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江涌：獵殺中國龍？》

　　在一次調研中，××市自來水公司老總告訴筆者他的一個親身經歷。一段時期以來，市場化、國際化在中國城市水業中大行其道，在有關部門要求下，××市自來水公司也承受著引進國際投資者的重壓。于是，他們組織了一個考察團，赴美了解學習美國華盛頓、紐約這些大都市是怎么市場化、國際化的。當他們提出相關要求時，美方有關人士聳聳肩：Sorry!你們必須向國防部申請，因為自來水公司屬于準軍事設施，由美國軍方管轄。

　　國際水務私有化的深刻教訓

　　水務私有化是為利益集團牟利

　　一直以來，國際壟斷資本為獲取壟斷利潤幾近瘋狂。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壟斷資本控制了政府，自由經濟之風由英美強勁刮向世界。自由經濟理論強調，效率是經濟的核心，要使效率最大化，最好的辦法就是使其市場化、私有化。1984年英國國有電信被出售，“市場化”、“私有化”似乎一發而不可收，并很快搖變為世界“主流”。邁克爾•赫德森在其《全球分裂》(2005年4月美國普盧托出版社再版)一書序言中指出，美國大力推動的自由化不是為了促進真正的創新或發展，其興趣不在于創造新財富，而是以自由化的名義接收第三世界已有的人民的財富，如資源、不動產或者奪取水、電、交通等公共服務業的壟斷權，以牟取暴利。作者許由在其《水的危機與商機──兼談大陸水務私有化浪潮》一文中指出，資本主義工商業是污染及破壞淡水資源的元兇。諷刺的是，它越是這樣破壞，就越為自己帶來商機，因為水越缺乏，就越值錢，而供水成本也越貴，在此情形下官商勾結推行私有化就更有借口。

　　21世紀初，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國公司銷售總額比全球191個國家中182個的總經濟實力還高。如果把跨國公司與國家按經濟實力一起排名，那么前100名中將有53名是跨國公司而不是國家。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運用其強大財力，糾集政府的高級官員、學術界與傳媒界人士，組成旨在為經濟徹底松綁的類似“三邊委員會” ，聯合向所在國政府、國際組織施加壓力，使其接受一個理念，即“任何東西都可以作為商品出售。即使人的生命中過去被認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些方面，比如健康和受教育權、文化與傳統、遺傳密碼與種子，甚至包括空氣、水在內的自然資源，現在都可被當作商品。”

　　世界銀行一直是水務私有化的積極推動者。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振振有辭：當今世界水危機的根源是因為水太廉價，差不多等同免費，水由此被人們大量浪費，而只需讓水價確實反映成本就能使人珍惜水，這就必須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調節。自由經濟學家為國際壟斷資本量身定做了一套經濟自由政策，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維廉森將其命名為“華盛頓共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此后便不遺余力地加以推銷。而世界銀行始終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呼應，從未間斷為私有化、市場化造勢。2000年，在世界銀行贊助下，第二屆世界水務論壇在海牙召開，出席論壇的是大型水務公司代表、言必稱市場的政府官員以及自由派經濟學家。論壇最后的結論是，有水吃不應視為“人權”，只應視為“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好由市場及私人企業來滿足。

　　水務私有化得不償失

　　跨國水務公司、相關政府官員與自由經濟學者競相標榜，私有化、市場化會惠及所有人。可是，世界各地的經驗說明，水務私有化往往令水費持續提高，服務質量卻不斷下降。對私營公司的老板和股東來說，其首要目標是獲取最大利潤，而不是保證人人有水可用。在私有化、市場化后遇到的常見情形或跨國水務的經營方針是，鼓勵消費而不是節約用水，大眾消費越多，企業賺得越多。英國是最早實行水務私有化的國家，在私有化五年內，水費平均上升1倍，同時水務公司利潤上升近7倍。印度水務私有化后，一些家庭用于購水的支出竟然占家庭收入的25%。非洲部分國家的水務私有化不僅沒有擴大服務的范圍，反而導致貧困地區的設施得不到及時維修，窮人飲水更為困難。而且，跨國水務公司破壞環境、貪污賄賂的案件不斷被報道。正因如此，水務私有化、市場化在全世界正遭到越來越廣泛的抵制。

