者日后努力為之：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就已專門找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叫他注意在“報紙報導上，不要盡唱高調”，“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但后來的風卻越刮越大。
 
　　第二，毛澤東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會議期間，對報紙的宣傳問題，又專門作了五點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開全國報紙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問題，吳冷西已將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長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某某某和某某作了傳達，而這些人卻以“夏天太忙秋后再說”，未貫徹執行，致使“五風”越演越烈……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又一次找吳冷西和胡喬木談話，指出：《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臺是輿論機關，“不要講過頭的話”，對外宣傳如此，對內宣傳也不例外。然而它們鼓吹浮夸風、高指標、“共產風”卻有增無減…… 

　　以上情況表明，毛澤東的大躍進，僅是要求科學的加快速度的前進，──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那種因毛澤東提倡大躍進，就搞“浮夸風”“大冒進”“窮過渡”，──對大多數的干群來說，是一種認識實踐的不成熟；而對極個別人來說，也許另當別論。

七、毛澤東要求“浮夸性”宣傳要轉變：“如果不轉,《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 

　　吳冷西的一系列回憶，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毛澤東從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努力做到：
 
　　──要敢于堅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風"，對"五風"的問題,不要宣傳,不要登報,"要卡住"； 
　　──在宣傳中"要實事求是"；"要做冷靜的促進派,不要做冒失的促進派"； 
　　──"下去采訪不要人家說什么,你就報道什么,要自己動腦筋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風不好"；"不要華而不實"；"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 
　　──"你是記者的頭子,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楚,要實事求是"等等。 

　　吳冷西在回憶中還說:"1957年6月13日,在黨中央決定他去《人民日報》任總編輯時,毛澤東就曾告誡過他：“你到《人民日報》工作,要有充分思想準備,要準備遇到壞情況,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有了這‘五不怕'的準備,就敢于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了。”(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57-158頁) 

　　毛澤東這一系列指示,吳冷西于37年后，還回憶得清清楚楚,并且在他所著書的末尾保證道：他所說的主要意思是絕對不會錯的。并說:毛澤東對他這一系列的談話都有記錄,現存在中央檔案館里。
 
　　現在看來,毛澤東對吳冷西的這一系列談話,對他提出要抵制"五風"的諸多要求,他當時是聽入耳的。然而,他如今后悔道：當時，自己──有的卻沒有很好地執行，不少時候，反而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利用《人民日報》這個宣傳陣地,大肆鼓吹."五風"，為"五風"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這太不應該了。 

　　吳冷西在回憶中，還自我檢討說： 
　　“在大躍進運動中,開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矚,還是比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隨大流’了。因為當時把宣傳口這一關的負責人‘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聲壓倒一切。而毛澤東的留有余地或壓縮空氣的聲音相對單弱。在當時中央領導層中,毛澤東是少數派。所以，我也只好‘隨大流'，跟多數的領導同志走。特別是跟著把宣傳口關的主要領導人某某某、某某某走。……當然,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感內疚”。 

　　“1958年11月6日,毛澤東特意找我專門指示：‘《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天天作報導,發表議論,尤其要注意頭腦冷靜,要當促進派’。還說,‘他對報紙宣傳有一點意見,過幾天時間空一點了，再談。’”(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04頁) 

　　過了十多天，即1958年11月22日,毛澤東確實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報導,找了吳冷西作了長談,吳冷西回憶道： 

　　“毛主席說：‘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二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做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壞話,不讓講怪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壞的一面；反之，壞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壞,也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說壞,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是好事,但浮夸鳳就不好。毛主席強調：‘做新聞工作，無論記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要實事求是。下去采訪,不要人家說什么你就報道什么,要自己動腦子想想是否真實,是否符合道理。” 

　　毛主席還批評道：據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等報道方法,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追我趕,大搞浮夸。這不好，要引以為戒。
 
　　吳冷西的回憶還說，毛主席講了上面這些話后,又歸納為四個意見：
 
　　第一,要實事求是,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象,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與實,是虛夸、作假,還是真實、確實。新聞報道不是做詩寫小說,不能憑想象虛構,不能搞浪漫主義。 

