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zhàn)之天下資本圍攻中國局面的形成（下）　　

          清湖漁夫　　

第三部分： 天下資本圍攻中國局面的形成　　

中國經濟處于轉折關口　　

美國資本向金融領域轉移，占據全球市場體系的財富分配高端，推動經濟金融化進程，從而也就推動了全球市場體系的功能由財富創(chuàng)造向財富分配的轉變，以零和博弈為特征這種市場體系對全球經濟的增長的作用也就逐步喪失。次貸危機是二戰(zhàn)后美國全球市場體系無法在深度和廣度上繼續(xù)擴張、從而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次貸危機是這個全球性體系危機的起點，是一系列危機中的一個，而絕不是終點。次貸危機的一個方面的意義在于將這種體系性危機凸顯在世人面前，在一個可能較長的時期內世界各國輪番被“危機”將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在全球體系無法擴張甚至收縮的時候，任何真實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將是一種零和博弈。一個民族國家有所得，必然意味著另外一個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國家在政治經濟上付出代價，在“兩房債券”中中國成了被“危機”和美國壟斷資本和美國政府利用全球體系進行欺詐的對象。　　

自從蘇聯解體之后，美國資本倡導的全球化“浪潮”悄然而起，這一方面將全人類的生存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則是美國資本主導的市場范圍與邊界的持續(xù)擴展。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國被逐步納入美國資本主導的全球市場體系的過程的三十年。西方資本持續(xù)流入毫無疑問大大加速了我國的工業(yè)化進程。工業(yè)化進程表現在既有的工業(yè)部門的升級和缺乏的工業(yè)門類的補齊，一個個工業(yè)和產業(yè)的市場飽和與市場繼起，也就構成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長經濟周期。在一個資本占據統治地位的經濟與市場體系中，經濟周期是資本主導和持續(xù)發(fā)展的大規(guī)模群體行為或者人群行為，是經濟領域中的“社會運動”。經濟周期發(fā)端，有賴于一個甚至幾個新產業(yè)的擴張過程。在經濟周期的上揚過程中，社會資本會向這些新產業(yè)持續(xù)流入，勞動力和其他資源迅速向這些行業(yè)集中和堆積，同時由于就業(yè)增長和對新產品的消費，也會引起整體消費的上升，直到這些新產業(yè)的產品消費出現飽和。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新產業(yè)的產品價格會出現供給和需求同向增加、自我強化的價格升降過程。由于產業(yè)的關聯性，相關聯的產業(yè)也會被新產業(yè)帶動，在資本的操縱下出現相應的市場價格波動。一旦這些產品的消費市場迅速飽和，市場價格的持續(xù)下降過程開始出現，經濟周期也就轉入下降軌道，直到接續(xù)的新興產業(yè)出現。在一個個細分市場當中，以資本和投機為主導的和以市場群體行為過程為內容的市場價格機制發(fā)生作用。市場成為經濟體系的聯接基礎，在資本和投機主導的和以市場群體行為過程為內容的市場價格機制下，新興產業(yè)的資本流入和流出，成為整個經濟周期的動力和源泉。新興產業(yè)的擴張和收縮以及對其他產業(yè)的關聯性影響，常常成為經濟周期性循環(huán)的基本內容。新興產業(yè)的高峰和低谷，常常也是經濟周期的高峰和低谷；在商品市場上消費熱潮和金融市場上的以新興產業(yè)股票為龍頭的股市繁榮，成為經濟繁榮的標志；商品市場的蕭條和金融市場上的以新興產業(yè)股票為龍頭的股市蕭條同樣也成為經濟蕭條的標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的秘密在于工業(yè)化進程所導致的產業(yè)持續(xù)升級，一個個新產業(yè)和行業(yè)在飽和后的行業(yè)與產業(yè)之后迅速繼起，處于在市場機制條件下的長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我們的經濟長周期過程同時也伴隨著西方國家向我們的產業(yè)梯度轉移過程，這些在西方國家市場已經飽和的工業(yè)能力的向中國轉移，也就意味著西方產業(yè)資本在中國的重生和利潤空間的大幅擴大。但是這種產業(yè)轉移不是無止境的，僅限于中端和低端工業(yè)，也就是中國成為西方的初級工業(yè)品和零部件加工廠。西方國家對華的高端工業(yè)技術封鎖幾十年來罕有松動，其本質還是將中國置于國際產業(yè)分工體系的從屬地位，避免培養(yǎng)一個全球范圍內政治與經濟的競爭對手；這也是我國目前的一些人主張繼續(xù)以“市場換技術與管理”的路子走到盡頭的根本原因；市場還在應西方資本的要求開放，西方對華高端工業(yè)技術封鎖一如既往。也就是說，我們國家的經濟長周期上升段持續(xù)到目前為止，如果不走自主研發(fā)和對中西部進行開發(fā)的路子，繼續(xù)為經濟發(fā)展尋找新的空間和領域，經濟繼續(xù)高速增長將難以為繼，長周期按照市場機制下產業(yè)循環(huán)的周期性過程極有可能因此走向下降軌道。　　

