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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10年經濟政策的主要錯誤　　

                    ——　2011年6月19日　在廣州的講演提綱　　

左大培　　

      一、不顧一切地發展私營經濟，不惜代價地實行私有化，不僅極大地損害了普通勞動者們的利益，擴大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而且造成了大量國有資產被侵吞，極大地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為了將中國的國有銀行私有化，借口“在銀行股份化改造中引進戰略投資者”，以驚人的低價將中國大型銀行的股權“賣”給外國金融機構，使中國人民的財產至少損失1萬億元；實行權貴私有化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攻堅”，不顧原國有企業職工的反對以“賣”為名將國有企業低價送給私人，以致引發了以2009年通化鋼鐵公司上萬職工抗爭為標志的群眾性反抗事件；為了發展私營企業，以“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為借口，極力向沒有長期經營能力的私營企業輸送貸款，為此而阻撓為防止通貨膨脹所必需的信貸緊縮，造成并加劇了通貨膨脹；把使房地產商和少數投機倒賣城市住宅者暴富作為政策目標，借口增加私人所有的住宅，竭盡全力地擴大各種以私人住宅為抵押的銀行信貸，造成了城市住宅售價的暴漲和空前的房地產泡沫。　　

    二、不切實際地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率，過度擴張名義總需求，一再造成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使中國再次面臨停滯膨脹的威脅。這種傾向明顯地表現在2003年以后。中國每年潛在產量的增長率沒有超過10％，而在2002年以后，為了達到年平均超過10％的經濟增長，過度增大貨幣供應量，刺激經濟在短期中過快增長，以致2007出現了過熱期都罕見的14％的過高增長，使中國的實際產出由低于潛在產出變為顯著高于潛在產出，導致2008年出現了顯著的通貨膨脹。由于不愿將過高的經濟增長率真正降到長期可持續的水平，2008年為制止通貨膨脹所作的緊縮中途夭折，很快就借口“抵御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而轉向肆無忌憚地擴張總需求，將2009年銀行信貸余額的增長率提高到在高通貨膨脹期也少見的30％的水平，以致過快增長的貨幣存量導致201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顯著高于潛在產出的增長，使中國的實際產出重新變為顯著高于潛在產出，造成了2011年的嚴重而且很難下降的通貨膨脹。這種追求過高經濟增長率的過度擴張總需求政策，正在將中國一步步拉向1987年之后的10年中國所陷入的那種類似停滯膨脹的困境之中。　　

    三、承襲了30年來將一切融資行為都信貸化的錯誤傾向，拒絕通過以金融手段統籌運營國有資產來對整個經濟進行調節，不注重發展依據私人和法人信用的票據貼現以真正滿足工商業實體的融資需求，而是盡可能膨脹信貸，單純依靠增加銀行貸款來擴大宏觀總需求，支撐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的融資需求。其結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帶根本性的流動性過剩，導致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和許多資產市場甚至一般產品的交易中都出現了驚人的泡沫，售價暴漲暴跌，極大地增加了整個經濟的不穩定，直至造成了通貨膨脹；形成驚人泡沫的城市住宅售價窒息了真正出于居住動機的居民居住需求，造成了資源配置的扭曲和人民福利的損失；另一方面，信貸交易的劣根性使無論如何膨脹的信貸規模都無法減輕窮人借款的利息負擔，反而由于信貸融資的惡性擴展而形成了強大的高利貸利益集團，正在將整個中國經濟導向窒息產業發展的高利貸經濟，而高利貸經濟正是人類社會制度中最無恥、最黑暗的制度之一。　　