　　在玻利維亞、烏拉圭、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在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在南非等非洲國家，紛紛掀起各種抵制水資源私有化的運動，甚至出現起義或騷亂(左派贊譽為“起義”，右派、跨國公司則指責為“騷亂”)。此外，在發達國家，意大利反對水資源私有化的運動也很有影響力，比利時政府一直就對水的私有化持懷疑態度，2004年荷蘭議會通過法律禁止水資源管理私有化。

　　最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世界銀行以拒絕為玻利維亞的2500萬美元貸款作擔保，來威逼玻利維亞政府把該國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水務私有化。結果由美國工程巨頭貝克特爾公司(Bechtel，參與建造中國三峽工程)的分公司獨家中標，并獲得16%的利潤保證。1999年1月，該公司接手科市水務后，立即把水價提高了一倍，甚至連那些吃井水的社區居民也要安裝水表以便付水費給貝克特爾。眾多貧民不堪重負，一些家庭因此所付水費竟然達到收入的兩成。被收買與要挾的政府官員忠實執行與世界銀行、貝克特爾公司達成的協議，在多方努力無效后，科恰班巴市民最終于2000年3月發動大規模抗爭。這時候，政府不得不向人民低頭，宣布取消私有化，但要補償貝克特爾公司400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

　　玻利維亞市民與買辦政府、跨國水務公司的宏大抗爭，引起了世界多國?間團體聯合起來，積極反對水的商品化與私有化。當2000年世界水務論壇召開時，全球幾十個民間團體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批評跨國公司以及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推動水務私有化。同年12月，幾百個民間團體代表在玻利維亞的科恰班巴市召開會議，發表以下聲明：“水理應屬于地球及一切物種，水對生命來說是神圣的。因此，為了將來世代以及自然環境，世界水資源必須好好保護及由人民拿回來。用水是基本人權，必須受各級政府所保護。因此，不能把水商品化、私有化或為商業目的而買賣。這些權利必須得到各級政府尊重，特別需要一條國際公約來保障這些權利。由當地居民來保護水資源是最恰當的，因此在保護水源及其調節上，當地居民應被視為同政府平起平坐的伙伴。人民自己才是促進民主及保護水資源的力量所在。”

　　跨國資本“試水”中國

　　“電老虎”、“水龍王”是中國傳統的壟斷行業，是八九十年代的大學生就業的心儀對象。如今，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下，在經濟自由化聲勢下，昔日無限風光的行業，正不斷黯然失色，甚至要不斷為自己的合理存在而證明辯解。

　　水務改革創造“渾水摸魚”良機　

　　長期以來，壟斷性與福利性制約著中國水務的發展，老牛破車般勉強維持著城市的基本需求。但是，在中國水資源日趨短缺，水污染日益嚴重的今天，水務管理體制的不適應性越來越明顯。中國城市與農村水務管理分屬于不同部門，涉水部委管理衙門眾多，地下水屬于國土資源部，水污染監測屬于環保部，飲用水水質屬于衛生部。此外，水利部、農業部，還有“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等等都有不可忽視的發言權。各部門一般都是從部門利益而不是全局出發，有利便均沾，不利則皆逃。水務條塊分割，各地方畫地為牢，摻雜著各種地方利益因素，從而使水的問題異常復雜。

　　隨著城市發展進程的加快及公用事業改革的深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匱乏，讓各地方政府捉襟見肘。水務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在沒有更有效手段解決資金短缺問題時，市場化、私有化自然成為部門與地方最簡單、便捷的選擇。2002年12月，建設部發布《關于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鼓勵社會資金、外國資本采取獨資、合資、合作等形式，參與市政公用設施的建設。2004年3月，建設部發布《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由此，大規模的外資和民營資本開始進入水務市場，掀起了水務改革“第一波聲浪”。威立雅、中法水務等外資水務巨頭紛紛與國內水廠進行合資。在2006年9月召開的第五屆世界水大會上，建設部進一步明確中國未來水務市場發展方向，就是鼓勵水務行業的市場化運作。政府部門出臺市場化舉措理由更是言之鑿鑿，核心是“欠賬太多”，尤其是環境欠賬太多，國家要加大環境監管力度，就必須建設更多的市政設施，這些市政設施的投資令國家不堪重負。據建設部估計，僅“十一五”期間，我國城鎮的污水處理以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城市建設和老城區改造、南水北調、水安全體系的建設等總投資超過1萬億元。利用非國有資本是解決資金問題的一種全新融資方式。

