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資本賬戶開放的系列“好處”是虛幻的
資本項目自由化是西方經濟自由主義者的一貫主張,世行與人行鼓吹中國資本項目自由化可以為中國帶來以下“好處”:
“好處”之一:資本賬戶開放“有利于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發展”
國外早有經濟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證明這一觀點并不成立。真實的情況是:資本項目自由化對那些金融監管制度健全、金融市場成熟、擁有資本定價權和資本流向主導權的國家有利;相反,對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場不成熟、缺乏全球資本定價權和全球資本流向主導權的國家和地區不利。
如果一個國家處于產業轉型、經濟結構相對脆弱、或積存大量經濟社會矛盾,那么資本項目自由化將引誘國際各類投機資本的攻擊,進而引發國內匯率、利率和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從而導致國內產業遭遇破壞、國民財富遭遇洗劫。改革開放后,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進入國際市場,曾經避免諸如拉美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等多次國際金融大危機的沖擊,正是得益于資本項目管制——這一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線。
因此,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取決于中國本土產業資本的全球競爭能力、取決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和監管水平、取決于政府是否真正掌控人民幣的匯率定價權和貨幣發行自主權。不具備這些條件,資本賬戶開放非但不能帶來預想的利益,反而會誘致系列災難。
“好處”之二:資本賬戶開放“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人民幣國際化首先需要資本項目自由化”。資本項目自由化曾經給那些篤信自由化好處的發展中國家造成過重大的財富洗劫和經濟創傷。因此,資本賬戶開放這一政策主張的鼓吹者不敢過分宣揚“資本項目自由化有利于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發展”,而是以資本項目自由化來迎合人民幣國際化的要求,試圖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旗之下積極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但是,我們需要反問的是:資本項目自由化與一國貨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國際化究竟有沒有關系?有多大關系?
曾幾何時,日本、澳大利亞、巴西、泰國等國家積極致力于資本項目自由化,這些國家除了收獲經濟波動與世界同步的“好處”之外,并沒有實現本國貨幣的國際化。國際原油市場等大宗商品交易使用的貨幣依然是美元,而不是日元、泰銖等其它貨幣。試問:中國資本項目自由化之后,難道中國人可以使用人民幣購買中東石油、歐洲設備和日本房產嗎?顯然不可能。不僅是歐洲、日本都想輸出自己的貨幣——歐元、日元,更為關鍵的是,大宗商品用美元計價、結算是美國的核心利益,誰敢挑戰與侵蝕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會毫不猶豫進行反擊。
主張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觀點認為,資本項目自由化之后,中東、歐洲、亞洲國家更愿意接受人民幣,有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理由是:中國持有近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海外機構和個人所持有的人民幣可以到中國自由地兌換成美元。其邏輯是:人民幣國際化是與資本賬戶開放掛鉤、而資本賬戶開放與中國外匯儲備掛鉤。可見,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實際上是與中國外匯儲備掛鉤。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由此似乎實現了美元國際化。實際上,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世界貨幣本質依然是黃金本位制,美元并沒有實現真正國際化。作為純信用貨幣的美元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是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開始的。美元與黃金脫鉤,同時,美國主導著全世界各類大宗商品交易(特別是原油交易)對美元的需求,才使得美元代替黃金成為美元紙幣本位制前提下的全球貨幣。
