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發于2008年11月22日，http://oisum.com/Article/sannong/2009/09/53899.html

　　記得,在黨的十七大代表中，是有一些堅持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代表的。這讓我頗為興奮地想到他們的前進歷程，想到我們黨的希望和光明前途。

　　我素來不愿與別人進行吵架式的辯論，因為那通常帶著強烈的個人虛榮心的，只要爭論雙方有一口氣，就會堅持著沒完沒了地吵下去。從文革后期到今天，大凡遇到這樣的辯論者，我都退避三舍，或宣布自己失敗，以脫離“糾纏”，而在另一邊，自己去思考，去寫自己的文章。

　　這兩年，我寫了很多關于農村發展的文章，力圖對毛澤東集體經濟優越性做出自己的證明。因為，長期的全局性的實踐表明，全國凡是堅持集體經濟的村社(據統計，有8000多個)，如今，都無一例外地共同富裕著，和諧著，且無一例外地無“三農問題”。這是很能說明一些問題的。對此，我是本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嚴肅態度進行的。其中有無缺錯，自當通過大家對我國多年的社會性實踐的總結、反思來判斷。作為個人，我只能在“允許”的情況下，堅持──有什么就說什么的。有什么責任，自當自己承擔。在網管那里，我是注有實名的。

　　以下的文字，是很短的，也還是一點辯論，但不是針對某個人，只是就觀點而論、辯和駁。如果還是有人惱羞成怒，或網管決不錄用此文，我就沒有辦法了。

　　有人說，當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不可能生長出華西、南街、興十四、周莊、南嶺、洪林……等村這樣的共同富裕的經濟體。我要說，這句話應這樣說才是確當的：在當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下，根本不可能生長出象今天華西村南街村這樣的──社會兩極分化中──作為“‘富’極”存在的特殊富裕的經濟體。就華西等村人的實際思想而論，包括南街、劉莊等村崇尚集體的人們，也都不會希望這樣的。南街人、周家莊人和洪林人，當年的“是‘分’還是‘包’”的大討論，──最終還是決定“不分”或“重新‘合’”，以及今天這些村的人們還在千方百計地幫助別人致富，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今天，本網民寫這樣的文章，也只是想依傍著幾十年的實踐說明，改革設計上的“分”、“單干”，是存在某種“缺陷”的。單干，它只可以解決某些眼前問題(這就是就是說，不得已時，可在適當的范圍和時間里實行)，但從長遠角度說，卻必然走向廣大群眾根本利益的反面，使之缺乏競爭力，產生兩極分化。并且，全社會的“單干”“包產”，使我黨作為“共產的”黨，其存在的基礎發生了動搖(這幾年，一些知識精英常在這個方向上做“文章”，我們有些共產黨人還昏然不覺)，也使社會的“公、德、正、義”觀念難以立足(這多年，社會風氣不佳，屢糾無效，根子即在此)。

　　幾十年的全社會實踐證明，集體經濟，不管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共助，還是在市場經濟下的競爭，不管是從工還是務農，都會強于“單干”“個人包產”。這就是今天的所有堅持集體經濟的無一例外地都共同富裕的秘密，而不是別的什么。

　　至于有人說，毛澤東的農村人民公社、農村集體經濟是不準辦工業的，只是改革開放后才允許辦工業，才使這些堅持集體經濟的村富裕起來。持這一觀點的人，拿出了創辦人民公社之初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說這個條例中特別規定：“公社管理委員會，在今后若干年內，一般地不辦企業。已經舉辦的企業，不具備正常生產條件的，不受群眾歡迎的，應該一律停辦。需要保留的企業，應該經過社員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分別情況，轉給手工業合作社經營，下放給生產隊經營，或者改為個體手工業和家庭副業;個別企業，經過社員代表大會同意，縣人民委員會批準，可以由公社繼續經營，或者下放給生產大隊經營。”“公社經營的企業，都應該直接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服務”;“公社管理委員會，應該積極促進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這里，本網民要強調，且不說這個條例中，關于公社“在今后若干年內，一般地不辦企業”這句話具體很大的“通融性”，就是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本身，作為新生物，也是在不斷地發展著的。就在人民公社出現不久，毛澤東便針對張家港開辦社隊企業，高興的拍著桌子站起來說：這就是中國農民的方向!再到后來，毛澤東在他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指出：

　　──軍隊，把“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兼起來”;

　　──工人，要“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 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事實是最雄辯的。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尤其是農村人，都會有這方面的明晰記憶。──也許全國的情況不盡相同，但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是，改革開放前，全國鄉鎮企業已在創造一定比例的國民收入。對于這一情況，網民[日光石] (于 2006-09-23 17:54:41上貼)的文章寫得極為清楚，他正確地寫道(共有五點)：

