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承擔的重大使命與特殊地位，讓它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上飽受煎熬。民眾罵聲緣何而來?經驗層面的評價和媒體的誤解曲解，是否屬實?國企真的是腐敗、壟斷、低效的代名詞嗎?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最大的困惑是什么?真實的國企是什么樣子?為了讓民眾對國企的認識更加準確和客觀，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經過深入調研訪談，咨詢專家，推出“李榮融困局——當前國企十大爭議話題剖析”專題報道。

　　當前社會上有一種思潮，把炮轟國企當成一種時尚，即使在國企獲得突出業績的時候，也很少有喝彩和掌聲，更多的是不屑、嘲諷甚至謾罵。英國《金融時報》公布的2011年全球500強上市企業名單中，中石油、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三家國企進入前十。這一成績讓不少外國朋友艷羨、讓跨國公司欽佩和緊張，但國內輿論對此卻多有質疑，甚至遭到了出人意料的喝倒彩。

　　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曾無奈感嘆，“我想不明白，為什么國企搞不好的時候你們罵我，現在我們國企搞好了你們還是罵呢?”相信李榮融的困惑，正是很多國企人的困惑，也是普通公眾想深入探究的問題。為了便于表述，我們把國企這種“沒搞好挨罵、搞好了也挨罵”的現象稱之為“李榮融困局”。國企搞不好被罵可以理解，為何搞好了也被罵?

　　公眾對國企的罵聲從何而來

　　為了解公眾對國企的印象評價，以及公眾為何對國企罵聲較多等問題，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在搜狐網、人民論壇網等多家網站推出調查問卷，人民論壇理論調研基地(點)隨機發放書面問卷，共8532人參與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在“您對國有企業印象如何”問題上，多達28.6%的受調查者選擇“很差”，33.3%選擇“比較差”，16.2%選擇“一般”，12.5%選擇“比較好”，只有9.4%選擇“很好”。選擇“很差”和“比較差”的比例為61.9%，占比遠遠高于“比較好”和“很好”的選項(合計為21.9%)。這說明，公眾對國企的印象評價整體偏向負面。

　　緣何大多公眾對國企印象評價負面呢?梳理受調查者意見，大致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認為國企靠著國家的扶持，員工往往收入高、工作輕松，效率及服務意識比民企、外企差很遠，不公平。二、認為不少國企憑借著壟斷地位提高價格，特別是事關公眾基本生活的水、電、石油等企業常常是說漲就漲，老百姓有怨氣。三、受到媒體及社會輿論關于國企腐敗等負面信息潛移默化的影響。有受調查者指出，在網上搜索國企二字，關于國企的正面新聞淹沒在“國進民退”、“電企抄表工天價工資”等海量負面新聞之中，想對國企有好感也難。

　　通過梳理國企的爭議問題，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設置了“您最關注以下哪些國企爭議話題”這一問題，按照公眾得票率的高低，排在前三位的是：“國企是否必然腐敗”(得票率為67.6%)、“國企全靠壟斷發展嗎”(得票率為61.3%)、“國企高管該不該高薪”(得票率為59.8%);得票率前十項其他依次為：“‘國進民退’是否屬實”(得票率為55.3%)、“國企是在與‘民’爭利嗎”(得票率為53.3%)、“國企效率真的很低嗎”(得票率為51.2%)、“國企分紅太少了嗎”(得票率為48.6%)、“私有化是國企改革方向嗎”(得票率為41.2%)、“大國競爭離不了國企嗎”(得票率為38.6%)、“如果丟掉國企，中國將會怎樣”(得票率為35.4%)。以上調查結果揭示了什么?