換言之，我國利用既有的全球體系推動經濟擴張，在全球科學技術發(fā)展短期內難以飛躍換代和西方對華技術封鎖、全球經濟越來越金融化和零和博弈的條件下，已經難以為繼，既有的體系對我們的助力會越來越少，而參與分配我們財富的資本企圖和欲望也就不可避免地膨脹了。我國對外資在政策上給予他們巨大的優(yōu)惠，甚至給予它們超國民待遇，為了工業(yè)化可謂支付了相應的代價，但是也正是因為這種在開放過程中的過度讓步，使得我國對待外資超越了“利用”的界限，嚴重忽視了產業(yè)與市場的自主權，外資成為我們經濟的高高在上的主宰；在我國的27個支柱產業(yè)中，被外資控制了21個，而且最新發(fā)展到了外資逐步控制我們的農業(yè)以及威脅這個民族生存繁衍的地步；市場運行的主導權也歸于外國資本，政府和國企對物價的調控能力喪失。在跨國資本控制我國產業(yè)和體系性操縱我國市場的情況下，通過西方資本主導的市場機制來對我國進行財富掠奪也就成為必然。以資本的國際循環(huán)和大規(guī)模跨境流動為基本內容的貨幣戰(zhàn)爭，也就成為導致我國財富外流、人民持續(xù)貧困化和經濟殖民化加深的現象形態(tài)。　　

跨國資本圍攻中國的陣線　　

在這場貨幣戰(zhàn)爭中，以美元為標志的美國壟斷資本具有全球霸權或者說建立了全球性的市場體系，美元資本始終處于進攻或者試圖控制的的一方。在全球戰(zhàn)略沖突與合作的層面上，貨幣戰(zhàn)爭體現的不過是大國戰(zhàn)略博弈的金融與資本維度，國際性資本集團的共存導致了全球貨幣混戰(zhàn)的局面。因為利益的共同性，各種貨幣代表的相關各方，會在共同和近似的利益層面上握手言歡；因為利益上的差異和沖突，它們又在其它方面針鋒相對，貨幣戰(zhàn)爭的陣線具有多維性。貨幣陣線的形成與消失永遠跟隨著利益的變化與消失。利益的多樣性和貨幣戰(zhàn)線的多維性是當今貨幣混戰(zhàn)的特征之一。各國之間既在某些方面合作，又在另一些領域對抗與競爭，尋求自身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利益關系相互交織和盤根錯節(jié)，各國政府及其背后的資本勢力集團都在衡量利益得失后采取行動。　　

