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后是墻：漫談「鞍鋼憲法」（有刪節）

　　陳泰

　　……與國際工運的長久隔膜，本土反剝削傳統——以省港大罷工為頂峰——的人為斷絕，使無產者奇缺自我組織的精神武庫。泛左翼陣營內，某些原文革「造反」分子承認建國后的官僚專制事實，卻堅稱「〈鞍鋼憲法〉式的‘三結合’，到文革中‘三結合’的革命政權形式，這是走向‘公社’的必經之路」[2]；一批毛左理論家贊頌「毛澤東重視群眾的智慧和群眾的首創性，珍視人群中的異端思想」[3]（蕭喜東），把毛的若干思想實踐（從「鞍鋼憲法」到「四大」[4]）描繪為工農當家的「繼續革命」。

　　那邊廂，中華資本的謀士團對中共精神遺產的「古為今用」漸入軌道。個別有產文人把毛時代的「兩參一改三結合」詮釋為西方式「團隊管理」，鼓吹「所謂‘豐田生產方式’，就是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的‘團隊合作’」[5]（崔之元），有助大小老板提高利潤。與壟斷資本血肉相連的軍政官僚群，時而也替「鞍鋼憲法」招魂，重提「搞‘兩參一改三結合’和大搞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等，是完全正確的，對我們現在探索中國式企業管理，仍有重要指導意義」[6]（原冶金部長王鶴壽）。多數主流學界對「紅道漂白」暫不領情，捂著鼻子叫罵上述努力「實際是對正常市場秩序中的所有者權利的忽視和排斥」[7]（秦暉）云云。

　　從無產者的角度衡量，「鞍鋼憲法」扮演過什么角色？它的「群眾參加管理」與工人民主能否劃上等號？……，假如這部「憲法」重返工廠，對哪個階級有利？首先，讓我們弄清它的內容。

　　什么是「鞍鋼憲法」？

　　1960年3月，鞍山市委的匯報歡呼鞍鋼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已經形成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8]。針對有關內容，毛澤東提出「鞍鋼憲法」的概念，指示各地工業干部以它為藍本「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9]。對「憲法」的基本脈路，七十年代初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歸納說：「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群眾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實行工人、干部和技術人員的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10]。以上原則，被譽為「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偉大綱領，是正確處理企業內部勞動人民之間相互關系的準則」[11]；直至文革末期，當局仍激勵廣大職工「堅持‘鞍鋼憲法’，發揚共產主義精神」[12]。

　　需要提醒讀者，「鞍憲」各要點絕非從天而降——它們要么資格甚老（「大搞群眾運動」），要么漸成既定方針（干部參加勞動），要么反復試點（「兩參一改三結合」）。對工人來說，「兩參一改三結合」意味著什么？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與干部參加勞動的配套政策催生了哪些后果？暫且擱下三言兩語難以辯清的歷史風云，先瞧瞧被官家起勁「大搞」的工人兄弟生計如何。

　　工資等級制：毛時代社會分化的鏡子

　　為了替瓜分國有資產湊足理由，八十年代主流輿論向「平均主義」頻頻開炮——「受長期革命戰爭傳統的影響，（中共）對物質利益原則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態度。人民公社的供給制試驗雖然失敗，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當作基本信條」[13]（胡喬木）。實情如何呢？執政后，中共確曾昭示天下「實行合理的低工資制，盡量使大家都有飯吃，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三個人飯，五個人吃’」[14]（周恩來）。敬愛的總理漏了一句：工人的褲帶勒緊點，咱們首長才有機會吃得香甜。

　　中共進城后，工資制度幾經更迭，但繁復等級從未稍改。1952年2月啟動供給制（食品、衣服和津貼[15]）改革，新版津貼的兩極差距從原有的8.58倍漲至27.5倍。1951年12月，中央人事部公布29級制《暫行工資標準》：最低與最高級別分別是21.20元和403.09元（相差18倍）。1955年7月，中央推行30級工資制；在北京地區，最低與最高定額分別是20.88元和649.60元（相差30.1倍）。

