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摘自wys01網友文章，敬請關注國際縱橫欄目定期更新的豎琴螺網友點評參考消息。

2011年7月7日參考消息　　

《外媒關注中國今年第三次加息》，美聯社北京7月6日點，彭博新聞社網站7月6日報道，英國廣播公司網站7月6日報道。關于加息是否能夠抑制通脹這個事情，很多人都不自覺地相信書本上的教條，不習慣在現實生活中尋找、發現、比較、挖掘真實的經濟規律。每一次有關部門和有關專家對加息目的的解釋都是“為了抑制通脹”，但是，只要大家冷靜下來，拋開書本上的教條，從客觀的角度去分析一下，就能發現“加息”和“抑制通脹”根本就沒有直接的關系。利率調整的是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的關系，加息的結果，不過是為了使利潤分配更多地傾向金融資本而不是產業資本，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能明白央行及其他銀行有關方面積極要求的加息的真實意圖——就是為了在總利潤中占有更多的部分。也正是因為利率的上升是有利于金融資本而不利于產業資本的，因此，在利率提高后，產業資本的經營困難會上升，由此會導致兩個情況，第一，因為利率的升高導致產業資本再生產的門檻提高，由此迫使產業資本的再生產循環的速度下降，由此迫使社會流動性的周轉速度下降，在這一情況下，的確會產生有利于抑制通脹的效果的，但是，要注意的是，這種情況只是轉瞬即逝的，更多的是出現第二種情況，因為產業資本再生產循環速度的下降，一方面會產生大量的游離資本退出產業領域轉投金融領域，這樣一來，實際上會推高金融泡沫，另一方面，由于生產困難而導致企業破產的問題出現，如果出現大量企業倒閉的情況，則會導致社會生產能力的有效下降，而當社會生產能力有效下降時，就會因為社會商品總價值越來越低于市場貨幣總面額而惡化通脹形勢。這也就是說，加息的后果更多的只會惡化通脹形勢，只有在惡化通脹形勢之前會出現回光返照般的抑制通脹的現象。如果我們從客觀現實出發，就能明白為什么我國越是加息，通脹形勢反而越是嚴重，金融市場（房市、股市）反而越能上漲這些現象了。　　

道理已經很明確了，我們再來看一個實例，就是巴西的例子。今年6月8日，巴西央行聲稱為了抑制國內通脹局勢將基準利率上調至12.25%，然而，巴西的通脹率只有6%左右，比印度、俄羅斯的通脹率都低，但是印度、俄羅斯的利率并沒有巴西那么高，如果，單是這么看，似乎可以得出高利率能夠抑制通脹這個結論，但是，如果綜合中國的數據一看，就有問題了，中國的利率遠低于巴西的利率，而中國的通脹率也低于巴西的通脹率，這樣就難以得出上面那個“高利率能夠抑制通脹”這個結論了。問題出在哪里呢？關鍵就在于，一個國家的通脹水平高不高，關鍵要看這個國家社會商品總價值與市場貨幣總面額之間的關系，如果商品總價值大于貨幣總面額，那么就會處于通縮狀態，如果商品總價值小于貨幣總面額，則處于通脹狀態。就發達國家而言，主要看發達國家進口商品的能力的大小（因為發達國家金融資本占優勢），如果進口商品的能力大，則能較好的保證國內商品總價值比較高，因此，發達國家才會千方百計地壓迫發展中國家向它們出口廉價商品，更需注意的是，這也是美國通過操控大宗商品價格來調控世界各國通脹水平的原因所在——凡是發展中國家大量生產并用于出口的商品，美國就壓低它的價格，凡是發展中國家產量不足或需要進口的商品，美國就抬高它的價格，這樣，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需要用更多的本國商品換取美元，另一方面又要投放更多的貨幣來兌換美元，由此，發展中國家國內的商品總價值降低了，而貨幣總面額卻提高了，結果，發展中國家的通脹形勢就越來越嚴重了。就發展中國家而言，主要看發展中國家生產商品的能力的大小（因為發展中國家產業資本占優勢），如果生產能力大，則能較好的保證國內商品總價值比較高。因此，正是因為中國的生產能力高于巴西、俄羅斯和印度，所以中國的通脹水平才相對較低，也正是因為美國的進口能力高于歐盟，所以，美國的通脹水平才低于歐盟。　　

2011年7月4日參考消息　　

《亞歐制造業趨緩物價趨升，央行左右為難》，彭博新聞社網站7月1日文章。如果是從供需角度來看待物價問題的話，那么物價上漲的原因的確是由于世界商品價值總額的漲幅趕不上美鈔流通總額的漲幅所致。但問題在于，現在世界上的大宗商品價格并不是由供需規律決定的，而是由金融交易所的交易行為決定的，換言之，大宗商品的價格是人為操縱的結果，也正是因為大宗商品的價格是人為操縱的結果，因此，世界制造業趨緩并不能作為物價趨升的主要原因。因此，當各國央行的思維還是停留在供需關系決定價格的時代的話，那么必然會出現左右為難的問題，反之，如果央行認識到物價上漲的原因是金融操縱的結果而與生產制造沒有必然的關系的時候，就不會再有所謂的兩難問題了，換言之，就不會采用加息抑制通脹的手段了，事實上，在金融操控物價的時代，加息的后果只能進一步推高物價，這是因為加息的結果是增加了金融運行的成本，增加了融資成本，并且由于物價主要是有金融操縱決定的，因此，實際上，加息也就增加了操控物價的成本，最后，加息當然是要導致物價進一步上漲的。而且，就算是在供需關系決定物價的條件下，要抑制通脹，就必須擴大生產，因為只有擴大了商品價值總額，才能使商品價格總額的漲幅在鈔票總額大幅增加的情況下緩慢增長，甚至相對不增長——即沒有通脹。而要擴大生產，就必須保持低利率政策。因此，無論怎么說，所謂的加息抑制通脹的說法都是十分荒謬的。加息真正的后果——對制造業而言——只有一個，就是在不斷抬高產業資本再生產門檻的情況下，先制造出大量游資退出產業領域（其中一部分會進入金融領域，也就是加入炒高物價的行列），然后制造出大量的破產企業以消滅相應的產業資本。　　

