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歷史性選擇(之二)

　　國企改革“私有化”——一條錯誤路線的選擇

　　今年年初，天則經濟研究所發表了一份關于國企的報告，繼承了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對國企的根本性的否定，除了繼續論證國企的“沒有效率”之外，還加上了另外一個罪名;“制造不公”——即“制造兩極分化”。在10月份，吳敬璉也一反常態，不談“市場化”，轉而談“國企不改革······”——即國企改革的問題，與天則所的主流經濟學家一唱一和。

　　在“市場化”的經濟理論——即市場原教旨主義，由于美國所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持續了三年多，已經被世界人民日益看清，并且在各國政府開始不斷拋棄這種錯誤的經濟理論的時候，中國掌握了話語權的主流經濟學家的絕大多數，也不再敢自討沒趣，繼續為市場化唱贊歌了。同時，在中國共產黨即將召開十八大的時候，這些在國企改革之中，以種種歪理邪說，制造了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以“國企改革”為名，實行國企“私有化”的人，為了私有制在中國獲得壟斷地位，和為“政治改革”——在私有制經濟獲得經濟上的壟斷后，在政治上也必然要掌握領導權，而制造繼續私有化的論據。期望他們的私有化理論，能夠得以在十八大之后，繼續和持久在中國延續下去。

　　在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后，主流經濟學家們對“國企”進行改革的種種歪理邪說——國企“沒有效率”說，必然流失的“冰棍”理論，“暗流不如明流”說，誰先拿到就歸誰的國企“所有者缺位”說，“產權不明晰”說。······等等。他們的這些所謂理論，都是從中國和 國外，特別是美國和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的比較之中，以與“國際接軌”——即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作為目標，而作的對比之中，所得出的理論。但是，時至今日，在他們的所謂國企改革，必須繼續“私有化”的報告和文章之中，人們卻可以發現，他們對當今的世界經濟，當今的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卻一字不提，視而不見。似乎美國所引發的，連續幾年的經濟危機不是由于私企——美國的投資銀行所造成，而是由美國的國企所造成的;同樣，似乎美國政府也不是被美國的私企所綁架，而是被國企所綁架。似乎當今世界，特別是美國歐洲等資本主義國家，根本沒有發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依然是形勢大好。

　　同樣，在他們今年的報告和文章之中，對國企改革以前他們所推出的，所謂“冰棍”理論，“所有者缺位”和“產權不明晰”等等歪理邪說，也不再提起。似乎現在的國企“所有者已經不缺位了”;“國企的產權已經明晰了”。

　　一

　　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國企的改革，并非一開始就是實行“私有化”，——即在所有制問題上，無論是以“所有者缺位”還是以“產權不明晰”為理論依據進行改革的。曾經經過“承包”等等改革，之后，才大規模的實行“國退民進”——即“私有化”的。

　　無論是在改革開放初，還是在其后的幾次國企改革的大辯論之中，非主流經濟學家都對“國退民進”的私有化，進行了批駁。但是，有一個問題，卻并沒有很多人對此重視和進行反駁。

　　按照我們現在流行的說法，國企是“國有企業”，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前，在1993年之前，中國的憲法沒有將“國營企業”改變成“國有企業”之前，國企卻是“國營企業”。而這兩者，在經濟學和國家憲法的法律的意義上，并非是一樣，或者基本一致的。這兩者的實質是有著天壤之別的。

　　“國有企業”，其所有權是屬于國家的企業;而“國營企業”，其所有權卻是屬于全國人民的企業，只不過是由國家來經營而已。其根本的區別在于：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屬于國家;而國營企業的所有權卻是屬于全國人民，國家只有經營權。國家和人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并非是一個概念，或者是實質相同而提法不同的一個概念。

　　或者有人認為，而且那些掌握了經營權和話語權的人，也會以道貌岸然和理直氣壯的口吻，指責以上的言論，甚至可能還會扣上“反對政府和國家”的罪名。

　　在現在的中國，在執政階層向社會大眾所作的宣傳之中，國家是=人民的。的確，在政府和執政階層所作的決策，政策，與社會大眾的利益相一致的時候，國家，政府和執政階層是=人民的。但是，如果政府和執政階層所作的決策和政策，與社會大眾的利益完全相反，損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制造和加速了社會的兩極分化的時候，那么，國家，政府和執政階層就不等于人民了。