　　第二,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那半句話是我加上的。當時的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這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提示：對毛澤東的指示不但不聽,就連寫上《決議》的話也能刪掉,可見這位政治局委員非同一般。一一本網民注) 

　　第三,要考慮國際影響,今年我們宣傳上吹得太厲害,不但在國內搞得大家頭腦發昏,而且國際影響也不利。毛主席說：“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說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績,也不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 

　　毛主席說：“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清醒，要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到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后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一一這時毛主席指我說,像你這樣的人,頭腦更要清醒,要實事求是。” 

　　第四,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毛澤東說：“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轉,《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聽了此話，某某某卻說：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轉,而是要逐步轉。(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頁) 

　　讀了吳冷西的上述回憶,我們會清楚的看到,毛澤東從1958年3月的大躍進的發動起,一直到1958年11月12日,先后找《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大躍進運動中和人民公社運動中,作新聞報道時,如何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堅決抵制“五風"的問題，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并沒有很好的貫徹執行,一昧地鼓吹"五風”,為"五風"推波助瀾。 

　　直到1959年6月,毛澤東只好責成主管宣傳口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某某某和彭某,要他們立即研究宣傳工作如何轉向的問題。 

　　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他在批評浮夸風和高指標之后,轉而談到宣傳問題時,他嚴肅地指出:“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中央社和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宣傳機構)毛主席還說:“我看《人民日報》,只看一些新聞和一些學術文章,對其他的東西不大有興趣,它們吸引不了我。不過《參考資料》和《內部參考》我每天必翻,這兩種刊物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記者協會的《新聞工作動態》也不錯,反映了新聞界的一些思想動向,可以看。但公開的宣傳,不論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或廣播電臺，都要來一個轉變,不能像目前這樣顧左右而言他。”(吳冷西:《憶毛主席》第36-141頁) 

　　顯然，毛澤東6月20日的話，是針對一位負責同志而講的,因為這位負責人多次在會議中講到宣傳問題的時候，都主張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轉,而是要逐步轉。 (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42頁) 

　　往事已矣！現今人已沒有必要去追究當時的前輩人的責任。我們只是應恢復歷史本來面目，找到當年真正的癥結，以發“見”自己的真理。 
　　──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一切前驅淌（趟）道者，不管他們愿意不愿意、意識沒意識到，他們的行為，其實都是有這一社會性功能的。 

八、1958~59年毛澤東屢次三番地召開糾"左"會議，他尖銳指出：“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  

　　在梳理大躍進材料的過程中，我總的感覺是：一、毛澤東出于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一方面堅持大躍進，一方面在努力避免和克服大躍進中的左的急躁冒進，以及形“左”實右；二、毛澤東以滿腔熱情對待同志同事和躍進事業，苦口婆心地講，手把手地教，──起碼在當時，他是認為在前無古人的躍進事業中，犯點左的，或右的錯誤，是正常的，是一種磨練，是對“自己”的接班人的考驗（歷史告訴人們，就是在毛澤東對浮夸、冒進的批評中，──也正是那個時候，一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領導崗位）…… 

　　大躍進發動不久，即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會議后不久,毛澤東便深入河北、河南農村,進行調查。及時發現了某些人犯有嚴重的"左"傾錯誤;而宣傳口的某些主要責任人也在輿論宣傳中推波助瀾。報紙上許多左傾報導,在干部隊伍和廣大群眾中造成一定的混亂。 

　　針對這些情況,毛澤東頻繁召開了一系列會議,下大力糾正"左"傾冒進。 

　　第一、第一次鄭州會議 

　　1958年11月2~1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和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會議開始,毛澤東領著與會者學習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闡述了人民公社出現的歷史必然性；并著重指出當時存在的問題。 

　　1、強調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他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 

　　2、指出現階段還不能取消商品經濟；在當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大發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評某某某和陳伯達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毛澤東說:有些同志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有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的小生產者；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廢除商品,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 (參見毛澤東11月9、10日在鄭州會議上講話文稿) 

　　3、提倡實事求是,不許說謊虛報；堅持走群眾路線,不許強迫命令。他強調: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慌,人民是騙不了的。關于改進干部作風，他說：干部工作作風的好壞,對群眾生活影響更大,必須特別注意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政命令手段處理有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對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要采取老實態度,反對虛報成績、隱瞞缺點。 