因此，加息決不可能解決通脹問題。而要解決通脹問題，只能從物價的決定方式入手。既然現在的物價主要是金融資本操縱的結果，因此，要解決通脹問題，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奪取金融霸權。只有將金融霸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己才能決定貨幣總量的變化與物價的漲跌相協調。如果不能奪取金融霸權，則只能采用第二個辦法，就是切斷與物價相關的內外金融聯系。與物價相關的內外金融聯系是什么呢？就是匯率。換言之，就是采取固定匯率制度，通過調節國內貨幣量的大小來控制通脹水平，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無論美國怎么操縱美元匯率，對非美國家而言，大宗商品的美元價格和非美貨幣的價格的比值始終是固定的，因此，對非美央行而言，就有了一個可以調控的貨幣量，非美央行只要控制好貨幣投放量和貨幣周轉速度就可以了。換言之，在固定匯率制度下，非美國家的通脹水平完全處于央行自己可以調控的狀態中，非美貨幣與美元的比值也完全由非美國家央行自己確定，并不受美國對美元匯率的操縱而改變。這才是真正的獨立。　　

反之，如果采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那么，非美國家就根本無法通過調節國內的貨幣量來控制通脹了，因為，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下，非美國家對國內貨幣量的任何調節都能被美國通過操縱匯率的漲跌來抵消，比如非美國家準備用收緊流動性的方式來抑制通脹的時候，美國就可以通過讓美元升值的方式讓非美貨幣貶值，從而在非美國家內部制造通脹壓力——迫使非美國家投放更多的貨幣或使貨幣的周轉速度加快，反之，如果非美國家準備用投放流動性來解決流動性短缺的問題的時候，美國就可以通過讓美元貶值的方式讓非美貨幣升值，從而在非美國家內部制造通縮壓力——迫使非美國家回收貨幣或降低貨幣周轉的速度，而非美國家為了克服由美國制造的通脹和通縮壓力的時候，就只能采取矯枉過正的辦法，也就是在抑制通脹的時候就必須使用超過一般需要的力度來收緊流動性，而在解決流動性短缺問題的時候就必須使用超過一般需要的力度來投放貨幣或加快貨幣周轉速度——而這恰恰是美國所希望看到的結果。這是因為美國操縱匯率的靈活性和效率遠高于非美國家調控國內貨幣量的靈活性和效率，因此，美國反而還能通過主動操縱匯率的漲跌來惡化非美國家國內的貨幣市場形勢。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下，美國只需要小幅操縱匯率的漲跌就能迫使非美國家采取大幅的調控貨幣市場的動作，這樣一來，美國就處于了絕對主動的位置，而非美國家則被美國玩弄于股掌之間。美國在此一方面比非美國家顯得更靈活，反過來說，非美國家在此一方面顯得比美國更僵化。也正是因為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讓非美國家在金融領域處于更加僵化的狀態，而這一相對僵化的狀態恰恰為美國向非美國家轉嫁危機提供了條件。索羅斯講的僵化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指的就是這種非美國家存在的“矯枉必須過正”的問題。　　

2011年6月10日參考消息　　

《傳人民幣匯率波幅即將放寬，港報稱貨幣更具彈性存在風險》，香港《南華早報》網站6月8日報道，香港《南華早報》網站6月9日文章。據港報報道，英國渣打銀行分析師說，中國人民銀行可能在今后幾周內允許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更大，以抑制通貨膨脹。中國央行拒絕就此傳聞發表評論。我們暫且不談央行拒絕評論此傳聞的用意。我們單就英國渣打銀行分析師的判斷來做一些分析。　　

首先，為什么該分析師認為中國央行馬上就要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幅了呢？這是一個問題。如果是因為央行要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幅的決定已經泄密的話，那么有關方面應該嚴查此事，我們知道，最近查辦了一批統計部門的泄密事件，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什么具體的懲治措施，希望以后能夠看到公開報道。　　

其次，如果放寬波幅的判斷是由該分析師通過獨立分析而得出的話，那么，我們就有了另一個問題，這就是，究竟有什么原因會促使中國在幾周內改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幅呢？一個最可能的答案就是，因為在這幾周內，美國的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就要結束了，換言之，美國的貨幣政策很可能出現變化，因此，現在世界各國都在猜測美國接下來的貨幣政策，當然，美國也通過公開報道美國金融資本內部兩派的吵架來試探全世界的反應（包括美國國內的反應）。因此，就既有的邏輯來看，如果美國繼續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話，美元的貶值就將不可避免，由此就給與美元松綁的人民幣以相應的升值空間，與此同時，美元的貶值必然導致以美元計價的商品的價格上漲，于是，該分析師就認為中國為了控制物價就必然會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力度，由此就得出中國央行會放寬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幅的結論來。　　

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既有邏輯的對立面。該分析師只看到了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會導致美元貶值，但是，他沒有看到另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的波動與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并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匯率的波動主要是雙方政府操縱的結果。如果認為美國的量化寬松匯率政策會必然導致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度升值的話，那么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就無法解釋諸如港元對美元的匯率在美元指數大幅度下降時卻基本保持穩定的這一個事實，實際上，他同樣也無法解釋諸如澳元對美元的匯率波動比日元對美元的匯率波動更大的這一事實。而之所以他無法解釋這些矛盾，就是因為他在分析問題時并沒有把政府對匯率的操縱能力考慮在內，事實很明確，那些有能力操縱匯率的政府就能把匯率控制得比較穩定，相反，那些對匯率的操縱能力比較差的政府就無法穩住本國貨幣的匯率。我們知道，澳元對美元的波幅之所以那么巨大，就是因為美國高度控制著澳大利亞的經濟金融領域，尤其是澳大利亞的出口市場基本上都是被美國資本所控制的。　　