逐利是資本的本性，“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只要能夠獲得利潤，資本會涌向帶來利潤的任何市場市場。在我國市場的主導權被跨國資本掌控的情況下，在高盛、美銀等跨國投行與跨國公司不斷的暴利奇跡的示范下，天下資本涌向中國牟利就不再是想象中的場景，而是我們面臨的殘酷現實。2011年人民幣外升5%,外資3萬億美元熱錢套匯利潤1500億美元，超過中國2011年貿易順差，歐元一年貶值15%,中國1萬億歐元外儲又損失1500億歐元，折合1.2萬億元人民幣。中國社會科學院左大培先生估計，送給外資的銀行財產至少為1萬億元人民幣，占2006年中國GDP的5％，而中國的全部醫(yī)療保健開支也不過占中國CDP的6％。左大培先生痛心流涕地稱，“中國銀行已成為外資超級提款機”！據有關人士估計，外資熱錢連本帶利3萬億美元在中國炒股、炒樓、套利和套匯，每年獲利數以萬億元人民幣計，外資還在石油、鐵礦石等中國高價進口的大宗商品上每年賺中國1萬多億元人民幣，中國汽車業(yè)利潤的70%歸了外資，中國富人移民每年給歐美帶去2千億元人民幣，中國在購買歐美垃圾債等投資和在利比亞、沙特、緬甸等國承包的工程上虧損了數萬億元人民幣。外資在中國資本市場暴賺，而中國在歐美資本市場投資巨虧，這就是所謂“斯蒂格利茨怪圈”。中國經濟規(guī)模僅是美國三分之一多點，美元世界流通，美國的廣義貨幣M2折成人民幣60萬億，人民幣在中國流通，中國廣義貨幣M2高達82萬億，廣義貨幣M2卻比美國還多34%,世界第一。隨著我國外匯管制的逐漸消解和“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資本的跨境流動和市場投機的阻礙越來越少，中國也就成了這些外國資本牟利的天堂，全球沒有比中國更容易賺錢的地方了！就資本在中國更容易獲取利潤和共同掠奪中國財富而言，境外資本也就因為共同的利益目標結成陣線，從而形成圍攻中國的局面。　　

這個圍攻中國的資本陣線，毫無疑問是美國牽頭的。美國政府和國會均設有專門負責經濟安全的機構，早在里根執(zhí)政時期由總統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了具有策劃金融戰(zhàn)和貨幣戰(zhàn)的“國家安全規(guī)劃組”，統一調動中情局和政府外交、經濟部門力量，實施了加速前蘇聯解體的秘密戰(zhàn)略圖謀，在從蘇聯洗劫天量財富的同時，鞏固了自己的全球霸權和推動全球化進程。而圍攻中國的資本陣線的具體形成，則是美國通過力壓人民幣升值，運用自己的全球體系，比如操縱世界各國的信用評級降級潮，給各國資本創(chuàng)造涌向中國和人民幣的體系性套利空間，從而促使這些資本結成對華陣線，將金融戰(zhàn)和貨幣戰(zhàn)的主要目標之一轉向中國。　　

早在2010年10月9日首爾G20是峰會之前，G7國家就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達成共識，并就督促人民幣升值方面達成一致。去年關于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屢屢起源于美國，然后是歐洲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唱和。美聯儲去年11月30日發(fā)表聲明說，決定與加拿大銀行、英格蘭銀行、日本銀行、歐洲中央銀行以及瑞士國民銀行采取協調行動，向市場提供流動性，以支持全球金融體系。但水淹南方經濟的圖謀因為參與六方的各懷心事而難以彰顯；美國因為美元本位制的體系優(yōu)勢，將這些國家當成了美元泛濫的泄洪渠道，同一匯率的貨幣互換不過是要求印鈔競賽應該統一步調和協調陣線，聯合行動的矛頭所指當然是新興經濟體；而就日本和歐洲而言，因為歐債危機和日元升值僵局，在美國意圖假途伐虢的這種聯合行動中自己似乎成了首當其沖的被淹者，接受美元的積極性也就大幅降低。日本因為在日元升值中本來就在和美國進行貨幣寬松競賽！歐元區(qū)則對歐元區(qū)銀行業(yè)注資4890億歐元，同時退出美國呼吁人民幣升值的陣營。而西方國家之間內部矛盾并不妨礙它們在對華問題上的“共同利益”。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7月21日匯改啟動以來，已經出現了顯著調整。人民幣名義匯率對美元累計升值達到30%，對加元升值8.7%，對歐元升值16.7%，對英鎊升值45.7%。如果考慮中美之間通貨膨脹的差別，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對美元升值已超過40%。2011年8月1日到　2011年12月2日　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1.12%，對澳元升值8.61%，對加元升值7.49%，對歐元升值7.94%，對英鎊升值5.78%。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它們都在共享，這些國家量化寬松的貨幣資本也自然會流向人民幣套利。　　

國家之間沒有天然的盟友，只有現實的利益。去年以來，南非蘭特貶值超過30%，印度盧比貶值達17%；巴西雷亞爾自5月以來貶值超14%，俄羅斯盧布也自七八月起開始對美元貶值。貨幣貶值不僅包括金磚國家，也有墨西哥、匈牙利、土耳其、越南、肯尼亞等各大洲的新興經濟體代表。這些新興經濟體也在利用目前的全球體系，一方面資本可以針對人民幣升值套利，另一方面就是對中國輸美和輸歐的產品市場取而代之，使自己國家的資本循環(huán)更加擴張和順暢。　　