　　在決策部門那里，水務市場化的初衷是推進特許經營制度，即經營層面的改革。但是，只有市場方向，沒有實施細則。自由化理論本身就存在諸多不足，加上政策的粗糙，如此到貫徹執行時，必然會出現嚴重問題。如同賽場哨聲吹響，運動員卻不知道跑往何方，一時間只能亂作一團。如此，就給了一些貪官、惡商渾水摸魚的機會。正是有些部門的語焉不詳，地方政府膽子更大、步伐更快，在“特許經營”之中，塞進了“產權改革”的私貨，“市場化”升級為“私有化”，即出讓當地水處理企業的股權，再限定經營年限。地方之所以紛紛“偷天換日”，是因為“產權改革”比“特許經營”更有短期“油水”。當然，地方也有地方的苦衷，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時，肥油精肉都給中央拿走，只給地方留下一塊塊硬骨頭。地方收入約束增大，而肩負的責任未減甚至還在不斷提高，開支剛性增加，因此往往只能拆東墻，補西墻，甚至殺雞取卵，包括出售水權。但是，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地方的苦衷確實存在，不過相關開支是否公開、透明，吃喝、旅游等公款消費競賽，形象工程大比拼，什么時候消停過，不斷增加的財政開支，有多少花在正道上?

　　跨國水務巨頭“試水”中國　

　　國外水消費一般占個人收入的4%，而在中國城市目前平均僅為1.2%左右。由于相關水費一般由政府定價，價格始終處于低位，一些城市甚至十多年沒有上調過水價，成為被“遺忘的角落”，因而未來上升空間很大。更何況，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不斷加速的城市化、工業化與居民家庭生活現代化的進程，都給未來水務市場留下足夠的空間。巨大的市場空間則像磁石一般吸引著跨國與民間資本紛紛進入。在“市場化”與“私有化”尤其是“國際化”的感召下，包括威立雅、蘇伊士里昂、泰晤士等跨國水務巨頭挾其強大競爭實力紛紛登陸。它們憑借雄厚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在中國水務市場競爭中占有明顯優勢，并以特許經營、BOT模式(“建設—經營—轉讓”模式)、TOT模式(“移交—經營—移交”模式)、控股、合作等投資方式，打入北京、上海、天津等10多個大城市的水務市場。

　　跨國資本“試水”中國(2) 2002年5月，上海自來水浦東公司與法國著名的威立雅水務集團簽約組建中國第一家大型中外合資城市自來水公司。一開始中方報出的轉讓評估價為7.6億元的國有股股權，而威立雅的報價超過這一評估價的2倍。這讓中方各界諸多人士驚詫不已，也迷惑不解。尤其是到2007年，跨國水務公司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溢價大戰。是年1月，威立雅水務與蘭州供水集團簽署了45%的股權轉讓意向性協議，報價17.1億元，遠遠超過同時競標的中法水務報出的4.5億元和首創股份報出的2.8億元。8月，揚州自來水股權轉讓項目招標，轉讓49%的凈資產，中法水務以8.95億元的投標獨占鰲頭，報價為資產價值的5倍左右。9月，威立雅水務以21.8億元奪得天津市北水業49%股權轉讓項目，超出凈資產額3倍。跨國水務公司動輒以3~5倍的高溢價競購中國水務資產，令相關地方政府欣喜若狂，不僅增加了政府收益，而且還引進了外資，提高了GDP與政績。然而，中國水協會長李振東一針見血：“外商今天高溢價收購供水資產，明天都要成倍地賺回去。一屆政府的政績，將成為今后歷屆政府的嚴重隱憂，最終都會轉嫁給老百姓。”

　　高溢價競購隱藏諸多玄機　

　　逐利是資本的本性，而且跨國壟斷資本積極謀取的還是高額壟斷利潤，外資高溢價競購水務資產隱藏諸多玄機。2007年9月，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發出《關于城市水業資產溢價轉讓行為的公告》指出：在政府定價的背景下，水業資產溢價是地方城市用以后預期的水價和水量收益進行的短期資產融資，溢價的收益最終將進入消費者的支付體系中。跨國水務付給中方的高溢價最終都要在中國收回。