現在，該分析師認為中國央行會擴大匯率波幅，如果真的是那樣的話，那么也就意味著中國對匯率的操縱能力將會有所下降，換言之，美國對中國的經濟金融的控制力將會有所提高，由此反過來就會得出與該分析師不一樣的結論，即中國的通脹水平不可能獲得抑制，反而還會進一步惡化。這是因為，當美國對中國的經濟金融領域的控制力進一步提高后，美國必然會以更大的力度向中國轉嫁危機，而轉嫁危機的方式除了向中國出口大量會危及生命健康的轉基因食品外，就是向中國輸出通貨膨脹，也就是進一步抬高其向中國出口的商品的價格。結果，在該分析師口里的“中國擴大匯率波幅以抑制通貨膨脹”這件事根本不可能發生，相反，在中國擴大匯率波幅后，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反而更加可能惡化。　　

而且，該分析師為什么不思考另一個可能出現的問題呢？也就是說，當中國放寬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波幅后，除了可以使人民幣的升值速度加快了，但同樣的，這也可以使人民幣的貶值速度加快。如果在中國進一步按照美國的利益進行匯改后，美國突然操縱美元大幅度升值的話，那么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豈不是會迅速貶值？由此豈不是就要造成對中國的抽血效應了？屆時，中國就會陷入流動性短缺和資金鏈斷裂的危險境地，就會面臨經濟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的危險。現在的很多分析都只分析人民幣升值多少或升值快慢的問題，這種邏輯的潛臺詞就是人民幣不會貶值，然而，事實根本就不是這樣。既然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是由美國造成的，那么人民幣貶值的原因也一定將由美國來制造。　　

最后談談國內的一些怪象。目前，有這么一批人散布著這么一些論調，一說是升值可抑制通脹，二說是加息可提升經濟效率和改善供給狀況，三說是資源品價格與國際接軌（或者說進一步的市場化）可改善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這些人每天都在散布這些歪理邪說，很有將謬誤念一千遍而成為真理的態勢。　　

首先，關于升值不可能抑制通脹的問題，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關鍵一點就是，在人民幣與美元松綁的匯率政策下，中國的通脹狀況實際上是由美國來決定的，所以無論人民幣對美元怎么升值，都不可能改變美國對中國物價的操縱局面。只有當人民幣緊盯美元的時候，中國才能通過調節人民幣的流通量和流通速度來控制物價。　　

其次，我們已經看到有些不一樣的分析了，就是說加息只能惡化經濟形勢，而不可能改善經濟形勢，這實際上也就是為什么美歐日諸國遲遲不肯加息的真實原因所在，同樣的，這也是為什么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持續不斷地要求非美世界，特別是要求發展中國家盡快加息的原因，因為加息的后果就是惡化經濟狀況，而只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被普遍的惡化了，發達國家才算是將其自身的經濟危機成功地轉嫁到發展中國家頭上了，也只有當非美世界的經濟狀況被普遍的惡化了，美國才算是將其自身的經濟危機成功地轉嫁到非美世界的頭上了。盡管某些人整天高喊要用正利率來糾偏，聽上去很美好，然而，其后果卻將非常糟糕，不僅各個銀行的經營風險會由此大幅度上升，由此危機所有居民的存款安全，而且，對所有的企業而言，特別是對他們口口聲聲要保護和關愛的廣大中小企業而言，利率的升高對企業的經營而言是最致命的。現在的中小企業，一方面要在人民幣升值的狀況下將更多的利潤讓給外國資本，另一方面還要在利率不斷升高的情況下將更多的利潤讓給銀行，而據這些專家們稱，人民幣的升值和加息都是有利于改善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的。　　

其三，另一個據說也是可以改善中小企業經營環境的辦法是將資源品價格與國際接軌。具體的來說，就是放開價格管制，完全由市場說了算。然而，我們知道，就目前的事實來看，盡管國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壓住了電價，然而，還是有大量的中小企業承受不起，如果因煤價放開而導致電價飛漲的話，那么廣大中小企業又怎么可能承受得住呢？！一方面打著市場化的旗號要求公退私進，也就是要消滅國有國營企業，另一方面，又打著保護中小企業的旗號卻推行著滅亡中小企業的政策，如果說這些專家不是為外國資本服務的話，又有誰會相信呢？！

2011年6月15日參考消息　　

《中國5月通脹率創近三年新高》，法新社北京6月14日電，美聯社上海6月14日電，路透社北京6月14日電。關于中國的通脹率為什么會這么高的原因，我們已經討論過很多次。這次我們專門來談談出現在“通脹和加息”問題上的怪象。　　

首先，我們先來看中國央行是如何解釋通脹和加息的關系的——目前，在主要發達經濟體持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背景下，全球貨幣條件過于寬松。而新興經濟體連續的緊縮政策導致利差逐步擴大，部分新興經濟體吸引了大量資本流入，造成資產價格上漲、通貨膨脹預期強烈。央行表示，如果通貨膨脹、資產泡沫等風險因素得不到有效控制，新興經濟體更為激進的緊縮政策可能導致經濟硬著陸并引發短期資本流向逆轉，威脅全球經濟復蘇和金融市場穩定。央行表示，在中東地區政局動蕩、全球需求回升和流動性充裕等因素影響下，石油、礦產、糧食、貴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可能進一步加劇全球通貨膨脹壓力和金融市場動蕩，國內通貨膨脹壓力明顯加大。——顯然，央行認為，導致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來自外部的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換言之，這是（在當前的經濟金融政策下）我們自己無法控制的因素（盡管這個局面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我們自己造成的），因為大宗商品的價格完全操縱在美國手里。因此，加息并不可能起到平抑物價和抑制通脹的作用，相反加息的后果是進一步擴大與美國的利差，從而進一步刺激資本流入，最后因資產價格上漲而進一步惡化通脹形勢。因此，如果說要通過調整利率來抑制通脹的話，那也應該是降低利率，而不應提升利率。　　