　　4、建議讀兩本書,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澄清混亂思想,統一認識。會議期間,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認真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他在信中寫道:"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 

　　可以說，第一次鄭州會議僅是毛澤東為糾正"左"傾錯誤，開的一個頭。
 
　　值得今人注意的是，盡管毛澤東當時千辛萬苦地力糾"左"傾錯誤,對人們進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一些人并沒有聽。鄭州會議結束后不久,一些負責人照樣利用《人民日報》鼓吹浮夸風。11月21日,《人民日報》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省是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產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畝產糧食1600斤,30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產增加2~3倍。……其"共產風"、"高指標風",照舊鼓吹,并有增無減。 

　　第二、武昌會議 

　　毛澤東為了繼續糾正"左"傾錯誤,1958年11月21~27日,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反復強調，要糾正"左"傾錯誤。其主要之點：批評搶先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空想。毛澤東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指某某某),我看不符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么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 

　　毛澤東要大家集思廣益。他說,我腦子里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么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里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那么辦法就比較可靠了。 

　　毛澤東強調"壓縮空氣",把高指標壓下來。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有點右傾機會主義了。
 
　　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摘,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明年3000萬噸鋼，究竟要不要定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11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強調說:……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斗,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里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 

　　毛澤東在11月23日在武昌會議上還講：強調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但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證明人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關于"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高過大的懸殊、貓鼠關系,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反得越干凈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還帶有一點強制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詳見，毛澤東: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第三、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1958年11月28日~12月2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給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從理論和政策上闡述了一系列重大問題。這一次會議，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前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糾正"左"傾錯誤的成果。 

　　毛澤東批評了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在《決議》中，毛澤東加進了好些精彩文字。并且，這些文字，是專門針對某某某和某某某等人在《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社論中的一些觀點的。
 
　　"決議"對否定商品生產和浮夸風作了有力批判；"決議"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決議”對否定商品生產和浮夸風也作了堅決的批評。
 
　　12月9日,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上，對繼續糾正"左"傾提出了以下意見:"對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面貌"的口號表示懷疑；要求做到計劃要留有余地,讓群眾的實踐超過計劃；強調要估計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權存在著鞏固和垮臺的兩種可能性； "決議"澄清了有些人以為公社化要把個人現有的消費財產拿來重分的誤解； "決議"規定人民公社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制度…… 

　　在這次會議上，還有幾個問題，需在這里作個交代： 
　　一是,毛澤東從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屆共和國主席的建議,這次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公報》說:八屆六中全會在經過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慮以后,決定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會議內定由劉少奇接任這一職務,并由他醞釀提名下屆政府領導人人選名單;交黨的八屆七中全會審定,再交人大選舉。 

　　在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國家主席了,我應當退到后臺上,讓別人干。他沒有指名讓誰來當國家主席。這個提議使大多數不知內情的與會者感到愕然。經過一陣沉默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說,都不提,我提劉少奇同志當國家主席。沒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澤東本人也沒有反對。這樣大家鼓掌通過,同意毛澤東提出的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 

　　二是,毛澤東雖然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上花了很大力氣糾正"左"傾錯誤,并且親手在《決議》中加了大量糾正"共產風"的文字,然而在《公報》中對毛澤東所作的努力卻只字未提。這說明當時堅持"共產風"的力量還相當大。 

　　三是,反浮夸風,也是這次會議重點之一,然而《公報》中只用"反對浮夸"一句話帶過。毛澤東反對浮夸風的許多精彩講話,也只字未提。 

　　四是,鋼、煤、糧、棉四大指標雖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偏高。八屆六中全會,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主動糾正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一次重要的會議。但現在看來，當時訂的經濟建設指標仍然不太切合實際。
 
　　第四、第二次鄭州會議 

　　八屆六中全會以后,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于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并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于是,毛澤東于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 

　　在會議中,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怎么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么?這樣下去,一定垮臺！
 
　　毛澤東說:我代表1000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一一本網民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3月5日毛澤東講的這番話,顯然是對某某某和某某某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嚴厲批評。
 
　　毛澤東接著強調：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目前必須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 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三、指出“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
 
