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審計署對15家央企和工商銀行、中信集團的審計結果公布了，除國家開發投資公司是駐外機構經營情況調查之外，由于這是全面審計，且每家央企接受重點審計的單位占相關央企資產總額50%以上，審計結果應當具備高度的代表性與可靠性。那么，審計問題揭示出來的最大風險是什么?

　　表明央企經營成果賬面數據不可靠、央企財務狀況面臨重大影響?否!就總體而言，審計發現的問題對央企財務狀況影響甚微，經營成果不實的問題不大，央企經營成果賬面數據總體上是靠得住的。由于此次審計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僅涉及其駐外機構，2010年底相關資產總額不過23.46億元，與另外14家接受了全面審計的央企資產總額動輒數百億元乃至數千億元不可同日而語，因此這家公司的審計結果可以暫時剔除，不納入分析。我統計了除國投之外的14家非金融央企審計問題對其資產、負債、利潤和所有者權益4項指標的影響，受到影響的總共有36個指標，其中對總額影響程度小于1‰者13個，大于1‰小于1%者15個，大于1%小于5%者6個，大于5%小于8%者1個，大于10%者一個(參見下表)。

審計問題對14家非金融央企2010年度財務收支影響

單位：億元，%

注釋：正數為多計，負數為少計。

　　央企執行宏觀調控不力、產能盲目擴張?否!毋庸否認，此次審計揭出的未經發改委核準就提前上馬、違規擴充產能的問題較多，鋼鐵產業最為突出：鞍鋼自行新增產能兩個項目，分別超計劃投資81.24億元、20.37億元;寶鋼下屬寧波鋼鐵在2006—2010年間違規新增煉鐵產能442萬噸，煉鋼產能666萬噸;武鋼在2005—2010年間違規擴充產能包括煉鐵776.70萬噸，煉鋼938萬噸，軋鋼910萬噸;……由于昔日的“搖錢樹”鋼鐵行業今天已經頗有“苦菜花”味道，在占全球鋼鐵產量一大半的中國鋼鐵行業，中鋼協77家大中型鋼鐵企業2010、2011連續兩年利潤總和竟然趕不上三大鐵礦石公司中的任何一家，銷售利潤率連續4年低于銀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不少人已經歸咎于中國鋼鐵工業盲目擴充產能。

　　然而，新世紀前十年的初級產品牛市是經濟周期運行決定的，并不可能靠中國抑制制造業發展而消除，中國若這么做只能是自廢武功，損害本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立足的根基;要根本改變初級產品行業和制造業利益分配格局，只能順應經濟周期運行變動至商品牛市終結，而在那個時候中國制造業要想贏得最有利地位，仍然要靠自己在全球同行業中占據較大份額。

　　同時，投資管理體制不完全適應經濟運行需求的問題已經相當突出，廣東省發改委主任李春洪在今年3月25日首屆嶺南論壇上的講話不是引起了不少關注嗎?他主張減少審批，降低門檻，放寬對企業項目的審批，聲稱他調查了6個項目，嚴格按流程規定走完所有審批程序，需要310天，如果企業都這樣干，黃花菜早就涼了，市場機遇早就沒了。因此，他主張下一步改革首先要大大減少審批程序，批評現在的審批過程中障礙太多，如自由裁量權往往是科長和處長說了算，造成了尋租行為，延誤企業及時抓住發展機遇。正因為如此，鋼鐵央企的產能“盲目擴張”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應當歸結到投資管理體制中的矛盾。

　　與此類似，中煤集團揭出的金額最大的問題是2008—2010年間沒有嚴格執行電煤銷售政策，將本應直接銷售的428.53萬噸電煤(14.89億元)以委托結算方式由民企加價后銷售。這可以歸結為煤炭緊俏時期電煤定價體制內在矛盾所誘發的問題。

　　央企收入超高造成工資侵蝕利潤和加劇收入分配失衡?否!不錯，審計發現了多家央企集團內部存在違規增加工資性支出的情況，這確實是錯誤行為，但許多大型國企基層員工收入并不高，勞動強度卻相當大，總部員工的較高收入至少目前還沒有發展到工資侵蝕利潤的地步。至于將收入分配失衡歸咎于國企員工超高收入，更是荒謬，因為目前收入分配失衡表現在勞動收入占比過低，而員工收入正屬于勞動收入范疇，對國企員工勞動收入開刀，無助于提高過低的勞動收入占比。同時，中國勞動收入占比顯著下降的進程恰恰是在1990年代國企改制風潮中起步的。