現在某些人一方面建議升息，另一方面又對因升息而導致的外資大量涌入問題開出了一個毒藥方——就是拓寬對外投資渠道。這真是很奇怪，國內輿論一方面對大量投資移民而造成的資本外流表示擔憂，但另一方面又極力要求拓寬對外投資渠道，鼓勵資本外流，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而且，一方面用升息的辦法導致大量外資涌入，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拓寬對外投資渠道，這不是也是自相矛盾的嗎？！這種拼命加大新陳代謝力度的做法不是在催命嗎？！且不說加息能否抑制通脹，單是這種一邊加息，另一邊又拓寬對外投資渠道的行為就是一種生怕自己死得不夠快的做法。而且，邏輯上也難以自圓其說，外資之所以要涌入中國，就是因為它在中國這里能夠實現最大的增殖程度，換言之，在中國之外是不能滿足資本的這一增殖要求的，因此，中國此時拓寬對外投資渠道的做法根本就是一個錯誤，不僅是在將國內資本推向火坑，而且還為熱錢出逃拓寬了通道。真是對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國際金融資本給以俄羅斯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開出的毒藥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俄羅斯代表處在莫斯科表示，預計今年俄羅斯通貨膨脹率將達到8%，而明年會略降至7.2%。此前，俄羅斯中央銀行預計，今年本國通脹率低于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俄羅斯央行應當加強抵御通脹的措施，通過回收流動性和加息繼續實行貨幣緊縮政策。——IMF對俄羅斯的建議與國內漢奸專家對中國的建議完全一致，就是用加息來抑制通脹。然而，實際上，俄羅斯在前一輪經濟周期中已經使用過加息抑制通脹這個方法了，然而，根本就沒有任何效果，反而將自己的經濟拖入了一個歷史低位，然后不得不采取大幅度降低利率的辦法來刺激經濟，但已經使得俄羅斯經濟損失慘重。這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故伎重演，如果俄羅斯不汲取前一次的教訓的話，那么這次的后果恐怕會比上一次更加嚴重。當然，單看俄羅斯一家是發現不了多少問題的，讓我們再看看發達國家是如何處理這一問題的。　　

其三，就國際金融資本給英國開出的藥方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6月6日發布的年度報告指出，盡管英國經濟出現出乎意料的增長乏力及高通脹現象，但無需改變現行經濟政策，目前英國經濟出現的問題大都是“暫時現象”。報告指出，2011年英國通脹率將保持在略高于4%的水平，明年隨著油價及糧價的回落，通脹率將會降到2%的目標水平。報告稱，目前英國通脹率上升主要是國際期貨價格上漲及國內調高增值稅稅率所致。對于廣受爭議的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長期保持的0.5%的低利率，報告認為這一政策有助于企業及個人償還債務、促進投資和出口。英國國家統計局6月14日公布數據顯示，今年5月份英國以年率計算的消費價格指數漲幅為4.5%，與4月持平，是自2008年10月以來的最高點。當月，英國燃料價格同比上漲13.7%，酒精類飲料和煙草價格同比漲幅達到創紀錄的9.8%。數據還顯示，5月份英國的零售物價指數漲幅以年率計算為5.2%，也與4月份持平。在截至5月份的40個月里，英國已有34個月的消費價格指數漲幅高于該國央行制定的2%的控制目標。英國央行預期，未來3個月消費價格指數漲幅將達到5%以上，但表示通脹率有望在明年大幅下降。本月早些時候，英國央行決定將主導利率維持在0.5%的歷史最低水平，該利率已連續27個月沒有改變。　　

——顯然，IMF對英國完全采取了另一種態度，而且居然可以厚顏無恥到這種程度。但恰恰就是這對截然相反的藥方讓我們感覺到了IMF的陰險。在英國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比中國還要大的負利率，國內不是有人一直在要求實行正利率嗎？據說，正利率是有助于經濟健康的。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為英國的負利率狀況辯護時稱，這樣有助于企業及個人償還債務、促進投資和出口。我們反過來一想，就能明白為什么國內有人要拼命鼓吹正利率了，原來它們就是要增加企業和個人的還債負擔（這樣就能促使有更多的企業因資不抵債而倒閉，同時還能將廣大貸款買房、買車者逼上絕路——大規模的消滅以白領為代表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是在消滅大量家庭用了三代人才積累下來的財富），同時就是要壓制投資和出口，這樣中國就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進口生活必需品了，從而必然導致國內生活必需品（如糧食、油等）的價格大幅度上漲，最后引發社會動蕩。負利率的實質是什么？它的實質就是有存款的補貼沒存款的，存款多的補貼存款少的，這就是一種劫富濟貧的政策。而正利率正好相反，在正利率下，社會的貧富差距將以更快的速度拉大。另一方面，IMF非常明確的指出，英國的通脹問題主要是由國際期貨價格上漲及國內調高增值稅稅率所致，怪不得國內的漢奸們拼命要推行增值稅改革，原來它們的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推高國內的通脹水平，而且，一旦增值稅稅率提高后，實際上會造成一個通過財政渠道到將老百姓的財富進一步向中央財稅系統集中的態勢，怪不得財稅部門的位置忽然變得那么重要了，人事即政治。　　

2011年5月3日參考消息　　

《全球食品價格上漲引發“新型饑餓”》，《日本經濟新聞》5月2日文章。這種“饑餓”其實并沒有什么“新型”可言，古代就有“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總結，導致民眾饑餓的原因除了在極少數時期是因為自然災害及戰爭因素外，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因為經濟原因才導致民眾饑餓的。一方面包括糧食在內的物質生產大面積增加，另一方面貧困線下的人口數量猛增，這正是社會財富不斷向極少數人的手里集中的必然結果，而且，只要私有制依然處于支配地位，那么社會財富不斷向極少數人手里集中的趨勢就不可能自動停止，那么這種由經濟原因導致的饑餓也就只會增加而不可能減少。也正是因為私有制經濟本能地會制造大量饑餓人群，因此，私有制經濟也就天然具備了消滅人類的功能，而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人口增長緩慢的經濟原因。　　

