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評論員

　　盡管有很多人不理解，中美高層第四輪對話在還是在“非常成功、影響深遠”的氣氛中“圓滿”收官，中方接受了美國的“藥方”：承諾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增加上繳利潤的國企數量，并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納入國家預算體系。

　　這個被業界稱為干涉別國內政的“藥方”在國內則受到追捧，個別媒體和學者，借機鼓吹要果斷重啟國企改革。在一篇名為“國企改革再清源”的文章中，他們提出要將國企改革導入國資改革路徑，實現國有資產的資本化運作：“此次中美對話中，中方承諾的提高國企分紅比例正是財政體系重構的題中應有之義。借此外力，以紅利上繳為起點，優化國有資本布局、實現財政體制重構正當其時。”

　　理由很充分，概念很新穎。但只要看看其具體改革思路，你就會明白背后有深意：

　　“原則上講，國家特別需要，而非公資本無意或無力進入的領域，是國有資本發揮作用、體現價值的重要空間。國有資產應首先從退入手，有序退出，退出之際方知國有資本的盤子究竟多大，國有企業應該存留多少家。”

　　“對競爭性行業，國有資產應當不再依附國有企業的實物形態，而是以自由流動的國有資本形態控股與分紅，政府不再干預企業決策和內部事務;對自然壟斷性行業，則放開準入門檻，制定行業標準，鼓勵各類資本進入，實現政府監管模式重塑;對涉及自來水、電力、燃氣、醫藥等公用事業領域，可采取PPP(公眾、民營合作制)或者“授權經營”等方式取代行政管理;而最后事關國計民生的領域，則屬國有資本“退無可退”之地，也即是國有企業生存之域。”

　　一句話，就是一“退”了之。讓國有資本退出競爭性領域，到退無可退的地方去。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我國的國企改革經歷了從擴權讓利、承包經營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破產關閉、重組并購到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從3年革脫困到做強做優、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經歷了不斷探索、不斷深化改革的歷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成功之路。尤其是近十年來，國企更是在正確的改革發展思路下取得跨越式發展。

　　簡單的一組數據就能說明問題：截至2010年底，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達68.6萬億元，實現營業收入32萬億元，實現凈利潤1.7萬億元，分別是2002年的3.8倍、3.8倍和7.2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106.9%，平均資產收益率7.4%，分別比2002年提高3.8個百分點和4.1個百分點。

　　國企的進步，用實踐證明黨的十五大以來的國有經濟戰略調整方針是正確的，是有效的。實踐也證明，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只能搞好，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國有資本要在深入推進國有經濟布局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中，更多地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具有優勢的行業集中，向大企業大集團集中，向企業主業集中。

　　經過這些年的改革，在國內中小企業的層面幾乎已經沒有國有企業了。目前已經基本形成了這樣的業態：在中小企業層面，主要依靠民營企業;在特殊行業及關鍵領域，主要依靠國有企業;在競爭性行業，既有民營企業又有國有企業，二者平等競爭優勝劣汰。

　　我們認為國有經濟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資本堅持以上的流向與調整，方向是正確的，思路是清晰的，改革是基本到位的。當然，國企依然存在較多的問題，壯大國有經濟、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任務遠未完成，國企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這絕不能影響和動搖我國既定的國企改革思路與方向，尤其要警惕“借改革之名，行顛覆之實”的改革派主張。因為，無論從歷史實踐、現實國情及未來發展來看，我們的國企改革均不適應、也不可能將國有資本退到退無可退的地步。

　　不管是否要將國企改革轉向國資改革，不管是否要加強國有資本流動，我們都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的前提下，讓國有經濟更多地分布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企業同時也可以在其他非重要行業和非關鍵領域中依據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存在和發展。。

　　也就是說，不管怎么改，我們必須堅守這樣的原則：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得到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必須得到發展壯大，這就是國資、國企改革的“本”，無論怎么清源，這個“本”必須正，這個“本”不能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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