　　如果從法律的意義上說，國家和人民顯然是不同的。這一點，如果結合國有企業和國營企業，就中國的歷史和拿當今世界的現實來比較的話，人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國家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就已經存在了。而這時候的國家，是屬于皇帝個人的。國家的所有的人和物，都是屬于皇帝所有。所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社會的國有企業，其所有權就是屬于皇帝，而不是屬于全國人民。封建社會難道有國有企業?的確有這樣的國企。在清朝同治時期，1865年，成立了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即以后的江南造船廠。其后，其鼎盛時期，人員達到3600人。這是封建社會的，皇帝所有的，即私有制的國企——國有企業的最典型的例子。同樣，在蔣介石統治中國時期，也有很多的國企——這些都是國有企業。另外，當今的世界，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各國，都有國企——國有企業的存在。

　　由此可見，國有企業并非一定是公有制企業。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或者其大部分股權)屬于誰，決定了國有企業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的決定性因素。也可以這樣說，國家是屬于誰的，那么，該國的國有企業就是屬于誰的。如果一個國家的權力被少數人所壟斷，其制定的政策只有利于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掠奪，制造并且加速了社會的兩極分化，那么，無論這樣的國家自稱是什么“社會主義”國家，也無論自稱這樣的“國有企業”是“公有制”，也無法掩蓋其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的本質。

　　在改革開放之前，在1993年之前的中國憲法，國企的所有權是全國人民的，是由國家來經營的。也就是說，國家只有經營權，而所有權是屬于全國人民的。由于1993年國家憲法的修改，國企的所有權變成了國家的，而人民也就失去了所有權。

　　剛開始國企改革的時候，改革的并非是所有權的改革，而是在經營權方面——利稅改革，承包利潤或者減虧所進行的改革。這些改革都只是在企業的所有制沒有變化的條件下，在增加企業的利潤和企業利潤的分配方面，所進行的改革。之后，在主流經濟學家們所鼓吹的“國有資產是無主之物”(樊綱)，“所有者缺位”，“產權不明晰”的種種歪理邪說的誤導下，國企改革才開始對所有制——國企的公有制，進行改革，實行私有化的。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國企改革的私有化，其實就是“少數經營者利用手里的經營權，公然剝奪憲法賦予大多數人的所有權”(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之中的觀點)的改革。(蘇聯的私有化，其實也是經營者——執政階層利用手里的經營權，剝奪了大多數人的所有權的“改革”。他們和 中國不同的地方，只是他們是在蘇聯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后進行私有化的;而中國是在沒有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前，就開始了私有化的。)

　　其次，現在的國有企業和以前的國營企業不同的地方，不僅僅表現在資產所有權的不同，而且，在利益分配權上，也已經完全不同。現在的國企的老總的工資，比底層工人的工資，已經不是幾十倍的差距，而是上百倍的差距了。雖然，這些差距比現在私企內部的老板和打工仔的收入差距，要小得多。但是，現在的這些差距和改革開放之前的差距相比，就已經是天壤之別了。

　　正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在“所有者缺位”和“產權不明晰”的錯誤理論的誤導下，少數決策者以國家的名義，用國家的政策，將國營企業改變成國有企業，并且隨之改變了以前的分配制度，進行了所有權和分配權的私有化改革。所以，現在的國企，已經不是以前的國企了。

　　二

　　最近，在天則所和吳敬璉紛紛對國企的效率問題發難的時候，社會大眾可以清楚的發現，他們對中國國企的指責，卻完全拋棄了他們以前最喜歡用的手法——“與國際接軌”，用國外的例子來進行比較。他們在大談中國國企的“無效率”的時候，卻有意完全不談，現在已經連續四年了的世界經濟危機及其產生的原因。

　　這一次世界經濟危機的產生，在理論上，除了涉及到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問題(即“市場化”的問題)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也是關鍵的問題：私企和國企的效率問題。

　　關于“市場化”的問題，現在世界的絕大多數人，都已經可以察覺到這一理論的錯誤了，盡管未必很清楚。筆者以前也有很多文章對之進行了批判。所以，對此問題，筆者將在本系列之中，另外的章節進行分析。

　　這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產生，首先是從美國的次級債開始的。美國次級債的產生，是由于美國的大多數私企銀行，錯誤的預測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將大多數的資源配置到美國的房地產領域;而由于美國經濟并未如同這些私企銀行的預測那樣，而是相反，陷入了不景氣，造成了大量的房地產貸款的違約。由此產生了次級債。所以，這是美國的私企，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時候，誤判了經濟發展的趨勢，所造成的。由于次級債的規模已經是這些私企銀行無法解決的了，金融危機就此產生。美國政府被逼不得不拯救由這些私企所造成的金融危機，政府就此被綁架。由此，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債務危機······。