    四、聽信西方騙人的“自由貿易”謊言，荒唐地追求實行“貿易自由化”，拒不實行堅決保護本國產業的貿易保護政策，不僅錯誤地堅持履行加入WTO時所作的損害中國長遠利益的各種承諾，而且被誘騙在“貿易自由化”的自殘道路上越走越遠，甚至還要與產業競爭力遠遠強于中國的日本、韓國搞什么“大東亞共榮圈”式的“自由貿易區”。這種“貿易自由化”的努力表面上換得了短期內對外貿易和貿易順差的高增長，卻付出了支出巨額的出口退稅、長期保持人民幣對美元低匯率等等招致中國人民受外國巨大剝削的昂貴代價，還導致西方以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為借口用貿易制裁相威脅，使中國最終必須以開放國內市場、增加進口的方式降低貿易順差，從而最終實現了“貿易自由化”所要求的放棄對國內產業的保護。這一整個被西方人以“貿易自由化”來擺布的過程，導致中國最近十年有高速的經濟增長而無實質性的產業升級。20世紀80年代中國還可以靠高關稅保護奠定家庭小汽車生產的基礎并以本國產品占據了國內家用電器市場，而最近10年的貿易政策卻使中國的民用產品升級換代全面停滯，以致每年進口液晶平板400億美元，進口芯片1200億美元，進口芯片金額超過進口的石油、鐵礦石等任何礦產的金額！這樣下去，不但中國將永遠停留于低工資的不發達國家水平，而且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也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　　

    五、繼續近30年來實行的優待外資擠垮中國民族產業的錯誤政策，縱容甚至鼓勵外資搶占中國的投資機會，扼殺中國的民族產業。為了討外國政府和外資企業歡心，連中國政府的采購都不敢對中國的自主創新產品實行優惠，外資企業在中國成了中國政府法律法規不敢管的特權太上皇。在這樣的縱容下，外資企業已經在中國國內的許多產業中占據優勢，中國的市場成了像美國的通用汽車這樣瀕于破產的外資企業最后的賺錢天堂。特別是中國國內的新興技術密集產業，如家用小汽車、手機和計算機行業的生產，都被外資企業所主導，外資企業產品、外資品牌在這些產業中占據了統治地位。外資企業占據中國的高附加值產業，導致中國民族產業沒有足夠的投資機會，在國內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不足，大量資金通過中國政府的外匯儲備外流，從而形成了歷史上罕見的極其荒唐的國內外資金對流：中國一方面每年凈流入近2千億美元的私人資本，另一方面每年又通過政府外匯儲備的增加流出約4千億美元；流入的外資年平均利潤率10％以上，流到國外的中國外匯儲備年增值（利息率）等不到5％，而且還往往面臨血本無歸的危險。過多的外匯儲備造成了基礎貨幣過多、貨幣存量過大而造成金融泡沫和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并迫使中國的貨幣當局不斷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將準備率提高到驚人的高度，徹底扭曲了中國的貨幣金融體系。　　

    六、放棄必要的實物性和產業性經濟計劃，導致中國的經濟發展結構扭曲。由于拒絕制訂和實行有約束力的整體產業發展計劃并以金融手段統籌運營國有資產來保障執行計劃的資金，中國的產業結構已經極度扭曲，個別年份凈出口和住宅建筑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15％以上（住宅投資完成額加凈出口占GDP的比重，2008年為13.6％，2009年為11.3％），為美國這個百分比的3倍；同時，中國的軍事工業落后導致的軍事裝備落后的狀況仍未有根本的改觀；中國科學技術的研究和開發仍然徘徊在很低的水平上，少數達到先進水平的研發成果也很難轉化為企業化的生產；中國自主的裝備制造業還需要在生產和研發上投入大量資金；大多數民族產業和企業離世界先進水平都還有很大差距，需要給予大量的投入和大力的扶植；為進一步發展為真正的高收入國家，需要進行巨額的投資來發展產業以替代當前巨額進口的各種高技術產品，所有這些又都要求在這些方面投入巨大的生產能力。不將中國的生產能力投入到這些真正提升國家經濟實力的方面，而逼迫它們為外國人生產將來可能沒有什么真正的回報的出口產品、造被當成金融資產倒賣而不供人居住的住宅，這是最大的資源配置扭曲，而這樣的資源配置扭曲，根源在于拒絕制訂和實行有約束力的整體產業發展計劃并以金融手段統籌運營國有資產來保障執行計劃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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