　　第五、上海會議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內容基本同前，此略）。
 
　　我在此篇的開頭就說過，──這里再次重申：當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同時，努力克服左傾，是以一種滿腔熱忱，對待同志同事和躍進事業的，他苦口婆心地講，手把手地教。當時，他是認為在前無古人的躍進事業中，犯點左的，或右的錯誤，是正常的，是一種磨練，是對“自己”的接班人的考驗（前邊已講到，就是在毛澤東對浮夸、冒進的批評中，──也正是那個時候，一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領導崗位的）…… 

　　──本網民正是本著對毛澤東、毛澤東事業的這一理解，（根據實際材料）來編寫這一組文章的。本網民熱切地期望，人們不要用異思旁想，尤其不要以古怪的心情去閱讀這些文章。
 
　　認真讀了以上文字，不帶偏見的人都會承認，在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為了糾正一些人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從理論指導,到具體安排,到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盡見深邃、詳盡和嚴格。他有時苦口婆心,要求實事求是,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有時也顯得聲色俱厲:……要代表1000萬隊干部、5億農民吶喊，而更多的則是和風細語、耐心細致，不厭其煩地給一些人講理，給某些人送書，給有關人們寫信，開導他們、讓他們研讀、同他們討論……等。 

　　這些事實告訴人們：毛澤東的當年，是堅持大躍進的；并要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引向正確軌道；是要培養好接班人，是要象以往引導農民走向革命那樣去鍛煉人們。毛澤東對人民、對事業的忠誠、大公、無私，對同志同事的關愛、正直,確如日月行天，江河徑地！
 
　　而今天，有一些人,總用自己的古怪心情，去說毛澤東…… 

　　好了，說就說吧，真理、真“正”和偉大,是喜歡人們去說的。毛澤東的真理、真“正”和偉大，既在正確性宣傳中播散，也在批評和攻擊中顯現自己的科學性和生命力：比如毛澤東預言的一個又一個兌現；比如毛澤東對右派的存在及其本質的正確“指定”；比如毛澤東對“一些人之所以不喜歡社會主義”的客觀性論證,──都正在由一些人的批評攻擊而完成！ 

九、不幸為毛澤東言中——1959年，確有人因搞“浮夸”而得“實禍”！ 
 
　　我在前邊多次說過，對當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浮夸、冒進，當放在那個──很多人都急于讓中國富強，但缺乏經驗的──歷史條件下去認識，即有其“難免”性。毛澤東當時的批評，有時盡管很嚴厲，還是留有“一邊力求克服浮夸、冒進，一邊保護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性”的分寸的。自然如此，今天我為什么又要編這些文章呢？作用在于，搞清歷史本來面貌，使今人和后人能正確地總結經驗。 

　　不過，──我總想，個別人也許另當別論。現在看來，當年的河南吳芝圃可能就在“另當別論”的“個案”中。 

　　有人反復問：毛澤東的大躍進究竟對還是不對？這里我可以回答說：浮夸式的“躍進”是不對的。毛澤東的躍進、實事求是的摸索躍進道路（不斷改正自己缺、錯）是正確的，現代中國需要自力更生的實實在在的躍進，不自力更生地躍進，我們永將當別人的奴隸，我們永將落后于他人！
 
　　有道是：人非圣賢，孰能無惑。有網民說，在大躍進中，毛澤東本人也有“離奇的頭腦發熱”的言論。──不需隱瞞：過去，本網民也曾在某些個正式會議上聽有人講過這些。但，──同樣應實話實說的是：一直至今，對有關毛澤東自己的“離奇的頭腦發熱的言論”，我都沒找到可靠出處。在本網民昨天上午發的那篇文章后邊，有人跟帖又說到了這一點，我便立即請教其出處，可惜，他答非所問。
 
　　我想，從毛澤東本人后來──直至廬山會議，有時作的自我批評的情況（請看《毛澤東傳》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部分）來看，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之初，即使有過一點“頭腦發熱的言論”，也是：一是時間極短，二是因聽信別人的匯報，三是當時（1958年月10月份前）浮夸還不那么離譜，不那么嚴重。有無數可靠的材料證明，毛澤東從1958年8~9月份北戴河會議發動的大躍進不久，──到了10月份，面對一個個高指標、高速度，就心存疑慮，即派吳冷西、田家英外出調查，隨后他也親自走出紅墻，并要求人們不要搞浮夸。（至于廬山會議上的一些講話，有各種版本。真正可靠的版本尚待解密，并且其中夾有更為復雜的，反“浮夸、冒進”之外的斗爭。下一篇，我將寫這一點，不知能否上得了網） 