　　第一，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當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受調查者對于國企腐敗、壟斷、高薪的反感實際上正是體現了公眾對社會收入分配的不滿情緒。目前，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狀況若不改變，極易導致百姓產生對社會的不滿情緒，甚至引發社會動蕩。

　　第二，公眾的更高期待是推動國企改革的有效動力。公眾對于國企的爭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對國企“愛之愈深，責之愈切”的情結，其另一面正是對國企的更高期待。所以，面對人們的爭議，國企要敢于反觀自身的缺點，并采取有力措施，解決百姓爭議最多的腐敗、壟斷、高收入等問題，并把公眾對國企的更高期待當作改革的動力，加快推進國企改革。

　　第三，國企要學會“講好自己的故事”。理性地、辯證地看待國企爭議問題，國企近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是主流，但公眾知之甚少，暴露的問題卻被廣泛傳播、不斷放大，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講好自己故事的能力。比如，在公眾熱議國企的高額利潤的同時，卻忽略了國企滾雪球般增長的稅收貢獻。因此，國企尚需對社會公眾做好理論說明和宣傳解釋工作。

　　國企腐敗、壟斷、高薪是公眾詬病最多的三項

　　相繼落馬的國企老總，如原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原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張恩照、原中國移動黨組書記張春江等國企高管腐敗行為令民眾憤憤不平。頻頻發生的國企高管腐敗事例，使一些人認為國企是滋生腐敗的溫床，甚至有專家提出了“公有制是滋生腐敗的最佳制度”。對此，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得者、河南財經政法大學資深教授楊成訓提出，不能說國有企業目前發生的腐敗行為同國有企業的制度有必然聯系。相反，國企全民所有制的本質決定了同“化公為私”的腐敗行為格格不入。我們可以指責國有企業的腐敗，但卻很難找到國企縱容腐敗的邏輯。實際上，只要監督到位，國有經濟本身并不必然產生腐敗;只要制度完善，國有經濟并不會必然發生權錢交易。

　　對壟斷問題的爭議焦點表現為，不少人認為，國有企業靠著國家資源獲得的壟斷地位是應該受到批判的，“國企壟斷”、“壟斷獲利”、“打破壟斷”等論調時常響起。我國有些國企確實處于壟斷地位，但也有很多國企是自食其力的競爭型企業。與此同時，外資企業也壟斷了我國的一些重要行業。經濟學者宗寒對此提到，觀察企業是否壟斷首先要看資本集中程度，而不能僅看產品市場占有率。就資本集中情況看，通過改革，我國所有國有企業，不論是中央企業，還是地方企業，都已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絕大部分都實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投資多元化已成為普遍形式。私人資本早已進入電力、熱力、電信、鐵路運輸、郵電、自來水、燃氣生產供應以及城市公共交通業。不僅如此，國有企業之間以及與其他企業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系。聯通、移動和中國電信也是這樣。

　　國企高管薪酬的突飛猛進、老總動輒上千萬的薪酬讓百姓接受起來著實有些難度。對此，支持者認為，高管薪酬應該企業自己定，適度合理的高薪是可接受的，否則容易導致人才流失;而且國企高管的薪酬與民營、外企高管相比也不算高。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瑞指出，國企高管受到重大經營管理事故的行政問責，直至法律起訴。權力擁有越大，責任風險也就越大，分配利益也就越高。國企高管高薪合乎情理。反對者認為，國企高管是以行政任命為主，與職業經理人所面臨的風險和壓力不同，薪酬確定方式自然也應不同，其水平當然不能向市場價位看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劇錦文提出，國企的管理價格是嚴重扭曲和不合理的。我們認為，國企高管的薪酬應由企業的業績來決定，如果一味苛責，將國企高管薪酬限制在較低水平，表面上看似公平，實則既不公平、更無效率，因為它違背了企業管理者之責、權、利相適應的基本規律。

　　國進民退、與“民”爭利、效率低下、分紅太少都是偽命題

　　2008年以來國內出現了一些現象，如山東鋼鐵重組日照鋼鐵、中糧參股蒙牛集團等案例，引發了“國進民退”的討論話題。持“國進民退”觀點的人覺得國企擠壓了民企的生存空間，擔心民企會越來越邊緣化。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在接受采訪中利用企業數量、就業人數、企業產值、企業利潤、稅收及公共財政資源的貢獻等數據說明了所謂“國進民退”是一個偽命題。其實，誰進誰退不是主要問題，只要有利于社會經濟可持續穩定發展，有助于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和帶動就業，能提升國家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這才是根本的發展之道。