如果人民幣國際化是基于人民幣與美元的自由兌換、是基于3.2萬億外匯儲備,那么,人民幣國際化就是假象,本質上還是美元的國際化,抑或是人民幣的美元化,而非人民幣的國際化。當今,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超過600萬億美元,那些企圖以基于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思路,當屬國際笑話。遺憾的是,世界銀行、中國央行發布研究報告,積極主張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自由兌換,而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國際化可笑地成為重要理由。
需要更正的還有,貨幣互換不應該視同為人民幣國際化。盡管人民幣與其它國家貨幣進行互換有利于規避匯率波動、便利于雙邊貿易和投資,值得積極推進,但與人民幣自由兌換無關、也與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國際化無關。中國與俄羅斯、韓國、巴西、伊朗等國互換貨幣,如果說這就是人民幣國際化,那么也可以說是盧布、韓元、巴西元和伊朗里亞爾等貨幣的國際化,如此還有什么實際意義。國際上沒有人會因為與別國進行貨幣互換而興奮地驚呼本國貨幣實現國際化,但是在中國,這種聲音很大。這只能說明,中國的一些專家、官員還不了解世界貨幣的真正內涵,以及貨幣國際化的現實基礎和信用前提。
目前,人民幣國際化依然缺乏自主創新的產業基礎、依然缺乏引導人民幣走向世界的全球金融網絡、依然缺乏為人民幣國際化保駕護航的全球軍事力量。一國貨幣的國際化不僅僅是一個貨幣使用本身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等集成問題。簡單地說,貨幣到哪里,利益就到那里,產業競爭力和軍事威懾力就應該輻射到那里。一個被跨國資本主導著國內主要產業部門的中國,一個大部分本土產業資本還缺乏國內競爭力更談不上全球競爭力的中國,一個匯率走勢多半由美國政府和國會決定的中國,一個貨幣發行量被美聯儲間接操縱的中國,一個金融網絡還沒有像毛細血管一樣布滿全球的中國,一個軍事投射能力還守護不住南海石油資源的中國,一個主流經濟專家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拿著外國機構的經費或跟著好大喜功的領導瞎起哄的中國,很難設想她的貨幣可以實現國際化。既然人民幣不具備國際化的基礎條件,那么,那些打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旗號,誘導資本項目自由兌換的國內外機構和個人,其動機又是什么?這就是值得警惕的地方。
“好處”之三:資本賬戶開放“有利于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形成三大類企業,即外國資本主導型企業、私人資本主導型企業和國有資本主導型企業。外資企業不存在“走出去戰略”問題,它們本身就是跨國資本,擁有強大的國際金融市場的支持,處于強大的“寡頭壟斷”態勢。私人企業有“走出去”的想法,但普遍沒有“走出去”的能力。中國私有企業總體上還處于數量多、規模小、技術創新不足、缺少市場主導能力的“自由競爭”態勢。“山寨”生產和殺價營銷是私有企業主要的競爭手段。因“改革”所形成的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私有資本,與因“開放”所引進的市場經濟高級階段的國際壟斷資本,在中國本土展開了激烈的“非對稱博弈”或“非對稱經濟戰”。
對于中國私有企業來說,這場“非對稱經濟戰”的結局近乎沒有懸念:或者被外資收購(如日化、食品、商業流通領域的諸多企業);或者到海外上市加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美元陣營,成為中國經濟的買辦力量(如新浪、百度、新東方等);眾多私有企業被強大的外資企業所吸附,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成為跨國資本的附庸;最后剩下的要么破產,要么逃債。中國私有企業生存狀況沒有樂觀的理由,更沒有“走出去”的管理能力和經濟實力。當國內私有企業存活都成為問題時,哪有能力和資金“走出去”拓展國際市場?因此,把資本項目自由化跟私有企業“走出去”拉扯在一起,說資本賬戶開放可以促進私有企業“走出去”,實在牽強附會。
倘若硬是要說人民幣自由兌換對私有資本有利,那倒是有利于煤老板和地產商的資金,以及其它灰色與黑色收入的資金“走出去”,并成為高盛、摩根、花旗、匯豐的私人理財客戶。但是,這一點恰恰是需要防范和限制的。
對于第三類國有資本而言,資本項目管制不僅沒有影響國有資本“走出去”戰略的實施,而且還有利于外匯儲備的集中使用,有利于保障國有資本開拓國際市場的資金需要,同時,也有利于中投等主權基金的投資運作。如果中國企業需要集中資金優勢與國際壟斷資本展開實力對等的國際競爭,那么外匯資金必須集中使用,資本項目必須管制。
二、資本賬戶開放實際有利于跨國資本與境內買辦力量
