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研究黨史往往局限于“兩桿子”(筆桿子和槍桿子)。其實，這“兩桿子”是表象，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第三桿子——“秤桿子”，亦即建立正規、完整、可持續的財政金融體系。國民黨筆桿子和槍桿子都不弱，但卻始終沒有拿下“秤桿子”，國軍只能是權貴資本的禁衛軍，其敗局早已注定。前蘇聯的筆桿子和槍桿子還不硬嗎?可惜啊，一旦“秤桿子”被美國人抓到手，“兩桿子”連燒火棍都不如，強大的帝國頃刻間瓦解。倒是毛澤東睿智，一開始革命就意識到了“秤桿子”的分量。所謂“根據地”根據的是什么，當然是“秤桿子”，土地革命就是搞土地財政。毛澤東在根據地建立了中國現代財政體系，毛澤東還在炮火連天的根據地建立了中國現代的金融體系(毛澤東發行了中國現代史上第一種法幣)。毛澤東比較好地解決了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的融資問題，有了“秤桿子”，才能維持“筆桿子”和“槍桿子”。一切戰爭，都必須有可持續的財政支持，否則必然走向失敗。同理，一旦國家財政金融體系被外國資本和本國權貴控制，筆桿子和槍桿子也就岌岌可危了，這個國家距離滅亡也就不遠了。外國資本和本國權貴是要投機的，結果必然表現為政府機會主義大行其道，他們一定會用“打劫”的方式瘋狂擴張財政金融。請不要說，你不知道我在說什么?一切都在我們的眼前發生著!明明可以通過正規、完整、可持續的稅收解決發展問題，卻非要通過濫發貨幣這種“打劫”的方式制造所謂的“奇跡”，這和當年李巖忽悠李闖王的“迎闖王不納糧”創造的“奇跡”何其相似!靠濫發貨幣這種打劫國家財產和國民福利的方式可以持續多久呢?李闖王“吃大戶”的財政方式能夠維持幾天呢?李闖王一旦將大戶統統吃光了，光鮮的筆桿子和槍桿子立刻報廢，千里狂奔，一命嗚呼!當代的李巖們，已經搞出來一個“四萬億”了，還想再搞一個“二十五萬億”，這種濫發鈔票“吃大戶”(打劫國家和老百姓)的事情還能搞多久呢?真的就不擔心“打劫”無法持續嗎?或者，他們是真的盼望，狂瀉千里，一命嗚呼呢!

　　如今，有人一直在忽悠，以為抓住了“兩桿子”就能搞定一切。何其幼稚!必須“三桿子”一起抓，一桿子都不能放松。事實上，抓前“兩桿子”并無大礙，真正的難點恰恰在于第三桿子——“秤桿子”。毫不夸張地說，第三桿子已經被美國人和權貴們瓜分殆盡了。筆者反復強調“經濟主權”的重要性。其中，國家經濟主權和人民經濟主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筆者在此給出結論：能否牢牢抓住“秤桿子”，才是治國的核心問題。重建共和國的國家經濟主權和人民經濟主權，已經成為共和國最緊迫的問題了。重建經濟主權的前提是，你必須親自去抓財政金融建設。是的，誰能牢牢抓住第三桿子——“秤桿子”，誰必將成為載入史冊的偉大政治家。否則，傻傻地揮舞著“兩桿子”，只會成為歷史舞臺上的又一個笑柄!

　　筆者若干年前寫下《傷于財政毀于金融》一文。此文，就算不能成為大學教材，至少應該成為黨校的閱讀文獻。可惜啊，一群懵懂的鼠輩，哪里具備這樣的歷史眼光!他們只知道撿食地上的芝麻，竟然拱手送出了共和國的“秤桿子”——國家經濟主權和人民經濟主權。現在，國家既將陷入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了，本是重建經濟主權的最后時刻了，我們卻聽到了詭異的呼聲——放權讓利!這其實是公然鼓吹徹底讓出“第三桿子”——秤桿子。作為一個財政專家，筆者已經無言以對了。只好翻出舊文，再發表一遍，留作史鑒吧!