    資本家及其走狗總是用供需關系來解釋物價變化的原因，然而，它們并不能解釋為什么在供需關系變化不大的情況下，大宗商品的價格為什么會出現大起大落的變化呢？最典型的問題就是它們不能用供需關系的變化去解釋物價在一天之內所出現的大起大落的變化。顯然，物價變化并不能用供需關系的變化來解釋。之所以不能解釋，那是因為供需關系只在簡單商品流通領域內有效，換言之，所謂由供需關系來決定商品價格的規律只能在一種理想狀態下才是成立的，這種理想狀態就是社會生產力是保持不變的，很明顯，當生產力不變時，需求增加必然導致物價上漲，反之，需求減少，物價降低。這也就是說，只有當用靜止的觀點去研究商品價格的變化規律時，才會得出商品價格由供需關系來決定的結論。但，實際情況時，生產力本身是在不斷變化的，因此，在實際情況中使用供需關系來理解物價變化的話，那么只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當然，資本家及其走狗未必不清楚決定物價變化的真正原因，它們之所以要反復宣傳“供需關系決定論”，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用一個錯誤的理論來掩蓋正確的理論，從而使真理只掌握在它們的手中。而廣大的被愚弄的民眾則一直在錯誤的圈子里打轉，于是，盡管民眾們從主流輿論那里獲得的對實際情況的分析有很多是能夠自圓其說的，但是，主流輿論所給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或者說，它們開出的藥方——卻都是錯誤的，都是只會增加兩極分化而不是相反，而只要民眾不對主流輿論本身產生懷疑的話，那么民眾也就沒有跳出那個圈子的可能了，在大腦被催眠的情況下，民眾連最起碼的前后矛盾的問題也察覺不出來，幾乎就是中邪了，最后，民眾也就會在越來越困惑中被餓死。為什么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呢？可見圣人在當時就認識到絕大多數人都是糊涂死的。《圣經》里說“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導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可見，“真理掌握在極少數人手里”這個道理早就被圣人們給總結出來了，但是，絕大多數人依然迷信主流輿論，從來沒有“懷疑一切”的精神。也正是因為民眾的思想首先被控制了，所以才會導致他們的肉體被控制，同時，他們的勞動成果也就被掠奪走了。　　

    正是因為生產資料掌握在極少數人的手里，因此，廣大不掌握生產資料的人的需求實際上是被控制在那些極少數人的手里的，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邏輯下，如果不經資產階級的同意，那么無產階級對自己勞動果實的完全占有就是非法的，反過來，資產階級還具備對無產階級勞動果實的分配權（因此，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總是把導致社會財富不均的原因歸結為分配不公上，而從根本上回避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均的問題），無產階級的勞動果實的大部分被以剩余價值的形式為資產階級所占有和瓜分，而且，無產階級收入的多少完全要由資產階級的剝削程度來決定，只要資產階級認為其對無產階級的剝削程度是在無產階級的可承受的范圍內的，那么它們就會把工資壓倒最低水平。盡管物質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糧食連年豐收，但是，由于產品本身被極少數人所占有（因此也就不可能在勞動力市場之外出現適用簡單商品交換的環境，也就是不可能出現適用“供需關系決定論”的環境），因此，商品的定價權始終掌握在這些極少數人的手里，也就是說，商品價格的高低完全由極少數人決定，換言之，商品的價格并不由絕大多數人決定，那么，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商品的定價就不可能是合理的——也就是說，在這種價格下，不可能使絕大多數人獲得滿足，就糧食問題而言，必然導致有相當一部分人會因為買不起糧食而挨餓。　　

    在資本主義時代，糧食危機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的重要手段，發達國家通過制造糧食危機來引爆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危機，從而為其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經濟金融危機開辟了道路。就目前的國際形勢來看，隨著美國主權債務危機的深化，美國企圖及早終結危機的意圖日益明顯，因此，不僅國際糧食危機會進一步爆發，而且，國際社會政治軍事危機也會愈加猛烈地爆發出來。　　

最后還是要涉及到糧價與匯率的問題。正是由于非美世界大多放棄了本幣緊盯美元的政策，因此才會在匯率自由浮動的這個前提下出現由于美元爛印產生的美元貶值——同時導致非美貨幣升值的問題，然而，又由于國際糧價是以美元結算的，因此，在美元貶值的情況下，國際糧價自然也就會不斷上漲了。反之，如果非美世界的本幣實行的緊盯美元的政策的話，那么，美國爛印美元的后果只會導致美國國內的物價上漲。此外，在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的條件上出現了分歧，有人認為加入SDR的人民幣未必需要自由兌換，然而，有人則持相反的觀點，我們在此并不打算討論加入SDR與自由兌換之間的關系，我們在此所要指出的是，此前，中國央行所給出的人民幣放棄緊盯美元政策不會對中國經濟金融形勢產生危害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是受管制的，是不可兌換的，但是，現在某些人準備用讓人民幣加入SDR這個只有虛名而沒有實效的東西來換得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其用心之險惡是昭然若揭的，就是要危害中國的經濟金融形勢。　　

2011年5月7日參考消息　　

《食品安全恐慌已成為發展“絆腳石”》，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5月5日文章，《香港經濟日報》5月4日文章。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嚴重，最要命的莫過于轉基因食品對人們的危害。相比于轉基因食品而言，那些添加劑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但是，漢奸們一方面積極推廣轉基因食品，另一方面試圖把公眾注意力轉移到例如添加劑這樣的此等危害上面，從而為它們推廣轉基因食品爭取盡可能多的時間，這是關注食品安全的人們必須注意到的一點。一定要把有關食品安全的問題聚焦到轉基因食品上面，這才是主要矛盾，其他都是漢奸故意布置的游擊隊。

2011年4月27日參考消息　　

《從“巨無霸指數”看人民幣匯率》，彭博新聞社網站4月26日報道。英國《經濟學家》周刊的“巨無霸”漢堡指數顯示，去年底，麥當勞的招牌漢堡在中國內地售價相當于2.18美元，在香港售價相當于1.9美元，而在美國售價3.17美元。由此美國媒體——彭博新聞社——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40%。但是，彭博新聞社在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上裝糊涂，就是它沒有指出中美兩國人民的平均收入究竟有多少差距。一個通用公司的普通工人就能拿到5萬美元一年，中國的普通工人有誰能拿30萬元一年的？彭博社的這種算法是只算消費一頭，而不算收入這個關鍵部分。如果把收入這個關鍵因素考慮進去的話，上面的數據恰恰反映出麥當勞的漢堡在中國內地的售價是最貴的，換言之，麥當勞在中國內地所得的利潤是最多的。另一方面，香港的售價之所以會最便宜，那正是因為港元和美元實行的聯系匯率制度，也就是說，港元是緊盯美元的，因此香港的物價才會那么便宜。中國內地如果真想抑制通脹的話，那么除了恢復人民幣緊盯美元的政策外，沒有第二條正確的路可以走。　　