如果現階段國有資本和私有資本都不需要資本項目自由兌換,那么究竟是哪些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中國徹底開放資本賬戶呢?答案是:國際資本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團。
資本追逐利潤,并且是最大化利潤,要獲取最大化利潤需要持續不停運動。國際資本的特性在于跨國運動。國際產業資本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運動中實現增值,獲取最大化利潤,而國際金融資本越來越傾向,通過制造實體經濟波動、金融市場波動(尤其是匯率、利率等金融資產價格波動),進行投機,轉移、劫掠他人與他國財富。隨著經濟金融化的發展,國際產業資本與國際金融資本之間越來越難以清晰劃分,近乎所有的制造業大公司,都設立自己的財務與投資機構,金融收益在集團總收益中的比例越來越大。例如,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國福特公司的總收益有超過80%來自與汽車信貸相關的金融業務。國際壟斷資本謀求壟斷利潤并實現經濟控制和政治控制。為獲取壟斷利潤并實現經濟和政治控制,國際壟斷資本不僅需要經濟波動,甚或制造社會動亂甚至戰爭。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名言是:當巴黎街頭血流成河的時候,正是它們播種和收割的季節。
改革開放后,在畸形政績觀的誘導下,中國諸多地方政府以做大GDP為指向,大肆直至幾近瘋狂地招引國際資本。國際資本借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完成了在華的產業布局和主要產業核心環節的控制。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借著中國深化金融改革、擴大金融開放,跨國資本的目標開始升級為謀求金融機構控制、貨幣定價權(即人民幣匯率)控制和貨幣發行權控制。在國際資本及其母國政府的不斷施壓下,人民幣持續被迫升值,吸引著更多的熱錢涌入中國,人民幣基礎貨幣被迫超量發行。在人民幣超量發行并引發通貨膨脹的情勢下,對國際資本友善的中國人民銀行非但沒有向海外資本征稅以阻止垃圾美元泛濫狂潮,反而選擇提高利率匯率、收緊銀根等方式引導泛濫美元資金流入。與此同時,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方式剝奪國內實體企業的流動資金,以此維持貨幣供應量的表面平衡,從而將國內企業擠壓到流動性近乎枯竭的狀態,為跨國資本在華攻城略地營造了極其良好的環境。從2008年初開始,民間資金年利率始終高居30%以上,海外資金只要把美元換成人民幣然后在民間高息放貸就可以輕松獲取暴利。迄今,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是:一方面,跨國資本在人民幣單邊升值、房地產泡沫、民間利率飆升以及資本市場套利中大幅度增值;另一方面,本土企業出口乏力、產業競爭力下降、人民幣購買力降低、資源和勞動力成本被動提高,人民幣顯現出嚴重高估的狀況。
截至2011年12月底,外匯占款余額是25.36萬億人民幣,而外匯儲備是3.18萬億人民幣,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是6.3009。如果按照6.3的匯率計算,那么25.36萬億人民幣占款應該對應4.02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二者相差8453.96萬億美元(約合有5.32萬億人民幣的虧損)。換句話說,人民幣的真實匯率走勢是貶而不是升,只有人民幣貶值到7.9748的水平,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余額才能平衡。而實際情形是,人民幣在美國外壓與中國內應下,節節攀升,而且在預期升值中不斷攀升。
當中國經濟增長、貿易狀況、經濟結構、貧富差距和社會穩定都開始走向惡化時,人民幣貶值預期產生了,國際資本要大規模撤離中國,于是乎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呼聲開始集中呈現。
在人民幣存在高估、外資需要在匯率高位逃離的情況下,中國央行不是順勢大幅貶值人民幣,減少賬面虧損,而是在人民幣匯率被高估的情況下拋售數百億美元來維持不合理的匯價。中國央行不僅升值積極、貶值消極(從而客觀上配合著熱錢的套利和撤離),而且在積極制造輿論,推出《我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基本成熟》(2012年2月)的專題報告,以官方的身份與美國政府和世界銀行的策略遙相呼應。
美國(政府和參眾兩院)及其控制的世界銀行一致地要求中國解除資本項目管制,有經濟目標,也有政治目的。道理很簡單,中國開放資本賬戶有利于美國及其主要盟國的跨國壟斷資本獵取中國的儲蓄財富、外匯儲備和國有企業。我們可以設想外匯儲備消失、國內儲蓄蒸發、國有企業消亡、投機資本橫行的亂局嗎?只要中國徹底開放資本賬戶,跨國資本可以輕松實現上述目標。