　　一個不爭的事實為：1958年月10月后，毛澤東幾乎每到一處，都要求人們實事求是。有時，還對自己在大躍進之初的某些“過熱”情緒做自我批評。然而，因當時他確是少數派，──并因他從1956年后，為培養接班人，已實際處于二線，盡管他的反浮夸、冒進的呼聲越來越高，有時也愈來愈嚴厲，但收效不大。后來，遇有嚴重情況，毛澤東不得不發出警告。這些警告之嚴重，莫過于這樣幾句話： 

　　──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參見，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頁) 

　　──明年3000萬噸鋼，究竟要不要定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如此等等，還有更多，此不盡詳。面對毛澤東的嚴厲警告，可有人就是不聽，一意孤行，終于導致一些嚴重后果。當我們今天調查當年，或打開歷史卷宗，有一個典型，是令人難忘人的。這就是被毛澤東不幸言中的“務虛名,而得實禍”的典型，即河南省的“信陽餓殍事件”。這在當時，是一起震驚全國的事件，影響極其惡劣。我猜想，改革開放后，某些人說當年餓殍有X千萬的謠言，大概即由此“膨化”而生。 

　　我們在前邊的文章中，已用大量的材料說明，河南省的吳芝圃（此人在戰爭年代是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是當時全國浮夸、冒進的第一人，并且固執己見，一意而行，多次把毛澤東的正確批評當耳旁風。到了1959年，終在信陽地區釀成“餓殍”大禍。
 
　　在吳芝圃的浮夸“強權”下，河南省的各地，尤其是信陽地區，首先是遂平縣，最早刮起浮夸風、“共產風”，且越刮越大。早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就吹牛皮，說今年河南要增產幾百億斤糧食，并實現水利化……毛澤東批評吳芝圃說大話，搞高指標。吳芝圃置若罔聞，越搞越離高譜，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貨幣，搞直接的物質分配，搞供給制，越走越遠。 

　　1958年9月16~18日，一個中央負責人到河南視察，9月24日，《人民日報》以“某某同志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為題，報導了這一重大新聞。報導說，某某某在河南視察時，還“聽取了新鄉七里營公社、修武公社會 （全縣一社）和遂平公社（全一社）黨委的匯報”。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浮夸、冒進，獲得了這位負責人人的支持。不久，吳芝圃一躍而成為河南省的一把手，當上了省委書記。其后，吳芝圃便更加地“浮夸”和“冒進”。
 
　　毛澤東通過別人的反復調查，以及自己的調研，很快發現了吳芝圃的問題。為了大躍進事業和關心干部，毛澤東及時對吳進行了勸誡和批評。這些勸誡和批評，──現在能查到的，有這樣幾次（以下，參見張宏志的《還清白于毛澤東》）： 

　　──1958年毛主席在專列上聽吳芝圃匯報后，指著窗外光禿禿的山頭說：“你一年能搞成綠化？我不信” 

　　──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向毛主席匯報河南能搞幾百億斤糧食，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主席也根本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主席說：“試試看……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 

　　──毛主席親自主持兩次鄭州會議，會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在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吳芝圃卻堅持大隊為基礎。毛主席到武昌后又親自給吳芝圃寫了一封信，嚴厲批評他：“你不要再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 

　　──1958年，吳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實現四化（即：糧食達到四、五、八；水利；除四害；“掃文盲”，毛主席在會上批評說：“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落實”，會后又把吳芝圃叫到武漢說：“要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吳芝圃沒有改正的意思，就說：“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 

　　──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給生產隊長的一封信》中指出：“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這些，只要管現實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收獲多少就多少，不可講不符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與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虧。”而吳芝圃卻吹噓：“一九五八年夏季糧食產量二百二十三億斤，平均每人達450斤以上。”“一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糧食。”為他的高征購打下基礎。 