　　別看衙門喉舌拿腔拿調地抱怨「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標準是一個什么樣的標準呢？應當說，還是一個比較低的工資標準」[16]，工人們深知誰是掙扎求生的底層。解放五年后，工會統計表明「不論重工業、輕工業或建筑業，職工的工資收入不足50元者都占很大比重」[17]；另一份報告指出少數職工（約5%）赤貧無依，急需定期補助；每遇大事（生育、疾病、婚喪、小孩上學、親友探望），多數（65%左右）職工立陷入不敷出的窘境[18]。1953-1954年間，大量加班[19]與連續減薪激起全國工潮；稍作讓步后，官方轉身即大呼小叫普工、雜工和學徒的「工資標準規定高了一些，這是很大的缺點，應該改正」[20]（周恩來）。1958年2月，國務院發文延長學徒的滿師期限（從半年延至兩年半）并削減待遇，同步下調普工雜工的薪水。1958年6月，中央又發話「工人的實際生活水平比農民高一點是必要的，但不要高那么多。平均主義要不得，高低懸殊也要不得」（劉少奇在勞動部、局領導干部會上的講話）。

　　「少奇同志」沒把話講透，筆者替他挑明：收入層次「高低懸殊也要不得」的鐘鼎決斷僅針對基層勞動者，與干部無涉。「反對平均主義」的叫嚷，更抹殺了天大的事實——毛時代的上層圈子（含文藝界與專家群體）從未有過與平頭百姓薪金均等或相近的時刻！

　　1956年7月，國務院下發「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倡導「克服平均主義」。新規定把工業工人的工資列為8級，擴大了兩極差距——以石油鉆井工為例，各地工人的薪差大致為3.2倍；石油業內部，鉆井工與中層管理者（廠長、總工）的工資差距達5倍。在北京機關，正副總理享受一級待遇（月薪644.0元-517.5元不等），勤雜工位于鏈條末端（33.0元-23.0元）。與復辟前后大陸文化圈的血淚控訴相反，毛時代的專家層長期支取高薪——研究員、教授的月俸定為345元，并設有「特等」工資范疇；與此同時，井下礦工最高月入不過128元[21]。

　　從住房條件，進一步看毛時代的社會分化

　　老民國的無產階級受盡盤剝，擠在貧民窟煎熬度日。解放兩年后，全國總工會哀嘆勞工住宅暫無起色：「有的工人沒房子住而露宿街頭，睡在火車站票房，住在機器房，澡堂，礦車廂里，有的工人雖有房住，但地潮屋漏，陰暗狹小」[22]。五十年代，國家陸續建成部分宿舍[23]，卻杯水車薪且甚簡陋——「一般城市里，職工住宅非常缺乏；有的地方修建了住宅，但一些街坊內沒有商店、食堂、診療所和中小學校的建筑」[24]（城市建設部長萬里）。解放十年后，有關部門的報告招認工人住宅的總體狀態仍趨惡化：眾多工業重鎮的職工平均居住面積縮減；上海、華北等地存在大片棚戶區；各地充斥老舊危房[25]。直陳工人慘狀后，報告話鋒一轉胡謅什么「國家建設初期，居住房屋一時緊張，是不可避免的現象」[26]；輕描淡寫的語氣泄了底牌：視大規模貧困為當然代價的中共經濟路線。

　　自五十年代起，北京多次授意下屬「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票不可開得過多」[27]（毛澤東），喉舌們掂起腳尖幫腔吆喝：「必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集中主要力量建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因而決不應離開發展生產的基礎而過急、過快、過高地要求改善職工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28]。同時，英明領袖大談「工作者是否更為勤勉、積極、主動，決定于政治覺悟的高低」[29]，為動員工人無窮奉獻（從「大搞運動」到「限制法權」）提供了理論前提。

　　有的讀者會問：「鑒于國力孱弱強敵環繞，號召或迫使大眾克勤克儉，能否說是悲壯卻正確的抉擇？」。我們答：從投身社會革命到鞏固工人國家，無產者都將付出相當代價，因為這關乎我們自己的歷史解放；但「工人樂園」的內涵絕非工廠大橋原子彈等狹隘定義所能包容。沒有大眾的文化飛躍與全面介入社會管理（學習成為統治者），就談不上有機的社會主義進步；提高文明程度也好，積累統治經驗也好，均以工人生活的初級豐足為前提；視抵死壓榨百姓為自強法寶的長期戰略，至少反證了一點：基層職工毫無國家決策權，給數十年后的倒退變天埋下濃重伏筆。