國際資本只有完成了兩個階段的運動,才能完成對中國財富的轉移。國際資本以美元方式進入中國,換取了中國廉價的資源、廉價的股權和廉價的商品;相應地,中國形成了儲蓄和外匯儲備。這是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一階段。然后,國際資本必須以某種方式進行一次反向運動,形成資本的回流,才能最終實現贏利,達到轉移中國財富的目的。無論從何種角度看,中國經濟正步入活力放緩、增長下降的周期,國際資本在中國形成的本金和利潤需要自由地、快速地兌換成美元流到境外,這需要資本賬戶開放的配合。拉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都是發生在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二階段,即國際資本回流階段。
在美國對華施壓并實際控制著人民幣匯率走勢的情況下,國際資本的大進大出,必然導致中國貨幣政策的失控,必然導致外匯儲備和人民幣供應量的大起大落,進而必然導致人民幣匯率、資金利率、商品價格、資產價格和股市期市的大幅度波動。中國經濟必將陷入極度不穩定的狀態中。這正是跨國資本施展拳腳的洗劫中國儲蓄和外匯儲備的時機。當外匯儲備和銀行儲蓄被跨國資本席卷而去,伴隨的是企業倒閉、稅收驟降、赤字激增、通脹惡化、民怨四起,大危機隨之爆發。到這個時刻,中國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變賣剩下來的國有企業。世界銀行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和“資本項目開放”放在一個處方(《2030年的中國》)中,用心何其良苦。
在中國的經濟體里,儲蓄是經濟體的血液、外匯儲備是經濟體的肌肉、國有企業是經濟體的骨架。當外匯儲備和銀行儲蓄遭遇洗劫,并導致國有企業破產或變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也自然地被國際資本摧毀了。
在蘇聯解體之前,美國戰略家基辛格曾經說過:“除了全面戰爭以外,中蘇集團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后退:自動讓步或內部分裂。前者不太可能并且決定于我們所不能控制的因素,而后者則值得仔細地研究。”其實,針對中國和蘇聯“內部分裂”的方案美國早應研擬完畢,分裂蘇聯的方案已經成功實施,分裂中國的方案正在實施中。如果中國像蘇聯一樣瓦解,那么,跨國資本商業利益及其背后政治勢力所謀求的政治利益也就達到了,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以及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將更加穩固。
當然,世行的報告不乏閃光的建議和美好的祝愿,但是,綠葉和鮮花的堆積掩蓋不了其作為毒刺與毒藥的實質。
三、中國在金融領域的現實選擇
其一,建立人民幣在岸交易市場,人民幣國際化水到渠成
古今中外,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不是刻意孵化、催化等“化”出來的,而是國家實力強大進而促進貨幣強大,由此自然而然進化出來的歷史結果。人民幣國際化的正確路徑在于,取消本國以及外國對于人民幣作為計價、結算以及儲備貨幣所設置的法律壁壘,并對采取人民幣作為計價、結算以及儲備貨幣的行為予以必要的政府保障(包括軍事手段)。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在于,盡早解決法律障礙,盡早建立政府保障。關于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問題,是涉及國家現有金融資產安危的重大問題,絕對不能繼續任由境外金融機構詮釋,以及一小撮里應外合的操縱。
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恰恰在中國的本土。從英鎊和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歷史過程可以清晰看到,只要能夠建立起強大的人民幣在岸交易市場,人民幣的國際化就會水到渠成。人民幣在岸交易的基礎,是用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市場,其核心是人民幣國債交易市場。沒有強大的本幣在岸交易市場,就不存在本幣國際化的基礎,甚至根本不存在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何談本幣的國際化?如果中國存在人民幣在岸交易中心,任何外國政府或機構,倘若希望得到中國資金的支持,就必須到中國來,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主權或非主權債券。例如,希臘等歐洲重債危機國完全應當到中國來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希臘主權債券,用于解決本國政府面臨的經濟困難。中國對歐美的救助,絕對不應該去購買歐美本幣計價的主權債券,這是“人民幣美元化”、“人民幣歐元化”,絕非“人民幣國際化”,絕對是愚蠢透頂的行為。
其二,資本項目管制的最后防線不可拆除