2011年5月6日參考消息　　

《學者為中國縮小收入差距支招》，香港《南華早報》網站5月5日文章。近一階段，境內外敵對勢力赤裸裸地表現出它們瓜分中國財富的野心，當然，它們在掠奪的時候都是打著為中國人民著想的旗幟的。它們所提出的那個“分配社會財富”的計劃無非就是導致前蘇聯迅速崩潰的那套東西，這個陰謀在幾年前就被批判過了，但是境內外的敵對勢力始終不死心，現在換了個名詞，又出來運動了，而且隨著漢奸勢力的做大，新一輪瓜分公有資產的運動正在展開。此外，在資本主義私有化不斷加重的情況下，所謂的增加工資來縮小貧富差距的計劃完全就是騙人的把戲，而且，就算工資增加了，但其他商品價格的漲幅至少會與之等同，結果，工資等于沒漲，更何況現在在工資沒有上漲的情況下，物價已經大幅度上漲了。所謂的收入倍增計劃不僅會首先表現為支出倍增計劃，而且，這是一個典型的而且是赤裸裸的制造通脹的計劃，在這個計劃執行后，中國人的收入差距非但不可能縮小，反而會進一步拉大。當然，我們相信，我國的統計部門是能夠將收入差距的數值縮小的，只要采集的樣本“合適”的話，就能夠確保在所有數據都是真實的前提下，中國人的收入差距會不斷縮小。　　

2011年4月8日參考消息　　

《歐洲央行金融危機后首次加息》，美聯社德國法蘭克福4月7日電，德新社法蘭克福4月7日電，法新社法蘭克福4月7日電。歐洲央行將歐元主導利率由現行的1%提高至1.25%。自2009年5月以來，歐洲央行一直實行1%的利率。由此，也就意味著歐元區開始進入了一個需要靠升息才能獲得金融資本支持的時期。　　

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央行紛紛大幅度降低利率，從而將風險盡可能的從產業領域轉移到金融領域，換言之，金融資本在危機爆發初期受到了在產業資本支持下的政治力量的壓制。然而，由于金融資本控制著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因此，它們在無法通過借貸生息獲利的時候，轉而通過操縱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獲利，而在此過程中，金融資本通過拉高基礎商品的價格來制造各國的通脹壓力，同時利用其與美國政府的緊密關系，通過各種手段迫使非美世界的各國政府改變緊盯美元的政策，從而使得原本只會在美國國內爆發的通脹問題被轉嫁到了非美各國的頭上。與此同時，金融資本利用其對國際輿論的控制誤導世界各國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尤其是使各國政府相信必須通過加息來抑制通脹（而不是通過緊盯美元的方法來抑制通脹），然而，加息只能是產生有利于金融資本而不利于產業資本的結果，而產業資本又會將其自身所受到的壓力再轉嫁給無產階級。最后，金融資本既在前期的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時期賺了大錢，又能在后期通過各國政府相繼加息的行為牟利。　　

歐元區此前之所以一直能夠維持低利率，而不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在很早就進入加息周期，那是因為歐元自身也是國際金融資本的一窟，尤其它是作為國際金融資本為躲避美元危機而創設的貨幣體系，因此，金融資本輕易不會做出有損歐元發展的事情來。然而，自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事實再次證明政權畢竟是從槍桿子里面取得的，由于歐元區的軍事實力根本無法與美國的軍事霸權相抗衡，因此，在美國軍工既得利益集團及美國政府的強力措施下，歐元的發展乃至生存環境都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特別是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使得歐元體系在歐元區內部就受到了挑戰，而德法諸國改造歐元體系的做法實際上又在客觀層面上削弱了歐元的國際信用，反而使得國際資本進一步遠離歐元。當然，歐元體系最大的軟肋就在于歐元缺少強大的軍事力量的保護，因此，當歐元資本需要向外擴張和轉移矛盾的時候，歐元區國家只能依賴經濟金融手段，而不能使用軍事手段。然而，在危機時期，經濟金融手段已經不能滿足轉嫁危機的需要了，實際上，美國作為世界的霸主恰恰是非常善于利用軍事手段來將美國自己的危機轉嫁到他國頭上的，從而使得美國躲過了一系列的危機。　　

這次，美國也同樣利用軍事手段來轉嫁危機，而歐元區卻沒有這個能力，從而使得它自己也成為了美國轉嫁危機的對象之一。并且，隨著形勢的發展，尤其是在美國充分認識到了歐元對美元的現實威脅之后，美國對歐元的打擊從經濟領域擴散到了社會政治領域，尤其是這次的中東北非的大動蕩，更是不但遏制住了歐元東擴的勢頭，而且已經將歐元區周邊的社會政治動蕩引入了歐元區內部。由此導致歐元區的投資環境越來越差，這不要說讓歐元取代美元了，就是歐元區自己的經濟復蘇也愈加困難了。而且，現在最大的危險就在于周轉資金的短缺問題，而要獲得足夠的周轉資金的話，就必須獲得金融資本的支持，然而，要獲得金融資本的支持，就必須滿足金融資本的利益要求，政策就必須向金融資本傾斜。于是，歐洲央行不得不以提高利率的方式來吸引甚至挽留金融資本。　　

然而，在歐元區加息后，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歐元區的實體經濟的生存環境會更加困難，因此，歐元區經濟的復蘇時間也就更加不確定。于是，盡管金融資本能夠獲得暫時的受益，但是歐元體系本身作為國際金融資本避難所的地位卻被削弱了。反過來說，美國及美元體系作為國際金融資本避難所的地位卻相應的提高了。在這種形勢下，美國自然不可能放緩對歐元的打擊步伐。而且美國對歐元的打擊力度越大，美國政府就越有可能讓資本集團在財政預算的問題上做出更大的讓步。　　