對人民幣的貨幣攻擊是體系性的，圍攻中國的資本陣線是基于利益的緣故，不管這個陣線中的不同資本勢力集團之間有著什么樣矛盾和問題，牟利才是資本的硬道理。隨著境外資本沿著我們自拆的外匯管制壁壘流入，我國經濟也就被熱錢水淹，物價投機性上漲，而且隨著“池子”開挖，流進來的國際“禍水”還在推動被淹的水面升高。反觀“人民幣是惟一的持續(xù)對美元升值的貨幣，是全球金融動蕩中巍然屹立的砥柱”的論調，是多么地可笑和愚不可及，還在夢囈“全球的穩(wěn)定與平衡”。人民幣已經成為圍攻的靶子，向這個靶子射出一只只鳴鏑的正是美國資本，隨著美國鳴鏑的凄嘯，箭雨也就陣陣而來。　　

人民幣匯率攻擊測試——蹊蹺的人民幣匯率12跌停　　

關于去年12月份人民幣匯率的12個跌停，可謂是眾所紛紜，莫衷一是。自11月30日開始，盡管出現了12個跌停，但是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進入12月后保持穩(wěn)定，12月15日的中間價相比11月底人民幣仍有0.1%的升值；而且于12月28日創(chuàng)出了匯改以來的新高。我們知道，上海的人民幣匯率管理仍然歸中國政府掌控，以前日匯率中間價作為次日匯率的基準。如果是中國政府有意推動匯率貶值，可以采取一次性大幅貶值的方式，從而緩解我國出口企業(yè)困境，并對國際游資的進入進行悶殺，就如同瑞士去年九月曾經做過的那樣；因為實際匯率沒有下降，跌停對中國政府而言毫無意義，12個跌停不可能是中國政府政策意志。12月7日，商務部官員評論人民幣近日的跌停走勢，認為這說明人民幣匯率未受官方控制，人民幣的匯率是按照市場變化和市場需求浮動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而此前中國政府一再表示，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就是既可以升值，也可以貶值。　　

連續(xù)跌停現象發(fā)生，也和央行的所謂擴大匯率彈性無關，因為按照“匯率的供求理論”的央行政策邏輯，擴大匯率彈性或者波動幅度，以試探供求關系的變化，無疑需要適當的匯率波幅才能觀察，而央行的每日中間價的上提根本就無法測試所謂“匯率彈性”。　　

熱錢流出的說法同樣讓人難以信服；就匯率投機資本而言，它們不會在一個賣出時沒有買盤的市場大規(guī)模退出，實際上手中的人民幣也無法換成美元；熱錢流出一般會選擇在人民幣匯率走高的末期進行，交易量會大幅增加，成交踴躍。中國人民銀行1月3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包括央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外匯占款10至12月分別下降248.92、279、1003.3億元。不包括央行在內的其他金融機構外匯占款10月增加644.48億元人民幣，11月下降18.2億元，12月下降692.7億元。盡管熱錢流向境外發(fā)生了異常的波動，也相對于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而言微不足道。因此國內一些媒體關于熱錢大規(guī)模流出的渲染有些言過其實。　　

如果考慮到我國外匯體制運行的現實狀態(tài)和結合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筆者傾向性認為12個跌停的產生，是境外資本的刻意“杰作”，其目的一方面試探中國政府的對匯率問題的態(tài)度。與匯率跌停同時發(fā)生的是12月初原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站出來呼吁：中國繼續(xù)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將符合中美雙方的利益，如果人民幣升值速度放慢，對中國而言將是不幸的，而且會加劇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美國國會和總統選舉即將來臨，美國經濟又處在低谷，這是一個危險時期，美國可能把國內的經濟問題歸罪于中國。這說明美國力壓人民幣升值的基調并未變化。跌停的發(fā)生也恰值美國財長來華訪問前期，12月10日蓋特納來華主要想討論伊朗石油禁運和人民幣匯率問題。在此之前蓋特納在國際上不同場合多次提及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問題。境外資本的這番做作，實際上在向蓋特納展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實際運行情況：每日中間價被央行控制和發(fā)布、因為市場“發(fā)育不足”人民幣跌停而缺乏成交等等，亦即將離外匯自由交易和資本的自由跨境流動的市場化目標相距甚遠的現狀凸顯出來，為蓋特納談人民幣匯率問題提供具體指引。而跌停的發(fā)生恰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夕；12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就《中國的對外貿易》白皮書有關情況舉行發(fā)布會。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崇泉在會上表示，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操縱匯率，我國的匯率是按照市場的變化和市場需求浮動的。撇清中國政府和市場被操縱“異常”的關系，也是想勉強封堵蓋特納的口。此后發(fā)生的事情也就不言自明：12月16日早盤時段，在即期匯率再次大幅貶值，最低至6.3735后，該報價突然直線上漲，最高觸及 6.3324，漲幅高達411個基點；并于28日創(chuàng)匯改以來新高。　　