　　美國次級債的產生，是由于美國的私企銀行所造成的。那么，這種現象難道是私企(銀行)有效率的表現嗎?如果美國的私企是有效率的話，那么，他們怎么會面臨如此大面積的破產?如果美國的私企是有效率的話，那么，他們怎么需要美國政府來拯救?如果美國的私企是有效率的話，那么，他們為什么在美國政府已經動用了天量國債拯救了他們之后，卻還要在危機之中掙扎四年之久，至今還不能夠走出泥潭?如果私企是有效率的話，那么，為什么美國的私企，不僅僅不能夠自己拯救自己，走出危機之中，而且反而還引發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請天則所和吳敬璉，面對這一次由美國所引發而導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現實，解釋這些現象，論證你們的“私企是怎樣有效率的”!如果這樣的情況，也算是有效率的話，那么無論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國企，還是現在的國企，他們和美國的私企比起來，效率難道會是低的嗎?為什么天則所和吳敬璉談國企和私企的效率的時候，卻偏偏忘記現實，對當今世界性的大事件——經濟危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談中國國內的國企和私企的效率問題，卻不談世界性的私企的負效率，所帶來的大災難的問題?這難道是一個正直的，和有良知的經濟學家所應該有的品質嗎?請你們面對美國的私企所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現實，來回答國企和私企的，何者有效率的問題吧!

　　同樣，如果我們再把蘇聯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法國和德國等等，其本土都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火洗禮的，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私企和蘇聯的國企的效率進行對比的話，難道也能夠得出私企比國企有效率的結論嗎?難道當蘇聯與美國的經濟，幾乎并駕齊驅的時候，蘇聯不是已經把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拋在了后面了嗎?蘇聯的國企難道不是比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私企更有效率嗎?同樣，難道現在的俄羅斯的私企的效率，比以前蘇聯的國企的效率還要高?如果是這樣的話，俄羅斯包括蘇聯以前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為什么還根本達不到蘇聯鼎盛時期的水平?

　　最后，筆者可以斷言，在國家實行“私有化”的政策下，無論是什么樣的國企，其競爭力都將全部被私企所超越。因為國家在鼓勵國企經營者，按照國家的私有化政策，公開強取豪奪，依靠政策空手套白狼，將國企變成私企。這是國家的政策所必然造成的惡果;這是國家的政策所造成的經濟制度的必然惡果。

　　當然，國企有國企的問題。同樣，筆者并非要我們完全回到蘇聯式樣的計劃經濟。但是，如果以在國家私有化政策下，某一個地區，在某一個階段，國企的表現，來和私企的表現進行比較，卻完全無視當今世界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私企的，負效率的惡果的事實，以此來論證所謂“私企”比“國企”有效率，來否定國企，則是以偏概全，別有用心。

　　三

　　國企改革的私有化，是在即將卸任的決策者主持下，在全國大規模推行和實施的。直到2005年前后，還在繼續推行東北的大規模的國企私有化。由此，引發了大規模的，反對私有化的通鋼事件。······。

　　最近，陳有西發表一篇文章，探討“民營企業司法風險問題”。其中說“而中國目前的政治倫理和司法觀念中，仍然堅持著公有財產的神圣性，而私產的保護仍然非常不力。”筆者不知道，陳有西的這一個論斷，究竟是怎么樣得出的?面對國企改革之中，大規模的國企“私有化”的巧取豪奪，“公有財產的神圣性”是怎樣表現出“神圣性”的?同樣，面對著國企改制的股份制改革之中，至今還在源源不斷的上演的，在媒體和網站上，至今還在不斷的揭露出來的，經營者內外勾結，或者私企收買政府官員而獲取國企資產的事情，“公有財產的神圣性”是怎樣體現的?這種以國家的名義，以國家的政策，大規模私有化的歷史事件和現實，難道是“公有財產的神圣性”的體現?中國的國企改革的私有化，恰恰表明了，中國目前的政治倫理和司法觀念之中，對公有財產的神圣性的破壞，化公為私，已經成為流行的，符合國家政策的，制造兩極分化的時髦的行為。

　　無論是蘇聯的解體，還是中國的國企改革之中的私有化，都是執政階層的決策者，以種種他們杜撰的理論，用國家權力對公有財產實行私分的，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公有財產的所有權的行為。

　　國企改革的問題，其實是有另外的路線和選擇的。

　　私企(絕大多數)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統一。而國企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企業。當今世界的大多數大，中型企業，都是兩權分離企業。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的統計數據都證明了，私企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私企到其第二代之后，減少了50%多，到第三代，則只是剩下了20%多。這種幾乎是所有的，全世界的，并且包括了歷史的統計數據清楚的表明，私企的發展的趨勢是怎樣的。這種發展的趨勢證明，私企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所以，國企改革的重點，不是所有制，而是經營者的選拔制度。而中國的國企改革，卻恰恰相反，將國企改革的重點，放在了所有制的改革——即將公有制改革成了私有制的“私有化”上了。