　　附：《傷于財政毀于金融》

　　中國真正讀懂明史的人大概只有毛澤東。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將李自成的失敗歸咎于政治與軍事決策失當。這一結論似是而非。李自成進北京后，確實失誤頻頻。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義軍劫掠京城;激反吳三桂;錯殺李巖。這些事件從直觀的角度看，確實屬于政治和軍事范疇，但卻有著深刻的經濟背景。李自成真正的問題出自于財政。“迎闖王，不納糧”。一句話就斷絕了李自成的正規財政來源。起義軍的財政來源竟是吃大戶，這種劫掠型財政，必然演變成為進入北京后的“驕縱”。沒有系統的財政建設，地方官吏無錢正常運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殺李巖實屬無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經濟，最終輸掉了政治和軍事。中國歷史學家治史太過重視政治與軍事，疏忽了問題的本質，那就是經濟。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財政。

　　毛澤東則不然。毛澤東進北京，不僅僅注意了戒驕戒躁，不僅僅注意了政治協商，不僅僅注意了封官授銜。最要緊的是全面開始進行土地改革，并逐步開始城市工商業的改造，在此基礎上發行人民幣。毛澤東牢牢地掌握了財政主動權。對于這一點，毛澤東的對手蔣介石體會最深，在他的日記里反復提及這一點，并十分感佩。以此為鑒，蔣介石在臺灣進行了土地改革，并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培育經濟，保障供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財政政策與制度，這才是毛澤東高明之處。

　　事實上，古今中外王朝興衰大體上都與財政有關。公共財政政策是雙刃劍，搞得好就是昌明盛世，搞得不好就是國破家亡。

　　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有一套完整有效的財政政策。中國建國后的迅速發展主要依靠這套系統有效的財政政策。時至今日，中國政府有效的經濟管理依然是依靠這套體系。

　　然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完善，中國的財政體制已經不適應新的經濟形勢，財政體制的變革勢在必行。由于管理層對于經濟的理解十分有限，特別是對于財政的理解過于膚淺，中國的財政政策處于被動調整狀態，公共財政政策被新興經濟勢力強力扭曲，成為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公共財政政策已經演變為中國政府管理的亂源。

　　中國經濟學家不懂財政收入的含義。在財政收入問題上，中國過度依賴創造價值的課稅，而忽視資產增值的課稅。中國在市場化過程中，正在經歷迅速的資本化，國有財富的資本化本應提供巨大的財政收入，例如土地使用權的資本化，例如自然資源的資本化，例如國有企業股權的資本化，這些資產的資本化創造了巨額的財富。然而，中國政府卻沒有在資本化過程實現財政收入的巨額增長。更為嚴重的是，國家沒有得到應得的財富，亦沒有有效地轉化為國民福利，而是被動支持了大規模財富轉移。其中，一部分補貼了全世界;另一部分轉化為特殊利益集團的原始資本積累。

　　中國在財政收入問題上的失誤，性質十分惡劣。筆者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國有資源屬于國民資產，轉移國有資源等同于向國民收稅。如果將國有資源資本化過程中，國民資產被剝奪視為特殊稅收的話，政府相當于向國民課取了巨額特種資源稅。如果這一判斷成立，中國近年的實際稅率可能遠遠不止所得稅率35%，實質稅率可能高達90%以上，可能是當今世界絕無僅有的高稅收國家。最為嚴重的不是稅收之重，而是這種殘酷的稅收沒有進入國庫，沒有轉移支付給國民。它們的主要部分在資本化過程中巧妙地流失了。這才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原因。也可以說，這才是中國當今一切問題的真正原因所在。

　　中國的財政收入問題當然不僅僅存在于土地、資源、國有股權資本化方面。負利率政策也可以視同為一種特殊稅收;要素價格扭曲也可以視同為特殊稅收;環境破壞也可以視同為一種特殊稅收。只是這類稅收更為可怕，它們直接在政策層面就被轉移支付給特定人群了。