　　退一步說，假定工農的貧瘠生存實屬「筑起血肉長城」的悲愴必然，是否大家都有份犧牲？聽聽中共首腦及部門匯總的權威供詞。解放后大批工人露宿街頭之際，當權者「講究排場、隨便揮霍老百姓金錢的嚴重現象，仍時有發現」[30]（朱德）。眾苦力被號令扎根工地流汗流血，首長們卻過足官癮：

　　「原西南軍政委員會仿照北京‘天壇’、‘天安門’古典的建筑形式，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修成了一座可容納四千五百人的豪華的大禮堂以及若干附屬建筑。整個建筑經歷了兩年六個月的時間，中途不斷返工，七次追加預算，但建成后的用處卻不大，其附設的招待所平均每日住不到五個客人」[31]。

　　解放十年后，官府公文記錄道：「很多中小型企業，一般是先建工廠，后建住房，甚至未建住房，新增職工無處居住」[32]，還小心透露「同一時期，其它非生產性的建設，如辦公大樓、展覽館、大禮堂、文化宮、高級招待所等建的多了些」[33]。直至文革前夕，當局仍壓低嗓子呵斥「中央三令五申之后，有些地方、有些部門還進行樓館堂所的建設」[34]，可見此風的綿長有力。

　　官民之間的住宅標準同樣涇渭分明。在上層，高干攀比「房子越大越好，裝飾越貴越好，供應越多越好」[35]（周恩來）已成風氣；在中層，形勢大同小異：

　　「我參觀了一些工廠，廠長、總工或者黨委書記住的房子是一棟棟公館，是新蓋的，處長又是一棟房子，科長又是一棟房子，其它房子又是一棟房子，工人宿舍是另一棟房子。等級分得很清楚，甚至廠長、處長、科長的辦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幾個臺子、幾個沙發幾個凳子都有等級」[36]（劉少奇）。

　　建國初，解放者居高臨下地訓示「人民群眾是直接參加生產勞動（主要是體力勞動）而一般地難于直接行使管理權力」[37]；首長代勞工農聽喝的后果，便是「從前在瑞金、延安時，想腐化也很難，現在腐化很容易」[38]（陳云）。六十年代中期，當局帶著倦意第N次聲討「黨的干部中，確有一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已經起了根本性變化，完全蛻化為資產階級分子」[39]，給陳云那番感慨留下風暴前夜的歷史注腳。

　　「按勞分配」與官僚寄生

　　對毛時代的工資等級制及社會分化，大陸泛左翼陣營或曰「按勞分配」，或曰這是文革本欲打倒的「資產階級法權」。對資產階級權利和文革工人造反的議題，筆者另起專文探討；且看「按勞分配」的說辭能否替首長們把事擺平。

　　上臺初期，中共表態「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取酬’。誰勞動愈好，工作得愈好，誰獲得的報酬就愈多」[40]，更高調宣講「社會主義社會里，對于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國家付給他們的報酬還應該有一定的差別」[41]（周恩來）。

　　就此，一位海外革命者駁斥說：

　　「社會主義社會里，分配是完全地、純粹地根據「按勞分配」原則進行的，那時已經沒有地主和資本家，沒有人能夠憑他占有生產數據而在社會生產出來的消費品總額中分得一部份。那時人人都是勞動者，而在勞動者之間分配消費品的標準是‘等量勞動取得等量消費品’。這就是說，工資是一律平等，不分等級的，不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也不分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不分技術高低），當然更不論勞動者的性別、種族等等，每個勞動者所領取的工資都按同一標準由他所付出的勞動量決定，任何職位一個勞動日的工資都相同（但特別勞苦的工作，一個勞動日的實際工作鐘點比較少）。這樣平等的分配制度還沒有達到共產主義的標準。還沒有完全超越資產階級法權的范圍（仍然應用著等價交換的資產階級法權原則），但已經和資本主義社會里的分配制度大不相同……

　　中國現在還沒有單純按照勞動量來決定工資，工資還不平等（而且差別還很大），所以現行工資制度還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式的制度」[42]。