摩根大通曾經宣稱國際資本市場準備了10萬億美元伺機淹沒中國。如果沒有資本賬戶管制的金融防線,那么嚴重泛濫的美元必將淹沒中國,擁有絕對優勢的美元必將打垮弱勢的人民幣。屆時,人民幣不僅無法國際化,甚至在中國本土也難有立足之地:中國人寧可接受美元而不接受人民幣。1948年國民黨統治區經濟潰敗的場景將在全中國重演。
也許人們會問:難道中國的央行不會扭轉乾坤嗎?未免太悲觀了吧?是的,千萬不要把中國央行的理論素養和操作水平想象得太樂觀。僅僅一項匯率改革就引來美元狂潮并導致貨幣供應結構性失控,外匯占款就擠占了中國基礎貨幣發行的80%,本土經濟實體被擠壓在20%的基礎貨幣空間里。今天,中國大部分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的經營困難有目共睹,造成這種現狀的貨幣結構性根源一目了然。如果資本項目管制的最后防線拆除了,萬萬不可指望那些仰美國人鼻息的中國央行等政府機構的官員能夠有思路、有能力、有魄力跟海嘯般的跨國資本及其背后強大的政府力量博弈,他們能守住中國金融的底線、保證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嗎?我們究竟是相信那么一群立場不清、國籍不明、書本模型一堆、實戰經驗沒有、歷史與國情知識貧乏而又高高在上的書呆子們,還是相信中國資本項目管制這項制度?這是一個事關中國經濟政治大局的選擇。
其三,必須確保貨幣政策獨立自主、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與資本項目管制
根據“三元悖論”理論——這是一個被西方經學者所廣泛信奉與追捧的理論,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性和資本賬戶完全開放三大目標,只能取其二而舍其一。中國應該如何“取”和“舍”?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經濟發展必須服從于大眾利益和穩定大局,必須兼顧就業、環境與社會的平衡發展,必須在國際政治、軍事、外交等領域保持自主性和獨立性,必須在世界舞臺上扮演正義、制衡、平衡的國家角色。因此,中國必須確保經濟獨立自主。經濟要獨立自主,貨幣政策必須獨立自主。為此,在上述三大目標中,必須選擇和保證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且把保證貨幣政策獨立性放在第一位。
中國處于工業化興盛期,積極致力于發展實體經濟,企業普遍處于成長期,需要一個可以預期的相對穩定的經濟環境,穩定的貨幣匯率就是其中之一。同時,中國的產業體系已經嚴重依賴于出口貿易,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受制于出口狀況。盡管中央反復強調要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但是結構調整與方式增長需要時間,也需要資本投入。為了完成經濟結構的平穩調整和產業體系的逐步升級,中國需要維持出口貿易的穩定。這就要求人民幣匯率必須相對穩定,不可大起大落。因此,從中國現實的經濟結構出發,必須選擇并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并通過執行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來確保匯率穩定。
前文已經剖析,我國的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余額存在巨大差異,人民幣實際面臨的是貶值壓力,而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從8.11:1一路上升到目前的6.30:1,而且在內外壓力集團的操縱下,目前仍然在持續升值。人民幣應該通過貶值,維持在8.11上下的水平上。人民幣只有貶值回到2005年“匯改”之前的水平并保持在此基礎之上的匯率穩定,才能重新形成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消除貶值預期,才能提高人民幣的國際認可度,才能有利于人民幣走出去。
為了有效地取得“貨幣政策獨立”和“匯率穩定”這兩大目標,中國只能舍棄“資本賬戶自由化”,必須保持資本項目管制。同時,應該把目前已經過分開放的資本項目重新嚴格地管理起來。只有實行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提高資本管制效力,才能控制國際資本流動對匯率穩定的沖擊,才能避免國際資本對中國貨幣供應總量和供應結構的干擾,才能保證中國經濟作為大國經濟體所應有的獨立自主與平穩發展。世界銀行與中國央行報告中把規避管制的金融工具增多、資本管制效力下降作為“最終選擇”擴大資本項目開放的理由,這是站不住腳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而不該解除管制,自毀長城。
原標題:警惕資本項目自由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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