另一方面，連續(xù)跌停現象的發(fā)生，也是一次對人民幣匯率的攻擊測試，測試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在攻擊下是如何運行的。2011年9月中旬以來，香港離岸人民幣遠期非交割市場(NDF市場)、香港離岸人民幣可交割市場的人民幣/美元匯率出現一些“反常”的變化。香港離岸人民幣(CNH)匯率一向高于在岸(境內)人民幣(CNY)匯率(即在香港外匯市場人民幣較貴)，跌停前夕前者卻低于后者。香港NDF在過去一向被看作是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的指示計，NDF的匯率卻明顯低于市場的人民幣升值預期。香港可交割人民幣遠期(DF)匯率也同樣如此。中銀(香港)此前曾因香港金融機構對人民幣的購買而常用完出售人民幣的額度；12月初卻出現購買人民幣額度被用完的情況。因為人民幣離岸市場被境外資本控制，由于人民幣匯率的雙軌制和存在匯差，境外資本早已提前布局，通過套取這種匯差利益的投機行動來測試上海外匯市場國有資本的反應，同時看能否建立兩地的套利機制，從而推動內外匯率并軌，結果在12個跌停期間遇上了有價無市的局面。從這個過程反觀外匯市場機制還存在因外匯被國家掌控而市場流動性不足、內地匯率被中國官方基準價指導牽引、人民幣國際化通道存在額度控制等等因素。　　

這個測試，也讓境外資本進一步了解了我國外匯市場預期的形成與特點。就人民幣匯率連續(xù)跌停而言，本身就是一個很明確的看空題材。因為人民幣的連續(xù)跌停，也引發(fā)了專家們的熱議，一時間媒體關于人民幣匯率下跌的熱錢流出說、貿易順差縮減說、做空新興經濟體說、金融機構風險說和歐債危機說等等熱鬧一時，引導看空預期形成。根據金融界11月份的研究數據，當月銀行理財產品人民幣類產品占比超過90%。而短期外匯理財產品越來越成為主流。“整個外匯理財產品的前景并不明朗，客戶對外幣理財產品的需求也受到了壓抑，不過在近期人民幣匯率看跌的背景下，一些企業(yè)客戶對外幣理財產品的需求有上升的跡象。”11月以來，銀行推出的美元理財產品收益有所提高；光大銀行11月發(fā)行的一款美元產品，期限一年，預期收益率高達5.1%；而多家銀行發(fā)行的3個月期美元理財產品預期年化收益在3.65%的水平。12月6日廣州的二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境外客為了拋售而大幅降價的情況。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統計，2010年人民幣自內地進出香港的比例為3：1。即“如果有1塊錢從香港支付到內地，就有3塊錢自內地支付到香港”。而到2011年9月，這一比例已經逐步下降為0.8：1，出現了出大于入的逆轉。布隆博格發(fā)布的一項對經濟學家和分析師的預測性調查顯示，“隨著中國出口順差持續(xù)減少，人民幣未來4個月內兌換美元的匯率走勢將出現疲軟。”一時間有關人民幣升值趨勢終止、轉向下降趨勢的看法在國內外蔓延。而隨著人民幣12月28日創(chuàng)出匯改以來新高，市場預期風向呼呼反轉，關于人民幣匯率在2012年升值4%-5%的預測又流行起來。　　