　　或許，以上評語失之刻薄？且退一步，假定官方的付酬標準（「工作得愈好，獲得的報酬就愈多」）無悖社會主義原理，但這一標準兌現了嗎？以上海為例：1952年上海職工實際平均年工資為782元，1962年反降至707元，1983年為785元，與解放初勉強持平[43]。以當地全民所有制企業來說，1952年的職工實際平均年工資為794元，1962年降為739元，1970年略升至735元，1980年為841元，比解放初增長不足10%。盡管收入停滯倒退，產業工人的生產率節節升高。再以上海全民所有制企業為例：1952年的人均勞動生產率（按1980年不變價格計算）為5942元，1962年達到9479元，1970年躍升至19909元，1980年為27830元。與八十年代盛行的主流污蔑「大鍋養懶漢」相反，收入微薄的中國工人，交出了一份無愧于心的勞動答卷。

　　向老大哥致敬之余，我們想問：群眾創造的巨量財富跑哪兒去了？就算「四化明天」鐵定要求老少爺們死扛，但多少工人的歷史犧牲讓專權者私吞揮霍乃至白白浪費了？接茬細瞧首長們的自揭畫皮。

　　「任用私人，結黨營私，互相包庇」[44]（周恩來）的官場習氣，讓企業內「許多干部引用私人、對家屬親朋安置較好位置的惡劣現象」[45]泛濫無忌，吞食擠占無門路者的收入份額。領導們煞費苦心尋覓種種點子（臨時工不享受勞保條例、無退休費[46]）壓縮工人工資總量，對內另行一套游戲規則。解放十年后，中共發覺「多少年來，我們對干部就是包下來，能上不能下。現在看來，副作用很大」[47]（鄧小平），已遲滯國家機器的運轉。計將安出？高官將帥托著下巴感嘆「倒還不全是待遇問題，解決待遇問題可以保留原薪原級，問題是職位要能下」[48]。免官降職，優待不變——即為執政集團內部微調的底線。六十年代的上海工人在棚戶區苦中作樂，毛澤東卻以勞力士饋贈妻子[49]；話說回來，區區名表無外是「請客送禮，置裝添私；苦樂不均，內外不一」[50]（周恩來）之類特權生活方式的小點綴。

　　資本主義復辟后，大陸毛左理論界如何看待上述丑行？他們揮著拳頭批判「執政黨內的當權派集團，打著革命旗號作幌子實行官僚主義、等級制度」（蕭喜東）[51]，卻辯稱毛氏晚期理論是治愈蛻變的良藥。以「鞍鋼憲法」的重要一頁——「大搞群眾運動」來說，毛左分子斷言它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宏大創舉，意義深遠云云。這番說辭站得腳嗎？讓它與事實見個面！對先進工人而言，了解執政者「運動群眾」的內因外果，是理解建國后「群眾運動」本質的第一前提。

　　「大搞群眾運動」：目標選擇手段

　　漫長割據與殘酷內戰，給中共的戰略戰術、組織原則、干部補充與行事風格打下永遠的烙印。三四十年代，瑞金及延安政權廁身共運框架之內，逐步演變為踞于工農之上的利益集團；它既未立即拋棄社會革命的遠景，卻以權變伎倆從事日常斗爭。它拿盲從精神熏陶干部群，通過后者駕馭工農；借助群眾壓力，它竭力馴服間或「出軌」的各級頭腦，維持對龐大脫產隊伍的控制。試舉一例：西北決戰前夕，針對野戰指揮官的擅權苗頭，黨委發起訴苦與三查運動[52]，收效甚好：「許多干部過去愛打人罵人，以致違犯群眾紀律，工作不積極，被（士兵）群眾審查尖銳批評后，改變了態度」[53]（彭德懷）。天長日久，中共視「搞運動」的操縱手腕為「山溝里的馬列主義」，頗有得色。

　　擊敗有產政權后，「隱忍一時」的尊卑制度及專斷文化以惡性膨脹的勢頭覆蓋了紅色江山的上層建筑：「黨內常常出現的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的情況，同黨內那種言者有罪、聞者不戒的家長作風、軍閥作風有直接的關系」（張聞天）[54]。派系傾軋與工農決定權的缺席，攪得衙門雞飛狗走：「政出多門，工作散亂；互相排擠，上下隔閡」[55]（周恩來）。從京畿城墻往下瞅，高層心知肚明「光靠少數領導干部發現我們工作中的問題、缺點和錯誤，那是很不夠的」[56]（陳云），必須求助基層「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57]（毛澤東）。決心既下，「用大鳴大放、出大字報、展開大辯論的方法進行整風運動」[58]（劉少奇）便成了社會生活的保留節目。