　　關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爭論由來已久，當前更是十分激烈。反對者認為國有企業快速發展搶了民營企業飯碗，是與“民”爭利。因此有輿論主張國企應退出所有競爭性領域，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提供空間。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趙振華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的市場主體都具有競爭關系，不僅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有競爭關系，民營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都存在競爭關系，特別是在日益開放的條件下，國內企業與外資企業也有競爭關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郝博雯進一步提出，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在市場上“爭利”，這是正常行為，正是因為這種“爭利”才形成了“共利”。所以，國企民企，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民企問題不能怪罪國企。

　　據2011中國企業500強榜單，上榜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經濟效益和效率均低于民營企業。那么，國企是否低效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所長趙昌文認為，不同研究基于不同的標準，利用不同的數據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比如，根據收益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標準，國企效率相對較低;根據人均產出標準，國有企業效率相對較高;根據宏觀效率標準，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效率差異至少應該比收益率指標所顯示出的差距小。評價國企效率，靠“印象”是遠遠不夠的，要用具體的指標和數據，國企有指標好于民企，也有指標遜于民企。另外，國企承擔了大量的公共服務設施投資和社會責任，但這些指標卻不容易被量化。

　　國企賺了錢，究竟該怎么用?誰來安排使用?這是個老話題，也是必須盡快解決的問題。有論者主張國企應向全民發放股票，向全民分紅，這樣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全國人民共同所有的企業，才能讓全民受益。那么，國企是否應向全民分紅?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賈華強教授指出，對于國民分紅制度的設計不應是平均主義，應考慮企業所在地域或特定國民，建立起一個“國企回報國民、國民關心國企”的可持續發展機制。“全民平均持股、平均獲得分紅”的觀點貌似合理，但操作性不強。

　　削弱國企就是銷蝕黨的執政之基

　　近日，世界銀行關于中國改革的報告引起了廣泛關注，該報告建議中國應該將國有企業的比重再降低63%，并主張讓國有企業按更加商業化的模式運行，還警告倘若中國不推行上述改革就會發生經濟危機。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楊斌指出，世界銀行的政策建議來自受到國際輿論廣泛批評的“華盛頓共識”，眾多的經濟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長期改革實踐表明，“華盛頓共識”政策的預期與效果是截然相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張樹華指出，俄羅斯社會普遍認為私有化的實際結果與最初目標相差甚遠。私有化既沒有實現收入目標，也沒有達到效益目的。美國竭力推行作為“華盛頓共識”核心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是否也會誤導中國的國有企業、國有銀行改革，值得人們高度關注并保持警惕。

　　與此同時，大國競爭也需要更多更優更強的國企。大國博弈，大不一定強，但不大一定不強。規模是競爭力的基礎，大勝小、強勝弱是常態，而以小勝大、以少勝多是奇跡，但奇跡不是總會發生。中國要在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在經濟世界杯中取得佳績，還是需要有規模夠大、實力夠強的企業。正如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所言，經濟發展不能等，也等不得!因此，鼓勵支持具有規模優勢的國企加快發展是中國建設強大國家的現實選擇。更優更強的國有企業多了，才能真正擔負起世界經濟競爭主體的重任，國家才能夠真正從做大到做強。山東師范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宗斌也認為，當代世界各國均有自己的國有企業，且各具特色。國有企業是一個政策性工具，不要忽視它，更不能取消它，而是一個如何加強它的問題。

　　不僅如此，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石。否定國企，實質就是要否定公有制;而否定了公有制，自然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則黨的領導地位則隨之喪失。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劉國光指出，初級階段基本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而且要求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起主導作用。國家應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一級教授衛興華也提出，共產黨是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掌握國家政權的。其執政的經濟基礎，只能是搞好搞活和發展壯大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需要真正堅持和完善我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真正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本欄目為《人民論壇》特別策劃專欄觀點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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