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是發達國家壟斷資本處心積慮的目標。

　　國際經驗與教訓顯示：國有企業是抗衡跨國壟斷資本進行壟斷與擴張的主力軍

　　國際競爭自古就有，只是于全球化下日趨激烈而復雜。就競爭主體而論，不僅有國家之間的競爭，還有企業之間以及國民之間的競爭。

　　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國家之間的競爭先于企業及國民之間的競爭。自國家誕生后，國家之間的政治與軍事競爭就始終存在。競爭的常見方式是對抗，極端形態就是戰爭。經濟全球化下，國家之間的政治與軍事等方面的競爭退居次要地位，而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這不僅存在于不同國籍企業之間的競爭，而且直接體現在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戰略的競爭、重要戰略資源的擁有權與定價權的競爭、國際話語權的競爭以及國際經濟規則的競爭。當今，發達國家在重要戰略資源的定價權、國際話語權以及國際經濟規則上仍占據統治地位，但隨著“金磚四國”等一批新興市場的崛起，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全球經濟嚴重失衡、國際金融市場日趨動蕩、國際貿易摩擦不斷加劇等，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兩大經濟板塊”激烈碰撞的體現。隨著新興市場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國家間的競爭將越來越激烈，國際經濟秩序最終也會因之而調整。

　　在企業競爭層面，發達國家的企業占據絕對優勢。諸多來自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不僅經濟實力富可敵國(如微軟公司銷售額與利潤額超過世界多數國家的經濟規模與財政收入)，而且在技術、管理、營銷等諸多方面普遍超出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的民族企業。市場開放與自由競爭的國際規則是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有利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實力嚴重懸殊下的自由競爭，必然使后進國家的弱小民族企業淪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獵食與并購的對象。在廣大發展中國家，能夠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抗衡的，近乎惟有國有企業。環視全球，市場不斷開放下的各國民營企業多半成為跨國公司的附庸，長期為基本生存而不斷掙扎。當然，在一些后進國家與地區的某些行業，也有成長為可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競爭的民營企業，但那是特例，而且通常是在市場保護下成長壯大的。

　　因此，消除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是發達國家壟斷資本處心積慮的目標。新自由主義就是因應這一需要而誕生的。發達國家壟斷資本通過各種途徑向發展中國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義，其基本要義就是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以掃清資本擴張的障礙。在新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阿根廷、俄羅斯等國大張旗鼓地出售國有企業。阿根廷基本賣光了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包括銀行業、自然資源和公用事業，并實現了所有國有資產進入市場的“全流通”。但是，這些被變賣的國有企業經過短暫民營后，很快被跨國企業尤其是美國金融寡頭所收購，阿根廷由此喪失了戰略性行業和經濟命脈的控制權。社會經濟發展基本由外資主導，國家政治社會生活深受外國利益集團的影響。當金融危機爆發時，阿根廷因為沒有國有企業的抵押或擔保，美國及IMF拒絕給予資金援助。與之相反，墨西哥能在危機爆發后獲得及時援助，則是以該國的國有石油與鐵路企業的股權與收入作擔保為前提的。普京總統掌權下的俄羅斯，對葉利欽時期的自由經濟政策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全力收復石油等戰略資源行業，重組國有企業，保證國家對經濟命脈的控制，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生活與國際地位因此有了明顯改觀。拉美及原蘇東地區的經驗與教訓說明，國有企業是抗衡跨國壟斷資本進行壟斷與擴張的主力軍，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微觀基礎，是國家經濟危難時的最可靠依托。

　　國內開放實踐表明：中國國有企業的地位與作用已經受到嚴重侵蝕

　　綜觀全球化下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同時具有增進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三大職能。按照這三大職能，重新認識中國國有企業的地位與作用。

　　作為一個企業，盈利是國有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前提。生產財富、創造就業、依法納稅是國有企業與其他各類企業的共同特征。近年來，國有企業不斷加大改革、管理與創新力度，經濟效益有了明顯提高。統計數字顯示：2006年，全國國有企業累計實現銷售收入16.2萬億元，比2003年增長50.9%，年均增長14.7%;實現利潤1.2萬億元，比2003年增長147.3%，年均增長35.2%;上繳稅金1.4萬億元，比2003年增長72%，年均增長 19.8%。這些數字讓那些一向不滿國有企業效益的人置疑，但是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統計數字同樣也令人懷疑，尤其是在向國家上繳稅收方面與其所炫耀的增長成就(集中在對國家GDP的貢獻)遠不成比例。如果民營企業避稅可以變相實現藏富于民的話，外資企業則不然。外資企業創造了GDP，但要拿走財富，并留下了支離破碎的民族工業與經濟體系、嚴重的資源破壞與環境污染以及日趨嚴峻的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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