　　不僅如此，經過1990年代壯士斷腕、剜肉剔骨般痛苦的重組整頓，國企已經成為擁有相當高自主權的市場運行主體，他們需要用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來吸引人才。由于重組后的國有經濟集中于技術和資本密集度較高的產業，這些行業的平均薪酬標準本來就高于其它行業。薪酬過低缺乏競爭力造成人才流失的問題在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非常突出，我們不能重蹈覆轍。為此，我們需要解決好兩個問題：

　　——在市場化環境下如何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以吸引人才?

　　——在前幾年起步的高通貨膨脹環境里，在確保股東權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如何給央企薪酬管理制度提供足夠彈性，使其能夠比較機動靈活地保證員工、特別是重點人才實際待遇不下降?須知，由于內部制度約束相對較少，規模不那么大的企業薪酬對勞動力市場供求變動、通貨膨脹等因素反應最為敏捷，巨型企業薪酬對此反應則相對遲緩，政府機構薪酬彈性最低。正因為如此，在高通脹時期，公務員系統與退休人員等固定收入群體受損明顯。如果說公務員為了較為穩定的前途而可以選擇暫時忍受高通脹對其實際收入的侵蝕，那么，置身市場競爭中的企業則需要使薪酬對高通脹盡可能作出及時的反應，以維持員工士氣。審計報告中指出，中石化駐港機構2008—2010年間向內派員工發放違規住房補貼、負擔房租734.35萬元;但在近年香港房價和房租暴漲已成當地嚴重社會問題的背景下，這項違規舉動至少部分動機是為了保證有關員工實際待遇不下降。我們要監督其改正錯誤，但我們也需要制定更合理可行的制度。

　　國有企業如何更好地為國民、為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服務?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上，我們需要不斷地探索，不斷發展的社會也在不斷提出新的要求;但盲目順應一些非理性主張壓力，過多地剝奪國企經營各方面自主權，使得我們付出了很大努力和代價方才造就的國企活力又被撲滅，那就是完全破壞了我們這么多年國企改革的成果。

　　國進民退排擠民營經濟成分?否!且不提胡鞍鋼等人的詳實量化研究已經證明所謂“國進民退”之說并不成立，此次審計報告揭出的許多違規行為也是與民企合作時發生的。因此，這次審計發現的問題只能表明國家奉行了各種經濟成分共進的原則，國企也在帶動民企發展，但某些民企不規范操作的違規沖動過于強烈，造成了一系列問題，片面指責國企排擠民企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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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這些問題相比，央企審計報告揭示出來的最大風險其實是國企私有化狂熱的潛在風險。因為此項審計中發現的最突出、危險最大的問題都是部分凈資產沒有按照規定計入國有資產，或是管理人員違規持有下屬企業股份，或是把有利可圖的業務外包給高管在外面私人設立的公司，以此進行利益輸送。如果強力推動大躍進式的私有化狂潮，可想而知，這些違規牟利行為就會合法化，違規乃至違法的痕跡就會被“銷尸滅跡”。在1990年代的國企改制風潮中，此種行為就不少見，此次審計中揭出的一些問題又向我們敲響了警鐘。如2008—2010年間，中國電子科技集團下屬三十八研究所等7家單位279名中層及以上領導干部違規持有下屬企業股權3641.33萬元。在目前體制下，可以發現這些問題，并很快改正;如果推行俄羅斯式私有化改制潮流，所有這類問題涉及的數十億元凈資產就很可能落入少數人私囊。

　　的確，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需要不斷因時而進，在一個產業結構不斷升級變遷的世界上，國有資本要保持相當的流動性，這樣才能確保其產業結構不斷保持在最優狀態，最終確保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但中國憲法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原則不能推翻，1990年代俄羅斯東歐私有化狂潮的教訓要汲取，國有資本保持流動性不能成為心懷叵測者侵吞國民資產的漏洞和契機，中國經受不起重蹈覆轍的震動。

　　(2012.6.1，修訂2012.6.5，僅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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