　　筆者的以上觀點，在2003年的【論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對國企改革的反思】一文之中，已經作出分析。

　　按照中國國企改革的私有化的邏輯，國企效率不高，首先是國企的“所有者缺位”。(但是，為什么美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國企的所有者卻并沒有“缺位”呢?同樣，難道中國的憲法沒有規定，國企是所有權全國人民或者是國家所有的嗎?所以，所謂“所有者缺位”，是沒有法律和理論根據的杜撰。)由此，就開始將一部分所有權給以經營者，來換取這些人的，對國企的責任心。其后，又以“產權不明晰”為理由，為了讓這些經營者更有責任心，干脆把企業都給他們，開始實施“國退民進”，實行大規模的，全國性的“私有化”。難道美國和 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國企的產權，都是以這種形式來實現明晰的嗎?正是這種種違背了中國和 世界的現實的歪理邪說，使中國的國企改革，走上了“化公為私”，即以改變所有權為主的道路,得以堂而皇之的“私有化”了。

　　按照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的這些國企“私有化”的理論，“所有者不缺位”和 “產權明晰”的私企，才有效率。但是，當我們按照這些指導了中國國企改革的理論，來對照現實的時候，來對照當今世界性大危機的時候，我們卻發現，被這些壟斷了話語權和國家決策權的人所崇拜的美國私企，竟然毫不猶豫的給了這些人當頭一棒。美國的私企如此有效率，竟然可以將拯救這些私企的美國政府拖入破產的邊緣。難道美國的現實還不足以證明，“所有者不缺位”和“產權明晰”的私企，不僅僅是沒有效率的，而且，還是破產專家。他們不僅僅使自己的私企破產，還迫使國家和政府也面臨破產嗎?同樣，溫州的私企，在最近出現的倒閉潮之中，有許多大企業的私企主跑路，這難道也是有效率的表現嗎?

　　請天則所和吳敬璉面對世界性經濟危機和中國溫州的私企的現實，回答國企和私企的效率問題!

　　難道你們認為，你們自己把頭埋入你們的歪理邪說之中，世界絕大多數人就看不見世界經濟危機的現實了嗎?難道你們認為，你們自己沉迷于你們的歪理邪說的烏云之中，世界大多數人就看不見天上的太陽了嗎?“你們可以永遠蒙蔽一部分人，也可以暫時蒙蔽大多數人，但是，你們不可能永遠蒙蔽所有的人!”

　　美國私企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和溫州私企所發生的倒閉潮，這些現實和 蘇聯時期的國企與現在俄羅斯以及歐美私企陷入的危機的歷史的對比，都已經清楚的表明，所謂私企有效率和國企沒有效率的種種歪理邪說，是一些掌握了權力而又想自己發財的人，為了自己的私利而違背現實，杜撰論據的胡說八道。

　　中國國企改革的“私有化”，在最近已經被遏止，而不再大規模的實行了。這是天則所和吳敬璉今年相繼發表所謂“國企改革”的報告和文章的主要原因。國企改革“私有化”的初步遏止，表明新一代領導對國企的看法，是不認同主流經濟學家們的歪理邪說的。有一些跡象也顯示了這一點，······。

　　歷史開始表明，中國國企改革“私有化”的選擇，是一個錯誤的選擇。是一條錯誤的路線的選擇。

　　如果說，我們只是就事論事，或者只是把眼光放在眼前，又或者只是把眼光放在以前，那么，我們不能很快，和很清楚的看出這一點。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長遠一點，從歷史的角度，從世界性大范圍的角度，用正在發展的方向和趨勢的角度，來對此進行對比和評判的話，就不難發現這一點。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始的。但是，現在我們發現，那些以前高聲大喊這一口號的人，要么，現在對這一口號避而遠之;要么，就是只是以中國的實踐，來進行論證，卻把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實踐的惡果，拋之腦后。似乎世界性的大范圍的實踐，還沒有中國的實踐的范圍大。他們的這一態度的變化很重要。因為這種態度的變化，清楚的表明了，這些人為了私利，是如何置現實以不顧，選擇性的將他們認為有利于他們的利益和觀點的，那怕只是極少數的，特殊的事例，也要當作普遍的事情來證明他們的觀點的。

　　筆者相信，新一代國家領導對國企改革的選擇，(包括對“市場化”的選擇)一定會是不同的。在世界性經濟危機面前，在私企會將國家和政府拖入破產的地步的現實威脅面前，在國企和私企的效率問題上，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可以進行對比和評判的現實面前，中國國企改革的“私有化”，很可能在新一代領導的手里，被歷史性的終結!

　　徐強

　　201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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