蹊蹺怪異的人民幣匯率連續(xù)跌停，和與此相關的的種種事件和現象，都成為境外機構的觀察目標和第一手的資料，從而有助于他們對中國的匯率機制和外匯體制作出評估，并以此推動中國的匯率市場化改革，確定要求中國在外匯領域繼續(xù)與國際接軌的方面和內容，為以后的大規(guī)模金融攻擊準備條件。　　

“市場化改革”的多領域多層次推進與持續(xù)投機局面的出現　　

資本項目自由化和匯率市場化是在我國當前的“市場化浪潮”的背景下進行的，同時也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因為外匯管制程度對資本跨境流動的關鍵性，諸如集中結售匯和人民幣一次性大幅貶值等手段的保留，也就讓境外資本產生了“測試”中國外匯體制運行的必要，實際情形是資本短期、集中性和大規(guī)模跨境流動受到了制度上的阻滯，搞清楚資本自由流動的阻礙到底在哪里和影響程度。在熱錢短期無法集中大規(guī)模流出的情況下，隨著境外熱錢累積性流入，這些熱錢一方面必然繼續(xù)推動我國市場的投機性炒作過程，以獲取投機利潤，這會帶來我國市場物價與金融資產價格的大幅震蕩和市場比價關系的混亂，經濟運行更加不穩(wěn)定；另一方面與境外資本的投機便利和跨境自由流動相適應，出現的必然是“市場化改革”多領域多層次推進，為境外資本在我國市場的自由投機活動逐步掃清障礙。市場化改革和物價的大幅震蕩會相互推進，深化蔓延，這兩者的相互作用過程的推動力一方面會來自境外資本的母國對中國的進一步開放要求和施加壓力；另一方面就是國內的市場改革派和接軌派的主動“接軌”。這里我們因為篇幅原因只能將討論限于金融領域。　　

　2005年7月21日　，我國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從實際運行來看，這種匯改目標是渾渾噩噩和不知所終的；說它渾渾噩噩在于人民幣的實際升值近40%，而且是在美國壓力和監(jiān)督下進行，實際上是按照別人的利益需要在“管理”，對我們的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害；說它不知所終，在于所謂的“匯率平衡”和“全球經濟再平衡”根本就是一個幻影，拼命地向一個并不存在的目標勇往直前，或許是決策者的個人私心或者病態(tài)癖好，這種個人私欲綁架了13億人民的福祉，也就是一種萬死莫贖的邪惡。可以預言，匯率“彈起來”和進一步市場化，帶來的必定是將來投機活動的更加盛行。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12月5日敦促中國為外國銀行、保險商和證券公司在華運營提供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駱家輝在香港出席一個會議的間隙表示，允許外國金融機構在華運營不會對中國構成競爭威脅。這反而有助于釋放中外金融企業(yè)的產品創(chuàng)新潛力。　　

在入世后的幾年里，我國積極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不斷放開外資銀行的人民幣業(yè)務；目前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yè)務已無障礙。銀行領域目前最喧囂的聲音是“利率市場化”和“央行的獨立性”。在外資銀行開始大規(guī)模經營人民幣業(yè)務的情況下，所謂利率的市場化，就是外資在尋求利率的定價權和動搖國有銀行在我國經濟中的舉重輕重地位，通過利率的自由浮動，引發(fā)存貸款在中外機構間的大規(guī)模流動，從而推動我國銀行體系的震蕩與危機，外資進而控制我們的經濟命脈。我們知道，央行的所謂貨幣政策實際上是資本政策，央行獨立與利率市場化，反映的不過是外資企圖控制我們資本供應的水龍頭，將央行賦予獨立性，從而逐步遠離國家控制，央行以后的機構運行也就更要看境內外資本勢力集團的臉色。　　