　　因鄭州會議上吳芝圃拒斥毛澤東的批評。武昌會議上，毛澤東又多次對吳芝圃提出批評，而吳芝圃卻始終固執已見，繼續堅持以大隊為核算單位，繼續搞冒進、刮他的“共產風”。吳芝圃如此執意，毛澤東的指示他都不聽……這里讓我們想起毛澤東一句話：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吳芝圃的“左”傾錯誤，終于導致1959年11月信陽地區發生餓死人事件，真所謂為“務虛名，得了實禍”──被毛澤東不幸言中。 

　　這一事件的原委是這樣的：如前所說，1958-1959年前后，吳芝圃實行“左”傾（即形“左”實右——本網民注）蠻干、高估產、高征購，大刮浮夸風、“共產風”，將信陽地區遂平縣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浮夸成3200多斤。隨后，又“浮夸”出──信陽地區西平縣城關公社畝產小麥7320斤的更大典型。 

　　其實這些典型，都是他們是把多畝產量集中起來謊報的，并且明令禁止人們說真話。從此以后，誰要說“他們作假”，就挨批斗。據有關人調查（據現今一些老人回憶，數字不一定很準），當時，全區為此挨批斗的人大約有1.2萬多人次。在此高壓下，于是浮夸風越刮越大，最終，信陽地區信陽縣有名的雞公山公社浮夸到畝產萬斤的特大典型。不過，──老人們回憶說，1958年畢竟是大豐收，雖然由于大辦鋼鐵等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10%左右的糧食，但群眾生活沒有出大問題。這年，全信陽地區完成征購任務16億斤。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秋糧大面積欠收或無收。盡管如此，仍被浮夸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全區預報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 

　　在此（大大浮夸了的）“大豐收”面前，國家當然得按大豐收的標準征購糧食，──浮夸者也以此來顯示躍進成績。結果，在對全區農民的“明奪強搶”中，上交了國家16億斤糧。這一下子，基本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征購。如此一來，秋收剛過，全區很多地方群眾就沒有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伙，群眾無奈，就在家里煮紅薯葉、野菜充饑。干部發現后，居然有的還把群眾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逃荒！這下了罪名更大了，凡外出逃荒要飯的被批判為：破壞“大躍進”。為了維持所謂大好形勢和形象，熱衷于浮夸者，又組織人在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準外逃（據一些老人回憶，當時攔堵群眾外出情況，也有真有假，象商水的一些地方，是真攔的）。非但如此，有些浮夸昏了頭的人堅說，群眾將糧食瞞藏起來了，還在全區開展大規模反瞞產運動。 

　　在如此荒唐的浮夸“演繹”中，最后，把一些群眾手中的糧食進一步掏空……不久，因群眾家中無糧，又不準出外要飯，即有餓殍出現。這一情況，直到1960年1~2月，中央來人解決問題，才有好轉。
 
　　后來，信陽事件報知中央，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這是當時的一起“務虛名，而得實禍”的典型的事件。這里需進一步說明以下兩點： 

　　一是、1958年~1959年的浮夸風，在全國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象河南信陽出現餓殍的，卻是個案、典型。有人后來由此事件說及全國，或以“移花接木”之術，把它說成三年自然災害在全國好多地區發生的現象，都是不對的。 

　　二是、較為廣泛的調查（希望有條件的人們都搞一些調查）表明，當年凡出現餓殍的地方，都與當地一些人官僚主義、浮夸、造虛假成績有關。一些基礎較差的地區，當時，只要實事求是，正視困難，實況實說，都能得到國家的及時濟助，而免生禍事。
 
　　這里，我仍要說，浮夸的“躍進”是不對的；而毛澤東的躍進、實事求是的摸索躍進道路（不斷改正自己缺、錯）是正確的！

十、當年的廬山會議，本意仍是反左的，后來突然變成反右，其中“謎底”，今已現端倪  

　　直到現在，有人仍用“對抗性”思維，來看待我們今天對歷史的回憶和澄清。這不是科學的，尤其不合時下的和諧建構。本網民一直都認為，即使被我們回憶、澄清的那段往事中存在對抗，這也不是我們今天仍持對抗態度的理由。
 