　　困擾中樞的另一樁煩心事，是眾部下的懶勁齊發：「不了解下情，不去基層組織作調查研究，或只是‘走馬看花’，不求甚解」[59]。拍桌訓話之余，中央推搡著官員群「分別下田、下工場、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60]。是為后來聲名大噪的「干部參加勞動」。

　　隨著高速工業化的逐步鋪開，官員們先后感到「機器加管理制度并不能代替活生生的人，要搞好生產，必須依靠從事創造物質財富的廣大職工」[61]（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從解放初的「馬恒昌小組」[62]到大躍進年頭的科技革新運動，北京的治國方略始終包含上述元素，最終形成「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模式。

　　毋庸置疑，工人獻計與工人權力是兩碼事，也不等于自動減輕民眾疾苦。「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63]（毛澤東）的禁欲官腔，替鋪天蓋地的守紀文宣定下調子：「服從領導，聽從分配。黨叫干什么，就去干什么；需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64]，還一口咬定這是正宗的共產主義勞動態度。

　　使驕橫的實權分子有所收斂[65]；讓大眾替小圈子決策糾偏補遺；趕官員蹲點勞作現場「找回感覺」；令工農永葆老黃牛狀態——以上各條，即為中南海「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大搞特搞群眾運動」[66]的基本動機，也造就了「鞍鋼憲法」的無上榮耀。馬列先賢有云：一定目標必定選擇相配的手段；落實目標的過程，無法脫離固有邏輯而天馬行空。走向全國的「鞍憲」后事如何，很快便有分曉。

　　黨權力與群眾監督：虛實之辨（續談「大搞群眾運動」）

　　建國后，中共語言增添了一個新字眼：「群眾鬧事」。最高領袖一錘定音：「群眾鬧事是壞事，是我們不贊成的。但這種事件發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干部和群眾」[67]（毛澤東）。幾句話，交代了官僚集團的整體統治思路。

　　「鬧事是壞事，是我們不贊成的」。群眾干嘛一根筋使壞？主席副手答：「往往經過了好幾個月，經過了半年，采取了各種辦法，官僚主義者不理，解決不了問題，最后才來請愿、罷工、罷課」[68]（劉少奇）。換句話說，「鬧事」無非是憤懣百姓的絕望之舉，且未逾越有產民主國家（不必說工人政權！）的公民自由范圍。皇城內遞出狠話：「我們不贊成」，抬腿踩碎工人的當然權利。硝煙尚未散盡，新國家已指定「工會經常的中心任務，就是根據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和說服工人，組織工人們積極勞動」[69]（李富春），一刀閹掉工會的傳統職能：無產者的初級自衛。毫不奇怪，「平時工會工作薄弱，等群眾鬧起來以后，不能站在群眾里面說服群眾」[70]。

　　「事件發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不消說，「我們」統統是權力豪宅的頂級住戶。何為主席口中的「官僚主義」？國家決策、官定規章或人事任免？都不沾邊。「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71]——中央如是說。這一定義把大小權貴的欺壓惡行挪到「作風」領域，頗有避重就輕的嫌疑。六十年代，原總書記張聞天指出「國家往往可能為了國家的利益，不重視工人的利益，違反工資政策」，即政府對群眾權益的有意侵犯。如何遏止類似的國家橫暴？「鞍鋼憲法」及一號廣播員毛澤東均閉口不言。

　　且退一步，只談「接受教訓、克服壞作風」。以鞍鋼為例，弓長嶺鐵礦領導班子「平常對預防事故無所作為，甚至事情發展到非常嚴重的時候，還對某些漠視工人生命安全的官僚主義分子采取姑息態度」[72]。一旦職工抗議，難免刀斧伺候：「許多地方和部門的領導者……用類似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73]。罷工罷課請愿游行「是壞事」，工農學生拿什么促使「某些」老爺痛改前非？首長攤開講話稿：「克服官僚主義需要加強由上而下的領導，同時需要動員群眾力量，實行由下而上的監督」[74]，怎樣監督？「上面動員，下面揭發，相互批評教育」[75]（上海市委）。戰果幾許？主席胸脯一挺：「大字報一貼，群眾一批評，會上一斗爭，比什么法律都有效」[76]。莫非真有奇效？繼續讓事實發言。