2011年6月24日參考消息　　

《美國會預測局預測：十年后美國債務將與GDP持平》，法新社華盛頓6月22日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22日宣布繼續維持寬松貨幣政策不變，并如期在6月底結束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盡管美聯儲沒有宣布是否啟動新的量化寬松政策，當然，維持現有寬松貨幣政策的決定也意味著美聯儲目前并不打算采取緊縮政策。之所以出臺這種既不松，又不緊的政策，關鍵就在于美國統治集團還沒有處理好削減老百姓福利的問題，現在國會和政府的僵持局面，從表面上來看，這是在做所謂的民主博弈，然而，實質上卻是資本集團在對美國人民施加壓力，資本集團企圖采用這種要脅手段來強迫美國人民接受削減他們自己福利的法案，共和黨意見的實質是美國資本集團要求削減美國社會保障以及政府資助的聯邦醫療保險和補助醫療保險等社會福利。政治集團固然也會受到一些損失，但是，倒霉的都是些小人物，對政治集團整體而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強迫美國人民接受了削減社會福利的法案，那么，美國資本集團已經承諾，在大幅削減預算的前提下將提高債務上限，這樣美國政治集團又可以繼續混下去了。　　

不過，要維持目前的寬松貨幣政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實在是沒錢，所以，明的不搞，就搞點暗的。據報道，美聯儲12家地區聯儲銀行之一的紐約聯儲周四（23日）購買了12.1億美元的國債，這是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由此可見，美聯儲自己是暫時不買美債了，而是改為地區聯儲購買美債了，但是，實質是一樣的，只是變了花樣搞量化寬松而已，而且，由于是暗簇簇的搞，所以只剩下“寬松”而沒有“量化”了，因此，這一政策的后果更加嚴重。　　

現在，美國國會預測局預測說，十年后美國債務將與GDP持平。如果美國政府的債務上限不能獲得提高的話，那么除非美國的GDP大幅度下降（今年美國聯邦債務將達到GDP的70%），否則就無法實現這一“持平”。換言之，美國會預測局是相信債務上限是能獲得提高的。不過，為了避免預測成真，美國會預測局開出的藥方是“大幅提高稅收在GDP中所占比例，以及在預計水平基礎上大幅降低開支”，這果然是一個不錯的方法，但問題是，如何才能實現這一點呢？削減開支這條或許是能夠通過削減美國人民的福利待遇來實現的，但在美國人民福利待遇被大幅度削減后，又怎么可能大幅度增加稅收呢？如果要征稅的話，那么企業及外國投資客肯定會成為主要征稅對象，因此，在這種政策預期下，美國的投資環境必然越來越惡劣，投資美國者很可能被美國政府連皮帶骨全部吞掉。　　

2011年6月14日參考消息　　

《美聯儲可能年底再推量化寬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網站6月13日報道。據報道，美國經濟學家魯比尼稱，如果美國經濟持續疲軟、且股市大跌至少10%以上的話，那么美聯儲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的可能性會“大幅上升”。最近，美國國內正在圍繞是否應該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進行辯論，放各種風的人都有。從上面這個觀點來看，如果美聯儲真的要到年底（也就說不在第二輪量化寬松結束后馬上推出新的QE政策的話），那么也就意味著美國在QE2后會有一個緊縮過程，而且，也只有美國實行了緊縮政策，美國經濟才會持續疲軟，美國股市才會大跌至少10%以上。這種言論實際上是在制造一種市場預期，也就是讓市場各方產生一個美國會有一個較長時間的緊縮過程的預期。因此，必須對這種言論給予警惕，并對這種“經過大腦思考后得出的美元至少還能升值三個月以上的這個結果”予以懷疑。我們并不懷疑美元能夠延續近期的升值走勢，然而，我們同樣明白的是，如果美元就這樣升值三個月，那么美國恐怕就要出現資金鏈頻頻斷裂的狀況了，也就是一輪破產潮要開始了。由于美國政府的債務已到上限，如果在8月前還不能解決提升債務上限的問題的話，那么美國政府就將歇業一段時間，因此，如果美國政府還想繼續辦下去的話，那么在其沒有殺死歐元之前，就必須繼續推行量化寬松政策。而就目前的情景看來，美國政府如果不能滿足美國資本大規模削減政府開支的要求的話，那么這個量化寬松政策恐怕就要難產。因此，也可以這么理解，就是美國資本現在拿量化寬松政策來與美國政府大規模削減政府開支的行動做交換。　　

不過，美國政府手里也不是完全沒有約束美國資本的手段。中新網從英國《金融時報》獲悉，銀行和外國政府正付出日益絕望的努力，反對美國一部涉及面很廣的稅法，該法將迫使海外機構將其美國客戶的資料報告給美國國稅局(IRS)。去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外國賬戶稅收遵從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該法將于2013年生效。美國財政部高官梅納爾•考文(Manal Corwin)表示：“美國希望通過報告這些賬戶來遏制海外逃稅浪潮。”在此次危機開始后不久，我們就指出了存在美國資本跳槽到歐盟去的情況，最近，德意志銀行已經在美國的壓力下，為其協助美國資本因逃稅而轉投歐盟的行為而受罰。一旦讓美國的這個法律正式實施了，那么且不說“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都將成為美國稅收當局的分支機構”，就是美國資本本身也將被美國政府嚴密監察，實際上就造成了美國壟斷資本統治包括美國其它資本在內的世界大多數資本的狀況——這從反面卻表現出了美國壟斷資本對自己控制世界的信心已經不足的跡象。如果屆時該法律真的被貫徹執行的話，恐怕會出現一輪放棄美國國籍而改換其它國籍的運動，因為資本并不可能甘心為美國危機埋單，所以，最后恐怕會導致美國在世界上更加孤立的結果，而且這種孤立的狀態還是因為它被諸多資本拋棄的產物。而一旦出現這種后果，那么美國與世界其它各國，特別是與那些最有可能接納“美國資本”的國家的關系將會更加惡化。當然，由于該法要到2013年才生效，因此，美國還有無法落實該法的可能。

2011年7月6日參考消息　　

《穆迪對中國地方債再發警告》，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7月5日報道，德國之聲電臺網站7月5日報道。美國信用評級機構一而再地對中國地方債問題發出警告，其目的當然是為了在國際上制造中國崩潰論——貶低了中國的投資價值，相對的就抬高了美國對避難資本的吸引力——以配合美國向中國全面轉嫁危機的行動。不過，美國向中國轉嫁危機的行動是一個規模很大，時間跨度很長的行動，是一個有步驟的行動，因此，我們并不能從中國的地方債務問題而直接得出中國會因地方債務問題而崩潰的結論來，但是，美國現在卻是要使中國的地方債務問題成為美國向中國轉嫁危機的一個重要節點。　　