　　本網民在此聲明，如果我們今天的研究，是把歷史的羈絆重新套給今人，這將是我們的罪過，──當然，若僅是個別人重蹈歷史，則是可以理解的。
 
　　讀了本網民以上九段文，人們也許大都會承認，毛澤東是大躍進的發動者，但他企求的是實事求是的大躍進；他的大躍進不僅僅是圍繞經濟建設，另一個重要目的是通過大躍進，克服干部的官僚主義等五風，培養、鍛煉和考察接班人，提高廣大群眾的主人翁意識和社會主義積極性（請注意，后來，毛澤東在7月23日的講話中，又重申了這一點）。 

　　人們也會思考到，在大躍進發動不久，在毛澤東發現自己頭腦也有點發熱──并不斷做自我批評、另一些人則缺乏實事求是精神之后，他便堅持不懈地進行批評，——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這一類批評講話，毫不夸張地說，足夠裝訂幾本書。　　據此，人們應當相信，他的克服“浮夸風、共產風和窮過渡”的努力應是真誠的；而今天的某些人，總用“‘彎彎繞’思維”，來臆猜毛澤東，是大錯特錯了。
 
　　人們更會分析到，自然毛澤東當時已處于二線，從1958年10月開始，又一直不間斷地、堅持不懈地批評克服“浮夸、冒進”，那么：
　　（1）1959年的廬山會議，──其原意即糾左傾，應是順理成章的事；
　　（2）彭德懷上書批評“浮夸、冒進”的信，應該說同毛澤東的觀點一致，起碼應該說，彭寫信反左的本意不是針對毛澤東的；
　　（3）鑒于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時雖是多數派，但反“浮夸、冒進”時卻（同彭總一樣）成少數派，以及
　　（4）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一邊做自我批評，一邊對會議上爭執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的情況……今天人們有理由推測，廬山會議的開始反左、后來卻變成反右，是多數派的意志表現。由此，會議從反左轉為的右，是毛澤東在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 

　　這里，本網民注意到公開發行的《毛澤東傳》的二十四部分。與其說，這部官方發行的大書，對這個會議寫得繞山繞水、閃爍其詞，不如說寫得“真象廬山”──讓人看來確是“橫嶺側峰”。 

　　這里，人們也不妨用點推理，去推導問題： 
　　──在無論官方、民間，批評毛澤東不但早已公開化，甚至在精英中已成“時髦”的今天，一切不愿進一步公開和忌諱的“錯失”，肯定已不屬于毛澤東的了，只能是他人（當然，在國家的宏觀的大政管理“統控”中，今天的這樣做，有時是需要的）。那么，現在的一些精英們在為誰忌諱、回避缺失呢？ 

　　下邊，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對這這段歷史的回憶（《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也許能給我們以上的猜析提供點啟示：
 
　　“回到住處（7月23日上午，毛澤東作了各打五十大板的總結性講話后。本網民注），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散會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志不干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形勢變成了討論彭德懷問題。于是，沒有參加形勢討論會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們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來也上山了。 

　　“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發火了，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里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參加會的同志談井岡山時期的問題，林彪也發言說彭德懷一貫不聽指揮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對彭德懷是從紅軍時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躍進，人民公社。聽到批評他“三分合作，六分不合作。”政治局討論決定：只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和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 

　　有一個人針對李銀橋的這一段回憶，分析說： 

　　從這段回憶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廬山會議的預定結束期里，完全沒有要整彭德懷的意思；毛主席當時的確是退居二線了，所以，連中央全會也沒有參加。否則，這樣重要的會議怎么可能缺席？任由他人作重要決定，這更不是獨裁者的作風。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彭德懷同志顯然不是一個作風民主的人。他聽不進不同意見，所以，才會跟許多人吵；也許，他是跟所有的領導同志都吵翻了天。 
也有人針對這段回憶，作這樣分析： 

　　這段回憶也告訴我們，雖然毛主席想退居二線，但始終是退不了。可是，中央集體的意見是讓他留下來，這不是享福，而是承擔責任。當然，毛主席是對人民負責、對國家負責的，他不會推卸責任。民主的原則難道不是少數服從多數嗎？毛主席并沒有想到要整彭德懷，但當集體決定要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時，他固然是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但他不能否決集體的決定。如果毛主席是一個獨裁者的話，他倒是可以趁這個機會否決集體的意見保彭德懷，從而顯示自己的權威。但毛主席沒有這樣做，他尊重民主原則，個人服從了多數人的意見。 