　　外敵覆滅前，「群眾批評」已顯示了自身的脆弱。西北野戰軍三查運動期間，「（戰士）批評某些干部時（這些干部）就變臉說：‘三查運動時民主權力是你們（指士兵）的，這是暫時的，三查以后權力是我們（指干部）的’」[77]。不難推測，「某些干部」一手遮天后的嘴臉。九十年代末，我們終于聽到了破落「老左」的遲到證言：

　　「原來整黨的三條：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經過反右派斗爭，有些部門，有些地方，三風不正不是減少了，相反更增加了。省、市、區領導中，有一些品質不好的人，把反右派當成一個武器，來反對和他不同意見的人」[78]（鄧力群）。

　　毛左人士追捧的無敵神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真實功能也挺曖昧：「有些單位濫用了這種方式，不讓各種不同意見有同等發言權，甚至壓制正確意見」[79]（周恩來）。哪位神仙如此大能，「不讓」群眾自由鳴放？看來只有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土地公。幾輪運動折騰完畢，了解內情的高干們搖頭不已：「所謂‘群眾運動’，往往并沒有真正的群眾基礎，而是在強迫命令的情況下進行」[80]。別看「首席執政」以超脫姿態教導僚屬「挖煤炭的也好，掃街的也好，貧苦的農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們手里，就要服從他們」[81]（毛澤東），主席的井岡山戰友卻捅破了窗戶紙：「表面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決不可能實事求是」[82]（原中南局工業部副部長曾志）。建國初的工業部「三反」時期，曾志親眼目睹主持者「采取延安整風‘搶救運動’那種方式，開群眾大會，點名批判、搞逼供信、吊打關押、威逼利誘、車輪戰術等，無所不用其極」[83]。五七整風的日子里，面對群眾的提防態度（「怕說錯話被戴右派帽子，怕‘找小腳’，怕提出問題領導不解決」[84]），黑龍江省委連撓后腦勺。真可謂鑼鼓喧天旌旗獵獵，難掩內里的凄風慘相。

　　我們不能不問：鳴放辯論老半天，究竟誰說了算？誰是運動的主體？一份高級文獻交了底：「每個具體的部門和單位，運動進行得好壞，關鍵在于領導」[85]。在人心不穩的工廠，中央指令「實行和加強黨委領導下的群眾監督」[86]。誰來降伏惹不起的黨委？上級黨委派去的「城市工作隊」。空降大員濫權怎么辦？由上司收緊權限：「城市工作隊有關隔離、拘留、搜查、開除公職等權限，過去未明確。這次決定一律報市委批準」[87]。假如市委、省委胡作非為呢？從北京下發越來越厚的禁令，派出核查工作組[88]。設若禁令廢紙一張，工作組與惡勢力沆瀣一氣？毛時代的執政實踐豎起最后一塊路標：重申「工人群眾批評和實行監督的權利，必須切實地得到保障……」[89]。似曾相識？沒錯，它指向「群眾監督」大牌坊的正門！

　　或許浸淫權力過久有點麻木，總書記一不留神冒出幾句大實話，堪稱「誰說了算？」的精彩答案：

　　「我覺得，對領導人最重要的監督是來自黨委會本身，或者書記處本身，或者常委會本身。這是一個小集體。我們一些領導同志，同伙夫、勤雜人員等同志們編在一個黨小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監督作用的」[90]（鄧小平）。

　　做個簡約總結：中共深信「群眾監督可以把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會提出很多好意見」[91]，僅此而已；走出獻策苦諫大會，工農仍是領導們呼來喝去的小卒[92]。「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老爺們」[93]（毛澤東）——大家長背手踱步，深知棋局正待落子，一切遠未終結。如何成批制造馴順又肯開動腦筋的「智能棋子」？如何提高眾國手的自身棋力？隨著中南海的聲聲呼喚，「兩參一改三結合」掀簾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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