　　“一些人可能根本就沒有接觸過‘人民公社’，只是憑借著傷痕文學或道聽途說，就主觀臆斷地發表意見。我把我當年插隊落戶的體會給網友們談談。

　　“1. 人民公社創建之初就是以‘亦工亦農’作為社會主義農村發展的方向。很多社隊早在了六七十年代就己經存在一定規模的社辦或隊辦企業。我下鄉插隊的小山村雖為窮山僻壤，卻也有幾間隊辦的作坊，主要是糧食和山貨加工(如米線)和竹紙漿都賣給縣供銷社，雖然規模都較小，卻是建立多年了。此外還有一處小鉬礦，后回品位不太高，銷路不好便停辦了

　　“2. 當時確實是‘以糧為綱’ ，但同時也舉綱張目。在我們那兒主要的經濟作物有：油茶籽，板粟，柿干，李干，筍干等;在我們這幫知青的建議下，隊里還辦了一個食用菌養植場。

　　“3. 人民公社基本上不存在‘大鍋飯’，工分制是很典型的按勞分配形式，工分評定一般都比較認真，也很民主。評工分時大家一般都到場，先評議再評分，可以說基本上是‘公開，公平，公正’。

　　“4. ‘懶漢’什么時候都有，但在人民公社時期這種人走極少的，因為那時‘懶漢’極不光彩，在大伙心目中和‘四類分子’相近，在村里是非常抬不起頭。娶媳婦都困難。

　　“5. ‘割資本主義尾巴’ 的事確實有，但那是針對某些私人付業，而集體付業是受到保護和扶持的。在我們那兒家庭養豬和雞鴨羊等也沒受到限制。農村集市從來就沒有中斷過”。

　　網民[日光石]的說法是極為客觀的，其實，本網民也是可以提供當時公社辦工業的證明的，──或者說，本網民就有過“領導”辦公社工業的“實踐”。

　　本網民于上世紀70年代中,下放(準確說，是下派.順說，我年輕時代不斷從機關被下派的地方、干的事，很多很多，曬過鹽、種過水稻、打過坑道、部隊拉練等等。常被下派的原因大概有兩，一是我太年輕，又所謂“有點知識”，要改造;二是我從不附隨當時一些人的“極左性造反”之流俗)在蘇北邊界地區工作，為了進一步發展蘇北的鄉鎮工業(當時蘇北已經有不少鄉鎮工業)，曾帶隊(一行100多人，幾個縣的鄉鎮工業負責人和部分企業領導)赴蘇南參觀學習工業、鄉鎮工業。記得我們自包兩輛大客車，用了半個多月的時間，從江陰開始，分別參觀了華西、無錫的西塘、蘇州的昆山、上海(具體廠已記不清了)，以及常州柴油機廠等。由于我當時特年輕，對工業知識知之甚少，有時在帶隊“訓話”中，會把一些工業技術性的術語講錯，事后，不少老同志常撫愛友好地“教、糾”我的缺失，使懂得了不少問題。此事，我親身經歷，加之搞過"笑話",故至今印象極深,不會有錯的。這說明，有人說的"毛澤東時代公社不辦工業",純屬無稽之談。

　　有了以上情況，更多的話已無需再說。其實，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不但正在辦工業，并且在不少地方已見欣榮之勢。有的網民會說，那時不是在割資本主義尾巴嗎?

　　……現在應當告訴這些網民，‘割資本主義尾巴’ 的事確實也有，但正如有些網民所說，那是針對某些私人副業，而集體副業是受到保護和扶持的。當然，──據本網民所知：那時，把副業、公社企業當資本主義尾巴來割的，在極少數由極左分子把持的地方，也僅是偶有發生，決不是全部。并且要說明，當年的這些極左分子，到今天，大都又成了各自層次上的改革精英!哈!哈!這是多么的發人深省啊!

　　所以，今昔對比，我們是可以看到一些實質性的東西了。人們常說，對鄉鎮來說，無工不富，無農亦不穩。這在很久之前，就是人們的經驗之談了。但如進一步說，能不能有力量去辦工業，“分散”、“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比得上群眾聯合的集體的。將“分”、“個”的孤單農民，放在一個個集體面前互相競爭，必然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個別有特殊原因的能人可能辦企業富起來，再一個是所有的集體都無一例外地通過工農結合富起來。

　　當然，有一點也是肯定的：如果全國一直都以集體形式存在，在統一的宏觀調控下，華西等村的人不會象今天這樣的成為社會“‘富’之‘極’”，但“所有”“大家”“們”，會無一例外地比較富(不是人為地平均)。如是，才是今天的華西等富村的人，以及真正的左派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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