　　本網民是贊成以上兩種分析的。不過，我想補充我的幾點看法：
 
　　第一、根據──從大躍進之后一直對毛澤東持批評態度的李銳所回憶，廬山會議的本來議程是總結大躍進以來的反左，開一個“神仙會”，讓大家放下“左的”包袱。會議原準備7月中旬結束，后來，兩次延長會期。第一次，由7月16日延長至7月23日，原因是彭德懷上書──尖銳指出：這樣“輕松、愉快的神仙會”，解決不了左傾浮夸和冒進問題。這樣，便使本應結束的神仙會延長為“激烈交鋒”會。而到了7月23日，毛澤東根據左、右交鋒，本準備在對左、右各打五十大板后，“再一次”結束會議。不料，其他一些負責人（多數派）不同意，要求解決彭德懷的問題。于是──有第二次延期，會議終于由開始的“神仙會”、“激烈交鋒會”，最后轉為“批彭會”。這一轉變過程表明，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本意是糾左，是確實的。 

　　第二、由毛澤東1958年月10月后一直糾左，到廬山會議上的本來的糾左宗旨，可以推理出：彭會上上書反左，矛頭決不是指向毛澤東的（況且，彭在廬山會議前不久……，經毛澤東堅持，才得以成為國防部長），而是指向從中央到地方上搞浮夸的多數派。 

　　第三、從現在已解密的很多文件中可以看出，其實在很多時候，毛主席都是少數派，不然，他就不會屢屢說出“大不了重上井岡山”的話來。很多說得有眉有眼的關于毛澤東整人的故事，如果有一天檔案全部解密，我們定會發現那與毛主席無關。毛澤東只是在服從組織原則；服從多數人的決定。 

　　第四、有一個現已公認的事實：由于彭總的優點，其實也是缺點，就是過于粗直。因為這一點，從中央到地方，他得罪很多人，有的甚至積怨很重。廬山會議上的批評，更是冒犯了多數派，會議后期，彭德懷并讓多數派抓到了“直接沖頂毛主席”、“還有這樣那樣的危險言行”的把柄，──從而，不但使他的“批左”失力，使自己反而挨批。 

　　第五、毛澤東只能一邊服從組織原則，一邊在自己的權力范圍內，力保彭德懷。據后來的人回憶，彭德懷被罷官后，毛主席就將他與別人隔離開來。這主要是讓他與一些上上下下的領導人隔開 ，因為，一個普通老百姓是難得要去見彭老總的。毛主席后來下令，任何人若想探望彭德懷，都須經他批準才行。 一些批評毛澤東的人為此反說：毛澤東多沒情沒義，彭德懷都罷官了，還要隔離他，不讓人去探望他，安慰他。其實，這正是毛澤東的偉大之處，這也是為什么有那么多挨整干部即使自己身陷囫圇，還始終如一地敬仰著毛主席的原因。因為他們自己其實是知道這里的一切的。 

　　當年的廬山會議，開始是反左，后來怎么突然變成反右了？這是今人心中的巨大問號！相信，這段歷史也快解密了，其中《毛澤東傳》，及本書編寫后的說明，已給人們釋放了一些信號。今天我寫這些，──作為我的個人探究，上網發表，也應當是允許的。 

　　我想，當年廬山會議，由反左變成反右，這里不管有多少恩恩怨怨，但有一點是極讓人欣慰的，我黨是一個極重組織原則的黨，大家遵守紀律；另外，犯了錯誤，一旦發現，就堅決改正。毛澤東本人首先為我們作了示范。 

　　蘇軾有詩寫廬山：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廬山會議，連同毛澤東的整個大躍進，如今仍有不同的解讀。之所以如此，一是我們一些人還沒遠離毛澤東時代，還有“身在廬山”的重重視線遮擋；二是人都是按其利益所得分層的，各層人的目的不盡相同，所以，認識總有些不同。而收妖魔之利、心中有鬼的人，不喜歡、反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便處處見鬼，神仙也被其看成鬼！——并以此，謀劃自己的“鬼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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