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正式發表于香港《信報財經月刊》第439期。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香港學界對中國經濟發展建言獻策。希望有關方面能夠傾聽各方面意見，力爭國家民族利益最大化，力爭平穩健康地增長。

　　如何在危機中深化改革

　　盧麒元

　　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即，各方面都在闡釋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張。其中，反思改革的思路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形成了近乎對立的兩種不同聲音。筆者注意到，左右都認為危機迫近了，左右的炮火都指向了“利益集團”。但是，左右對問題的定義和分析截然不同;所以，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大相徑庭。概而言之，左邊認為，危機的根源在于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的喪失，要重新建立雙重主權;右邊認為，危機的根源在于政府高度集權，要加大全面放權的力度，要繼續私有化、市場化、地方化、社會化。兩種思路，可能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十八屆三中全會如何定調子，已經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了。

　　筆者對此問題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不過，筆者認為，十八屆叁中全會應該從問題入手，先解決迫在眉睫的危機問題。一邊解決危機，一邊總結經驗教訓。等到危機化解之后，再從容闡釋改革的方向性問題。

　　一、扛住危機，穩定經濟，漸進改革，確保發展。

　　如果，有人走錯了路，失足跌落峽谷，我們首先要做的事是救人。至于，此人是否應該走這條路，或者今后應該走那條路，先救了人再說。如果，我們承認危機迫在眉睫，就應該將處理危機提上主要議事日程。改革的事情，不爭于一時，也不能急于一時。

　　由于，我國政府、機構、個人的債務存量都在迅速攀升，我國國民經濟經濟已經進入負積累(透支)過程，資金整體的流動效率越來越差，資金鏈條隨時都有可能斷裂，我國已經處于金融危機之中了。請注意，我國的地方債問題、影子銀行問題、房地產按揭問題是叁位一體的，這些問題統統綁死在房價之上了，幾乎成為死結了。國務院始終無意打開死結，人民銀行不停地灌水維持現狀(中國版的量化寬松)，“四萬億”的3.0版本還是出臺了。同時，美國肇始于2008年的結構性經濟調整接近完成，美國可能在近期結束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意味著，美元可能歷史性地扭轉貶值趨勢。人民幣匯率可能出現逆轉，進入歷史性的貶值過程，人民幣利率也可能會大幅度攀升。國人必須高度警覺，如此大規模地投放貨幣，還要面對如此高昂的實質利率，可見資本正在大規模沉淀并失去效率。毋庸諱言，我國已經處于金融危機之中了。十八大之后，內外矛盾的交織，讓我國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如何解決復雜的矛盾?如何釋放巨大的壓力?筆者認為，此刻，第一位的，是扛住危機，是穩定經濟;第二位的，才是深化改革，才是確保發展。

　　筆者認為，當前最緊迫的問題，在于解決國務院長期形成的，對保增長、調結構與充分就業叁者關系的錯誤解讀。確保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必要的，經濟增長急劇失速是非常危險的。但是，保增長不等于增加貨幣投放，更不等于保房地產價格上漲，這是非常荒謬的政策邏輯。調整經濟結構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了，經濟結構繼續扭曲下去金融危機必然轉化為全面的經濟危機了。但是，調結構不等于放棄保增長，是要用新的增長替代舊的增長。保障充分就業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大規模失業必然導致社會動蕩。但是，保就業應該依賴調結構，而絕對不是保增長，更不是保房地產。事實上，矛盾的焦點全部指向房地產，不將生產資本從房地產逼出，資本大規模沉淀就不可避免，我國工業化進程將會提前終止，調結構也就變成了一句空話，最終既不能保增長也無法保就業。當然，這涉及到利益格局的大調整，必然觸動敏感的政治神經，其難度是可想而知。可是，危機不等人，危機已經十分迫近了。我們必須首先應對危機，在危機中完善治理邏輯，在危機中深化改革。

　　為了有效應對危機，建議采取如下策略：

　　第一、確保就業。

　　筆者建議，財政部出資二萬億，建立中國碳排放基金，用五到十年時間按歐盟標準重整我國林業結構。一則加速改善我國生態環境，重整祖國的大好河山;二則建立我國碳排放權戰略儲備，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物質基礎。最主要的是，此一計畫可以大規模消化低端勞動力就業，可以有效消解可能驟然出現的失業潮。

　　筆者建議，財政部出資叁萬億，建立中國水循環基金，用五到十年時間建立全國性的水循環系統，將污水處理比例提升到90%的水平，極大地改善我國水系污染問題。一則可以改善我國惡劣的生態環境，提高全國人民的健康水平，二則水循環系統將來可以適度收費，建立良性循環的經濟運行系統。預計，此一計畫，也可以大規模消化低端勞動力就業，也可以消解可能驟然出現的失業潮。

　　筆者認為，此五萬億計畫不同于2008年的四萬億計畫，這是嚴格的、逐次的、定向的財政投放，不會流入不動產領域，不會導致市場流動性失控。不僅如此，此舉有效促進充分就業，可以對沖經濟下滑的心理壓力，還可以成為有效調節社會總需求的技術手段。國家應該早做準備，做到隨時啟動備用。至于資金來源，可以考慮由中央財政發行國債的模式。