在國內大小漢奸、漢奸走狗及漢奸媒體的積極配合下，社會上逐漸形成了這么一種錯誤的潛意識——就是似乎中國的地方債務問題只是中國地方政府的事情，換言之，中國的地方債務與中國中央政府是沒有關系的。這是一種典型的將美國狀況硬套用在中國問題上的做法，根據美國的制度設計，美國聯邦政府自然不會對美國各州的債務問題負有責任，因此，如果美國各州因債務問題而破產的話，那么美國聯邦政府并沒有替州政府承擔債務的義務。但是，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其特色之一就是全國一盤棋，不僅地方對中央負有義務，中央對地方也負有責任，講究的就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四川地震時，全國上下，從中央到各個地方都積極支援四川受災地區，如果按照境內外敵對勢力所傳播的意識，無論中央還是其他地方都不應去管四川的地震，而且還要像美國當年遭受“卡特里娜”颶風襲擊后那樣，部署憲兵封鎖災區以防災民逃到其他地方——增加其他地方的負擔，為此甚至出動警察肆意槍殺災民。對社會主義中國而言，自然災害是災，社會災害也是災，債務問題就是社會災害的一種。中央缺錢的時候，向全社會發債借錢，在克服經濟危機的時候，中央需要各個地方出力配合，現在，到了地方財政有困難的時候，中央難道能棄置不管嗎？！我們相信，中央是一定會管的。中國既然是一個要對世界負責任的國家，那么，它首先必然是要對國內負責任的，對國內負責任不應是空洞的，而是要落實在具體的一件一件事情上去的，中央政府不僅要對人民群眾負責任，而且也要對各級人民政府負責任。中國怎么在世界上爭奪屬于自己的那份金融權利呢？就只有靠社會主義制度提供的國家信用，這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具備的東西，資本主義國家只能提供私人信用，而私人信用是禁不起經濟金融危機的沖擊的，這一點就連美國也不再懷疑了，因此，在最危機的關頭，美國政府不得不出面為各個大型私企擔保。　　

現在的問題是該怎么管，問題是怎么體現中央對地方負責這個內容。境內外敵對勢力之所以要散布地方債務與中央無關這種錯誤意識，就是為了要在割裂中央和地方的經濟聯系的基礎上迫使各地方自己承擔債務。而各地方因為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實行分稅制后失去了大量的收入來源，并且在一輪接一輪的“公退私進”和“中退外進”的運動中大量地喪失了對本地經濟的控制權，盡管經濟統計數據很好看，但實際上，經濟成果基本上都被私企和外資所瓜分，而且各地方因為各種招商引資優惠政策根本就沒有能夠從私企和外資手里收到什么稅款，更別說私企和外資所存在的各種逃稅問題了，由此迫使各地方政府只能靠賣地為生。因此，如果各地方政府要自己承擔債務的話，那么只能靠出賣地方國有資產，而境內外敵對勢力正是看中了規模龐大的中國地方國有資產。很明顯，如果沒有最近剛剛推出的新一輪屬于地方國資委的企業國的產權轉讓、改制、股份轉讓運動的話，境內外敵對勢力是決不可能推出“地方債務問題”這個議題的，換言之，之所以突然冒出“地方債務問題”這個議題，就是因為敵對勢力正準備瓜分中國各地的地方國有資產。　　

對中央政府而言，如果還講社會主義的話，那么就應該主動承擔起各個地方的債務，應該由中央來對各地方的債務進行整合、處理，并且經過債務整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以便中央能夠更加有效的貫徹各項政策。如果，中央對地方債務問題放任不管，任由私企、外資瓜分地方國有資產的話，盡管中國地方債務問題會在暫時上消失，但，實際上就會造成中國各地方政府被資產階級實際控制的局面，實際上就等于是既搞了私有化，又搞了聯邦制，結果，不僅將來中央將更加難以指揮得動地方，而且中國最后必然會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　　

2011年4月23日參考消息　　

《查韋斯否認“古巴模式”失敗》，法新社加拉加斯4月22日電。西方利用古巴的經濟改革來攻擊共產主義是毫不令人奇怪的，但是，這種攻擊言行本身有一個前置邏輯，就是“凡是改革都是從壞的向好的改”，可問題恰恰就在這里，誰能保證改革總是能夠越改越好，而不是越改越壞呢？！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有充分的事例證明改革未必都是向好的方向前進。　　

古巴的鼓勵私營經濟的改革的確對委內瑞拉造成了現實的沖擊，因為，對查韋斯而言，他現在正需要進一步擴大國有化的范圍，因為只有擴大國有化，才能將委內瑞拉的經濟從帝國主義的手中解救出來交由委內瑞拉人民自己來掌握。特別是現在美國正在布置的建立“大大西洋共同體”的計劃使得西方資本需要進一步控制大西洋兩岸的資源，而委內瑞拉——作為世界第一大產油國——必然首先被西方列強列為需要掌控的目標。而在委內瑞拉宣傳私有化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西方資本在委內瑞拉的既得利益以及為西方資本進一步掌控委內瑞拉開辟道路，之所以會這樣，就是因為委內瑞拉作為一個從殖民地走過來的發展中國家，它自身的資本運作能力十分有限，其本土的資本集團根本不成氣候，完全無法與西方資本相抗衡，因此，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委內瑞拉的私有資本集團必然被西方壟斷資本所吞并。在這里，不僅西方列強不會允許委內瑞拉的資本強大起來以具備對抗西方資本的能力，而且，從西方資本自身的生存方式來說，它必然是要通過搶占委內瑞拉國內的資源與市場來為其自己的資本增殖運動開辟道路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查韋斯替古巴的經濟改革辯解確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不意味著委內瑞拉自身所承受的壓力會因此有所減少，相反，在此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深化發展的時期，西方列強必然是要借古巴改革一事加大對委內瑞拉的侵略力度的。由于非美世界的主要大國都不愿意真正提高拉美國家的軍事勢力，因此，拉美諸國在面對美國的傾軋時往往都只能以和平的方式交出主權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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