　　這就是為什么，突然有哪么多人，突然有了哪么多的錢。這就是為什么，緊縮的中國突然出現流動性泛濫。這就是為什么，中國資產價格突然暴漲。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突然需要建立和諧社會了。

　　中國的經濟學家不懂財政支出的含義。當由土地、資源、國有股權形成的一部分收入納入財政的時候(已經很可憐)，它們被巧妙地列入預算外收支。這筆逃脫稅法和預算法約束的資金，成為各級政府的大金庫。于是，各級政府如此熱衷搞自身建設、搞市政建設、搞經濟建設。“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不搞建設，就沒有經濟權利，就沒有腐敗機遇。卻沒有人認真思考如何將這筆本屬于國民的財富轉化為國民福利。看到政府部門高樓林立，看到政府官員豪宅小蜜，誰能說那只是一個人生觀、世界觀問題?

　　公共財政政策的嚴重問題會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在形式上，最終表達為金融問題。中國歷代王朝在公共財政政策失誤之后，無一例外最終濫用金融政策。就本質而言，由于正規財政收入流失，政府就必須透支政府信用。在沒有法幣的古代只能加征稅賦;在有法幣的的現代就是通貨膨脹。剔除那些虛偽的專業說辭，歷史的輪回在本質上絲毫沒有改變。筆者將之概括為：傷于財政，毀于金融。

　　在中國歷史的盛世王朝中，常常會有一些經邦濟世的偉大人才。中國人不會稱之為經濟學家。就如同中國人不會用偉大的經濟學家盛贊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但是，經邦濟世之才必須懂經濟。否則，就難以避免李自成式的悲劇。尤其必須精通公共財政。有趣的是，精通公共財政并不需要高深的經濟學理論。中國就有陳云這樣并非經濟學家的公共財政專家，并且具有大師級水準。而在經濟學家滿街走的當代中國，管理層中竟然無人通曉公共財政政策。以至于管理層反復被誤導，反復被欺騙，反復被利用。實在令人費解。筆者一向認為，李巖被殺，不能全怪牛金星的無恥出賣，他的那句“迎闖王，不納糧”，早已種下了自己的死因。中國的所謂經濟學家們，比李巖和牛金星強多少呢?那些活躍的政治化妝師和經濟投機師們可以經邦濟世嗎?

　　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家主要是知識的傳播者，偶爾也用來做金融產品推銷員。基本上沒有登堂入室的機會。道理很簡單，經濟學知識是經邦濟世的必要條件，卻遠遠不是充分條件。書生誤國，古今中外皆如此。這還是客氣的。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中國的當代經濟學家有多少是無間道。前蘇聯的猝死不就是毀在這些人手上嗎。中國那些雇用經濟學家們(由金融機構付酬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像極了不拿槍的第五縱隊。況且，實在看不懂，中國的管理層怎么一下子都變成了博士和教授?中國公共財政政策被糟蹋成這個樣子，管理者學識的粗俗淺陋令人震驚，竟然還敢豬鼻子插蔥裝相。若不是愚蠢，是否意味著背叛和出賣?

　　中國公共財政政策嚴重扭曲的問題實在不容漠視了。筆者再一次強調：傷于財政，毀于金融。管理層一定要高度警覺。

　　筆者認為，必須將支離破碎分散于多個部委的公共財政政策統一管理;必須將公共財政政策置于法律約束之中;必須將公共財政政策的制定、執行、監督分離;必須將公共財政政策形成、執行、結果透明化;必須將涉及公共財政政策的金融政策(利率和匯率)、價格政策、環境政策納入統一管理;必須將政治化妝師和雇用經濟師剔除中國公共財政政策的決策和執行過程;必須盡快培養和使用陳云式的經邦濟世之才管理中國經濟。

　　筆者相信，中國會從歷史的教訓中獲得有益啟示，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公共財政政策。并在此基礎上系統的建立包括金融政策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解決好目前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問題。真正建立和形成中國強大的國家競爭力。實現中國幾代人復興和崛起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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