　　第二、清理地方債。

　　筆者建議，財政部出資五萬億，成立匯財公司(采用匯金模式)，開始進行地方債的清理工作。筆者認為，對于地方債要進行客觀分析，既要看到地方債的積極意義，也要充分認識地方債的問題。重點在于解決，資產和負債的時間匹配問題，單一資產的整體配套問題(系統效能)，資產的正常流轉問題(市場化操作)。在適當的時機，用適量的資金，是可以有效盤活地方債的，是可以變壞事為好事的，是可以化解金融危機的，是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解決地方債問題，有一個時機選擇問題，一定要堅決果斷。

　　筆者認為，絕對不能允許地方政府發債。這不是簡單的財政金融問題，而是非常嚴肅的政治問題。我們絕對不能允許地方政府公司化，這終將導致地方政府財政獨立，這意味著更加高度的地方自治。在中國處于轉型階段的特殊歷史時期，地方高度自治是極為不明智的發展方向。

　　第三、控制通貨膨脹。

　　控制通貨膨脹是黨中央和國務院必須死守的鐵則。也就是說，控制實質通貨膨脹不超過5%是一切經濟政策的底線，是高壓線，不容討論。為什么?我國已經開始進入全民社保了，社保基金無論如何無法獲的超過5%的收益，一旦通貨膨脹超過承受極限，社保基金將會被打爆，各級財政面臨崩盤的風險。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死守通脹底線，主要也是基于對社保問題的深刻認識。社保問題，意味著政治安定，不容進行任何討論。無論是誰，若以通脹為代價，搞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必須堅決予以阻止。

　　筆者認為，控制通脹要兩手抓。一手，在于嚴格管理實體經濟中的貨幣流量(必須節制貨幣發行);另一手，要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要增加非紙質的資產和商品供給)。筆者的一位仁兄對此認識頗為深刻，他說治理通脹如同煮粥，首先要搞清楚水和米的比例，其次要知道水在哪里和米在哪里。伯南克先生之所以從容不迫，是因為他即能控制水也能掌握米。當然，對伯南克而言，水在美聯儲，米主要在中國。

　　筆者認為，中國控制實體經濟的貨幣流量并不困難，龐大的不動產已經形成良好的蓄水池，以稅政做閥門就可以調節不動產與實體經濟間的流動性。事實上，我國棄用財政調節功能久矣，其壞處是造成了嚴重的分配不公，其好處是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回旋余地。好壞全在于一念之間，端看操作者的立場、高度和水平。

　　筆者認為，應對我國的經濟危機無非是要做好上述叁件事：就業、地方債、通貨膨脹。處理好這叁件事，危機就基本化解了。筆者提醒管理層，千萬不要將眼睛盯在流動性上，要學會承受流動性巨變帶來的沖擊，一定要守住貨幣發行的底線。筆者認為，如果中央能夠啟用上述策略，我國未來的經濟危機將可以化解于無形。

　　二、雙導向的改革思路。

　　社會對改革的看法已經出現分歧，已經導致了對改革方向的歧議。深化改革論者認為，改革的成果巨大，問題在于改革不夠深入，改革本身就可以解決問題;反思改革論者認為，改革本身的問題巨大，問題就出在改革者的身上，必須全面反思改革才能解決問題。

　　筆者認為，兩種看法都對，且不沖突。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改革的問題也是巨大的。解決問題的思路，既不能依靠“深化改革”，一條道走到黑;也不能“走回頭路”，重新搞一大二公。筆者對“深化改革”的思路深感憂慮，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向地方放權，將瓦解中央集權的制度性優勢，其要害在于未完成法制化而導入無政府狀態，這是跳崖以求成佛的二百五模式。同時，筆者對“走回頭路”的想法也感到恐懼，非市場化形成的一大二公模式，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規手段，已經被證明了存在公平和效率上的嚴重缺陷，“克己復禮”的愿望嚴重脫離歷史現實，幾乎不存在現實操作的可能性，并且會導致民粹主義的政治運動，于經濟發展有百害而無一益。

　　筆者認為，改革必須辯證，必須實事求是。必須反思改革，才能深化改革;必須繼續改革，才能完善改革。要實現成績導向和問題導向并行不悖，在雙導向之中實現最大共識，并找出最合理的發展道路。我國現在最突出的問題，在于對改革議題和改革權力的高度壟斷。有關部門，如發改委，頗有“奉旨”改革的味道，從不與人民群眾溝通，極少履行立法程序，畸形的經濟政策不斷出臺，各個產業的壟斷愈益嚴重，導致了要素價格和經濟結構極度扭曲。改革正在被改革者帶入歧途。一方面，右派沒有完全說錯，改革者(其實并非政府)的權力太大了，必須放權;另一方面，左派也沒有說錯，改革者將權力讓渡給了國內外利益集團，必須收回“雙重主權”。并不有趣的是，仍然有人認為改革者的權力不夠，要成立“改革委”，要搞“頂層設計”，頗有另立國務院的意思。近二十年來，由“不爭論”，發展到不許過問、不許反思、不許參與的極端狀態，這是極端不正常的。如此，改革如何辯證?如何實事求是?如何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