在資本和金融市場，擴大RQFII的審批也就是擴大A股市場對外資的進一步開放，在股市下跌一年多的背景下，也就是慫恿和鼓勵外資投行和基金入市抄底，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賤賣”。呼吁開設國際板的聲音至今時有所聞并且聲音越來越小，只不過是因為越來越多的股市參與者認識到了國際板不過是跨國公司在中國股市的提款機！人們或許為暫緩養(yǎng)老金進入股市慶幸；不過更應該警惕的是在將來某個時間重啟，使得人民的養(yǎng)老保命錢在股市高位成為外資賣出股票的接盤者，彼時的危害性比現在還要大！以規(guī)避風險為名引入各種金融衍生品，如股指期貨、融資融券、信用違約（CDS）、外匯對沖套利工具等等，一方面“完善”做空機制，使得金融市場的投機牟利活動在下跌時也能進行，從而使市場的主導資本多空互換能夠更順當，投機活動更有連續(xù)性；另一方面，在西方經濟金融“去杠桿化”的背景下，反而將諸多形式的金融杠桿引入我們的市場機制，也就加大了中小資本在市場被更快和更徹底的掠奪轉移，跨國資本和大資本的市場財富聚斂過程也就更快，中國金融市場的資本絞肉機也就更加犀利和鋒利。在政府債務方面，地方性政府債務和中央政府國債規(guī)模越來越大，建立所謂“強大”的國債市場，是在走西方國家的滾雪球“國債膨脹”老路。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也就逐步西化，一旦西方的市場體制和機制被完全復制到我國經濟組織體系之中，那么這種體制和機制最終的運行結果也就與美國和歐洲經濟的周期性結果類似，中國經濟也會有了周期性繁榮與危機。我們有必要回憶東南亞金融危機和諸多經濟危機前都是怎樣一種樂觀和興奮的社會氛圍，回憶廣場協議后的日本由盛轉衰的歷史鏡像，回憶西方一次次危機來臨前的市場狀態(tài)。其實長期觀察和研究西方經濟周期性運行的人們也就不難發(fā)現，在經濟繁榮的高峰附近，市場充斥著大量的投機活動；繁榮過后災難也就接踵而至；我們目前觀察到了中國經濟中的投機活動的越來越盛行，物價漲落已經超越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市場化改革越接近接軌和復制西方體制和機制的目標，災難的魅影也就離我們越接近；與我們的現狀相比有多少驚人的相似之處？經濟危機的前夜常常是幸福而安寧的，也是樂觀與狂熱的！市場化，將西方的機制與體制復制到我們的經濟體系之中，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應對西方幾百年來都沒有醫(yī)治好的痼疾？　　

歷史重演——驚人相似的一幕　　

天下資本圍攻中國局面的形成，基于我們的時代和體制背景，其中的巨大利益動機和戰(zhàn)略企圖昭然若揭；隨著我們的所謂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隨著境外資本的貪欲膨脹，這個嚴峻局面不是在緩和與逐步消解，而是在日益發(fā)展和擴大，西方資本對華陣線也在不斷試圖鞏固。在今年1月25日達沃斯論壇上，美國財長蓋特納再向中國“發(fā)難”，聲稱中國政府主導型經濟威脅全球貿易體系，而且人民幣不僅應對美元升值，對歐元及日圓也應升值。　　

歷史總是在不同的場合與場景下重演。由此筆者聯想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彼時的中國正面臨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這種“狂潮”是政治軍事上的，英國當時是世界霸主，盡管列強之間也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但是因為在對華掠奪上有著高度一致的利益動機，于是八國聯軍就組成了，《辛丑條約》就簽訂了，我國彼時的“對外開放”達到了歷史的頂峰。八國聯軍使用的是槍炮，手段是殺人放火，使我們的政治自主權和民族獨立喪失。在21世紀初的中國只不過在經濟金融上正在重演這一幕歷史的舊劇，美國是世界霸主，各國資本之間同樣面臨利益上的激烈沖突，但是因為到中國來最容易賺錢，也就形成了熱錢覬覦和囤積中國的局面，于是“天下資本對華聯軍”再次形成了，我們的對外開放還在極力推進之中。新的資本對華聯軍使用的則是貨幣與資本，手段是市場化與資本投機，使我們的市場自主權和經濟主權喪失。歷史何其相似乃爾！　　

近現代以來苦難的中國龍，還要面臨新的劫數嗎？？　　

參考文獻：　　

《論外匯的市場機制》，清湖漁夫，　　

《全球性貨幣戰(zhàn)爭的時代特征》，清湖漁夫，　　

《論股市的救贖》，清湖漁夫，　　

《從外匯期權業(yè)務推進看外匯市場主權之爭》，清湖漁夫，　　

《論市場機制和市場重構》，清湖漁夫，　　

http://blog.sina.com.cn/qinghuyufu，　　

http://blog.people.com.cn/home.do?uid=1234307，　　

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42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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