　　中國城市水務市場容量巨大，不必擔心沒有市場盈利;水務行業很少受國家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收益相當穩定;水務現金流特別好。這三方面決定了水務行業風險很低，外資的風險收益比是可控的。許多地方為了引資而不惜向外資做了高利潤保證。外資之所以高溢價進入中國水務，就是非常清楚這是穩賺不賠的。

　　BOT等合作模式要涉及資產回購問題，跨國水務肯出、敢出高價購買內地水務資產，看重的是未來(15~30年不等的“特許經營”期)資產回購時可以大做文章。它可以在“特許經營”期間把資產規模做得很大，然后從政府回購中獲取很高的利潤。

　　跨國水務公司可以通過關聯交易轉移成本與利潤。工程和設備服務關聯是成本轉移的途徑之一，跨國水務公司與地方政府約定，合資企業的某個項目，或者全部的工程服務項目，或者主要設備，必須由投資人所屬的工程公司或設備公司提供，而提供服務的價格則回避了競爭機制。

　　更為關鍵的是，跨國水務公司利用在我國政府中的廣泛人脈，清晰地把握了中國水務發展的血脈。早在修改的《循環經濟促進法》中，就已經透露出“水價即將改革”的信息。跨國水務公司高價收購后，迅速于幾年內做大，待其全面掌握某個城鎮供水主動權后，便要求調漲水價。

　　前人種刺，后人遭殃

　　發展中國家水務私有化、市場化與國際化的弊端，如今正一一在中國再現。跨國水務公司在華并購，通常第一項要務，就是裁減原國營水務公司的員工，以提高效率;緊接著就是投資改建與擴建，積極從事關聯交易以轉移成本與利潤;其后，在萬事俱備、控制供水主動權后，便調漲水價。威立雅自1997年進入天津獲得第一個項目起的10多年時間，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價格先后上調了8次，由每噸0.68元提高到3.40元，水價上漲近5倍。昆明市自來水集團2005年底開始與威立雅合作，次年1月昆明市就上調水價，2007年7月再次上調，漲價幅度和頻率都令當地百姓驚詫。2007年7月，威立雅旗下的青島威立雅水務被曝向自來水管道排放污水，通過自來水進行稀釋，以使污水處理達標，導致多人身體嚴重不適，引起社會震動。

　　但愿“為水而戰”不會出現在中國　　

　　水務，永遠的朝陽產業

　　水的戰略價值遠沒有被我們所認知。《財富》雜志在2000年5月的一期特刊中宣布：“水在21世紀中的地位將相當于20世紀中的石油，它將決定一個國家的窮富”。在戰略家看來，水：不只是一般資源，是藍金，是21世紀的石油，而與石油不同的是，作為生命之源的水，沒有替代品。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克勞斯•特普費爾在1999年這樣評述：在不久的將來，最激烈的沖突可能是為水而戰。為水而戰不僅是國與國之間，還有一國之內的階層之間，更多的恐怕是跨國壟斷資本與東道國貧民之間，從玻利維亞市民的宏大抗爭中就應看出這個端倪。

　　拉美、東南亞、蘇東等國的教訓反復表明：一個缺乏戰略性預見的國家注定要被國際資本洗劫。中國從外匯儲備到石油等資源，因為缺乏清晰的國家戰略，引狼入室，與狼共舞，因此一直就是被敲詐的對象。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地方利益使得一些部門與地方政府完全拋棄了水業的公益性、長期性、戰略性，于是便出現了“把自己賣了還要給別人數錢”這樣啼笑皆非的困境。水業不是夕陽產業、不是一般競爭性行業，它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戰略行業，是永遠的朝陽產業。

　　新自由主義教條禍害深遠

　　以“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為核心內容的“華盛頓共識”在多次金融危機的沖刷下，已經在國際社會式微，但是在中國依然盛行，因為中國迄今尚未遭遇大規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沖擊，新自由主義勢力異常強大。我們一些高級干部國外進修，中層干部國內進修，他們主修的經濟管理，近乎全部都是新自由主義的貨色。一些干部高喊著要打破馬克思主義教條，廢除社會主義教條，置換的卻是新自由主義教條。