　　筆者認為，科學發展觀不是有神論，沒有人可以預知改革的“科學”路徑，根本不存在所謂“頂層設計”的邏輯基礎。改革本身就是一個試錯的過程，不二過才是真正的科學精神。如果，認為有幾個大人物，一早就知道改革路徑，做好了一個系統的總體規劃，可以直接到達真理的彼岸;那么，這幾個大人物，不是傳說中的佛祖，就一定是現實中的騙子。無論是佛祖還是騙子，非宗教既迷信，反正不是科學。從過往的經驗來看，之所以拒絕群眾參與，之所以拒絕立法參與，是因為改革貓膩太多了(利益過于復雜)，改革者集團(利益集團)利益太大了，必須通過神化而秘密化。事實上，我國對于房地產行業的過度保護，本質是利益集團綁架政府和經濟政策的結果，通過房地產價格壟斷讓私人向國民征收價內稅，政府人為地制了特權人士的迅速暴富，通過增加私人債務變相增加普通國民稅負，這種逆向分配的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不能否認，正是這種逆向分配，導致了消費增長乏力，導致了經濟結構的極度扭曲。改革的方向可以繼續爭論，但改革的方法必須改變了。筆者認為，改革要實現兩個參與：必須讓人民群眾參與;必須讓立法機構參與。改革不是利益集團的私屬領地，改革壟斷應該立即被改革。

　　筆者認為，唯物主義者是現實的，必須承認成績的現實性，也要看到問題的現實性，總結成功的經驗，立足于解決問題，這就是出路。至于問題在哪里?就經濟而言，問題在于社會分配權力的高度壟斷;就政治而言，問題在于政治權力的高度壟斷(包括話語權)。說到改革的方向，這就是改革的方向。概而言之，要解決兩個分配問題：經濟利益的分配問題;政治權力的分配問題。深入討論下去，就是要糾正執政的立場問題。多說一句，換了執政者，未必可以解決立場問題，甚至極有可能進一步惡化立場問題，北非和中東的教訓已經足夠深刻了。筆者從不認為，私有化和市場化可以解決立場問題。同時，筆者也絕不認為，一大二公就可以解決立場問題。唯一的出路，在于增加人民群眾的參與度和立法機構的參與度，必需要多一些底層人參與制度和政策設計，必需要將一切改革納入到正規立法程序當中來。重復一遍，是擴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度，是擴大立法機構的參與度，而不是更換新的管理層。“兩個參與”不解決，換誰來做都一樣。

　　三、改革的終極目標。

　　小康，僅僅是改革的階段性經濟指標。不要用經濟指標代替政治理想，更不要用經濟指標描述執政合法性，這是非常庸俗、短視、愚蠢的政治解說，會令執政黨陷入自己挖出來的邏輯陷阱。我們一定要明確改革的終極目標：就是人民幸福!人民如何才能幸福?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筆者將之概括為“叁權”平衡統一：既國家主權、人民主權、個人主權的平衡統一。喪失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的個人權力是難于持久的，喪失個人權力的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是不可持續的。執政黨要高度警覺，執政基礎是精神性的東西，決不能搞什么物質性的指標，不要被利益集團的物質指標所綁架。發展速度快，人民就一定幸福嗎?發展速度慢，人民就一定不幸福嗎?延伸一步說，濫發貨幣人民就一定會幸福嗎?節制貨幣發行人民就一定不幸福嗎?筆者以為，在國家稅務局之外，通過金融特權壟斷和房地產價格壟斷，建立起來了兩個隱形的私人稅務局，以極其沉重的隱形稅賦搜刮民脂民膏，讓老百姓陷入巨大的生活壓力之中，這對人民而言是不幸福的。當然，當大多數人無法分享改革成果，這對國家而言也是十分危險的。改革的目標必須回到精神層面，黨的會議要回到形而上的追問，黨必須永遠高舉公平正義的旗幟，不要去討論速度和紅利之類的具體問題(太過庸俗化了)。

　　筆者認為，對中國前后三十年的評價并無絕對是非，六十年是一個不斷打破均衡和再建均衡的歷史過程。我國深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影響，同時也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熏陶，我國人民是成熟的、穩健的、深刻的，他們是能夠接受無常和有漏的，他們是可以承擔歷史進程中的苦難的。我國人民是能夠客觀評價不同歷史階段的存在意義的。由此，中國人是有機會建立歷史性的大均衡和大和諧的。一句話，不要執著于形式上的左右。筆者推崇王陽明先生的主張：正心以中，修身以和。正心以中，就是端正思想以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修身以和，就是改善作風以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

　　筆者的這些想法，或許無法成為政策建言。不要緊的，終歸是有人這樣想了，留做民間的記錄也是好的。對錯一瞬間，中和方千年。我們總是要面對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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