　　是否市場化以及市場化方式與程度的高低，在不同行業應依據不同國情而定，不同國家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其與之相適應的市場機制。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就明顯區別于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從世界范圍來看，水務完全市場化也有比較成功的案例，但是集中在一些小國;完全采用國有經營管理形式，也不乏成功的范例。1996年世界銀行對比了6個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后，也不得不強調指出，智利的公共水業服務是高效率的典型。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供水服務系統是巴西圣保羅省的圣保羅供水公司SABESP，自1995年以來，經過多次改造，其運作更加現代化、效率更高。SABESP向省內2200萬居民中的一半以上提供水業服務，在增加收入的同時，降低了運行成本，而且還不斷增加了環保投入，是國際公共服務中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典型。

　　跨國水務公司、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及政府中的買辦官員一般都認為，國有企業低效、滋生腐敗，但是國際勞工組織下屬的國際公共服務組織(PSI)根據他們多年的跟蹤研究認為，“無論是水業還是其他公共服務業，私有化過程的特征之一就是腐敗”。世界銀行的報告也證實“私有化過程本身就是可能產生腐敗的溫床。一家公司可能使用行賄的方法擠進合法競標者名單或減少名單上競標者的數目、壓低要租賃或購買的公共財產的估價、在競標過程中受到優待等等。……行賄公司可能不僅僅滿足獲得合同，它還可能希望在將來獲得政府補貼、壟斷權以及政府對其管理的放松。”

　　在改革開放初期，眾多公用設施欠賬多，政府資金缺乏，國內可以利用的資金和融資工具奇缺，很多地方政府不得不把目光瞄向了外資，多數外資因為“奇貨可居”而獲得了較高回報。據國家統計局早幾年的統計結果顯示，外商對華投資中，供水是外商在中國投資回報率最高的行業。但是，隨著市場機制的健全、市場體系的完善、投資主體的明晰、資金的充裕、技術與管理水平的提高，再大張旗鼓地引進外資，尤其是對具有穩定收益的水業來講，則是異常的、非理性的。如果沒有腐敗摻雜其中，沒有不可告人的交易摻雜其中，是無法進行合理解釋的。

　　每一個奇異的引資背后，都有見不得人的交易

　　2002年3月《南方日報》曾報導，在90年代，沈陽市政府給予興建沈陽第九水廠的香港匯津公司的保證回報率異常得高：第2~4年為18.5%，第5~14年為21%，第 15~20 年為11%。這種異常穩定的高回報拖垮了沈陽自來水總公司，因為它向市民供水的價格只是每噸1.4元，而向匯津公司買水的價格每噸卻是2.5元。這種只有傻子才做的買賣竟然由政府達成。后來，沈陽市原政府副秘書長、前自來水公司總經理遲若巖因涉及“慕馬案件”落馬，由此方才揭開原先的“水務黑幕”。中國在處置國有資產、推進市場化、引進外資過程中，奇異交易眾多，有多少黑幕等待揭示?

　　外資大舉收購中國水務資產以及黑幕交易重重，也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關注。中國水協曾上書國務院，力陳跨國水務公司高溢價收購中國水務資產可能造成的“陷阱”和“隱患”，“把水務行業與其他一般競爭性行業同等對待，是方向性錯誤。應該保證國家對水務行業的控制力，計劃產權改革的水務企業在對引進資還是內資的問題上要慎重，已經引進外資的水務企業應保證國有企業的控股權。”

　　據悉，在2007年7月，由發改委和建設部組成了聯合調查組，針對“外資收購城市供水項目”進行了專項調研。2008年以來，跨國水務的高溢價收購戛然而止，全年似乎未見有一個外資水務項目獲批。但是，憑借此前在中國水務市場上的布局，跨國水務已經在中國水資源上占據了諸多控制權，已經引發國內多地水價的上漲。

　　國人期待，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水務將會成為與石油、電力同等規模甚至更大的產業，長期兼并重組后，產業內也將出現與中石油、國家電力齊名的“中水集團”。政府應當切實破除部門利益、地方利益，更多地考慮國家利益、大眾利益，為中國的水安全、水清潔提供切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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